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作社论文,逻辑论文,农民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5)02-0009-11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5.02.002 发展与治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核心问题。从20世纪初农民专业合作发端与兴起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的过程，是合作社治理机制、治理制度与组织结构逐步异化的过程，也是合作社治理经由均衡治理向非均衡治理演进的过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与治理问题相互夹杂，使得政府在解决合作社发展问题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合作社治理异化问题，这从近年来政府有关合作社一系列的立法与政策制定的历史演进就可见端倪。政府关注的焦点从最初合作社组织原则、法律地位、功能角色慢慢开始转变到产权安排、组织管理与治理机制上来，凸显出了政府对合作社发展的导向思路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强调宏观层面的法律豁免、环境优化与政策扶持的同时也兼顾着引导合作社微观治理机制与治理体系的建构。 任何组织都需要治理，否则，就会出现治理缺失、功能脆弱与合作困境，作为“多中心治理共同体”的合作社自然无法例外。合作社治理是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机制与制度，来协调合作社参与者之间的行为与利益关系，推动组织集体行动并构筑竞争优势的持续过程。一旦形成合作社治理网络的正外部性，合作社效率将提高，合作社剩余将增加，合作社竞争力将提升。那么，合作社治理的逻辑是什么？或者说，合作社是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徐旭初[1]基于能力与社会关系的解释范式对合作社治理提供了一个较有影响力的治理分析框架；王永龙[2]从社会资本建构的视角分析了与合作社的互补性治理；廖媛红[3]从产权安排研究视角分析了“平均股权”和“数股独大”合作社的治理利弊。这些卓有成效的研究与探讨，积累了丰富成果并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然而上述研究却也存在着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忽略了社会资本与产权安排之间的互动以及适用性匹配的关系；二是，忽视了不同发展阶段合作社治理机制的差异性以及治理机制演进的动态性。这难以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合作社这种合作共同体的治理本质，也难以使我们明确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治理机制的演进机理与趋势。相对于国内研究，由于资本市场发达、组织制度完善，国外学者更倾向于用企业治理范式来研究合作社治理机制，多关注于委托代理、管理层激励、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配置、外部投资者进入等问题[4-6]。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农民经济发展水平分化显著，西方农村经济社会形态则相对稳定，农户异质性相对较小，加之我国乡村传统文化土壤迥异于西方，大大削弱了国外合作社治理理论的普适性[7]62-63，使得研究结论难以解答深具传统文化背景的我国合作社治理逻辑问题，也难以具有本土化的政策启示意义。 作为对既有研究的补充，本文将尝试性地建构一种合作社治理的“股权—社会资本”分析框架，从组织发生学视角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进行剖析，以更好地解释诸如“合作社的治理机理”、“股权安排与社会资本的交替动用机制”等理论问题，进而阐释合作社的治理逻辑。同时，本文还提供初步的数据验证和一个现实层面的案例考察，以印证所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可解释性。 二、合作社治理逻辑的新诠释：二维分析框架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的两种主要机制 合作社发展要求各行动主体共同依存于互相控制的资源，只有资源集聚与协同起来，才能形成集体行动。与其他经济组织相同，能够影响和决定合作社治理规则、利益分配以及参与者博弈力量的无非就是行动主体在合作过程中所占有、提供与让渡的资源的多少，如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与社会资源，参与者资源拥有程度决定了其对合作社生产经营的贡献程度。虽然，黄祖辉等[7]63认为人力资本是剩余所有权配置的重要依据，但就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阶段而言，人力资本尽管是影响合作社发展的重要要素，但难以成为合作社调节社员关系的关键治理机制，对此，郭红东[8]、崔宝玉[9]已有论述，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必须依附于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发挥作用，而且人力资本还必须在外部环境动荡、内部管理复杂的情境下才能更多体现其博弈价值，正如Harris等[10]所言，人力资本在组织规模较小、组织战略稳定时其配置资源并不具备太多效应。因而，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总体上规模较小、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农业生产政府支持保护的当下，合作社治理更多的是通过股权安排和社会资本的“同时动用、相互配合”来实现。 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都是合作社组织秩序的治理机制。James等[11]通过研究发现，合作社社会资本与其组织特征、产权特征密切相关。实然，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组织意义上的行动者，对其而言，真正的关键是寻求实现合作社社会资本、股权安排与组织资源的动态匹配，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合作社的组织治理与组织绩效。社会资本治理是在行动者相互之间建立可重复的持续性交换关系，它依靠组织的信任、网络与规范而不是组织的权威来促进行动者的合作和解决交换过程的冲突[12]。股权安排则是通过界定和规范产权关系来治理组织秩序的制度安排[13]25。社会资本和股权结构的演进与匹配是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治理与价值创造的关键，而且，社会资本更具有权变价值[14]，这种权变有可能会形成合作社匹配度高、适用性强的有效治理模式。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动用的动态演化逻辑 作为合作社的两种主要治理机制，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在合作社不同发展周期会呈现出不同匹配关系。不像欧美合作社经历过兼并与资本化浪潮，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往往属于“原发型”合作社，更多发端于乡村社会，由种植、养殖与运销大户带动，规模由小逐步增大，在相对短期内，社员基本固定，大都来自同一个村镇，相互之间大多熟识，并具有相近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合作社内部蕴含着大量丰富的社会资本，这就给合作社动用社会资本作为治理手段提供了基础，也意味着随着社员分化也必然会分离出不同交易网络对象的社会资本类型。随着组织规模逐渐扩大、组织资源不断丰裕，“原发型”合作社发展将经历组建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各时期，合作社社会资本构型的演变与股权结构的演进会呈现匹配性和适用性。社会资本随着合作社发展阶段的变化将经历着量变与质变的衍生衰变，相反的是，股权结构却会总体上呈现正向积累，形成对社会资本衰变的替代，这可被视为克服合作社社会资本治理障碍的过程。
图1 社会资本、股权结构与合作社发展的演化逻辑 从图1社会资本、股权结构与合作社发展周期的演化逻辑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构型的演变可具体划分为三个时期。在合作社组建期，是社会资本集聚所引起的合作社创业生存的阶段，此时，作为合作社组建逻辑起点的合作社大农①资本规模相对有限，经济实力相对弱小，其需要去有效配置市场中诸如技术、信息、资金、销售等各种生产要素来获得利益价值，但又会陷入资本匮乏、创业环境高度不确定性、创业风险较大的境地。弥补资本短缺、规避创业风险的一个替代性的选择是，大农采取“低股本投入、高内部社会资本动用”的治理策略，减少其在合作社股本规模中所占比例以降低物质资本投入的资产专用性，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损失，合作社股本结构在不同类型社员间的配置呈现出相对均衡性，与此同时，大农会借助血缘、家族或宗族等社会关系网络完成生产性资源的配置，组建合作社进行团队生产，完成对资本短缺以及生产经营高风险的克服，在此时期，社会资本构型是合作社中亲熟关系、深度信任、频繁互动的社会资本与经济、智力资源微观整合与链合的结果。 合作社治理通过共同的预期、互惠的规范和相互的信任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合作社社员之间互动越是频繁，社会资本累积效应越强，社会资本也越具有经济价值，并能增强对股本短缺的替代性。这一时期，大农将采用社会资本与社员非正式自主治理因素相结合的合作社治理模式，突出平等的、面对面的协商以及基于密切人际互动的非正式协调规则在合作社经营决策、利益分配与事务协调中的运用[9]。大农与社员之间亲熟关系是合作社组织运转的关键条件，尤其在处理合作社利益纷争时，合作社更多依赖于大农与社员之间的亲熟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度信任，然而，大农无法将稳定的合作社内部社会资本有选择地转化为合作社规则制度，涉及合作社治理的规章和制度虽然“上墙”但难以执行，正式制度治理机制匮乏。为规避创业风险和资本短缺所亟需的社员间的依赖性与协调性却限制了合作社治理整体性安排所应该呈现的多样性，合作社更依赖于非正式制度治理，大农突出在合作社内部构筑个人化的社会资本网络以弥补正式治理制度缺失，对外则可能会忽视合作社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建构，致使合作社难以获得政策支持以及获得业务发展所亟需的外部资源，以深度信任为特征的亲熟型社会资本逐渐成为了合作社发展的障碍。对亲熟社会资本治理机制的过度依赖还会使得大农往往通过地位最优化与关系型契约来进行限制性进入，对合作对象与交易伙伴进行数量限制，以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和降低交易风险，虽然这被Laporta[15]认为是能达到有效适用，协调和确保交易安全的治理机制，但也会使得合作社陷入组建期过长、缺乏进取精神、合作社成长不起来的尴尬境地。 合作社进入到成长期，是合作社成长需求变动导致社会资本结构急剧变化的阶段。伴随组织规模扩大和边界拓展，合作社覆盖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大，社员异质性在逐步增强，合作社社会资本构型将由亲熟型向友缘型转变，社员间信任程度也将逐步由深度信任转化为浅度信任。同时，合作社面临的市场环境将更复杂，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增加、竞争加剧，合作社自身也面临着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的问题。合作社要解决成长问题，就要提升合作社治理体系的效率，实现规范治理，此时大农将会采取“高股本投入、中内部社会资本动用”的治理策略，使股权结构与社会资本形成适用性匹配。随着社员规模扩大，合作社内部信任会逐渐稀释，合作社将逐步重视章程、规则等正式制度在治理中的作用，在组建期所构筑的亲熟型社会资本治理机制也将受到冲击，大农试图通过设计和选择正式制度来减少机会主义的威胁，倾向用正式制度治理逐步取代非正式制度治理，但也可能造成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双方矛盾张力的实质是社会资本规则与正式规则、经验传统与专业知识之间的隔碍或矛盾。为加强对合作社的控制，保障正式制度推行，提高决策效率，大农会借着增资扩股时机，增加其在合作社中的股权比例，并适时树立大农的个人“威权”，合作社呈现出典型的大农人格化特征。大农在组建期对经济和智力资源建构的手段也将面临着冲击，将由微观整合与链合转向微观链合、宏观整合，大农在链合社员间社会资本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整合合作社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网络，为合作社发展创造外部条件，汲取外部资源。而且，能够给合作社带来延伸或扩展经济利益的社会，资本不再局限于大农与社员之间的同质性很强的强关系网络，也体现在能够与合作社有效合作的但在结构关系上属于“非多余”的社会资本，比如与地方政府和商业伙伴之间的关系。在组建期为合作社汲取资源的建构在大农个人关系网上的社会资本，此时将逐步转向于大农个人社会资本与合作社组织社会资本的双重动用，大农将会代表合作社去争取政府财政资源以及推动与商业伙伴的持续合作，在频繁互动中实现大农个人社会资本与组织社会资本的双重积累。 合作社成熟期是社会资本结构需要急剧转型与合作社社员加剧分化的阶段。伴随合作社进一步扩张，合作社股权规模越来越大，社员覆盖的地域范围更广，社员间的信任程度也将由浅度信任转变为公民式信任。合作社的组织边界向着更加动荡复杂的竞争环境延伸扩展，市场对合作社抗风险能力要求更高，合作社不断扩展积累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竞争能力能使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应对复杂竞争的环境。外部市场越是不确定，内部组织越是复杂，机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大，防范机会主义的成本也越高，因而，大农有着强烈的合作社企业化倾向，以降低交易过程中对社员的依赖性和协同性，降低机会主义的防范成本。随着规模扩大，如何整合资源、增强对市场的响应能力和提高管理效率就变得异常重要，合作社大农将采取“中股本投入、低内部社会资本动用”的治理策略，少许减少在合作社股本中所占比例，适时对部分核心社员进行股权让渡，并通过引入专业管理人员或外部智力资源来弥补经验管理的不足，推动合作社的专业化管理和科学化管理。通过让渡部分股权的方式对社员进行激励，在合作社向成熟期转化的关键时期，友缘型社会资本会逐步瓦解，合作社将着力推动友缘型社会资本向公民型社会资本转变，努力构筑合作社内部的公民信任，塑建合作社的抽象信任和组织信任，培育和宣传合作社组织愿景与组织文化，进一步强化正式制度治理，以合作社的组织化能力逐步取代成长期所建构的大农个人能力。在这一时期，合作社内部社会资本演变为了正式制度治理的补充性机制，其能够缓解正式制度治理所引发的治理失调与冲突。同时，合作社异常重视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网络的建构与动用，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网络甚至转换为了合作社经营与存续发展的“生命线”，其数量多少、质量高低、社会关系网络互动的频繁程度已经决定了合作社所能汲取外部资源的多少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当然，合作社内部的信任形态能否完成向公民信任的转型和向组织信任的转化，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成熟进程。 随着合作社逐步发展，合作社资产专用性、任务复杂性会逐步增加，内部信任程度将会逐渐降低，这必然要求大农和社员嵌入到一定的治理和交易结构之中，并使得大农能充分利用某种机制去协调交易关系和确保交易的安全。映照于实践中，即为大农股权结构比例的递增以及与之相伴的正式治理制度不断强化，社会资本的逐步稀释和与之相随的非正式治理制度的渐进弱化。当然，股权结构的增强程度与社会资本的稀释程度只是对现实实践的理论抽象，其演变程度并不具有严格意义。还要说明的是，社会资本与股权结构的这种演化逻辑更多地对应着的是“原发型”合作社的成长轨迹，对这类源起于农村社会往往由大户带动并逐步发展而来的合作社，我们一般总可以找到现实对应，但并不是所有合作社的发展演化都必然具备这三个时期及其相应的股权结构与社会资本的演进特征。比如，那些由政府或农业龙头企业推动和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往往会缩短合作社的组建期甚至是跃过合作社的成长期而直接具备合作社成熟期的组织和治理特征，但由此我们并不能否定合作社社会资本和股权结构的匹配与演化对合作社治理的可解释性。
图2 组建期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的动用模型 三、合作社的治理逻辑：股权安排与社会资本的动用机理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动用的替代机理 上文言及的合作社治理逻辑演绎出了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的替代效应，大农股权比例的提高实质上是对社会资本衰变的一种克服，是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治理的一种替代。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都是大农与社员之间建构的一种具有强替代性的契约关系，现在的关键是，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由什么来决定？不同时期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之间有没有一个择优的问题？合作社作为一个合作共同体，股权安排与社会资本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治理收益的两种选择，合作社到底由股权安排还是社会资本来实施治理，完全可以从治理的交易成本节约、治理收益提升的视角进行分析，这不仅可以说明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具有替代效用，也可以解释两者间的替代规则。 图2为合作社组建期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动用的基本型。横坐标表示社会资本或者股权安排的投入，投入越多，社会资本机制力量越强或大农所占股本比例越多，纵坐标则表示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的收益，也表示相应的交易成本大小。MR为合作社股权安排与社会资本机制的边际收益，经济含义即表示股权安排和社会资本机制所带来的资源耗费所产生的租金收益，为简化考虑，假设MR曲线是线性的。类似于物质资本，股权安排的MR曲线显然是向下递减的，而过于丰富的社会资本也会对组织效率造成损害[16]，因而，社会资本的MR曲线也是向下递减，假定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对于大农治理合作社所产生的效应是没有差异的，MR曲线为共用曲线。
与
曲线是股权安排和社会资本的边际成本曲线，两者的动用都要大农耗费成本，比如时间、精力、资本利息等，相对应于MR曲线的递减性，
与
曲线具有递增性，但两者的递增势态并不相同，
曲线相对更陡峭，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合作社刚组建阶段，合作社中的亲熟资本较为丰富，社会资本动用相对更为简单有效，其供应成本的起点相对较低，相反，股权安排类似于正式契约，更为正式，撇开社会资本机制而动用股权安排会使得大农与社员从一开始就陷入“讨价还价”、“万事开头难”的境地，股权安排的供应成本的起点就会很高；二是，合作社组建后，社会资本机制的供应成本的边际递增性质就会更为明显，因为社会资本机制在初始供给后，更需要维持、维护和保鲜，否则，社会资本就可能会衰竭，导致
曲线更为陡峭。 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合作社组建期，根据资源投入的最优化原则，社会资本和股权安排的边际收益必须相等于其边际成本，假设这样一种特例，
与MR，
与MR都相交A点，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的投入都是
，由于AMP的面积要小于AMS的面积，所以社会资本机制严格优于股权安排，社会资本机制是更有效的治理机制。基于获益的理性，大农会主动选择更多的动用社会资本以替代股权安排。而且，合作社组建期大农往往面临着物质资本短缺和创业高风险的窘境，为了组织团队进行生产，大农更多地动用社会资本以替代股权安排并实现对创业风险的规避，实质上也是一种基于现实的选择。此时，合作社就会呈现出“低股本投入、高内部社会资本”的治理机制特征，更多依赖和动用社会资本来组织合作社生产。
图3 成长期基于成员异质性增加的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的动用模型
图4 成长期基于交易频率增加的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的动用模型 图3和图4为合作社成长期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的动用模型，它是由组建期的基本模型演化而来。合作社进入成长期，突出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合作社规模变大，社员异质性增强，社会信任程度变低；二是，需要与社员之间形成稳定、安全的交易，增加交易频率，以满足市场扩大的需求。社员异质性增强，会增加行动的机会主义行为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提高股权安排尤其是社会资本的动用难度，而重新构建信任需要信息获取、交往甚至是谈判，这导致社会资本实施的交易成本大幅增加，这时
和
都会上移，且
会变得更加陡峭，此时，
的面积不再严格大于
的面积，这意味着股权安排在一定条件下实现了对社会资本的逆转性替代。当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交易频率上升时，MR曲线会上升，此时，
面积也不严格大于
的面积，这意味着随着合作社内部分工加深、合作加强以及交易频率增加，股权安排对社会资本作出了替代。由此，可推导出的经济含义是，合作社成长期，在社员异质性显著增强和交易频率明显增加时，社会资本机制不再绝对有效。使用股权安排来组织生产的收益越大，就会产生股权安排对社会资本的更大程度替代，实践中，即大农会增加股本，扩大股权比例，强化正式制度，弱化社会资本治理，树立个人“威权”，并积极寻求外部社会资源，扩展外部社会资本以形成对内部社会资本衰变的补充。但成长期合作社囿于实力却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其外部社会资本扩张。合作社呈现出“高股本投入、中内部社会资本动用”的治理机制特征。当然，用股权安排替代社会资本是合作社大农的理性选择，具有现实必然性，且随着合作社经济实力增强，大农增加股权比例变成可能，股权安排替代社会资本也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图5和图6为合作社成熟期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的动用模型。合作社进入成熟期，一是在成长期大农所加大的股权投入会使资产专用性增强，这些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而不损失其生产价值的程度在降低，这增加了大农的转换成本；二是合作社发展越来越规范化，会引入外部智力资源以强化合作社管理，合作社管理队伍形成并稳定，在管理者队伍中，出现了“逆异质化”过程，同时，合作社将建构抽象信任和组织信任以替代对大农的个人信任。成熟期，交易频率增加，MR曲线会右移，另外，大农资产专用性会增强，由于社会资本机制更多面对的是社员而不是资产，无论信任、规范和网络都是如此[13]27-28，故图5中
曲线变化不大。
曲线向上移动，由于有了资产专用性，股权安排的初始成本会增加，同时，资产专用性会导致社员的机会主义行为，
会以递增的速度增加，显然，
的面积小于
的面积，社会资本的治理机制更为有效，并实现了对股权安排的逆向替代。同时，随着核心团队形成，异质性开始逆化，相比较于图3，图6中
将转化为
的面积会大于
的面积，这说明社会资本的治理功能在增强。但要注意的是，由于成熟期合作社规模很大，大农作为行动者其互动与交往的对象往往局限于管理阶层与核心社员之间，社会资本机制往往具有圈子小、通过利益联结和目的性强的特征。合作社重视合作文化以及对合作价值观念的认同，为了激励合作社的核心成员，大农还会通过分红、赠与管理人员与核心社员股权并通过社会资本整合来构建核心团队凝聚力。但对整个社员群体来说，社会信任程度无疑是逐渐降低的，社会资本是逐步稀释的。合作社大农将呈现出“中股本投入、低内部社会资本”的治理机制特征。成熟期，合作社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动荡、复杂，需要大农去整合合作社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比如处理好政府和上下游企业的关系，以了解政策动态、影响政府决策和获取政府支持，更多分享产业价值链条的分工收益。
图5 成熟期基于资产专用性增强的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动用模型
图6 成熟期基于“逆异质化”的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动用模型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动用的互补机理 由上可知，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这两种治理机制是相互补充、共同演进的。从组织角度来看，大农就是根据两种机制的利弊来选择的，依赖性和协调性要求越高，那么合作社社会资本治理存在的价值就越大。社会资本治理通过创造信任、降低机会主义和减少交易费用实现了组织的有效治理机制。当合作社规模变大，社员信任程度降低，异质性加强，外部市场扩张需要增加交易频率时，大农将转而更多寻求股权安排以替代社会资本的治理机制。当然，现实实践中，合作社治理确实也存在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同时增强或减弱的情形，图7和图8是对该情形的刻画。图7中，I曲线是无差异曲线，反映了合作社治理中社会资本和股权安排之间的替代效应，根据前文假设，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带来的治理效应是相同的，所以I曲线为直线。L曲线为预算线，其斜率反映的是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的边际成本差异。L曲线与I曲线相切与F点。大农将选择
社会资本与
股权进行相互配合来实施合作社治理。 当股权安排与社会资本机制能够给合作社大农带来更多的控制效应、情感效应与收入效应时，这将推动I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如图8所示，同时，会致使大农投入更多股权安排与社会资本。由于两者边际成本的变化趋势并不一致，增加投入时，会改变L曲线的位置，使之位移至
，如果股权安排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资本边际成本，如图8所示，将与I曲线相切于
点，
的股权安排与
的社会资本配合来实施治理。显然，社会资本和股权安排的投入都得到了增强，但由于成本效应，合作社治理中股权安排增加的更多。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两种治理机制的同时减弱实践中也确实存在，其演化机理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图7 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的互相配合
图8 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的同时增强 四、数据验证与案例考察 利用2013-2014年安徽省8个地市276家“原发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研数据对上文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初步实证检验(如表1所示)。研究发现，合作社存续年限越长，社员覆盖的地理范围与空间就越大，合作社社龄的延长带来了合作社联结机制与信任形态的演变，实现了以亲熟与友缘型联结为主向以公民型联结为主的过渡，完成了由深度信任到浅度信任最终再到组织信任与抽象信任的转化。从合作社股权结构来看，无论在哪个时期，大农和核心社员的持股比例都是居高不下的，其基本控制着合作社的决策与运行，但很显然，在不同阶段，大农和核心社员之间的股权结构分布却出现分化，而从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趋势看，很明显呈现出由“低股本比例—高股本比例—中股本比例”的转换。合作社股权结构的衍变与转化，同时也是治理结构趋于完善的过程，社龄在2年以下和2年至4年之间的，治理结构相对不够完善，合作社要么过度依赖于社会资本治理要么依赖于大农的个人“威权”治理，治理机制单一化或者难以有效匹配，而社龄在4年以上的，治理结构就会相对健全，73.4%的合作社引入了外部智力资源，更强调合作社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与专业化，但在核心团队内部也强调信任、规范、合作文化与合作认同等机制的作用发挥，此时，合作社治理的动用机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社会资本治理与正式制度治理的折衷与同时动用，是两者对不同适用对象的具体实施。
数据的初步整理与分析只是把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横向层面的比较，在此提供一个案例来纵向考察股权安排与社会资本在合作社治理中的交替与演化。XX合作社是安徽省砀山县以黄桃、油桃的种植、冷藏与加工为主要业务的合作社，是典型的由“几个人、几杆枪”发展而来的“原发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2005年成立，注册资本10万元，当时社员共有14人，其中核心社员3人，社长出资4万元，核心社员每人出资2万元。普通社员基本都来自于同一个村民小组，核心社员也都是社长的朋友，社长是个致富能手，文化程度较高，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威望。社员之间彼此熟识，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合作社“乡土熟人”气息浓厚，内在凝聚力强，但更多的是通过亲缘与友缘来进行整合。合作社种植规模较小，虽然种植的附加值不高，但市场压力和种植风险都较小。当然，合作社组建后，普通社员和社长之间也出现过冲突，这时，社长与社员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成为了合作社组织运作的关键条件，社长扮演的角色实然是统一共识、凝聚集体行动的“社会活动家”，虽然股权安排在合作社组建过程中很重要，但整合集体行动真正依赖的还是社会资本机制，但过度依赖社会资本机制又会限制合作社的组织边界与社会边界。 经过发展，合作社组织规模越来越大，2008年合作社已有社员130多户，社员已突破了原来的地域边界和亲熟关系网络，扩展到了相邻的几个村，社员异质性显著增强，稀释了社员间原有的信任浓度。此时，合作社经营业务也拓展到了冷藏与加工环节，合作社由社长投资了40多万元兴建了一个冷库和小型加工车间，极大地增加了理事长的股权比例，达到了总股本的86%，强化了社长对合作社的控制权。合作社外部市场也变得不再稳定，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交易频率变高，交易过程也变得更为复杂。外部市场与内部组织越是变得不稳定与复杂，机会主义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建立在信任、依赖、协同与规范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机制将面临着市场环境变化加快和交易复杂性程度变高的双重冲击，其防范机会主义的成本会快速上升，理性的选择是设计正式制度来减少机会主义的威胁。因此，在社长主导下，合作社一系列的正式制度及其实施细则密集出台，如合作社的交易实施细则、分配细则、生产监管制度与实施细则等，试图通过正式制度的选择与实施弥补社会资本治理的失效。 伴随着加工能力增强，产品增多，2013年底合作社实现经营收入2000多万元，吸纳社员400多户，社员大体分布于6个不同的乡镇，合作社基本已演变为了“陌生人”社会，内部信任进一步瓦解。但经过前期的制度建设，合作社也变得更加规范，有了相对完善的组织机构和更为成熟的规则体系，也有了自己的品牌和稳定的销售渠道，合作社风险抗御能力和市场掌控能力逐步提高。包括社长在内的6名核心社员构成的管理团队已基本形成，其中有2名管理人员属于外部智力引入，担任总经理与营销总监，其余3名管理人员是与社长有长期业务联系的合伙人。管理成员分工明确，合作高效，为激励核心社员和管理人员，社长采取股权配置和分红激励的方式，主动减持了股本，让渡了股份，社长股权占比降低到了62%。为整合共识，凝聚集体行动，合作社着力构建组织信任与抽象信任，同时，在核心社员的小圈子里，理事长着力去传递规范、信任、互惠与认同等社会资本信号来集聚核心资源，使之与合作社的整体性规则体系与制度安排形成互补，以保持合作社治理形式的多层次性和组织刚性。 五、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着合作社治理过程中的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两种治理机制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实际上，社会资本与股权安排机制在本质上并无冲突，并不是性质截然不同的治理与协调方法，社会资本机制可以增强合作社的自调节与自适用能力，增强合作社的柔性经营与弹性治理，股权安排则可以增强合作社的组织刚性与执行效率。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的整体性安排往往呈现出多样性，股权安排和社会资本机制之间既存在替代性关系也存在互补性关系，治理机制的替代性激励着合作社寻求更低的治理成本或获取更高的治理收益，而治理互补性则意味着合作社的整体性制度安排的结构可以是内在一致的。在合作社组建期，依赖性与协调性要求越高，合作社对社会资本治理的需求也就越大。在合作社成长期，社员异质性增强、交易频率增加又会使得合作社对股权安排的需求变大。在合作社成熟期，既强调股权安排机制又突出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机制，社会资本和股权安排的动用在不同成员间出现分化，但在合作社整体制度安排上，内部信任进一步解体促使合作社更加侧重于股权安排的动用，社会资本由于内在的传统根性与历史沉淀，可以通过创造信任、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和减少交易成本有效补充股权安排机制。合作社治理机制安排主要解决的是大农的选择与激励问题，对应着不同时期的治理机制安排都是大农的理性考量与抉择，股权安排与社会资本之间的替代、互补与匹配能够保障不同发展阶段合作社治理的整体有效性，并减轻由于社员分化而产生的身份认同冲突与经济利益冲突。 ①本文的大农主要指的是合作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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