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创新 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拓进取论文,博大精深论文,求实论文,精神论文,杨向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4.06;K22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1)02-0005-06
杨向奎先生是我国史学界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几十年来，他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求实创新的优良传统，多方面吸收历代学术著作中的精华，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开辟新领域，运用新方法，发掘新史料。由史学而经学、小学，由实学而哲学，由哲学而理论物理，在各个领域都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巍巍然成为大家。对杨先生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作出全面评价，这不是浅学如我者力所能及的事。我只能如管中窥豹，仅就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以此作为对这位当代学界巨子的纪念。
一、由信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到接触马克思主义
杨先生的学术生涯，是由师从顾颉刚先生开始的。他早年最负盛名的著作，当推1936年1月与顾先生合作的《三皇考》。这篇煌煌数十万言的大文，对“三皇”说从提出到定型的演变过程进行了透彻的考辨，可算是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整理古代传说的一篇杰作。杨先生后来被人目为“顾派”，与这篇文章有很大的关系。然而，杨先生本人却从不以“顾派”自许，也并不以掌握了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而固步自封，而是追求更进步的历史观，在1936年留学日本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杨先生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的情况，童书业师在他的一篇回忆录中曾作过这样的记述：“当抗日战争爆发稍前，杨向奎先生从日本留学回来（杨先生开始与我认识，在我到北京后），他告诉我日本史学界和中国留学界对于马列主义史学研究的热烈，使我很受感动，把我埋在脑海深处的陈独秀经济史观的影响引发了出来，我开始想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了。我替顾先生写的春秋史讲义附录中提出经济是历史的重心，政治文化受经济社会决定的看法，后来又把这个看法写在我的《春秋史》里。”童先生为杨先生的介绍所感动，“开始想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杨先生则更进一步，在他1943年写出的《两汉经学与政治》一书中表现出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实际尝试。这部著作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论述以“主运”为基本精神的五行相生说是思孟学派按先秦诸子和《左传》、《国语》、《洪范》等五行说的“往旧”而倡，它最早滥觞于殷代的五方观念，非如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所说是刘歆一派的伪造。邹衍原来是儒家，他的五行系统也应是相生而不是相胜，但他又主张相胜，这是他由儒家走向变节儒家双重人格的表现。其原因是，邹衍最初本来“以儒术干世主”；宣传所谓“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论调，结果不被人重视，于是改变了主意而倡相胜说，以惑当时六国的君主，非如顾先生所说他最初即主张五行相胜。后一部分转向较详细地论述汉武帝和董仲舒的思想交流，并由此揭示出公羊学派的发展变化。他指出，《公羊》政治理论的基本要点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秦始皇时的统一，实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也部分地实现了公羊学派的思想。不过，秦始皇并不重用公羊学派而是重用法家。实现了公羊学派的理想而又重用了公羊学派，是汉武帝时代的事。武帝时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他的思想渊源可以分作两方面：一方面是思孟学派，从此他引来了五行说，这是他讲“天人之学”的根据，与此相联的还有他继承正统派儒家维护宗法统治的礼说和“则天法古”的思想；另一方面是荀子学派，这是同于公羊的历史学派。从荀子那里，他引来了重“分”的礼说和正名思想，并且把荀子的性恶论改造为王者性善而万民性恶的理论；从公羊那里，他继承了大一统和改制主张。但他的改制只是一种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比法家的变法倒退了一大步，也比《公羊传》的改制倒退了一步。他的历史哲学也不同于《公羊传》的历史哲学。本来法家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公羊派的三世说接近法家，董仲舒的三统说承袭了公羊派但又倒退了一步。前期公羊派本来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而接近法家，到汉武帝时代，地主阶级政权已经巩固，董氏的公羊学派也就倒退了一步而接近儒家。正统派儒家有宗教色彩，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它。杨先生的精辟分析，不仅理清了董仲舒的思想渊源和先秦法家经公羊到董仲舒的学术演变脉络，而且以地主阶级地位的变化和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来解释这种演变的深层原因。在我们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学术思想史的可贵实践。这种实践，反映了杨先生在研究历史的根本指导思想上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正是由于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杨先生才能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得风气之先，带动了他周围的一些老先生转变了学术思想，使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文史哲》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学术园地之一。嗣后在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史研究中，杨先生运用唯物史观愈来愈熟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后来总结自己一生治学的经验时说：“我始终认为，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而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但无论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必须有哲学基础，我所说的哲学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社会科学，一定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这些富于哲理的话，是他一生追求科学方法论的结晶之言。
二、为《左传》、《周礼》洗冤和发掘孔府档案
杨先生是一位脚踏实地求真求是的学者，他继承了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非常重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强调“历史学家必须根据史料来研究历史，首先要占有充足的史料，没有史料的史学家就等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扩大占有史料的范围，他对历代学者考辩古籍的成果进行审慎的抉择，一方面吸收其中可靠的辨伪成果，另一方面又对因失于主观武断而造成的错案予以大胆的否定。为《左传》和《周礼》洗冤，就是他“辨真”工作的一个范例。
《左传》是一部以《春秋》为纲的编年体史书，它的学术价值，汉代桓谭曾作过中肯的评述：“左氏传之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可是晚清今文学家出于门户之见，对它却极力贬低。刘逢禄说，《左传》本名《左氏春秋》，原是一部独立的书，不是《春秋》的传，是刘歆拿他来比附经文，割裂拼凑而成的。康有为说，《左氏春秋》的书名也是假的，刘歆以前只有《国语》，没有《左氏春秋》，刘歆从《国语》中割裂出一部分，加上他伪造的凡例、书法、君子曰等等，凑成了《左传》。这些论断尽管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可是由于顾颉刚先生的表彰推崇，对青年初学却仍有很大的迷惑力。杨先生读中学时听到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师说：“在经学问题上，今文学派说《左传》是一部假书”，当时心中便产生了很大的疑惑，萌生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杨先生晚年曾说有两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其中一句就是“《左传》是一部假书”，因为这句话激发了他终生不衰的研究欲。考上北京大学后，他继续追根究底。于1932在他和几位同学合办的学术刊物《史学论丛》发表了《略论〈左传〉五十凡》。1936年，他又发表了《论〈左传〉的性质及其与〈国语〉的关系》一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从《左传》书法及解经语、《左传》凡例、君子曰和《左传》古文等方面论述了《左传》的性质，证明《左传》书法及缘经立说之语46条，均散见于《国策》、《礼记》、《史记》、《说苑》等西汉或稍前之书籍。《左传》之书法、凡例等自《左传》撰述之初，即与各国策书之记事合编为《左氏春秋》，非出后人之窜加者。《左传》古本虽与《经》别行，但其书实为传“经”之作。下篇从《左传》与《国语》的不同论述两书的关系。首先论《左传》与《国语》体裁不同，二书同载一事，多为《左传》传其动态而国语记其言谈，各有偏重。其次论西汉以前两书之名称不同，先秦史籍引《左传》作“《春秋》之记”或“《春秋》之志”，于《国语》则仅名之曰“记”。最后指出《国语》之文法、体例等皆与《左传》不同。故二者决非一书之割裂。上下两篇的考证结合起来，较同时代其他诸先生关于《左传》、《国语》非一书的论证更加全面而深入，足以推翻《左传》为伪书的错案。
与《左传》相比，对《周礼》一书的考辨则更为困难一些。《周礼》属古文经，本来就是今文家排斥的对象，再加上从西汉末王莽对它大加表彰，并仿照其中的井田实行了王田制，以及禁止奴隶买卖后，这部书也由于王莽的坏名声而受到更加猛烈的抨击。不仅今文学派、疑古学派的史学家把它看作是王莽、刘歆的伪造，是不值一钱的假古董，就是一般史学工作者对它也是心存疑虑，不敢或不愿引用。对此，杨先生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服从多数”的态度，而是对《周礼》所反映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认为《周礼》的作者在经济基础上顽固地维护领主封建制的社会，但在政治体制上却附合新兴地主阶级实行中央君主集权、以严刑峻法治国的要求，这种矛盾正是社会过渡时期容易产生的现象。再从学术思想看，《周礼》中有两种历法通行，是春秋战国时的特色。在祀典中，既有昊天上帝的祭祀，又有五帝的祭祀，说明当时还不能以一族宗神作为全国的上帝。在五行学的系统中，它近于《管子》而时代稍前。这一切全说明它不是战国晚期的作品，而可能是战国中叶左右出于齐国有儒家气息的法家之手的著作。不仅如此，杨先生还针对莽歆伪造说提出反证，指出王莽本人对《周礼》还有许多误解，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三孤卿”问题、“大合乐”问题、“五等爵”问题，以及“屋粟”问题、“夫布”问题。这些问题，王莽本人都没有搞清楚，因此他的措施和《周礼》皆有出入。假如《周礼》是王莽等人的伪造，他们自己居然有不懂的地方，这岂不是不可解释的矛盾[1]？这些反证一针见血，不容置辩，与正面证据结合起来，足以为《周礼》洗冤。
杨先生为《周礼》翻了案，连带着也肯定了经学史上的另一部巨著——孙诒让《周礼正义》的学术价值。《周礼正义》是清人注释经书中的最优秀作品，其中凡是涉及古代典章的考证，都是先明训诂，再引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载，并列举历代学者（主要是清代学者）的考辨，最后作出断案。书中搜集资料之丰富，考证之精审，断案之高明，都堪称前无古人，可以当作关于古代典章制度的资料与研究成果大全来使用。对于这部大书，杨先生曾多次向青年后学郑重推荐。对孙诒让，他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他为乾嘉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周礼正义》的价值与《周礼》为真书是连在一起的，假如《周礼》是莽歆伪造，为它作疏又有何价值？所以，我们今天敢于放心地利用《周礼正义》的考据成果，首先应该归功于杨先生对《周礼》的考辨。
杨先生不仅重视传世文献，而且善于发掘长期遭冷落的文书、档案资料。这方面最突出的工作是20世纪60年代他两次进孔府“探宝”。
山东曲阜孔府是孔子嫡裔世代居住的贵族府第。在长达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它既不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风暴所摇撼，也不随封建王朝的更替而沉浮，政治和经济地位十分稳固。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世袭贵族中是非常罕见的。也正因此，孔府内存留了一大批文书、档案，是非常难得的历史资料。杨先生以其治学的敏感，很早便意识到它的价值。1961年春天，他从北京专程前往曲阜，对孔府档案进行了初步研究，搜集到不少珍贵资料，成为他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中论证中国史事的重要依据。在这部论著中，杨先生对孔府这个明清时代贵族地主的典型从九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析，其中关于孔府田产与佃户的分析尤为精彩。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他指出：“孔府档案充分地表明，贵族地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和跋扈，显示了封建地主统治的稳固性和落后性，同时也阻碍了原始积累过程的发展，也就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这一论断，是明清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创见。
1963年7月，杨先生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公派，带领历史所7位同志再进孔府，与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十余位经过挑选的同学一道对孔府档案进行选编。在开始工作前，杨先生规定了以下几条选录原则：明代档案全抄，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档案重点选抄，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档案适当选抄，民国时的档案不要。刚开始工作时，杨先生亲自到库房中选取，又对各种类型的档案拟了一些题目，要求大家照此工作。由于在业务上全面负责，杨先生的工作量很大，晚上有时要工作到深夜。经过一个多月的抄录和两个多月的整理，4353件共计五六百万字的孔府档案终于精选出来了。然后，杨先生指导大家在每篇中都用标点符号断句，篇前加新拟的标题，篇后附有原标题和卷数。明代档案分量较少，单列一部分；清代档案为主，分作孔氏宗族、圣贤后裔、公府组织与职掌、公府田产、租税、集市、商业高利贷、刑讼、抗租与抗差斗争、农民起义与反抗活动等。这4000余件精选出来的档案在被搁置十余年后，终于在1979年再度重见天日，经有关单位组成的编写组在原稿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审定后，取名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交付出版。全书分三编，500多万字，合计24册，于1985年出齐。书前刊有杨先生写的《导言》，《导言》中说：“从对孔府的概略介绍中，可以看出它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许多方面。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广大史学工作者利用国内仅有、世界上也不多见的孔府档案资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深入研究，一定能够做出若干新的概括，把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杨先生这一充满信心的预言，充分说明了整理孔府档案的重要意义；他所预言的美好前景，一定会有后人出来而实现。
为《左传》和《周礼》洗冤，是为了挽救因错案而有湮没危险的史料；整理孔府档案，则是发掘新史料。这两方面的工作与努力掌握其他文献相结合，反映了杨先生在掌握史料方面的开拓进取精神，这是他在学术领域内取得卓越成就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从“两重证据法”到“三重证据法”
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冲破今、古文两派宗师康有为、章太炎垄断着的国学界，利用出土的甲骨证商史，用金文证周史，创立了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双重证据法”，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此以后，凡是稍具科学头脑的古史学家无不把双重证据法奉为治学的利器。然而，信奉归信奉，真正熟练地运用这一方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在当代学术史上有时会看到这样两种情况：有的学者对甲骨文很熟悉，但对古代文献的掌握却未能达到广博而贯通的程度，所以他们对甲骨文的考释往往使人产生似是而非的感觉，他们根据自己对甲骨文的理解而构筑的商代典章制度体系也显得基础薄弱，不甚可靠；反之，有的学者对文献较为熟悉，但对甲骨文、金文却缺乏独立的研究，因而对已往的研究成果也缺乏独立的判断力，往往把前人已经推翻的误说当成珍奇，或者从甲骨、金文中找出一两条孤证便大加发挥，使人哭笑不得。杨先生则不然。他是一位在文献和甲骨文、金文两方面都有很深造诣的学者，治学方法也深得乾嘉学派的三昧，并在此基础上接受了实证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以，他运用两重证据法考释古文字和研究古史也显得得心应手，取得高水平的成果。以下姑举几例加以说明：
1.释“不玄冥”
商王武丁卜辞的习惯用语中有“
”三字，这是甲骨文发现以来聚讼数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释者八九家，聚讼数十载，众说纷纭，事同射覆，不幸而皆未中也。”杨先生根据这三个字在卜甲上的位置，首先断定它们不是记述贞卜内容而是说明龟兆的文字。然后考释字形字义，认为
字虽有多种解释，然而应释为“玄”，原有幽暗微小之意，可转为昏黑之义。
字，应释作“
”，读为“冥”。“玄冥”，即昏暗模糊之意。“不玄冥”即指兆璺之不昏暗，不模糊。再证之《国语·楚语上》武丁“作书”中的话“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正好与武丁卜辞的用法相合[2]。这一解释，证据确切可靠，武丁卜辞与武丁“作书”的妙合尤其令人信服，使几十年来未能解开的谜团涣然冰释，因而得到甲骨文权威专家郭沫若的高度赞誉。郭先生1958年再版《殷契萃编》时曾在眉批上特作引述，并称许为“其说至确”。
2.释“玄鼋”
金文图形文字有
二字。前者郭沫若先生释为“天鼋”，谓天鼋即轩辕。《周语下》“我姬氏出自天鼋”，犹言出自黄帝。对后者，郭先生未作解释，其他各家亦皆无说。杨先生赞同“天鼋即轩辕”的解释，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考释第二字，认为
像龙蛇盘物形，甲骨文玄字作
也是盘蛇形，与S形相比有极相似处。
形与鼋字相当，上下合起来即“玄鼋”，它是夏族系统的族徽，同于天鼋，夏姓姒，右旁“以”字篆文作
，亦像盘蛇形。杨先生释出玄鼋二字，对于解释华夏族的来源以及夏族与黄帝、姬周的关系都很有助益。虽然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更好的说法出来代替它。
3.说“明保”
《令彝》是西周初年的一件重要铜器，铭文中有“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句。“明保”究系何人，这是周初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王国维先生以为是周公，可惜未作论证；郭沫若先生认为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由《令彝》“周公子明保”文已自明；还有人以为是周公的另一个儿子君陈。三说相比，杨先生赞同王国维先生说。他指出，依通常的理解“周公子明保”自当解释为“周公的儿子明保”，但如此解释却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1)“鲁公伯禽别号明公明保之说为历来所未前闻”，这一点郭沫若先生已经觉察；(2)《尚书·洛诰》明指“明保”是周公；(3)伯禽居鲁而没有如《令彝》所说居洛“尹三事四方”，《左传》定公四年已说得很清楚；(4)如果“明保”是伯禽，他和周公的父子关系天下皆知，说“明保”毋须缀以周公之子的定语，在铭文中也无此例；(5)周初铜器《王令明公尊》上言“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下文言在此役中“鲁侯有猷功”，可见明公和鲁侯是二人，如果说明公就是伯禽，何以一器中两个名称歧出？这些不可解的矛盾，说明“周公子明保”不能按“子”为“儿子”的通常意义去理解，而应将子明连读。“子明”即周公之字，周公名旦，《说文》：“旦，明也”，正好名字相应。“保”是子明的尊称，这和周公曾经为师保有关。《令彝》中的明保受命“尹三事四方”，总揽内外诸政，其权极大，也只有“相王室以尹天下”的周公可以当之。不会是同时父子两尹天下。至于以“明保”为君陈，可以不作考虑，因为这毫无根据。《令彝》下文又说，明保受王命就职之后曾“舍三事令”、“舍四方令”，即对“三事”、“四方”下了两道命令。“三事令”应当就是《尚书·立政》的本文，“四方令”就是《多方》的本文。如此理解，西周初年一些重要史事及相关年代就会得到合理的解释[3]。杨先生的考释，不但为王国维的明保即周公说补上了有力的论证，而且将《令彝》与《立政》《多方》打通，这是前人从未言及的新发现。
4.说“天亡右王”
周武王时的铜器《天亡毁》有“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句，郭沫若先生1930年曾释“又”为“尤”，断句为“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第二年在关键问题“天亡尤王”的解释上改变了看法：“‘天亡又王’句余曩读为‘天无尤王’，意终难安，今改从刘心源说。刘云，天亡据文义决是作器者名……为天姓亡名。‘又王’读‘佑王’，谓助祭也。”郭老的改释，朝正确解释此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没有指出“天亡”是谁。而且于“天室降”断句会引起冬部“降”字与下文韵句阳部“王”、“方”、“上”等字是否可通韵的问题。丁山、唐兰先生断句为“祀于天室，降天，亡尤”，于省吾先生断为“祀于天室，降，天亡尤”，虽皆可消除“降”与冬之通韵与否的问题，但对于金铭之理解，更加玄妙难稽。与以上各家不同，杨先生认为铭文应断为“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右王”，“降天亡”即下文的“天降亡”，意为上天赐予的“亡”。这位“右王”的天亡是宗周初年的一位伟大人物，“右”即《左传》襄公二十二年“管、蔡为戮，周公右王”之“右”，意谓保佑。周公是成王的叔父，是当时“尹天下”的人，他右成王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右武王者是谁？就是太公望。在当时遍觅宗周之大老，除太公望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具有如同周公右成王那样的崇高品位。《说文》：“望……从亡，
省声”，是望字从“亡”字得来，而古文字又“天”、“太”不分，可见“天亡”即太公望在文字学上也有根据[4]。杨先生的新解，有助于解决《天亡殷》释读中的矛盾，不失为启人神智的佳说。
除上举四例外，杨先生还著有考释古文字的论文多篇，都是具有创意的著作，表现了他掌握两重证据的深厚功力。
不仅如此，杨先生在研究古代史过程中还十分注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并由此进而掌握了以文化人类学资料印证古代史的“三重证据法”。
早在1951年，杨先生便试图以西周春秋时期齐国的历史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他认为，至少在齐桓公的时候，齐国已是一个封建国家，但保存着原始氏族制度。对于统治者内部来说，也还保存着奴隶制度，这种情形在中原诸国是很少见的。这就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如果忽视了这种不平衡性，仅仅掌握了某一地区的某一种材料，就来笼统地说明各国的社会性质，那是无法解决问题的[5]。从地区的不平衡很容易联系到民族间的不平衡。所以，杨先生在1956年参加凉山彝族地区的民俗调查后，便很自然地掌握了以民族志资料印证古史的方法。例如，彝族地区普遍流行着一种传说：彝族祖先有兄弟二人，当他们分家时，哥哥分得了财产，而弟弟娶了一个美妇人，结果后来弟弟这一支贫困了，被哥哥那一支所奴役，弟弟的子孙世代变成奴隶阶级了。杨先生认为，这个传说可能是有根据的，对印证部落内部分化导致了奴隶产生的说法很有帮助。当然，内部分化也不排斥俘虏为奴，彝族奴隶就有许多是从外族掳来的。但是，从彝族地区奴隶社会顽强排斥封建统治者通过土司制度向彝族输送来的封建制度、土司制度没有发展起来的事实看，应该说“凡是没有内部的原因、没有内部的阶级分化，仅是外因不可能引起内部的根本变化”。又如，彝族地区存在着婚姻上的“转房”制度。丈夫死后，妻子必须转嫁给丈夫家族的一人，或者上转，比如公公；或者下转，比如前妻之子；或者旁转，比如弟弟。当时杨先生在考察中亲自遇到过这种现象，所以印象很深。在20世纪70年代，他曾嘱刘炎同志把这种事实记下来发表。几乎与此同时，顾颉刚先生也注意到这种事实，认为《左传》所说的“烝”“报”与他在抗战时期听得川北方面流行的“大转房”制度相似，“烝”，女的嫁给晚辈，在晚辈来说是“烝”；报，旁转曰报。杨先生认为，以汉族和彝族作比较，时间相差2000多年，而婚姻制度相同，且这种相同的婚俗在汉代匈奴、唐代回纥以及金朝时期都曾经存在过。由此可以说明，运用这种历史发展不平衡的记载，以后证前，这第三证，在考据历史事实方面是更有说服力的。
两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都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相契合的具体研究方法。杨先生由掌握两重证据法进而掌握三重证据法，表现了他在史学领域内力求将哲学的普遍真理与具体的实证研究法结合起来的不懈进取精神，这是他取得卓越成就的第三个原因。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简略地介绍了杨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这里应该强调的是，杨先生的开拓进取并非有什么神秘方便的诀窍，而是他进行艰苦劳动自然达到的境界。史学界不少人都知道，杨先生在青壮年时期有十几年时间曾坚持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孜孜不倦地研读和写作，给他的同事和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前几年，某著名学者还曾向自己的研究生有声有色地讲述杨先生的这一段经历，以之作为他们效法的榜样。即使到了耄耋之年，杨先生仍然经常在凌晨两、三点钟便起床工作，到早晨六、七点别人起床时，他已经工作四五个小时了。所以，即使白天受到各种杂务的干扰，他每天也至少能保证四五个小时的高效劳动。如此勤奋努力，自然熟能生巧。正如杨先生自己所说：“近些年来，经常有人要我谈治学的方法和经验。我认为，没有什么方法或经验，如果有的话，那只是两个字——用功，或者说努力。”杨先生确实毕生都在用功，用功地读，用功地写。他已写出的论著，不知有多少知识储备做后盾，所以我们读来总感到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如今能够写出这样论著的人已经不多见了，为了前辈的优良传统不致中断，让我们以杨先生的遗言——“用功”、“努力”共勉吧。
收稿日期：2000-12-20
附记：本文所引杨先生的论述，除文中附注注明出处者外，多摘引自杨先生口述、李尚英同志整理之《杨向奎学述》一书，特作说明并向李尚英同志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