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地租与商品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租论文,商品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封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需求，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在《中国封建赋税与商品经济》（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的论文中曾经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三大基本消费群体，即具有贡赋收入的封建国家，具有地租收入的封建地主，和具有生产收入的农民。他们的消费需求共同推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他们的作用却是各不相同。从秦汉到唐代中叶，封建国家通过贡赋收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绝大部分，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主要由贡赋收入所形成的有效需求所拉动。唐代中叶至明代中叶，地主制经济有长足发展，地租总量大大超过贡赋总量，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主要由地租收入所形成的有效需求所拉动。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农民的商品生产普遍发展，他们的消费需求随之扩大，遂与封建国家和封建地主的消费需求一道，大致形成了一种“三分天下”的格局，共同拉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秦汉至唐代中叶封建赋税拉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此文已有所讨论。
宋代上承秦汉，下启明清，在经济与制度上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从商品经济方面说，宋代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生产、商品市场、市镇经济和货币金融均有划时代的发展。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发表了大量论文和专著，对此作了相当全面和详尽的论述，并有很高评价。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宋代发生了“商业革命”，发生了“市场结构与城市化的中世纪革命”（注：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0页。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六辑（台湾）。Mark Elrvim:the pattern of Chinese History,No.12。）。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在此毋庸赘述。封建地租拉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宋代堪称典型，本文拟对此作点粗略探讨。
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地主的地租收入，始终是商品需求的主要源泉。唐中叶以后，特别是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地主制经济迅速膨胀，地租收入向上位移，超过国家赋税收入提升居首要地位，成为拉动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其变动情况如下。
宋代国家的财政收入，历史文献中有大量记载，以真宗天禧五年的数据最为详悉。宋真宗末年，宋代已步入盛世，我们可以天禧五年的数据为代表，来考察宋代的财政收入。
宋代的财政收入包括两税与工商业税（含征榷收入），天禧五年的两税收入数，《文献通考》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均有记载。据《文献通考·历代田赋之制》（卷四）所记：
至道末岁收谷三千一百七十万七千余石，钱四百六十五万六千余贯，绢一百六十二万五千余匹，絁绸二十七万三千余匹，布二十八万二千余匹，丝线一百四十一万余两，绵五百一十七万余两，茶四十九万余斤，刍茭三千余万围（一围十束），蒿二百六十八万余围，薪二十八万余束，炭五十三万秤，鹅翎杂翎六十二万余茎，箭杆八十九万余只，黄铁三十余万斤（注：汪圣铎：《两宋财政史》认为为黄蜡之误。）。此皆逾十万之数者，他物不复记。天禧末所收，谷增一百七万五千余石，钱增二百七十万八千余贯，绢減一万余匹，絁绸減九万二千余匹，丝线減五十万五千余两，布增五万六千余匹，绵減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余两，茶增一百一十七万八千余斤，刍茭減一千一百万五十余围，蒿減一百万余围，炭減五十万四千余秤，鹅翎杂翎增一十二万九千余茎，箭杆增四十七万余只，黄铁增五万余斤。
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按照当时物价，将上述天禧五年两税收入中的主要部分折算成钱和谷，表列如下：
天禧末年两税岁入统计（注：参见该书第一卷第38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品种 单位 数额 折钱折粮
（贯） （石）
谷 石 32782000
9834600 32782000
钱 贯
7364000
7364000 24546666
绢、絁、绸
匹
1796000
2334800 7782667
布 匹338000101400
338000
丝线两905000 90500
301667
绵 两
3995000311610 1038700
茶 斤
1668000250200
834000
刍茭、蒿围 20679950
1033998 3446660
总计 21321108 71070369
注：折算标准—谷每石300钱，绢、絁、绸每匹1300钱，布每匹300钱，丝线每两100钱（绢每匹规定重12两，今依此估算丝线价），绵每两78钱，茶每斤150钱，草（刍茭、蒿）每围50钱。其他各项不予估算，表中删去。
天禧五年，除上述两税收入外，还有为数很大的工商业税收入。据杜文玉教授估算，计有商税收入1204万贯，盐课350万贯，茶课330.29万贯，酒课1017.29万贯，金、银、铜、铁、铅、锡、丹砂等矿冶收入257.7万贯（注：《唐宋经济势力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五者相加共3159.28万贯。按当时粮价折合谷为105309333石。工商税超过田赋，实开中国历史未有之奇局，值得关注。两税与工商业税相加，共约为谷176379693石，为钱5291.39万贯，均大大超过唐代。请参阅杜文玉教授前引文，不赘述。
据《宋史·食货志》和《文献通考》记载，北宋垦田数额有开宝九年、至道三年、天禧五年、皇祐三年、治平三年和元丰六年诸数，其中以天禧五年数为最多，为524758432亩。宋代封建地主特别是官僚地主隐田逃税现象普遍存在，《宋史·食货志》就说“天下隐田多”，治平年间甚至是田地“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此语颇嫌夸大，但仍可见隐田现象的严重。
北宋地主制经济迅速发展，官僚地主（即所谓形势户，包括官户、吏户和部分乡役户）发展尤速。官僚地主占地至宋真宗时即开始占居优势，当时有人说，人户为避徭役，多将田地卖与形势之家，“若不禁止，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所占”（注：《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69。）。仁宗、徽宗两朝，又有两次兼并高潮，官僚地主更确立起占田的优势地位。南宋初又继续有所发展。漆侠教授指出，大地主占有的土地南宋超过北宋，中小地主占有的土地，北宋超过南宋，总起来说，两宋地主占有的土地，从占土地总面积的50%发展为60%-70%。“自耕农对土地的占有，北宋时最高不过百分之四十，南宋时则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以下”（注：《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天禧五年垦田数，为宋代文献记载中最高数字，根据宋代隐田普遍的情况，此数仍应低于实际田亩数。现在我们无法获得确切数据对此数加以调整，只得既不扣除官田数（约占5%），又不计入隐田数，姑以它代表北宋的垦田数。如北宋地主占有的土地，按占土地总额的60%计算，则地主所有土地为524758432亩×60%≈314855059亩。
计算地主所得的地租总量，须先计算宋代田地的粮食亩产量。对此学术界提供了几个不同的数据。吴慧教授估算为每市亩产谷325.8市斤（注：《历史上粮食商品率商品量测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在亩产数据中为最高。宁可教授估算为“亩产平均在两石左右，合今一市亩产二百市斤多点”（注：《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赵冈教授估算数与后者较为接近，为每市亩产183市斤（注：《农业经济史论集》，农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这里从低采用赵冈教授的估算数。宋亩合0.896市亩，宋石合0.664市石。如谷每市石按135市斤计算，则183市斤／市亩，约合宋代1.829石／亩。按此亩产量，则地主所占土地的粮食总产量为谷575869903石。如地租按粮食产量的二分之一计算，则整个地主的地租收入总量为谷287934951石，与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谷176379693石相比较，前者为后者的1.63倍。这些计算无疑都是不够准确的，但如能说明地租总量超过赋税总量，则超过多少，就难以细较了。
还应当指出，在地主制经济下，地主总会按照地租增殖最大化的要求以营运地主，大都是通过地租的再投资和有效利用，以达到财富增殖的目的，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三位一体就是通常的表现形式。宋代官吏置田，并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是普遍现象。北宋时，王安石说，“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注：《王文公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其中所谓“农”和“营资产”，应包括购买土地，收取地租在内。蔡襄说，“自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义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日取富足”（注：《蔡忠惠集》卷15《废贪赃》。）。南宋尤为严重，宋孝宗时，陈良佐论当时权贵是，“讬肺腑之亲，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贵，牟商贾之利”。其甚者“发舶舟，招蕃贾，贸易宝货，糜费金钱”（注：《宋史·陈良佐传》。）。只是从事商品生产，特别是像汉魏两晋那样从事农产品商品生产的，则比较少见。
庶民地主，特别是乡居地主从事商品生产的尚多。秦观说，“大农之家，田连阡陌，积谷万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饶”（注：《淮海集》卷6《安都》。）。如福州一带产荔枝，“一家之有，至于万株”（注：蔡襄：《荔枝谱》。）。四川戎州一带产荔枝，也有“园植万株，树收一百五十斛”（注：曹学佺：《蜀中广记》卷62《方物记》。）。浙江吴兴一带多种桑养蚕，“富家有种（桑）数十亩者”。“富室育蚕，有至数百箔，兼工机织”（注：《嘉泰吴兴志》卷20。）。四川产茶，“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注：吕陶：《净德集》卷1《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扬州朱氏园种芍药，“南北二圃，所种几乎五六万株”（注：王观：《扬州芍药谱》。）。太湖洞庭山种桔，有大姓费十万钱，“雇人”“担湖水浇树”（注：叶梦得：《避暑录话》卷4。）。这些从事畅销商品生产的，应大都是地主。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乡居还是城居的地主，其地租再投资的重点已转向商业和高利贷。首先是从事粮食贩运投机。江淮间有些地主，“收租江北，货粲江南，而故乡之捐瘠不问也”（注：《永乐大典》卷7514。）。南宋时南康军，“外郡客人兴贩米谷到星子、都昌、建昌县管下诸处口岸出粜，多是豪强上户拘占，尽数收籴，以待来年谷价腾踊之时，倚取厚利，更不容细民收籴”（注：《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禁豪户不许尽行收籴》。）。
其次是扑买坊场。宋代禁榷商品，特别是酒，还有商税征收，都允许私人买扑。买扑坊场遂成为庶民地主的一大利孔。“诸路州县人户买扑坊场，并系豪右有力之家”。“买扑坊场抵当用本动以万计，非豪右之家不能力”（注：《宋会要辑稿》食货21之15、16。）。这种投资获利甚大。如说“州县人户买扑坊场，岁入至厚”。又如开封府一带，“诸县酒务，为豪民买扑，坐取厚利”（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之27、20之6。）。
从事高利贷的也大有人在。韩琦说乡村上三等主户即所谓“从来兼并之家”，他们除收租外，“例开质库、置课场”（注：《韩魏公集》卷18《家传》。）。《名公书判清明集》就有许多地主豪强雇人开启质库取利的事例。高利贷盈利也当然优厚。如陈州人焦务本，“名田足谷，而于闾里间放博取利，积之滋多（注：洪迈：《夷坚三志已》卷3《颍昌赵参政店》，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版。）”。
宋代市镇发展，也刺激了房产业。“豪右兼并之家，占官地，起盖房廊，重赁与人”。“富家巨室竞造房廊，赁金日增”（注：《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47。赵彦卫：《云麓漫钞》卷4。）。所谓豪右巨室应多是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
上述地产、商业和高利贷三结合的发展，正体现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它们的自由流动和相互转化，既可互相支撑，共同发展；又使地主的财富积累投入了最有效益的方向，保证了经济收入的最大化。封建地主在地租之外，又增加了巨额投资收入，更拉大了与封建国家赋税收入的差距。天下财富既主要为封建地主所占，这就会形成巨大的有效需求，扩大市场容量，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
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是宋代地主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宋人刘克庄说，“昔人所谓富贵者，不过聚犀象珠玉之好，穷声色耳目之奉，其尤鄙者，则多积
中之金而已。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1《备对扎子》。）。据传南宋大将张浚年收租米六十万硕，姑不置论。如以富户在灾荒年放赈米谷的数量为例，则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即可见一斑。南宋淳熙间，朱熹在南康军劝赈，“在城上户二十五名，共认赈粜米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五硕。……星子县劝谕到上户三十一名，共认赈粜米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五硕。……都昌县劝谕到上户五十九名，共认赈粜米二万八千九百八硕五升。……建昌县劝谕到上户九十一名，共认赈粜米二万八千硕”（注：《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谕上户承受赈粜米数目》。）。其有名姓的有：“税户张世亨赈济过米五千石。税户刘师舆赈济过米四千石，进士张邦献赈济过米五千石，待补太学生黄澄赈济过米五千石”（注：《朱文公文集》卷16《奉为本年劝谕都昌、建昌县税户…赈济饥民斗斛》。）。又以“婺州金华县进士陈夔献米二千五百石，婺州金华县进士郑良裔献米二千石，婺州东阳县进士贾大圭献米二千五百石，处州缙云县进士詹玠献米二千五百石”（注：《朱文公文集》卷17《乞推赏献助人状》。）。黄震咸淳间在江西抚州劝赈，“宜黄县谭都仓户待补国学生谭槐县粜、乡粜、城粜并近城上下粜过米共三万四千六百一十七石。又谭巡辖户待补国学生谭
县粜、乡粜并近城上下粜过米共三万一千二百一十七石。乐安县学生黄与孙以平甫为户，并诸庄共粜过米一万三千石。金谿县危运幹本户自粜米八千四百余石，普劝谕诸乡上户粜过米一万七千余石。临川县甲晏登仕时可粜过谷八千九百余石，米三千八十石”（注：《黄氏日抄》卷75《乞推赏赈粜上户申省状》。）。又绍熙五年前后，两浙州县米价腾贵，诏许地方官劝谕豪右出米赈粜，“临安府言，在城张、杨、刘府岁入甚丰，以理劝谕，（张）宗况、宗愈首出米一十万石”（注：《宋会要辑稿》职官62之36。）。唐代卢从愿“广置田园，有地数百顷”，被唐玄宗视为“多田翁”（注：郑处诲：《唐明皇杂录》下。）。与宋代地主占田相比，实是小巫见大巫。宋人亦以此傲视前代。南宋人吴箕说，《史记·货殖列传》所夸耀的富人，与宋代相比，“似不足道”。汉樊嘉“以五千万为天下高赀，五千万钱在今日言之，才五万贯耳。中人之家钱以五万缗计者甚多，何足传之于史？（注：吴箕：《常谈》。）”
土地集中，标示着地租收入的集中，财富的集中，这就为高消费奠定了物质基础。宋代地主集团（包括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中确出现了高消费浪潮。诚如当时人说，他们“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注：《温国文正司公文集》卷23《论财利疏》。），“但知侈靡相夸”，而“穷奢极欲”（注：周煇：《清波杂志》卷4。）。人们的消费资料，也就是消费品，通常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收入增加，三类消费资料的数量与质量都会因之丰富和扩大，特别是后二类消费资料所占比重也会不断增加。宋代地主集团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正呈现出如上的变动。
首先是享受性消费剧增。从食的方面看，欧阳修的诗就夸耀了当时食品的丰富：
累累盘中蛤，来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识，食之先叹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东南限淮海，邈不通夷华。于时北州人，饮食陋莫加。鸡豚为异味，贵贱无等差。自从圣人出，天下为一家。南产错交广，西珍富邛巴。水载每连轴，陆输动盈车。鸡潜细毛发，海怪雄须牙。岂惟贵公侯，闾巷饱鱼虾。（注：《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6《初食车鳌》。）
尤其是南方富庶地区，“南方精饮食，菌笋比羔羊。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一馔费百金，百品列成行”（注：《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2《送慧勤归余杭》。）。
南宋石介也说，“夫朝持货而出者，曰金珍，曰珠玉，曰犀象，曰绮縠，曰布币。马牛、羊豕、犬雉、鱼鳖之属，虾蟹之细，米盐之品，彀葅醢之多，东暨日际，西极月竁，南极丹崖，北极朔陲，相会凑于五都之市，朝而聚，夕而虚，大小无不用也，钜细无不取也，贵贱无不纳也，短长无不收也”（注：《石徂徕文集》卷上《代张顾推官上铨主书》。）。
他们都对能吃到全国各地的山珍海味颇感自豪，而对前代的“饮食陋莫加”，就不无讽刺。
从衣饰方面看，宋代衣饰崇尚华丽，不但士大夫之家，庶民之家也是如此。“在京及诸道州府臣僚士庶之家，多用锦背及遍地密花透背段等制造衣服”（注：《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23。）。“庶民之家，必衣重锦、厚绫、罗縠之衣，名状百出，弗可胜穷”（注：《李觏集》卷16《富国策第三》。）。“民庶妻妾冠帔珠翠，僭拟贵族”（注：《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38。）。连所谓“村豪”的农村地主，也是“女髻银钗满，童袍翠氎鲜”（注：梅圣俞：《宛陵集》卷33，《村豪》。）。衣饰奢华，至南宋尤烈。“妇女饰簪之微，至当十万之直，不惟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倣之矣。后宫朝有服饰，夕行之於民间矣”（注：王迈：《衢轩集》卷11。）。
尤其是民间销金衣饰，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北宋时，“海内承平已久，民间习俗日渐侈糜，糜金以饰服器者不可胜数，重禁莫能止焉”（注：《宋史·食货志》。），以至“销金日盛，什物器用，燕羞果核，无一而不施金”（注：《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38。）。封建政权屡申禁令，亦难奏效。至南宋，“销金衣饰，顷岁有司屡行禁止，往往法令稍宽，随即纵弛，累岁以来，其侈日盛。豪贵之家固习于此。而下至齐民稍稍有力者，无不竞以销金为饰，盖不止于倡优被服之僭也。今都人以销金为业者，不下数十家，货卖充塞，相望于道”（注：袁说友：《东塘集》卷10。）。
从住的方面看，也是“士庶之间，侈靡成风”，“富民墙屋得被文绣”（注：《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53。）。尤其在南方，“越俗僭宫室，倾资事雕墙”（注：《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2《送慧勤归余杭》。）。“杭人素轻夸，好美洁，家有百千，必以太半饰门窗，具什器，荒歉既甚，鬻之亦不能售。多斧之为薪，列卖于市，往往是金漆薪”（注：《宋朝事实类苑》卷60。）。不但城市如此，农村亦然。“虽蛮夷湖海山谷之聚，大农、富工、商贾之家，往往广其宫室，高其楼观，以与通邑大都之有力者，争无穷之侈，夫民之富溢矣”（注：《王文公文集》卷4《抚州通判厅见阁记》。）。
宋代食品、服饰、器用，其丰富与精美可说已超过唐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唐人作富贵诗，多纪其奉养器服之盛，贫眼所惊耳。如贯休《富贵诗》：‘刻成筝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弹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韦楚老《蚊诗》：‘十幅红绡围夜玉’，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所谓不曾近富儿家。”这就是说，唐代贫眼所惊之物，宋代许多已司空见惯了。
其次是炫耀性消费剧增。炫耀性消费是消费者不是为了获得实际效用，而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富有。这种消费往往攀比成风，愈演愈烈。前面所说的“糜金以饰服器”，“墙屋得被文绣”，“女髻银钗满”之类，都是属于这类消费。又如“长沙茶具，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备，外则以大缕银合贮之”（注：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数”。大都“置之几案，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也”（注：周煇：《清波杂志》卷4。）。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儒家礼教与炫耀之风相煽，出现了“婚嫁丧祭；民务浮侈”，“富者以豪侈相高”（注：廖刚：《高峯文集》卷5。）。如在福建，“闽俗重凶事，其奉浮屠，会宾客，以尽力丰侈为孝，否则深自愧恨，为乡里羞。而奸民游手、无赖子幸而贪饮食，利钱财，来者无限极，往往至数百千人。至有亲亡秘不举哭，必破产办具而后发丧者”（注：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23《蔡襄墓志铭》。）。如在广东，粤人治丧，以丰侈为孝，而游手无赖贪慕饮食，岔集其门，意不满则怙众群躁，不可耐。中人之家鬻田宅破赀聚而后办”（注：孙觌：《鸿庆居士集》卷40，《宋故太淑人刘氏墓志铭》。）。所以秦观说，“嫁子娶妻丧葬之费，其约者数万钱，其丰者至数百万。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则卖田畴、鬻邸第，举倍称之息，犹弗能给”（注：《淮海集》卷15《财用下》。）。这种消费就成了中小地主的沈重负担。
再次，精神产品消费剧增。在物质产品质量与数量大幅度提高的同时，精神产品的消费亦与之俱增。精神产品消费内容颇多，这里只举其较重要的两项。一是观赏戏曲文艺演出。宋代戏曲文艺杂技演出内容日益丰富，有小唱、嘌唱、般杂剧、傀儡、讲史、小说、影戏、散乐、诸宫调、商谜、杂班、弄虫蚁、合声、说诨话、叫果子等等。唐代以大众为对象的文艺演出，只在市街、寺院或路道上演，没有专用的演出处所。至宋代，除路头、寺院仍演出外，已设有瓦子，也叫瓦市、瓦肆、瓦舍，即戏坊集中之处。瓦子发展于北宋，至南宋大小城市中都盛设瓦子，《开庆四明志》《嘉泰吴兴志》《景定建康志》《嘉定镇江志》以及后来的乾隆《乌青镇志》均有关于瓦子、瓦子巷、瓦子街的记载。乌青镇在宋代只是一个中等镇市，据南宋后期沈平《乌青记》说，北瓦子巷是“妓馆戏剧上紧之处”。南瓦子“有八仙店，技术优于他处”。“有楼八间，周遭栏楯，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太平楼“为楼二十余所，可循环走，中构台，百技斗于上”（注：乾隆《乌青镇志》卷4古迹。）。
甚至农村草市亦有永久性戏场，南宋陆游《剑南诗稿》中即有多则记述，如“市楼合乐醅新熟”、“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时向湖桥看戏场”等等。刘克庄闲居兴化军莆田县城北后棣草市，他的《后村先生大全集》中也记载了当地的傀儡、杂剧、砑鼓等演出活动，演出时，“优棚高搭”，“儿女相携看市优，纵谈楚汉割鸿沟。山河不睱为渠借，听到虞姬直是愁”。
一是收藏鉴赏图书名画。图书名画五代时已成为重要商品。“荆湖淮浙令人入蜀纵价收市（张元之画），将归本道”（注：黄休復：《益州名画录》卷中。）。入宋后，此风益盛。画家售画成为专业。智永工小景，长于传模，宛然乱真，“售以所长，专以为养，不免徇富豪家廛肆所好”（注：邓椿：《画继》卷5。）。收藏图书名画的既有鉴赏家，也有好事者。米芾说，“近世人或有赀力，元无酷好，意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之谓好事者”（注：米芾：《画史》。）。由于官僚、士人和地主的偏好，书画市场得以发展。大城市中有画铺，北宋开封相国寺庙会为名画集散之地。成都亦著名，《全蜀艺文志》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南宋时，越州开元寺庙会书法名画“亦间出焉”（注：《嘉泰会稽志》卷7。）。书画市场还出现了牙侩，“张侍郎典成都时，换下旧屏面，呼牙侩高评其价以自售”（注：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6。）。市场画价北宋以闫立本《太宗步辇图》为最高，值700贯。南宋以徐熙《芙蓉》价最高，值1750贯。可分别购置上好土地280亩和90亩（注：参见李华瑞：《宋代画市坊初探》，《宋史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再次，发展性消费剧增。发展性消费是指满足人们发展德育、智育等方面需要的消费。在当时主要是读书求知。宋代真宗开始重视兴州县学，仁宗明道景祐间，“累诏州郡立学，赐田给书，学校相继而兴”、“州郡不置学者鲜矣”（注：《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3。）。神宗、徽宗又两次扩展州县之学，州县学校规模日大，学生日多。在官方兴学的推动下，私人兴学和读书之风大盛。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注：《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至南宋，东南一带读书人多，福建尤盛。张守说，“中上之户，稍有衣食，即读书应举，或入学校”（注：《毘陵集》卷34《论措置民兵利害扎子》。）。在福建延平一带，“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注：《舆地纪胜》郑133《南剑州》引《延平志》。）。在福建邵武军，“颇好儒，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注：《舆地纪胜》卷134《邵武军》引《武阳志》。）。在福建永福一带，“家尽弦诵，人识律令，非独士为然，工农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注：方大琮：《铁庵方公文集》卷21，《致乡守项寺丞书》。）。《淳熙三山志》说，福州更是“城里人家半读书”。
农民子弟也读书识字。浙江绍兴陆游家乡一带，农民子弟多入“冬学”，取农闲也。课本有《孝经》、《论语》、《杂字》、《百家姓》之类，号曰“村书”。《剑南诗稿》中有“《孝经》章里观初学”之句。在江西，“州县有号为教书夫子者，聚集儿童，授以非圣之书，有如《四言》《杂字》，名类非一”（注：《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50。）。同时，书院兴起。书院为学者讲学、士人读书之所，或为官府设立，或为民间设立。“出钱粟赡学者”，聚士人读书。当时的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个书院，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书院。宋代市镇发展，市镇书院称镇学，泉州南安县石井镇书院，规模颇大，有屋近三百楹（注：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第29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消费需求既有实物性的商品消费，又有非实物性的服务消费。后者比之前者是高一层次的消费，要在衣食足之后才会延伸。宋代官僚地主与庶民地主的服务消费剧增，促进了服务市场的发展。前面提到的精神产品消费和发展性消费大都是服务消费。《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诸书，记录了两宋汴京与临安服务消费和服务市场的繁胜情况。这两个都城的消费虽主要是建立在赋税收入的基础上，但其他城市、市镇的服务市场应大都是具体而微，故以《东京梦华录》为例，主要对生活服务消费略加叙述。
服务需求复杂，具有多门类、多层次的特点；服务主体也具有多样性。如酒楼，大酒楼叫“正店”，有七十二家；小酒馆叫“脚店”，“不可遍数”。大酒楼“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珠帘采额，灯烛晃耀”。“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开宴。市中出卖的酒肴、果品、小吃，丰富多彩，达数百种之多。城内有瓦子多处，桑家瓦子、中瓦、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数座大戏棚“可容数千人”。“浴室院”、“妓馆”亦夥。官吏、地主、商贾正在此花天酒地，纸醉金迷。
其他家居日常生活所需，亦应有尽有。“马行街北”多医铺、药铺。师姑绣作集中在绣巷。养马、养犬、养猫有人供应饲料。载人运物，有驴骡牛拽的各种车辆。“寻常出街干事”，有店“假赁鞍马”。凡“吉凶筵会，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檐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赁”。凶事出殡，有“凶肆”提供各种仪仗用物。需用“干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修整屋宇、泥补樯壁”，“有竹木匠人”。又有“使漆、打钗环、荷大斧砍柴、换扇子柄、供香饼子、炭团，夏月则有洗毡淘井者”。
服务消费弹性大，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新力量。宋代服务市场发展，在社会经济中开始占有重要地位，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宋代工商税超过田赋，也应与服务市场发展具有一定关联。
上述宏观消费结构的巨大变动，有力地推动了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农产品方面，如茶、蚕桑、甘蔗、荔枝、柑桔、花卉、药材、漆等。在手工业方面，如丝织、榨糖、造纸、酿酒、榨油、制瓷、漆器、矿冶、印刷、果品加工、金属加工等，都有很大发展。出现了众多的带有专业性质的人户，如茶园户、桔园户、花户、药户、漆户、糖霜户、水碾（碨）产、磨户、焙户、乡村酒户、机户、绫户、香户、蟹户等等。漆侠教授在《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和许惠民同志在《两宋农村专业户》（注：《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中均有系统论述，在此不拟重复。
可以强调的是，由于受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高消费拉动农产品商品生产具有一定的限度，而高消费拉动手工业商品生产的余地则空阔得多，遂使宋代手工业的商品生产呈现出品种繁富、花样翻新的图景。下面对此作点补充。如茶，宋人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注：《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其生产规模、制造技术、市场销量均大大超过唐代。宋人虽然说“富贵贫贱靡不用也”，但茶毕竟与粟盐布帛等生活必需品不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习惯与偏好，或者作为待客饮料，正如《金史·食货志》所说，“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高档茶品工农劳动者更是消费不起。宋徽宗说，“荐绅之士，韦布之流”，“咸以高雅相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占之妙，莫不咸造其极”（注：蔡攸：《铁围山丛谈》卷6。）。如真有“韦布之流”附庸这类“高雅”，恐亦非工农劳动群众。
又如瓷。宋代瓷窑有很大发展，特别是烧瓷技术进步尤大。唐代瓷器只青、黑二色，宋代五彩俱备。宋瓷有花纹，有刻花、印花两种，图案精美清新。李剑农教授说，“唐代瓷器虽有显著之进步，尚未底于大成。入宋以后，瓷器之制作始入于艺术化，非但为寻常之日用品而已（注：《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0-51页。）。
又如销铜器皿、销金服饰发展，成为两宋一突出经济问题。销铜为器北宋即已发展，南宋益盛。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偏僻小县，无不有铜匠铺。李弥逊说，“浙东路绍兴府温、台、明州，浙西路临安、平江，镇江府湖、秀、常州，江东路建康府句容县、信州，福建路福泉、建州，江西路虔、吉州、丰城县，临江军新淦县等处，铸浩铜器尤盛，销现钱，不可胜计”（注：《筠溪集》卷3《户部乞禁铜器札子》。）。王俣也说，“建康勾容，浙西之苏、湖，浙东之蠡、越，鼓铸器用，供给四方，无有纪极。”“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虑数十万缗”（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6。）。
销金为服饰之盛，前面已经说过。从封建朝廷的禁令中，也可见销金品类之多。“今后不得……造作铺翠销金为首饰衣服，及造贴金、镂金、间金、圈金、剔金、陷金、觧金、明金、泥金、楞金、背金、影金、盘金、织金、丝金、铺蒙金、描金、捻金线、真金纸，应以泥金为饰之类”（注：《宋会要辑稿》食货20之7。）。销铜金为服饰器用，当然只有富有之人才有此需求。
又如印书。唐以前书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五代冯唐印书后，刊镂遂多，至宋而盛。毕升创活字印刷之后，印书益广，汴京、杭州，以及两浙路、福建路和成都府路都是印刷业最兴旺之地。“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但“福建本几遍天下”（注：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除了儿童用启蒙教本、市民用平话小说、医药用书等之外，全国二十万州县学生以及其他士大夫所需，亦为量极大。苏轼说，“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书多且易致如此”（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53《李君山房记》。）。福建建阳县所刻之书，“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致”（注：《朱子大全·文集》卷78，《建阳县县学藏书记》。）。还有大量科场用书。岳珂说，“自国家取土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汗牛充栋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注：《愧郯集》卷9，《场屋编类之书》。）。
又如水果加工制品。宋代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水果加工制品，据文献所计，达数十种之多，胪列似嫌繁琐。大概有果脯干，用蜜或其他香料腌渍的饯品，果酱、果汁等，各种糖制水果或果仁就更多了。蔡襄《荔枝谱》说，荔枝加工有红盐法、蜜煎法和白晒法三种，加工后，“可三四年不虫，修贡与商人皆便之”。韩彦直在《桔录》中说，用糖和蜜加工过的柑桔，“可以将远”。
这些记述，反映了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特别是他们中的富裕部分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发展变化。
宋初，官吏俸禄较低，元丰后经过调整，有所提高，但与历代相比，仍只处于中上水平。除品高位崇的大吏可以养尊处优之外，大多数官吏，特别是中小官吏，只是衣食不愁。如说县令是“禄至薄”（注：周必大：《文忠集》卷135《论知县俸》。），主簿、尉等小吏也是“常有不足”（注：洪迈：《容斋四笔》卷7《小官受俸》，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78年版。）。这是南宋时事，而北宋的石曼卿，历任馆职，属中等官吏，也常叹“馆俸清薄，恨不得痛饮”（注：文莹：《湘山野录》卷下。）。他们要追求享乐，只能另觅途径。最通常的途径，就是王安石所说谋“农商之利”以“充其养”。特别是购买田地，收取地租。所以杨亿在论及自己俸薄难以养家时，就感叹“且无负郭之良田，固乏满堂之金玉”（注：《武夷新集》卷14《再乞觧职表》。）。许多官吏正是因另有地租收入而可恣意享乐。如江西金溪县，“数吏魁田连阡陌，楼观岧峣，服饰燕设，拟于贵近”（注：陆九渊：《陆象山先生全集》卷4《与赵宰》。）。又如江西乐平县的胥吏，也是“浆酒藿肉，美宅腴田”（注：马廷鸾：《碧梧玩芳集》卷17《益国赵公生祠记》。）。所以许多官吏的消费需求，既靠俸禄，更靠地租来满足。
庶地民主的消费则完全建立在地租及其再投资收入的基础上。宋代以前，凡论及豪华生活，其对象主要是皇室、勋戚与达官显宦。在宋代，总是士庶并提，或对庶民地主特别予以论及。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如在前面所引文献资料中，论及美食，是“豈惟贵公侯，闾巷饱鱼虾”、“贵贱无不纳也”。论及华丽衣饰，是“士庶之家”、“庶民之家”、“民庶”僭拟贵族，“村豪”、“中产”亦仿效“巨室”。“齐民稍有力者”，“无不竞以销金为饰”。居室是“士庶之间，侈靡成风”，农村的“大农”，也“与通邑大都之有力者，争无穷之侈”。治丧，“中人之家”亦“以丰侈为孝”。精神产品消费与发展性消费也离不开庶民地主，“中上之户”多“读书应举”，“或有资力”，亦收藏书画。这都说明庶民地主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高消费群体。
富商大贾也是一个重要高消费群体。张方平说，他们是“梁肉常余，乘坚策肥，履丝曳采，馐具屋室，过于王侯”（注：《乐全集》卷14《食货论·畿赋》。）。但他们的购买力，主要来自与贵族、官吏瓜分赋税收入，更是与地主瓜分地租收入。至于其他方面，特别是市民中，由于地租再分配所形成的消费需求和购买力，对拉动商品经济也具有重要作用，将在下面论及，在此不赘。
至此我们已可以说，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建立在地租收入基础上的消费需求，在宋代已成为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它有力地推动着市场商品总量增加，商品质量提高，商品结构优化，即有力地推动着市场丰度的提升。这应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三
宋代城市经济特别是市镇经济有长足发展。草市原为农村定期集市。居交通要道的草市，逐渐发展为居民点和工商业点。唐后期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说，“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至宋进一步发展，少数草市上升为县，升为镇者更多。紧连州县城郭的草市则发展为商业区，与旧城连为一体，导致坊市制的破除。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神宗时，有府州军监297个，县1135个，镇有残缺，共1800余个。“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注：高承：《事物记原》卷7《州郡方域部·镇》。）。镇基本上都是草市升格而成。至南宋，镇以下又发展了许多市，居民与工商业略次于镇，但数量多于镇。如临安府有11个镇，19个市（注：《咸淳临安志》卷13。）。草市之名渐为墟市所代替。
马克思说，“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0页。）。城乡分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就必然导致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日益扩大。这种城乡分离运动，为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体现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古代的城乡分离，按照两条途径发展。一个是由君王分封或建立郡县，形成自上而下的政治统治性质的城市化；另一个是由经济自发性所形成的自下而上的经济性质的城市化。宋代城市和市镇的发展，就是后一种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
宋代城市和市镇的发展，既与封建地主的高消费相关联，更与他们城居发展相关联。北宋地主城居日益增多。到南宋，随宋室南迁的官僚地主多移居城镇，加以偏安一隅，人口增加，地主城居更有大的发展。他们的城居，各类城镇均有。汴京与临安姑置勿论。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有居于大城市的。在苏州，“商贾以吴为都会，五方毕至，鬻市杂扰。缙绅以吴为乐土，侨民闾里，几亚京洛”（注：范成大：《吴郡志》卷31。）。在长安，“汉唐之故都，当四方之冲要，衣冠豪右，错居其间”（注：陕西博物馆藏北宋熙宁七年刻《善感禅院新井碑记》。）。有居于府州军监治所的。吴兴为胡州郡城，“至宋南渡，而吴兴去宋行都最近，苕霅两水分贯郡城，宋诸王公钟呜鼎食，邸第相望；舟车往来，烟火相接”（注：《两浙金石志》卷18《元左丞潘元明政绩碑》。）。杨王休庆元府象山县人，致仕后居于府城，“逮其赋归，已先卜城居，栋宇宏敞，犹望老朋友以相依”（注：楼轮：《攻瑰集》卷9《杨王休行状》。）。台州州城，“比年以来，……寄居官有至宰相者，余不可以数计，过往日日有之，故城中百物腾踊，价皆十倍于前”（注：陈耆卿：《赤城集》卷1载陈公辅《临海风俗记》。）。南康军治所，有“在城上户二十五名”（注：《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建昌军“南城人刘生，别业在城南三十里，地名鲤湖，时往其所检视钱谷”（注：洪迈：《夷坚丁志》卷18《刘狗
》。）。有居于县治的。“福唐梁绲居城中，尝往其乡永福县视田”（注：《夷坚志补》卷20《梁仆毛谷》。）。台州天台县“士子某居城中，而田在黄岩”（注：《夷坚支戊》卷6《天台士子》。）。福建莆阳，“段氏夫吴思敬寄居本府城内，其所争地乃在本县二十三都，相去四百余里”（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有居于镇市的。南浔镇存有元祐二年的《长生讲院碑》，碑上列有檀越五十九人的姓名，其官衔有状元、朝奉、宣义、提辖、监局等名目，说明有许多乡绅聚居于此（注：参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39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青镇与湖郡所辖之乌镇夹溪相对，民物繁阜，第宅园池盛于他镇，宋南渡后，士大夫多居于此”（注：乾隆《乌青镇志》卷2。）。秀州青龙镇宋代“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也”（注：弘治《上海志》卷2。）。湖州新市镇，“建炎南渡，密迩行都，衣冠鳞集”（注：正德《新市镇志》卷2。）。“王德全少卿（玨）绍兴十四年待行在粮料院缺，寓居平江横金市，市之西南曰鲁都湾，有田数百亩”（注：洪迈：《夷坚支丁》卷3《宝华钟》。）。睦州“青溪之南，去邑三十里，曰云程”，“有墟市，富者鸠焉”（注：方逢辰：《蛟蜂集》卷5《芳润堂记》。）。
由于地主大量城居，封建政权遂另立户名，元丰七年规定，“民有物力在乡村而居城郭，谓之遥佃户”（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5，元丰七年四月辛酉条。）。对他们科征赋役，南宋时更有许多具体规定。乾道间规定，“平时上户多居近郭，故将别乡产税并归所居乡分催科”（注：《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61。）。淳熙间规定，“其坊郭及别县户，有物力在数乡，并令各随县分，并归一乡村物力最高处，理为等第選差计，募人充役”（注：《宋会要辑稿》食货66之21。）。嘉定间规定，对豪右官户“今仰州县自今官户税物，官司自行就坊郭管揽门户干人名下催理，不许一例具入保长甲贴内，抑令催纳，使之陪备”（注：《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106。）。
地主城居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与动机，主要有两种。一是追求享受。城市、市镇店铺林立，商品丰富，又有茶楼、酒楼、戏场之类。郡县镇市，层次越高，商业、服务业越繁盛，更有利于享乐。所以洪迈说，“士大夫发迹陇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自更新其宅者多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注：《容斋续笔》卷16《思颍诗》。）。有的还从商业不发达市镇迁往商业发达之处。如四川汉州略坪镇，南宋高宗时李良臣说，“商贾贸易纤屑旷稀，家须日用，非他市不给。比岁二三族姓，辄去之客于异县”（注：嘉庆《四川通志》卷33。）。
二是追求发展。城市既是商业中心，也是文化中心。郡与县大都有郡学、县学，士子集中。南宋绍兴间，福州州学“系籍学生五百余人”。嘉定间，建宁府学“学有生徒三百”。隆兴府学“弟子员溢几数百”。这些都是官学。还有私人讲学，吕祖谦在婺州城内讲学，“四方学者，几于云集”。潭州人梁輈租宅作书院，“其徒从学者三十人”（注：以上见梁庚尧：《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第579页。本文还采用了他的一些观点与资料。）。这些入城求学的士人，应许多来自农村。有的为了从师求学和以诗文会友，还从农村迁居城市。乾道间，庆元府奉化县李雄飞，自曾祖起，“三世俱不显，而乃翁隆于教子，其徙城市，便二子之从师也”（注：《挈斋集》卷20《李雄飞墓志铭》。）。又奉化县人鲍明叔，“其大父力穑起家”，其父“爱二子之敏，入城就师友，能相勉励”（注：楼轮：《攻瑰集》卷101，《鲍明叔墓志铭》。）。
他们迁居城市，主要是为了追求享受性消费，也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追求发展性消费。南宋台州陈公辅，原在州城有居宅，因嫌城居物价昂贵，“度不可居，於是遁跡村落”。后来竟叹“乡下寂寞，百物无有，不免布衣蔬食，杜门待尽而已”（注：《赤城集》卷1载陈公辅《临海风俗记》。）。他由城市迁往农村，既乏物资，又少交游，这正从反面印证了上述分析。
地租经过分配与再分配，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具有一个扩散过程。地主的商品消费需要形形色色的商人，从行商、坐贾到小贩、牙侩之类；需要各类手工业，以及为工商业服务的辅助行业，如邸店、塌房、柜房之类。其服务消费，需要茶楼、酒馆、戏场以及质库之类，又需要医师、画师、教师、伎艺人、妓女、仆役各类人等。上述各类行当相互需要，加以劳动力资源丰富，其发展既是连锁反应，又是低成本扩散。北宋苏颂雇一婢，其家“取莲肉，货于果子行”，“十口皆然，无他业”（注：苏象先：《丞相魏公谈训》。）。城居地主对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消费投入，也具有乘数效应，可以使总就业量和总购买力倍增，有力地推动了宋代城市化、市镇网络化以及城市和市镇经济的繁荣。
宋代城市化与市镇网络化，往往是一捧雪滚成一个大雪球。秀州白牛市，北宋屯田员外郎陈舜俞迁居于此，“始成市”（注：乾隆：《娄县志》卷3。）。嘉兴县马陆市，南宋礼部侍郎陆秀夫长子陆南大与马氏共居于此，“市廛渐以稠密”（注：嘉庆《马陆里志》。）。其他如草市升为市镇，市镇升为县，亦所在多有。漆侠教授认为北宋元丰间，城镇户口占全国总户口12%（注：《中国经济通史·宋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6页。）。斯波义信教授认为宋代州治所在县大体有20%人口集中在城市（注：《宋代商业史研究》，台湾稻香出版社1997年版，第335-336页。）。赵冈、陈钟毅教授认为，宋代全国城市人口比例，北宋为20.1%，南宋为22.4%（注：《中国历史的城市人口》，《食货》卷13，第3、4期。）。由于缺乏统计数据，估算难于准确，但宋代具有很高城市人口比例，应可大体确定。
城市化是扩大消费需求，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因素。宋代城市化引发的商品经济发展非常令人注目。首先是城市及其经济有结构性的革新。城市商业的发展，破除了坊市制，店铺可以随处开设，商贩可随处设摊和沿街叫卖。秦汉至唐，贩运商即行商，是市场主要支配力量和赢利主体，到宋代，城镇发展即座商发展，二者已势均力敌，可分庭抗礼。城市中金融业与商业分离，批发与零售分离，服务业兴起。供外来商人寄存货物的邸店、塌房，供商人存储和拨兑货款的柜房，规模宏大。南宋临安有“塌房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货物”（注：耐得翁：《都城纪胜》。）据《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临安手工业，商业、服务业行业已达414行，其中服务业有100余行（注：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29页。）。还出现了特定行业集中于一街的专业街等等，这都是前所罕见的。
各类城市、市镇商业繁盛，发挥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作用。如鄂州，“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其“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閈甚盛，列市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注：陆游：《入蜀记》卷4，范成大：《吴船录》卷下。）。泉州石井镇，“东有新市，西有旧市，无非贸易之处，店肆千余座”（注：抄本《安平志》，见博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第278页。）。就是湖南南岳岳市这样的小市，也是“种货之所聚，人生所需，无不有”（注：范成大：《骖鸾录》。）。南方墟市比较发达，已发展为居民点和工商业点，可以保证乡居地主和农民的生活需要。如“晨兴过墟市，喜有鱼虾卖”。“逢人问虚市，计日卖薪蔬”。“虚头市初集，鱼豆皆成椿；夷獠不识人，笑鬻豬与庞。”“邸店如云屯，农夫争道来，或携布与楮，或驱鸡与豚。纵横箕帚材。琐细难具论”。永嘉南郭外黄土山虚市有“米肆”。“余干古步有虚市，数百家……屠宰者甚众”。繁晶虚市荻港，有人“卖茗”。池州虚市有“酒店”（注：以上见全汉昇：《宋代南方的墟市》，《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一册。）。在绍兴乡下，商路畅通时，还可吃到北方的梨枣。陆游诗云：“北商久不通，梨枣罕登盘”（注：《剑南诗稿》卷80。）。宋代市场的一体化，“东暨日标，西极月竁，南极月崖，北极朔陲”，市场广度有很大发展。而城市经济和市镇经济的发展，又使市场广度的发展走向纵深，益增其厚重。
结束语
明清以后，土地日益垦辟，耕地面积扩大。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随之提高。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或略有下降，而地租率未变，地租总量仍大量增加。尽管中小地主增多，庶民地主高消费的能力有所减弱，但由地租收入所形成的消费需求，仍和由赋税收入所形成的消费一道，始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封建田赋和封建地租，农民都是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而使用价值生产却推动着交换价值生产，这正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