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的生命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生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重重压力，而且越来越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综合国力愈益强盛起来，人民生活逐步富裕起来，社会主义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江泽民同志致悼词》，载《求是》，9 ～10 页， 1997〔5〕举世公认，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光明的前景和强大的生命力。
问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什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生命力的源泉的走向，这些问题引来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目光，也吸引了一些政治家、领导者的注意力。人们尽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使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但是有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即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生命力诚然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邓小平理论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员、莫斯科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布坚科博士在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时，通过比较研究，对于“如何解释中国无可争议的成功和俄罗斯显而易见的失败”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起因不在客观情况，因为两国的起点条件是相似的，而在于主观因素，在于当局的政策，在于中俄两国改革派理解本国国情并在寻找走出困境的战略和策略方面能力的不同。”“中国领导人认为没有什么比理论更实际的了。因此，他们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状况之后得出结论：必须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只有解决了经济问题，保证12亿中国人生存的物质条件，才能着手解决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中国改革的近期和远期目标及其次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而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忽视了理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派及后来取代他们的叶利钦的改革派均没有符合实际的理论，没有明晰的、分阶段的、完整的使俄罗斯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变的概念。”（〔俄〕阿·布坚科：《四条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载《国际社会与经济》，1996〔10〕这些结论向我们表明，苏联改革的失败和中国改革的成功，尽管有着多种因素的作用，但有无符合实际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苏联改革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没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理论作为指导，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对于中国改革的成功则具有根本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经典作家们的这些至理名言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熠熠之光。作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是深知理论的重要性的。中国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指导，这个理论指导当之无愧的是毛泽东思想，但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针对当时在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的僵化态度，邓小平尖锐指出：“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邓小平文选》， 第2 卷， 128页。以下引此书只注卷次和页码）在改革的实践中， 邓小平致力于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终于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进展正是得益于这一理论的指导。应当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生命力正是根源于邓小平理论的强大生命力。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所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受住了实践检验和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生命力。”由此我们认为，研究邓小平理论的生命力就应当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大生命力的重要一环。那么，邓小平理论的生命力在哪里呢？
一、邓小平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的合规律性，即客观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性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邓小平理论正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正确反映。
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看，它准确地抓住了时代的本质，反映了时代的内容和要求。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465页）
1.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是对整个世界历史格局和世界历史时代主题的深刻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一方面，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两极格局逐渐被打破，各种力量在重新组合，新的世界格局在形成，世界范围内制约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争取和平的呼声日趋高涨，国际紧张局势趋于缓和；另一方面，由于新世界格局的形成，现代科学技术的日趋高超，国际贸易的广泛进行，使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的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着发展的问题，而且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着继续发展的问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的众多矛盾，都是围绕着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展开的。邓小平正是从这种世界格局的变化出发，对世界历史的时代主题进行了新的审视和思考，做出了“延缓世界大战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等正确判断，进而又在这些判断的基础上延伸开来，精辟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第3卷，105页）从而得出了和平与发展已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结论，这就使我们彻底纠正了对世界历史时代主题认识问题上的偏差，真正地把发展问题作为时代的核心问题来认识和对待。
2.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60年代初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26、833页，人民出版社，1986）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向自然界开战，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为此设想过多种计划和方案，进行过艰苦的实践，但终因经验缺乏，理论准备不足，再加上国内外诸种因素的影响，走上了通过阶级斗争去促生产、促发展的轨道，还出现了严重偏离发展主题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中国陷入困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深刻反思近代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审慎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存在的问题，既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又纠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3.是对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理论的积极回应。当代中国社会的明显特点，就是底子薄、基础差、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科学文化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其独特性。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曾做过艰辛的探索，成绩巨大，但教训也极为深刻。当历史的列车把中国带到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又十分突出地摆在大家面前。在指导我们实践的原有的理论已失去解释力的情况下，这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做出正确的解释和回答，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实践的需要呼唤着理论的诞生。邓小平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从邓小平理论的内容看，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其一，准确地概括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对中国的国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在过去的一段很长时间里，对于基本国情的估计，虽然也有毛泽东的“一穷二白”的基本判断，但在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上并不十分清楚，因此，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有许多是超越历史阶段的。正如邓小平总结所说：过去“左”的教训就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第3卷，269页）。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他对于我国社会所处的阶段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由邓小平主持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国情的概括第一次使用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一术语。1987年8 月29日，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第3卷，252页）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的根据，不仅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本身的一系列问题，而且以此为基点，概括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邓小平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准确概括，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贯彻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的立足点，也为反对超越历史阶段的“左”的错误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其二，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做了深刻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初步回答和解决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根本目的的结合上去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并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去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佳经济组织形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突破了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长期困扰人们的重大历史难题；他的民主政治论，把追求民主作为改革的总体目标，致力于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机制；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独创性地将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为落后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找到了智力支持和精神支点。其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探索，形成了符合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个模式以走自己的路为方法论支点，以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蓝图为总体发展目标，以优势发展战略为战略选择，以改革开放、科技进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追求为发展动力，以人民群众（依靠力量）、党的领导（核心力量）、人民军队（坚强柱石）为发展主体。而这个发展模式又以改革理论、对外开放理论、“三步走”理论、执政党建设理论等为政策支持。
二、邓小平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的合价值性，即价值取向的正确性
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3页）社会历史是有规律的，但这些规律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因此，社会的发展就同时具备了两个向度：历史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同时，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也必须反映这二者的统一，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要反映人的价值追求。关于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应该既从规律性角度展开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论证，又应该体现人类的价值理想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贯注了价值理性精神的，其科学性并不表现为对价值理想的否弃，而是从人类历史实际发展中提出价值理想并科学地论证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途径、方法、手段和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还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都表现了对这种统一的自觉。
然而，在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实践选择上，却存在着将二者割裂的情形：一种情形是忽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要求社会主义理想的当下实现。20年代后期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毛泽东晚年理想社会模式的实施，都与片面张扬价值理想有关。另一种情形是主张放弃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把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推到无限期的未来，这种思想倾向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等同于空想而加以拒斥，其结果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就与这种思想倾向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
邓小平理论既克服了离开生产力基础片面张扬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倾向，又克服了技术实用主义的倾向，体现了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完美统一，在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意义的同时，又很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
1.邓小平理论对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是充分认同的，但又把这种认同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上。
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背景下进行的，邓小平对这一理想目标的追求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历史感。因此，他接着又指出：“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第3卷，137页）
2.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人民价值观，他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紧紧地与人民的物质利益统一起来。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本位的价值主体取向。把人民群众看成历史的动力，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总是说，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第3卷，272页）二是以满足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目标取向。邓小平的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给人民以实惠。他明确说过，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 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他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三是坚持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有机统一。邓小平提出的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鲜明地体现了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的有机统一。
3.邓小平理论的价值理想目标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内在统一的。
邓小平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手段和方法，既可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可以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价值实现的手段和方法的重视，又是贯注了价值理性和目的精神的。他一方面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一起并列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方法；他一方面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提了出来，同时又将生产力的发展落脚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对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具有重要的规范和指导意义，它是一个全面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行动参照和理论纲领。
三、邓小平理论的强大生命力还在于它具有创新性的思维品格
江泽民总书记在1995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展的不竭之力。”（转引自王友恭《民族进步的灵魂》，载《人民日报》，1996—04—10）创新表现在许多方面，有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等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理论的创新、特别是居于全国社会发展指导地位的理论的创新，对于民族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性。就理论的层面而言，创新活动与运用活动具有内在的联系。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只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不能算是理论家，只有把学到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并且有创新活动的才算理论家。他说：“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毛泽东选集》，第3卷，814页）邓小平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邓小平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邓小平的这种创新性思维，表现在思维对象上是思维领域上的开拓和扩散，他能够想前人之所不想；表现在观点上则是思维的高度的超越性，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市场经济的判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定都体现了这一点；表现在思维振荡的幅度上，从时间上看则跨越历史、现实和未来，从空间上看则跨越亚洲与整个世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表现思维方式上则是一种把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起来，而以归纳法为主导的发散式思维。不管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还是改革开放论，从马克思主义的原有理论中是演绎不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创造、概括和归纳出来的，思维的创造性和开拓性体现在归纳法中。
四、邓小平理论的强大生命力还在于它的开放性特征
邓小平理论的开放性特征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来看。从历史上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不是闭门运思的结果，而是对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批判、继承和超越的产物。
1.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并站在时代高度，用新的思想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一方面没有丢掉老祖宗，同时，也说出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邓小平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新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2.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表现在哲学观点上，邓小平和毛泽东具有系统性、开放性特点的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体现了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特色论”、“两点论”和“重点论”三位一体的矛盾学说，不仅是对毛泽东矛盾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唯物史观，不仅是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扬弃。表现在经济思想方面，邓小平理论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上浓重的伦理中心主义的变革；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他的“富民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崇尚小而全的自然经济思维定势的变革，也是对平均主义思想的否定。表现在政治思想上，邓小平的系统改革论，是对中国传统的改革变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提出“一国两制”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的国家统一思想和爱国主义传统的弘扬和发展；他的民主和法制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政在人”的人治观念的深刻变革。（参看田克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载《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5期）
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的文化超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的战后重建，德、日战败国的恢复，尤其是一大批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使发展的主题受到极大关注，成为国家政策和理论研究的现实议题。邓小平虽然没有写出专门研究西方发展理论的文章和著作，但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包含着对这些理论的批判继承。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注重批判吸取西方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的增长”、“全球经济趋于一体”等思想观点，坚决反对依附论所主张的断绝与发达国家联系等论点，强调走自己的路。他坚决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片面强调经济目标的倾向，批判地借鉴了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以人为中心的整体社会发展理论的正确观点。
从现实来看，邓小平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非常完善的无需发展了的。他历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远是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584 页）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2卷， 179页）“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 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第3卷，291页）邓小平理论就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实践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还将不断出现，邓小平理论还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邓小平之后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样也不能要求邓小平为他去世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也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去认识、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邓小平理论的本质要求，是邓小平理论的开放性品格的鲜明体现，也正是邓小平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上述分析至少能给我们以下三点启示：一是要深刻把握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任务的重要性。二是要全面理解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实质。三是要在实践中坚持、运用和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理论的生命力归根结底根源于实践。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头脑并不能仅仅停留于学习上，而要着眼于应用和结合。应用和结合本身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就是再创造、再创新的过程。无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都应该着眼于用邓小平理论分析、解决现实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获得一些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科学思维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毛泽东论文; 科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