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文蔚与蒋介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柏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柏文蔚与蒋介石的关系，复杂曲折。柏曾亲自拟电要蒋介石下野，又电请蒋复职；一度参加改组派、扩大会议，和蒋介石公开决裂；最后又回到蒋介石的麾下，但与蒋貌合神离。本文拟着重从柏文蔚方面，就柏、蒋关系作简略考察。
一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10月攻克武昌，11 月再克南昌，不到半年时间，革命势力从粤穗—隅推进到半个中国，革命中心从中国的南部转移到内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移武汉。这时，寓居北京东交民巷使馆界六国饭店的柏文蔚，决定乘时局之变化，冲出北洋军阀的封锁，参加北伐。柏文蔚是北京政变时奉孙中山命，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赴北方河南等省，指导党务，组织国民党党部，并秘密策反军队工作，为北伐张本。后因形势变化，被迫寓居六国饭店。柏文蔚决定参加北伐，便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有了直接交往。
12月3日，柏文蔚抵江西九江， 受到蒋介石及先期北迁的国民党要人的热烈欢迎。随后，柏文蔚和国民政府先遣人员离开九江到达武昌。时柏文蔚的旧部淮上军在武汉成立三十三军，欲推柏为军长。柏言之于蒋介石，蒋于1927年1月8日正式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据第三十三军第一师副师长程华亭等人回忆，柏文蔚晤蒋回来对大家说：以前在广东与蒋介石没有共过事，并不很熟悉，蒋的为人如何，本领如何，很不清楚。但蒋介石以后生的姿态对柏这位革命老前辈极表推崇，因而给柏留下的印象是“认为尚可合作”（注：《安徽文史资料》，第20辑，第114页。）。这是柏文蔚、蒋介石初次直接交往。
自从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便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迁到此地，并坚持要广州国民政府迁南昌，反对迁都武汉，反共面目公开暴露。柏文蔚对此是有所察觉的。他在《五十年大事记》中写道：他决定参加北伐，由天津搭轮抵沪，曾就蒋介石旨在打击中共，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进行两次磋商，但陈均表现“束手无策”。抵九江后，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联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柏文蔚又就此问题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进行讨论，不料鲍“不置可否”；加伦则谓“中共毫无问题，责柏多心”，进而斥柏“神经过敏”（注：柏文蔚：《五十年大事记》，影印件。）。这使柏文蔚感到扫兴。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蒋介石、谭延闿、丁惟汾、李烈钧、何香凝、张静江和柏文蔚等人在南昌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赴汉出席全会。蒋介石以孙中山灵柩尚未奉安，廖仲恺“亦未安葬”，企图阻止赴汉出席会议。柏文蔚建议：“出席会议为至要之事，吾人不可不与奋斗，以贯彻总理容共本旨”。并针对每每开会，共产党员往往“垄断”会议，国民党的提案不能顺利通过，提出以驻武汉总司令行营为预备会公所，凡是第二天要提请大会议决的案件，必先一日经总司令行营详细讨论，然后才拿出来在大会发言，“以达通过成立目的”。除蒋介石外，其他委员均表赞同，决定赴汉出席会议。由此可见，在蒋介石反共面目日益暴露，国共分裂暗潮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柏文蔚并不是追随蒋介石，而是主张维护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并尽力设法从中调和。因而在维护国共合作、提高党权、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二届三中全会上，柏文蔚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继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柏文蔚相继被任为国府委员、军事委员、安徽省清党委员会委员和安徽省政府委员。柏文蔚虽然参加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权，但他并不是这个政权的决策人物，在当时反共清党浓厚的氛围下，他不仅没有做过严重损害共产党的事，而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护中共党员，继续同共产党合作。例如，在柏文蔚统辖的三十三军中，继续任用中共党员黄铁民、宋伟年等为党代表；在三十三军驻扎的六安地区，共产党成立了六安特别区委员会和六安县临时县党部。又如，当时任职中共安徽省临委书记的柯庆施，在三十三军驻沪办事处，以替该军办报的名义作掩护，进行中共地下活动，并经常直接到柏文蔚的家里（法租界马浪路），向柏领取办报经费（注：柏心瀚：《缅怀先父柏烈武将军》，见《淮南文史资料》第3辑。）。再如， 共产党员王更生（解放后曾任北京农机学院党委书记）、李云鹤（解放初期任皖北行署副主任及安徽省委统战部长），被国民党逮捕而真实身份尚未暴露，经柏文蔚营救出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柏文蔚被蒋介石剥夺军权后，为了与蒋抗衡，他和中共合作，创办了寿县学兵团。他把学兵团的筹备工作（注：据胡允恭《忆孙一中同志》，时柏文蔚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坊养病。），完全交由中共党员孙一中和廖运泽（注：孙一中，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南昌起义时任25师75团团长，1930 年任红六军军长， 1931年任红三军参谋长，1932年在湘鄂西肃反中被错误杀害。廖运泽是受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安徽临时省委的派遣，协助柏文蔚创办学兵团。）负责。学兵团成立后，从团长到中队长、区队长，大部分由中共党员担任，学兵团基本上控制在中共手中。这些都足以表明柏文蔚虽然任职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权，但他并不坚决拥蒋反共。
事实上，柏文蔚常常和蒋介石的命令相左。蒋介石南京政府建立后，继续抓住“北伐”这面旗帜，决定先击破津浦路南段的直鲁军及江北的孙传芳残余部队。根据新的作战计划，柏文蔚的第三十三军属第三路军，在总指挥李宗仁、前敌总指挥王天培的指挥下，攻打徐州。柏部与北路军两路夹击，于6月2日攻克徐州，津浦路南段军事告一段落。时武汉政府军进驻郑州、开封，准备东征南京。蒋介石调第七军回师防守南京，命令柏文蔚的第二师配合王天培部，固守徐州。结果徐州失守。第二师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先在韩庄与张宗昌部相持5昼夜， 计阵亡营长两名，旅团营连排长受重伤25人，士兵伤亡300 余名（注：《北伐阵中日记》，1927年7月15日，见《近代稗海》第14辑。）； 继又遭受由兖州南来的孙传芳精锐部队包围，第三团官兵全部牺牲，其余人员突围至蚌埠。柏文蔚对此非常气愤，认为蒋介石这样做，是有意牺牲该部，是分割建制，是拆他的台，并向第二师官兵表示要亲自到南京问蒋介石，“看他怎样表示，再看薪饷怎样解决，如果他再置诸不理，我这个军长无能，真不愿再干下去了。”（注：《安徽文史资料》第20辑，第 127页。）
守江必须守淮，为确守南京，8月5日，蒋介石在蚌埠召集三十三军将官会议。蒋介石请柏文蔚担任淮河防御总指挥。如上所述，柏文蔚因第二师的惨重损失已对蒋十分不满，再加上此时各路军都已南撤，淮河防御总指挥指挥谁呢？因此，对于蒋的任命，柏文蔚以打瞌睡装着没听见，弄得蒋非常尴尬。柏蒋从此互存戒心。
柏文蔚为敷衍蒋介石，派一个团担任蚌埠方面的警戒，命第二师驻蚌埠至怀远一线沿河边警戒。9日，孙传芳部4个师抵达淮河北岸，蚌埠形势紧张，柏文蔚下令向合肥退却。在合肥期间，柏文蔚亲自拟定要求蒋介石下野电，并领衔以三十三军名义发出。自此，蒋“忌柏、畏柏、防柏”。蒋介石下野出洋期间，仍授意何应钦、李宗仁等以军委会名义免去柏的三十三军军长职，任命为北路宣慰使。柏文蔚从此结束了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
但是，当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后，柏文蔚又加入了促蒋复职的行列。柏由蚌埠转道来沪，就蒋介石复职一事，与在沪各执监委员往返联络，“甚形忙碌”，并赴蒋介石新居拉都路311 号“晤谈甚洽”（注：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1日。）。12月25日， 柏文蔚以北路宣慰使名义，率三十三军全体官兵，致电蒋介石，陈述蒋下野，原希“捐除异见，并力杀贼”，但下野4个月来，“不惟所期待者不能实现， 而纠纷反日在潜滋暗长之中”。“万恳毅然决然速复原职，整我师徒，歼灭残寇”。并表示“愿为前驱，直捣幽燕，成败利钝，在所不惜。”（注：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28日。）把蒋介石复职，视为解决国民党党务、政治、军事重要问题和“完成国民革命”的标志。在柏文蔚等一片拥戴声中，1928年1月7日，蒋介石通电复国民军总司令职。
综上所述，柏文蔚虽然和蒋介石走到了一起，但他并不盲目追随，并不完全拥护、支持蒋的反共政策，即使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下，他仍然拥护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当然，这期间也曾有过徬徨、犹豫。但总的来看，柏文蔚和蒋介石的结合，是为了拥蒋完成北伐，完成国民革命。由此考察，就不难理解柏文蔚为什么既请蒋下野又促蒋复职了。
二
1928年6月，蒋介石“北伐军”占领京津， 与北洋军阀的战争宣告结束。7月，柏文蔚北路宣慰使署职奉命撤销。随后， 柏文蔚继在二届四中全会被推举为国府委员和军事委员，又在二届五中全会被推为政治会议委员。但这些都是挂名职衔，不负实际责任。柏文蔚便常和一些挂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对蒋介石的统治有看法者如柳亚子、何香凝、陈树人、于右任等，聚会晤谈，饮酒共餐，赋诗抒怀。
蒋介石则大权独揽，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军事上，通过编遣会议消灭异己势力；政治上，通过召开三全大会，排斥国民党内的一切非蒋系。面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自己被冷遇，柏文蔚大失所望。柏认为，南京中央党部虽然金碧辉煌地悬着一块国民党招牌，但实际上是“蒋家的御用机关”，“国民党的冒牌假货”；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变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于是柏文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加入改组派。
柏文蔚参加改组派期间，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名义，与汪精卫、陈公博、王法勤、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余、陈树人、陈璧君、潘云超、郭春涛、恩克巴图共同发表了“反蒋宣言”、“讨伐蒋介石令”、“对时局之漾电”等，揭露蒋介石实行个人独裁专制的罪行，说明蒋介石“一日不去，党国之难一日未已”，表示“当不屈不挠，务求完成倒蒋的工作”（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汪兆铭等对时局之漾电》，见《中央汇刊》第4期。）。 柏文蔚还署名烈武发表了《法统问题与国民革命之前途》和《目前党的厄运及其救济办法》（注：两篇文章分别载于《中央汇刊》第1期和第4期。）两篇文章。前者，柏对蒋进行了一定的揭露，称他“违反总理遗教”，“代表封建势力”，是“党内的腐化集团”。指出“总理遗教及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一切纲领（容共除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主张，实现这种主张的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系统，是中国唯一的革命系统”。强调“党的法统，唯有在反抗蒋系及腐恶势力中才能树立起来，蒋系及腐恶势力，也唯有在党及法统之下才能镇压下去。”在第二篇文章中，柏文蔚从国民党的主张、国民党的政策、民众运动方针以及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四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改组原则和方法。这两篇文章，不仅抨击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要求。尤其是柏文蔚认识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诸如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以及国民党自身迅猛异常的发展。但是也应指出，柏文蔚在提出恢复国民党一、二大所决定的纲领的同时，将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排除在外，并确立国民党在此时期仍是革命党，这显然是错误的。柏文蔚一方面呼吁恢复1924年改组精神，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另一方面又排除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并且不反对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这种政治主张上的自相矛盾，割裂和曲解了孙中山的改组精神，其结果只能成为官僚政客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中央权力的招牌而已。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中原大战爆发。阎冯军事倒蒋的同时，联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召开扩大会议，成立国民政府，组织反蒋联合阵线。柏文蔚参加扩大会议，任扩大会议常务委员，参加讨论和制订扩大会议反蒋的各种文件。同年9月， 东北军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带兵入关。柏文蔚看清反蒋军必定失败，不等扩大会议彻底坍台，便悄然去了天津。
柏文蔚参加反蒋阵线，公开与蒋介石决裂， 遭到蒋介石的镇压。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改组国民政府， 撤销了柏文蔚的国民政府委员职。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撤销了柏的中央执行委员。10月7日，国民党中执会以柏文蔚等人“勾结军阀余孽，假窃名义，肆行煽惑，阴图破坏编遣，颠覆党国，甘心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等罪名，交国民政府“明令缉拿”（注：《中央党务月刊》，第15期。）。1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下达通缉令，“着京内外各机关一体按名协缉，务获归案严办”（注：《国民政府公报》，1929年10月，第292号。）。 11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柏文蔚等9 人党籍（注：《中国国民党年鉴》（1929年），第1191—1192页。）。不久，南京国民党中央印发了肃清改组派文件，将柏文蔚公开列为“有名的军阀”（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改组派之真面目》，1929年11月。）。
总之，这一时期，柏文蔚参加改组派，任职扩大会议常务委员，公开亮出反对蒋介石的旗帜；蒋介石采取行动对柏文蔚进行打击、镇压，柏、蒋处于公开对立的阶段。
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下，国民党内各对立派别通过联合召开四届一中全会，宣告结束国民党内的一切纠纷，完成统一。这样，柏文蔚又回到蒋介石的治下。然而，柏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终有格格不入之感”。
先是在宁方召开的四全大会上，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恢复了汪精卫、陈公博、阎锡山、冯玉祥以及柏文蔚等人的党籍。蒋介石称，那些被开除党籍者，“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注：《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蒋介石假惺惺的大包大揽，把国民党的分崩离析，日军的进逼责任都承担起来。在四届一中全会上，柏文蔚重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面对日军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柏文蔚奋然为挽救民族危亡呼号奔走。1932年1月，在淞沪抗战中， 柏文蔚积极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活动，函电纷驰，要求政府增援十九路军。后十九路军因抗旨的罪名被排斥入闽，柏文蔚义愤填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中国已到危急存亡之秋，应该停止一切内战，和衷共济，一致对外。铮铮数语，发自肺腑。
此后，柏文蔚愈发大声疾呼，一次次向蒋介石、国民政府发出抗日的呼吁。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建立后，柏文蔚与程潜、李烈钧等致电国民党中央，质问究竟“对日承认伪国持何对策？收复失地有无切实准备”，并要求政府“速以事实昭示全国”（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1932年9月。）。10月，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柏文蔚与冯玉祥、李烈钧等联名发表通电，强烈抨击该报告书之谬误，要求国民政府“于政策上须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收复失地”，且“郑重声明”，“挽救国难，在于积极抵抗”，否则，“实为民族自杀”（注：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柏文蔚与其他中委联名提出多案，其中有关抗日者计有：《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主旨为“集中民族力量，彻底抵抗外患挽救危亡”（注：《中央党务月刊》，第53期。）。《援助义勇军以武力收复失地案》，提出：“1、统一各路义勇军；2、实行以饷械援助；3、派国军策应，选拔精锐，出关作战；4、厚恤义勇军之死难烈士及伤残者”（注：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33年冯玉祥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揭起抗日旗帜，并于6 月22日收复了康保城。27日，柏文蔚与李烈钧等致电冯玉祥说：“我公当城下求和之后，为亡羊补牢之谋，其心良苦，其境弥难。然民族国家之存亡，胥系于此举矣。北望塞云，逖听捷报。”（注：赵谨三编：《察哈尔抗日实录》。）高度赞扬冯玉祥率先高举抗日旗帜，祝贺抗日同盟军首战告捷，同时也表达了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不满。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蒋依然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这使柏文蔚极为愤慨，他曾明确表示对蒋介石的政治“深致不满”，严厉批评蒋的外交政策“虽不至卖国，但当局眼光太短，即如（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亦认为满意”（注：《国闻周报》，第9卷第 49期。）。
呼吁、批评、抗争无效，而柏自己虽有抗日的宏愿，却苦于毫无实力，无能为力，为此，常常良心上“实觉难安”。柏文蔚对蒋介石愈益不满，蒋介石对柏文蔚更不放心，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据柏文蔚回忆，他重新回到蒋介石的麾下，一年之间，在安徽桐城“松柏山房”和江苏昆山寓宅居住9个月与10个月之久，在南京仅一两个月而已。 柏文蔚身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国府委员，却很少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常常和李烈钧、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往来，与冯玉祥、方振武等人商谈抗日救国问题，也常与一些旅居江苏的安徽青年聚会玄武湖“柏园”家中。对于蒋介石则避之远之。一次，蒋介石亲到“柏园”访柏，柏以“我家地方小，无法招待”，让家人挡驾谢绝了。后蒋介石派人转达准备给柏换大一点的房子时，柏又以“我住得很好，不想搬家”（注：柏心瀚：《缅怀先父柏烈武将军》。），干脆地谢绝了。这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快和猜疑。国民党中央密令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严密监视柏文蔚在桐城的行动。在玄武湖柏园，当局派特务在后湖设警察所，早晚监视柏寓，甚至将柏的侄儿心鉴逮捕关押。在昆山寓所，柏获悉，特务奉到“上峰”命令，要对他采取直接手段，生命处于危险境地。后经于右任、李烈钧从中调解，才免遭毒手。
此外，柏文蔚自民初督皖以来，即有导淮夙愿和宏伟抱负，曾发表洋洋6000余字的《导淮说明书》，就导淮理由、导淮后的收益以及导淮办法，提出具体方案，并向国民党政府表示，愿意专心导淮工作。但受到蒋介石的阻挠。首先，蒋表面上同意柏的导淮计划，实际上只是为了安抚柏，让他在导淮方面挂个名，不必负实际工作。柏则认为这是让他“花老百姓的钱不做事，无疑等于出卖人格”，坚决反对。其次，蒋介石顾忌柏文蔚掌握导淮大权，既有武力又有经济实力，对己不利。再其次，蒋不同意柏的导淮入海方法，主张分流入江，将现有河道挖渠，加高堤岸，在洪泽湖内修一水库，储存洪水，防止水患。柏认为这不是根治之法。柏、蒋在导淮一系列问题上互不相让，形成僵局。最后蒋介石自兼导淮委员长，陈果夫副之。柏文蔚的导淮抱负及计划被蒋介石打破。
由于柏文蔚和蒋介石长期面和心不和，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柏文蔚没有随去，携家人先至安徽宣城，后又迁至湖南省沅陵县，直至抗战胜利复员。期间，柏文蔚除偶尔至重庆参加国民党会议外，很少与蒋介石往来。
1947年4月26日，柏文蔚逝世于上海南洋医院。逝世前， 曾写有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两职的声明（注：据柏文蔚的儿子柏心瀚回忆。），表示与蒋介石、国民党彻底决裂。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到，柏文蔚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同于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重要人物的关系。柏文蔚与蒋介石自始至终处于矛盾状态，这是柏、蒋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这一点，无论对深入研究柏文蔚还是蒋介石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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