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艺术的美学思考——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奚洁人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艺术论文,美学论文,副校长论文,人教论文,市委党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的奚洁人同志，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在青年时代接触艺术创作，在大学工作期间曾从事过美学的教学和研究。奚教授长期担任领导工作，有一定领导工作经验和积累，他十分注重党校教学活动中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在对领导科学的深入研究中，他提出了要以艺术的本质特征来诠释领导艺术的创新见解。
奚教授儒雅从容地告诉记者：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其中包含着深刻而丰富的政治智慧、领导智慧，但是把领导活动作为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科学来研究，或者说明确地提出科学的概念并在干部中开设领导学的课程，那也只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
从理论上说，领导科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的学科。领导方法、领导艺术，涉及到人的真、善、美，可以从哲学、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和美学等不同学科的视角和层次进行探讨。奚洁人教授认为：领导艺术既然被称之为艺术，从美学的角度看，它的特征必然与艺术的某些重要审美特征相联系。因此，他从艺术的形象性、情感性、创造性这三个重要的审美特征对领导艺术展开了一番视角独特的探讨，可以说是领导艺术研究领域的独家之言。
领导艺术的形象性
生动具体的感人形象是艺术存在的基本形式，艺术必须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形象来感染人、教育人。领导者的形象对于被领导者同样具有重要的感染教育等影响和作用。因此，创造良好的领导形象，是领导者实施领导的重要方法与途径，也是领导者实施领导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奚教授认为，从内容上，可以将领导艺术形象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领导者自身的人格形象。中国的政治文化历来十分强调领导者自身人格形象的领导功能。古人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的联想公司有一条规则，开二十人以上的会，如果迟到要罚站一分钟。公司CEO柳传志本人因故也被罚过三次，而第一次被罚站的竟是他的老领导。在他看来，坚持这个规则不是小事，以身作则对于塑造领导的人格形象十分重要。他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做人要正是首要的。在一个组织里，一个人相当于一个个阿拉伯数字，1带一个零就是10，带2个0就是100……，而前面的那个1极其关键。很多企业请了许多有水平的研究生，甚至是国外的人才，依然做得不好，是因为前面的有效控制不行，他也是个零。作为"1"的你一定要正。比如说，公司规定不能有亲有疏、领导的子女不能进公司，他自己的儿子是北京邮电学院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也不让到公司来，他把坚持这样的规定称之为不可违背的“天条”。
二是领导者创造的工作形象，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善于将一定的工作目标和工作要求加以形象化。因为具体而形象的东西，对群众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教育鼓动作用，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和掌握。例如，在硅谷里流传这样的说法，要想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要么你是一家公司的创始人，要么你是一名伟大的工程师；而领导著名的美国思科公司的约翰·钱伯斯，既非创始人，也不是工程师，甚至不了解思科公司产品中某些较深入的技术细节，但他在全美国50名最佳CEO中却排名第一，思科在其涉足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占据第一位的市场份额，其股票在上市后持续疯狂增长，成为市值最高的公司。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作为领导者创造了很好的工作形象。他一年中的40%的时间都在旅途中，一个人提着行李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从不带随从，而且从来只坐经济舱；平均每天会见2-12个客户，经常邀请当地的思科员工吃比萨饼喝啤酒。他认为，“使公司陷入困境的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远离客户，另一个是远离员工。”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出门在外，他每天晚上都亲自核对思科的所有帐目。他告诉所有的员工，如果谁认为某个帐目很重要，就应该在他每晚核查的专用电话上留下语音信息。因为，他深知：“我可能是如此规模公司中唯一这样做的首席执行官，但实际上我如此重视这些问题就意味着整个公司都持此态度”。与此相反，作为一个领导者，如果没有好的工作形象，不勤政廉洁，就不能感染、鼓舞和教育被领导者，从而使领导的作用和效果打上很大的折扣。
接着，记者问道：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因此对领导形象也可作形式上的分析，那么应如何分析和看待领导形象的形式？
奚教授指出：领导形象的形式也可大致分为两种。一是视觉形象。人的百分之七十的信息是通过视觉得来的，因此视觉形象十分重要。不仅像前面说到的柳传志、约翰·钱伯斯，作为领导者必有一个行为表现、工作作风上的视觉形象，而且领导者在工作中所发现和创造的各种典型、图像化了的工作目标和要求等，也有视觉形象上的表现问题。作为领导者完全不表现其领导形象是不可能的，只是表现有文野粗细之分，有高雅低劣之别。
二是听觉形象，如领导者的一个高质量的演讲或报告给人的教育和鼓动作用是巨大的。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抗大所作的一些关于哲学、军事和整风等内容的报告，对当时的干部学员不仅有良好的宣传鼓动作用，而且教育培养了一代把革命的种子播向四面八方、把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直至取得全国解放的骨干中坚。这就表明，听觉形象也是领导形象的组成部分，并具有重要的领导功能。
奚教授说：我们党强调加强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重视塑造自己良好的领导形象，发挥干部人格形象的示范教育功能和领导功能。这就是领导艺术形象性的一种非权力影响力，它往往会产生难以估量的领导效力。
领导艺术的情感性
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形象总是充满着丰富的情感，情感是沟通艺术创造者与鉴赏者之间心灵的桥梁，也是连接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心理桥梁。奚教授认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然是一个情感高尚而丰富，并且能出色地驾驭表达自己情感的人，也是一个善于体察他人情感、懂得怎样满足群众的情感需要，通过运用情绪的感染等方式去调动他人积极性的人。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得知有位领导干部犯了错误，心里非常气愤，就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嘱咐警卫员把好门，不允许任何人进来。素以儒雅闻名的周总理那天怒不可遏地训斥了那个犯错误的同志。事后他对凡是知情的人都讲，你们不要在背后议论，我已经严肃处理了，相信他决不会犯第二次这样的错误。此后，只要有机会，有场合，周总理就尽可能地表扬那位同志的功绩。当来自背后的表扬传到那位同志那里，他痛哭流涕地说：“我最敬佩周恩来总理，他对人严厉得不留一点情面，但却是一片真诚可对天！”由此可见，周总理有理有节的批评起到了很好的激励作用。
其实人的内心都有很脆弱的一面，特别是在工作中犯了错误或遭到失败的人，更会忐忑不安。心地高洁的领导深深懂得有过失人的心理，他们会给予失败者或犯错误的人更多的感情关注，慰藉失败的人，让他们保持住尊严。有的人对别人的失败幸灾乐祸，甚至冷嘲热讽，这些人即使在某些方面成功了，但在人品方面却难以获得人们的敬意。
周总理对犯错误的同志除了严厉的批评指正，更多的是鼓励帮助犯错误的同志重新站起来。对遇到困难者，无论这困难来自工作、生活还是其他方面，都需要领导者投入更多的关心。人在困难的时候最渴望获得帮助，一旦度过难关，真诚的感情就会油然而生。作为领导者，这种投入的关心必须是真情实感。无真，即无善无美。情感的真正力量就在于它的真诚性。“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古今中外许多领导难题，都是被领导者的真诚所破解的。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以真诚打动了诸葛亮，终于请出了这位隐士高人辅佐他兴邦立国，打下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伟业。由此可见，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流乃是一项重要的领导艺术。
记者在奚教授侃侃而谈稍息之际，忽而插问：“领导艺术和权术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奚教授会心地一笑，继而坦然地说：权术往往带有个人的、不正当的、损人利己的目的性。权术是以权力为核心，没有真情实感的投入，一切都围绕权力运作。尔虞我诈、虚伪、欺骗、杀戮这些都是政客权术的伎俩，如中国封建王朝中发生的为篡位而结党营私、杀兄弑父等悲剧。而领导艺术追求的是一种高尚的、有正当目的的，以求达到最佳领导效果的艺术。
所以，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要提高领导艺术，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不断净化灵魂，提升情感，规范行为；同时要加强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交流，用一片真情去关心群众，用满腔热情去感染群众，从群众多种多样的情绪、情感中汲取力量，发现问题，提高工作水平和领导艺术。
领导艺术的创造性
令人愉悦的访谈，使人浑然忘了时间……记者从奚教授的谈话中感触到一种崭新的思维。奚教授告诉记者：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创造，雷同是艺术创造的大敌；创造性是艺术丰富多样性和独特性的机制保障，也是评价一个艺术作品的重要艺术标准。真正的领导艺术同样需要创造性，只有富于创造性的领导者才能进行创造性的领导，而只有创造性的领导才能适应我们事业发展的需要，所以提高领导艺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谓创造性的领导，从领导的方法层面上看，就是领导者思考和解决问题方法的灵活性、多样性，以及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思路与方法。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能够在深受“极左”路线长期影响和束缚的历史环境下，渐进地、有效地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逐步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思想解放、改革发展的过程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极具创造性的高超的领导艺术。
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当时能够理解和接受邓小平同志这一观点的人并不多，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持怀疑和反对态度。
长期的思想禁锢，使人们习惯了已有的思想观念。为了转变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社会思维定势，邓小平同志坚持采取一方面“不争论”，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另一方面又允许看的方针；在他的倡导支持下，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特区和试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又因势利导，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从而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思想障碍。这一过程整整经历了12年。邓小平以其创造性的、高超的领导艺术，使中国能够在稳定过渡、渐进变迁的社会环境中取得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的伟大成就。
奚教授借用中国古代艺术家的观点再次强调：艺术创作“法无定法”，也就是说，艺术创作上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它应该是灵活多样的，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创作主体和创作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艺术创作方法的最高境界是“无法而法乃为至法”，意即艺术创作不应该教条式地受某些方法的束缚，艺术创作方法的评价应该以能够创造出富有个性和魅力的艺术精品为准绳，可以说这是一种自由的境界。同理，领导艺术也应该提倡“法无定法”，它的最高境界同样是“无法而法”。在领导艺术创造性运作上，邓小平同志是当之无愧的顶级大师：一切从实际出发，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多变，根据形势、任务、情况、问题的新变化而不断改革创新，实施创造性的领导。
对奚教授的采访围绕着领导艺术的美学思考这个中心话题，切入和涉猎了一个视角独特、内涵十分广阔、丰富和深刻的领域，当访谈将要结束的一瞬间，记者不禁顿悟：领导艺术“无法而法”的最高境界乃在于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创造的领导过程中，那是创作艺术、领导艺术以及美学思考所共同追求的从必然通向自由的境界——超越狭隘、超越肤浅、超越定势、超越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