《孟子》“述仲尼之意”解
魏衍华
[摘 要] 孟子一生以私淑孔子自许。通过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青年时期的孟子就开始治孔子之道。孟子精通“六经”之学，打开了通向孔子之道的大门，奠定晚年“述仲尼之意”的基石；中年时期的孟子仿效孔子周游列国，寻求施展孔子之道及其仁政蓝图的历史舞台；晚年时期的孟子则退自齐、梁，仿效孔子专心讲学与整理典籍文献，并与弟子万章等人序《诗》《书》，作《孟子》七篇。这“七篇”则成为后世公认的“述仲尼之意”的经典之作。
[关键词] 《孟子》； 司马迁； 仲尼之意； 《孟子题辞》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 ：“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 司马迁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3页。 东汉末年的大学者赵岐则说《孟子》是“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这里的“拟圣”就是“述仲尼之意”(2)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 ：《孟子正义·孟子题辞》，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页。 。无论是司马迁，还是赵岐，他们都认为孟子当意识到他的学说已经无法为战国社会所采纳时，便回到家乡，回到《诗》《书》之中，回到儒家经典之中，以仿效孔子整理先王典籍，后作成《孟子》七篇。然而，就《孟子》的性质而言，司马迁和赵岐的“述唐、虞之德”和“述仲尼之意”，二者有没有差别呢？要理清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回到孟子生活的时代，回到《孟子》七篇的文本。结合历代学者的疏解，对孟子其人和《孟子》其书进行细致的梳理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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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
孔子去世之后，孔子儒学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最主要的有八派，即“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正像韩非子所说，这些孔门后学虽然各自“取舍相反不同”，但却“皆自谓真孔”，“皆自谓真尧、舜”。由于尧、舜、孔子等圣贤皆“不可复生”，所以裁定谁谓“真孔”(3) 王先慎撰，钟哲点校 ：《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57页。 就变得异常困难，甚至导致战国时期孔子儒学的式微和“既绌”局面。尽管如此，司马迁却给予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等人极高的评价，认为二人“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4) 司马迁 ：《史记·儒林列传》，第3116页。 。在司马迁看来，孟子、荀子皆得到孔子之真传，并且使孔子儒学在战国时期重新进入到了“显学”的行列。
就孟子之学而言，司马迁是如何判定他为孔子儒学正宗的呢？他的依据何在？在简短的孟子传中，司马迁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说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5) 司马迁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2343页。 尽管后世学者对孟子的师承问题还有不同的意见，如汉代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 ：“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6)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 ：《孟子正义·孟子题辞》，第7页。 其实，汉代时期的典籍中，也多将孟子视为子思的弟子。(7) 例如《列女传》云 ：“孟子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汉书·艺文志》云 ：“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风俗通·穷通》云 ：“孟子受业于子思，既通。” 然而，这一说法自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就开始受到怀疑，他说 ：“王劭以‘人’为衍字，则以轲亲受业孔伋之门也。今言‘门人’者，乃受业于子思之弟子也。”(8) 唐代司马贞撰《史记索隐》，详见司马迁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2344页。 此后，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的说法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既然如此，孟子儒学是否优于同时代儒学的其他分支呢？问题的关键是“子思之儒”是否得到了孔子学术的真传。在孟子师徒看来，后世心目中孔门贤哲的学问与孔子学说是有出入的，《孟子·公孙丑上》中记前人评价子夏、子游、子张等人“皆有圣人之一体”，评价冉牛、闵子、颜渊等人“则具体而微”。朱熹解释说 ：“一体，犹一肢也。具体而微，谓有其全体，但未广大耳。”(9)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3—234页。 与以上具有“圣德”的孔子弟子相比，自幼生活在孔子之侧的裔孙子思所接受的教育、所理解的孔子学说或许更为直接一些，更为正统一些。《孔丛子·记问》开篇就记载了一则二人对话的场景。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 ：“意子孙不脩，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 ：“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 ：“伋于进善，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 ：“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列女传》言“通《六艺》”，《史记·滑稽传》云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汉书·艺文志》以《六经》为《六艺》，一百三家。赵氏以为通《五经》，七篇中言《书》凡二十九，言《诗》凡三十五。《史记·列传》云 ：“序《诗》《书》，述仲尼之意。”故以为“尤长于《诗》《书》。”然孟子于《春秋》独标“乱臣贼子惧”，为深知孔子作《春秋》之恉。至于道性善，称尧舜，则于通德类情，变通神化，已洞然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独《诗》《书》云乎哉！(19)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 ：《孟子正义》，第7、9页。
应该说，天资聪慧的“述圣”子思，自幼就得到了孔子学说的真谛，这也是他先天的优势。当然，子思能获孔子学说的真传，而且孔子去世后还能成为其代言人，应与他掌握大量的孔子遗言有关。据传世文献记载，孔门弟子在将老师葬于“鲁城北泗上”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去，而是选择在孔子故居、孔子冢为其守三年“心丧”。在这三年中，除岁时祭祀夫子之外，整理老师的遗言或许是一种最好的怀念。正如杨朝明先生说 ：“弟子后学住进孔子原来的居堂中，除了按时举行礼仪，他们还将各自整理保存的孔子的‘讲课记录’汇聚到一起。我们可以想象，随着孔子的逝世，弟子后学失去了恩师，也失去了自己精神的寄托，因此，他们便聚汇孔子言论，集中孔子学说，最终在孔子裔孙子思的主持下，共同编辑了《孔子家语》。”(11) 杨朝明、宋立林 ：《孔子家语通解·代前言》，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4页。 由于子思曾主持编纂孔子的遗言，他自然掌握孔子的言论最多、最全，再加上裔孙的身份，能成为其代言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由于子思承担了整理与编纂孔子弟子“课堂记录”的工作，所以他的学说也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既有孔子言传身教的影响，也有孔门弟子特别是孔门高足曾子教育的因素，被称为战国初期孔子儒学的“集大成”者。如孙希国先生评价说 ：“在儒家的道统说中，子思上承孔子、曾子；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因而子思又下启孟子，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简帛《五行》篇与《孟子》都有‘集大成’之语。简帛《五行》篇谓：‘君子集大成’；《孟子·万章下》谓：‘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很显然，子思也是这样一个‘集大成’者。子思的学术形成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但其中孔子和曾子无疑起到了主导作用。”(12) 孙希国 ：《子思学派新探》，《古代文明》2011年第3期。 通过这样的学术传承，子思将孟子与曾子、孔子的学术衔接在一起，并为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所揭示出来。
从此种意义上说，孟子曾跟随子思的哪位学生学习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孟子曾从“子思之儒”那里学到了什么？或者是受到了怎样的影响？杨泽波先生评价说 ：“《孟子》所引曾子言行主要集中在道德方面，比如孝的问题、气节问题等等，所引子思言行主要集中在尊士方面，这些在孟子思想中都有明显的轨迹可寻，孟子的志于仁义，孟子的宏大志向，孟子的浩然之气，孟子的独立自尊等等为后人推崇备至的人格精神，都可以在曾子、子思的言行中找到其原型。这足以说明曾子、子思对孟子思想是有很强的影响力的。”(13) 杨泽波 ：《孟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9页。 从《孟子》文本所征引孔门后学言语的频率来看，曾子、子思分别出现22次和16次，远远超过子夏、子游、子贡、颜回和子路等孔门其他核心弟子；从征引的内容看，与曾子、子思相关的言行都与孟子思想密切相关。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儒学史上的确存在着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样一脉相承的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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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东汉时期学者赵岐的说法，孟子是“通五经”的。他说 ：“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清代学者焦循解释说：
③不经改良直接使用底泥是不可取的。首先，由于底泥营养成分如氮、磷等元素匮乏，并且底泥颗粒细小、物理结构不良、极易板结，从而造成植物生长困难；其次，选矿底泥中微生物很少，缺乏碳、氮、磷等元素循环相关的活性微生物，不能持久地改善土壤。因此，需要通过添加其他一些材料对其进行改良，改善其物理结构；添加有机质增加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成分，引入有益功能微生物之后，才能将其用于生态恢复。
二、孟子 ：“乃所愿，则学孔子”
公元前330年，孟子离开了邹国。孟子周游列国的路线，学术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说法，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先齐后梁”说，以司马迁为代表，说 ：“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27) 司马迁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2343页。 二是“先梁后齐”说，以清代学者崔述为代表，说 ：“《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时之先后为序，而至梁在篇首，见襄王后乃次之以齐宣，则是见梁惠在先，见齐宣在后也。”(28) 崔述 ：《崔东壁遗书·孟子事实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4页。 三是“先齐后梁再齐”说，以钱穆先生为代表，经过细致考证后，他说 ：“惟既在宋康新王之际，则其见梁惠王、齐宣王定在至宋之后。而其去齐适宋，则必当在齐威王之时，断无疑矣。”(29) 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孟子在齐威王时先已游齐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63—364页。 尽管孟子在列国之间游历的顺序还存在不同的说法，但孟子效仿孔子奔走于齐、梁、宋、滕等国之间则属于不争的事实。
由于时间的关系，孟子并未能师事于孔子本人，甚至连师事于孔子孙子子思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普遍的认同。然而，这并未影响到孟子追随孔子之心，而且追随之心还是那样的迫切。正如孟子说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在孟子看来，孔子去世已经接近五世，其影响的“流风余韵”尚存，但必须尽快接续，否则就极有可能被人们所遗失掉。按照朱熹的说法 ：“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时，方百四十余年，而孟子已老。然则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虽未得亲受业于孔子之门，然圣人之泽尚存，犹有能传其学者。”(18)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第295页。 意思是说，孟子立志于向学时，距孔子去世的时间仅有百余年，他不仅可以看到子思所整理的“孔子遗说”，而且还有机会读到孔子所整理的“六经”之典。
最早把子思和孟子捆绑在一起的儒者是战国末期的大儒荀子。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一文中对二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14)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4—95页。 既然是子思主唱，孟轲主和，那么“思孟学派”这样用于表述学术团体的名称似乎也就呼之欲出了。正如孔德立先生说 ：“作为学派，人们把子思与孟子联系到一起，显然是看到了二人学术传承上的种种联系，其中既有师承系统上的关系，更有思想内容上的联系。”(15) 孔德立 ：《子思与思孟学派》，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自从荀子将二人捆绑在一起之后，学术界有关孟子、子思之间有学术传承的认识就基本达成一致。
北宋时期的学者宋咸注解说 ：“以子思知大恐析薪之忧，故所以无忧。”日本学者冢田虎说 ：“悦其每思不能负荷焉，则不废祖业，而其道将盛也。”(10) 傅亚庶撰 ：《孔丛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5、98页。 从祖孙二人的对话内容和学者的解释来看，孔子对子思的表现是相当满意的。
当然，孟子之所以能够在战国时期的众多儒者中脱颖而出，除有可能师承于子思之儒外，更重要的是孟子熟读与精通“六经”，即《诗经》《尚书》《礼经》《乐经》《周易》《春秋》。由于《乐经》在汉初就已经亡佚了，所以赵岐此处讲的“孟子通《五经》”理应是汉代时期的“五经”系统，也就是除《乐经》之外的其他五部儒家经典。这些经典经过了孔子的整理与加工，注入他的“王道”理想，即司马迁说的“以备王道，成六艺”(16) 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第1937页。 。在子思之门人的引导下，志于孔子之道、先王之道的孟子潜心研修“六经”，成为继孔子之后读懂“六经”的儒学大师。正是由于孟子读懂了“六艺”，所以他读懂了孔子，进而也读懂了悠久的中华文明，成为后世公认的孔子学说的正宗传人。
正如汪荣宝先生注解的那样 ：“不遍通六艺者，不能知礼意，即无以得其要也。”(20)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 ：《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8页。 从《孟子》中所蕴含的孟子之道来看，孟子一定是通六经的，否则就无法真正得孔子之意的要旨。而赵岐的“通《五经》”说，所指的应是汉代时期所立的博士“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
(1)通过理论分析计算，确定了浮选尾矿采用还原熔炼+真空蒸馏的方式分离贵金属的可行性，并通过试验进行了验证。
新课程改革的逐渐深入，为职业高中的教学开辟了许多新路径，其中会计教学在素质教育的推动下，成为核心实践研究的目标。需要职业高中教师，运用合理的手段和创新理念，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以及知识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有效提高职业高中生的会计职业素养，以满足企业发展对财务人员的更高要求。
正如商鞅以“帝道”说秦孝公“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30) 司马迁 ：《史记·商君列传》，第2228页。 一样，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君对孔孟之道并不十分感冒。诸侯国君所追求的是满足他们之“大欲”的学说，也就是《孟子·梁惠王上》中所记的大国能“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 《孟子·梁惠王下》中所记的小国则能“竭力以事大国”，以求免于灭国的命运。然而，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末期，特别是在诸侯混战的战国时期，孔子儒术则无法满足他们这样的要求和欲望。尽管孔子和孟子在周游期间都受到列国诸侯的礼遇，正如匡亚明先生评价孔子时说 ：“孔子是想做事的人，仅仅被‘公养’是违背他的愿望的。”(31) 匡亚明 ：《孔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而孟子更是想做事的人，更是想实现自己宏伟的仁政蓝图。所以，当孟子意识到他的仁政学说无法实现时，便若有所思地结束了周游列国之旅，回到家乡邹国，回到《诗》《书》之中，像孔子一样投入到教授弟子和整理典籍工作之中。
1.试验品种。试验种猪为洋二元长白或约长种母猪（LY或YL），其中初产母猪2 256窝，经产母猪2 616窝；公猪为杜洛克或长白、约克外种猪。
孟子不仅在思想上“愿学孔子”，而且在行动上亦时时模仿孔子。与孔子相似，孟子同样被列入中国最著名教育家的行列。正如孟祥才先生说 ：“孟子一生从事教育，走到哪里，就把学校办到哪里，所以桃李满天下。其弟子彭更就曾说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而齐宣王在震惊他办学的成就之余，更‘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办学的规模、气势都远远超过了他‘高山仰止’的孔老夫子。”(23) 孟祥才 ：《孟子传》，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31页。 至于孟子办学的规模、气势是否“远远超过”孔夫子的说法还可以商榷，但他的确继承了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理念，进而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人生的一大乐事，甚至还超越了“王天下”(24) 《孟子·尽心上》记孟子曰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这样的儒家终极理想。
因此,紧急制动曲线可以通过上述原则进行计算。ATP系统在列车运行过程中将实时对列车的能量进行检测，确保在最坏的情况下后车也不会越过前车的干扰点。
孟子是否曾在邹国出仕，《孟子》一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不少学者依据传世本《孟子》文本的记载推测孟子的政治生活“当自在邹出仕为始”。其证据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按照当时的礼制，“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也”；二是“孟子之后丧踰前丧”，“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25) 分别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梁惠王下》。 。当然，孟子在邹出仕的更有力证据是他与邹穆公讨论邹与鲁閧一事。杨泽波先生曾评价说 ：“孟子与邹穆公的对话七篇中仅此一见。至于出仕后在邹还有什么事情，因为书缺有间，不易确定。可能是因为孟子的主张终不能用于邹，无法施展其政治抱负，所以孟子离开了父母之邦，远游他乡，开始了漫长的游历生涯。”(26) 杨泽波 ：《孟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孟子在故国的从政以及游历他乡，或许可以说是在刻意地效仿孔子。
在与弟子公孙丑的问对中，孟子曾提到此前“不同道”的三位圣人：伯夷、伊尹、孔子。他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评价说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在经过比较之后，孟子选择了以孔子为宗师，即“乃所愿，则学孔子也”。赵岐注解说 ：“此皆古之圣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几，则愿欲学孔子所履，进退无常，量时为宜也。”(17)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 ：《孟子正义》，第215—216页。 在孟子看来，既坚守道术原则，又懂得量权经变，这才是中道，才是真正的儒者之行，而赵岐无疑是读懂了孟子的。由于孟子选择了孔子，选择了孔子之道，也奠定了他晚年著书立说时“述仲尼之意”的基石。
然而，近年来却有学者对孟子“通《周易》”的说法提出质疑，如孙开泰先生说 ：“孟子不讲《易》，《孟子》中也未引《易》，这是其书的一大特点。”(21) 孙开泰 ：《孟子与五经》，《管子学刊》1998年第4期。 还有学者认为，孟子不言《易》，甚至将该书认定为“卜筮之书”，而汉代以来学者之孟子通“《周易》”的说法“为后人所加”，是“后人对孟子思想的发挥，并不能完全作为孟子精通于《易》学的直接证明”(22) 魏忠强 ：《孟子的“五经”系统说》，《东岳论丛》2011年第2期。 。其实，与其说肯定孟子通《易》说是“后人所加”，倒不如说否定孟子通《易》的说法是疑古思潮对问题的简单化处理。从《孟子·公孙丑上》中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以及《孟子·万章下》中的“孔子，圣之时者也”等言语的表述来看，孟子一定是深得《周易》精髓的。因此，赵岐所说孟子所通的“五经”，应是当时通行的博士之“五经”。至于秦汉时期特别是赵岐时期是否存在“六经”“五经”两个系统，尚需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进行论证。
正如《庄子·田子方》记颜回“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32)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 ：《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706页。 地追随孔子一样，“亚圣”孟子也追随“至圣”孔子。孟子的一生差不多可以称为孔子的翻版，从“志学”于孔子儒术，到“道既通”在邹国出仕，到周游于列国之间，再到晚年回归故里整理典籍。当然，在仿效的同时，孟子亦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学说，如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评价说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33)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序》，第199页。 当然，由于时代不同，孔、孟被社会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亦有差别。《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了孟子总结的自己的历史使命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由此可见，私淑诸人，做孔子之徒，就是孟子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晚年“述仲尼之意”的“《孟子》七篇”则是他做圣人之徒的重要载体。
三、《孟子》 ：“大贤拟圣而作者”
公元前312年，孟子自齐国依依不舍地回到了邹国。尽管孟子仍然对齐宣王抱有一丝的期待和期望，但此时的孟夫子已经差不多明白，他的王道学说和仁政理想在那个时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正如赵岐所说 ：“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以讫录，值炎刘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余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诒后人。仲尼有云:‘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所“著书七篇”之书，就是为赵岐所注而传世的《孟子》版本。在赵岐等人看来，传世的“《孟子》七篇”就是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的集中呈现，就是“大贤拟圣而作者”(34)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 ：《孟子正义·孟子题辞》，第10—13页。 的经典之作。
孟子此处所拟之“圣”自当是“至圣”孔子。就《孟子》一书的性质而言，赵岐认为是在模仿《论语》。他说 ：“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
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另外，当时社会中还流传有《孟子外书》四篇 ：《性善》《辨文》《说孝经》和《为政》。这四篇由于“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35)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 ：《孟子正义·孟子题辞》，第14—15页。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四篇与传世本《论语》的体例不同，所以赵岐在为《孟子》作章句和作注时，选择弃而不用，后逐渐亡佚。这里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孟子读过《论语》吗？”(36) 杨海文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世界》，济南：齐鲁书社2017年版，第227页。 假如读过，孟子所读的《论语》是哪个版本？其体例如何？与赵岐时代的《论语》有没有差别？这些应是要解答《孟子》拟《论语》而作的关键问题。
自从疑古思潮兴起之后，传世本《论语》的成书时间、作者等传统说法都曾受到质疑。杨朝明先生经过细致研究，认为《论语》应有一次“原始结集”，大约在“曾子已死之后、孟子既生之前，具体时间大致在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372年间”。而《郭店楚墓竹简》的问世，则将《子思子》在南方楚地流传的时间提前到公元前300年以前。由于《论语》的编辑是“由子思主持完成”的，《论语》成书理应在子思去世之前，所以具体时间可以限定于“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400年间的二十几年中”(37) 杨朝明 ：《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按照杨朝明先生的研究，那么“学于子思之门人”“所愿，则学孔子”的孟子，应是读过子思等所主持编纂的“正实而切事者”的“原始结集”本《论语》的，其体例应与传世本基本一致。当然，赵岐的说法是否符合孟子时代的《论语》本真，还应当有更加细致的考证，但从汉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赵岐、司马迁等人的说法是能自圆其说的。在这样的基础上，赵岐等人得出了《孟子》“大贤拟圣而作者”的结论。
就《孟子》的作者而言，从司马迁开始就有不同的说法，进而成为学术界争论不休且无定论的老问题。台湾学者李鍌先生曾归纳出三种说法：一是“孟子自撰”；二是“门弟子所记”；三是“门弟子所记孟子手定之”。他最后说 ：“以上三种说法，以第三说较为可信，也最符合《史记》本传之说，孟子殆就弟子所记，予以补充编次，成书以后，复经门人之叙定，故同门称谓，有所追改，而诸侯王皆加谥号。”(38) 李鍌 ：《孟子高级读解》，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应该说，这一结论应是符合先秦典籍成书规律的。与此同时，赵岐的“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39)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 ：《孟子正义·孟子题辞》，第11页。 等说法应值得重视，前者说的是《孟子》的体例，后者说的《孟子》的主旨。正如朱熹从《孟子》文章风格之一致上进行论证，说 ：“《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门弟子集，则其人亦甚高，不可谓‘轲死不传’。”(40)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3页。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孟子弟子参与《孟子》编纂的说法虽然不能轻易否定，但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孟子本人。
在赵岐看来，孟子师徒所编纂的《孟子》七篇，在体例上与《论语》应当保持基本一致，是“以篇首字句为名”(41) 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篇》中说 ：“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为名。” ；在内容选编上，应以《论语》的“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42) 班固 ：《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7页。 为标准，而且在众多的语言中选取“正实而切事”(43) 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说 ：“《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 者。这里所谓的“正实”一定是真实的孟子言语；所谓“切事”是选编的内容为孟子的最终关切点，最具有教化社会人心的功能。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赵岐认为附在《孟子》七篇之后的其余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和《为政》，不具备“正实而切事”的特点，所以就径直删去。赵岐这样做“减法”的选择，可能与他本人的学术志趣有关，或许还有当时其他的社会因素参与其中。随着孟子地位的升格，从宋代开始，孙奕、刘昌诗、史绳祖、王应麟等人试图将赵氏所做的减法再加回去，甚至出现了署名为“熙时子”的《孟子外书》四篇(44) 由于句读不同，宋代时期学者的《孟子外书》的篇名分别为 ：《性善辩》《文说》《孝经》和《为政》。 。
正如葛兆光先生说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思想的实际的历史中，却并不只是有加法，有时也有减法。”“‘加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涌现的东西，而‘减法’就是指历史上不断消失的东西，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反而常常是一回事。”(45) 葛兆光 ：《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03年第1期。 其实，中国孟学史的发展同样如此，赵岐做“减法”是从论证《孟子》为“大贤拟圣而作”的角度出发，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其实，早在赵岐之前，司马迁就认为是“作《孟子》七篇”，到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时变为“《孟子》十一篇”。应劭为弥合二者的区别，注解说“作书中、外十一篇”(46)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 ：《风俗通义校注》(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9页。 。很显然，这时《孟子》的文本是做了“加法”，赵岐则郑重其事地做了“减法”。如杨海文先生评价说 ：“从孟学史角度看，赵岐实则把《孟子外书》及其思想价值一棍子打死了。赵岐之后，将近千年，极少有人提起这段公案。随着北宋中后期孟子地位的提升，它才重新引起南宋学者的兴趣。”(47) 杨海文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世界》，第67页。 这种“加法”可能有利于阐释孟子的思想，丰富孟子学说的内容，但与赵岐做“减法”的初衷并非一回事。
在两汉时期，《论语》曾一度被设置为经学博士，虽然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经书，但它的地位却非常重要与特殊。《汉书·艺文志》已将《论语》列入“六艺”类，置于《春秋》之后。赵岐更是视《论语》为“五经之辖”“六艺之喉衿”。那么，何为“辖”“喉衿”呢？焦循解释说 ：“盖车之转运在轴毂，而如环约于毂，辖如笄约于轴，非此则轴与毂不可以运。《五经》非《论语》则无以运行。”又说 ：“衿为交领交衽之通名。此与喉并言，则正以为领人之一身，内则辖之以喉，外则键之以领，谓《论语》为《六艺》之总领也。”(48)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 ：《孟子正义·孟子题辞》，第14页。 在赵岐看来，孟子读懂了《论语》，洞悉了《论语》的内在精神，并成为孟子之儒言行的准则。所以，孟子所著的《孟子》就是以《论语》为法则，以赓续孔子之道为宗旨。这里的“道”就是《论语·尧曰》开篇的“允执其中”，就是《孟子·尽心下》篇末的孟子所闻“孔子之道”，也是朱熹《中庸章句序》中所说的尧、舜以来所传承的“道统”(49)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 。
对于24个磁极的发电电动机，为满足绕组完全对称的条件，可选的支路数包括1、2、3、4、6、8、12、24，发电电动机额定功率为250 MW，额定电压为15.75 kV，对应不同支路数时的支路电流与槽电流见表1。
应该说，尽管孔子对自己的学说非常自信，自谓“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当时的诸侯士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50) 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第1930页。 所幸的是，在百余年后的孟子那里却落地生了根。孟子通过学于子思之门人，迈入孔子儒术的门坎。正如赵歧所说 ：“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朱熹说 ：“故知《易》者莫如孟子”“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5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第199页。 经过系统学习和潜心研读，孟子精通了“六经”之学，进而读懂了“六经”的整理者——孔子。(52) 《庄子·天运篇》中说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孔子家语·本姓解》中说 ：“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著矣。” 正是由于孟子读懂了孔子，所以也奠定了其“乃愿，则学孔子也”“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的基础。既然如此，那么孟子晚年师徒所著述的《孟子》七篇，自然应是赵岐心目中“大贤拟圣而作者”的经典之作。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Confucius
WEI Yanhua
Abstract: Mencius was proud to be the successor of Confucius all his life. By studying with a hanger-on of an aristocrat of Zisi (The grandson of Confucius), Mencius began to study the knowledge of Confucius in his youth. Mencius was well versed in the six classics, which served as the beginning for him to accept Confucius’ knowledge and it als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him to inherit Confucius thoughts in his later years. Mencius, in his middle age,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Confucius and traveled to various countries in search of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his teaching and political ideals. In his later years, Mencius retired from Qi and Liang (two state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f China),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Confucius and devoted himself to teaching and sorting out classics and documents, and wrote seven chapters of Mengzi with disciples Wanzhang and others in preface to Poems and Books. This “seven chapters” has been acknowledged by the later generations as the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academic thoughts of Confucius.
Key Words: Mencius; Sima Qian; academic thoughts of Confucius; Inscriptions of Mencius
作者简介: 魏衍华，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中国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大委托项目“孔孟正源”(批准号：18AWTJ12)。
[中图分类号] B2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19)11-0110-09
English Abstract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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