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的民族性格与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性格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民族性格是民族文化沉淀的显示器，又反过来影响和决定这个民族对待新文化的态度。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国各民族皆面临着一种新文化的挑战。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剖析和考察藏族的民族性格。追索那些影响这些性格形成的背景因素。瞩目精神领域，探讨藏族在精神世界方面迎接与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关键词：民族性格 文化 地理 经济 宗教 现代化
1971年6月， 在维也纳发展研究所举行的“发展中的选择”讨论会上，智利知识界的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曾说过这样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落后和不发达不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 ”〔1〕著名的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英格尔斯指出：“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2〕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实现现代化，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外，还必须重视精神世界的升华，必须充分注重塑造体现时代精神的民族性格。只有使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格溶入现代化精神了，才能保证这个民族以现代人的姿态和风貌迎接现代化的挑战，成功地过渡到现代化。不言而喻，研究藏族的民族性格，对于这个民族完成现代化的转变，具有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口约457万多（据1990年统计），居住面积为250万平方公里的藏族，在中国56个民族中是一个独具地理环境，独具历史文化，独具宗教信仰的民族。“共同的文化和由此长期沉淀而形成的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重要而基本的特征。”〔3〕藏民族是那种典型的具有古老悠久的文化积沉，传统性极强的一支民族，也是一个具有鲜明、独特性格特征的民族。
首先，必须勾画出藏族民族性格的轮廓，寻找出其民族性格特征，探索那些对于影响和塑造藏族民族性格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背景材料。
人类学家认为，“民族性格深受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及地理环境的影响。”〔4〕笔者认为， 在所有影响藏族民族性格的因素中，地理环境是在其童年时代所渗透进民族性格的最单纯最原始的材料，是首先和发源的因素。“一些历史学家把地理比作历史的左眼和右眼，文明的太阳和月亮。把地理称为‘是历史的哺育之母和教养之家’。”〔5〕
正是藏族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造成了藏族民族性格鲜明的个性。
“假如翻开今天的地形图，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现象，即西藏文明的分布范围大体是同青藏高原的地理范围相重合和等同，也就是说，藏族聚居区大都集中分布在今天海拔约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地区。……西藏文明这种按海拔高度进行分布，亦即就高原分布的特征，说明这一文明自身具有很强的对高原环境的适应性和对非高原环境的不适应性。〔6〕这是青年藏学者石硕先生在他的新著《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中公布的最新科研成果。这一独道的论断为我们揭示了“文明”与地理环境的密切关系。地理环境孕育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与文明，同时创造对这种文明的限制范围。青藏高原用自己的地理环境营造出一个独特的高原文化圈：藏族文化圈。藏族文化在这个圈内的内因外因的长期作用，积淀而形成了独特的藏族民族性格：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高原特征。
险竣的地势，恶劣的气候，使得青藏高原自然条件比起其它地区相对艰苦。然藏民族却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发展和壮大起来，开拓和创造了自己的文明。由此可见，在青藏高原这个雪地母亲襁褓中成长起来的藏民族，其性格中具有对艰苦环境非凡的适应性，是一个玩强、倔犟、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吃苦耐劳的民族。这是一支勤劳勇敢，不易征服的民族。其性格中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执着进取、追求的一面。此外，丰富强烈的阳光和广袤的草原赐予藏民族开朗、豪爽、奔放的性格，在其性格中具有对光明和自由的热情向往。他们之所以被冠以歌舞的民族，就是这种性格特征最明显的反应。
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的另一面是相对封闭性。青藏高原不仅自身海拔高，且四面环山，海拔为8848.13 米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雄踞南境。这种自然地貌，造成了这个内陆高原在环境上的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山地环境阻碍着藏民族与外界的交流、交往。交通困难，路途险阻一直是居于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面临生存和发展的严重问题。“西藏文明所分布的青藏高原，尤其是西藏高原，历史上一直是其它文明较难以渗透的地区。”〔7〕
封闭的自然阻隔了藏民族的眼界，某种意义上讲也决定着他们的思维习惯。任何一个民族必须不断接受新事物的冲击和注入，才能迅速打破原先循规蹈矩的脚印，打破历史发展缓慢的步伐。具有悠久古老文明史的藏民族在青藏高原行进的步履一直是缓慢、渐进的，少有过大的历史突变、剧变，不能不说与这种封闭的自然环境有极大关系。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自然环境，造成了藏民族在民族性格中具有传统影响强固有力，接受新事物较为迟缓的一面。
然辩证地看待青藏高原这一四面环山的地域特点，又会发现它留在藏民族性格中的痕迹不仅有囿于传统的一面，还有向往开放和进取的一面。正是封闭的环境阻隔了他们的视野，遏制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又使得这个民族无论从本能还是自觉意识上，皆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想突破这种高原环境限制的欲望，滋生一种迫切想消除这种隔离的欲望。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藏民族都曾为挣脱这种自然屏藩，推倒这种墙篱作过种种努力：战争的通婚的商贸的等等。藏民族一直以其民族性格中那积极的一面：敏锐、豁达、开朗的眼光和胸襟在青藏高原这个有限的环境中尽可能地创造着自身的文明，拓展着与周边民族交往和交流的奇迹。正是在不断突破高原文明的局限中，在不断战胜自身民族性格的弱点中，完善着藏族文明的基石。
塑造藏族民族性格的另一只手，是藏民族在青藏高原赖以生存的经济形式。“民族性格深受社会经济形态制约。”〔8〕
在青藏高原，藏民族中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两种经济形态。一种是以藏北为代表的游牧经济，一种是以藏南为代表的农业经济。这两种经济形式一直占据和支配着藏民族的经济生活，也雕刻着其民族性格。
“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范围至少已存在着三大支系各不相同，文化面貌各异的原始居民群体。他们是：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居住于藏东河谷区，从事定居农耕经济并兼有狩猎畜牧经济的卡若居民群体，以曲贡文化为代表居住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从事定居农业和渔业经济为主的曲贡居民群体和以细石器文化为代表，主要活动于藏北高原地区并从事游牧和狩猎经济的藏北游牧居民群体。”〔9〕“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大致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即西藏北部和中部地区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文化和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以石棺墓为特征的文化。前者大体属于游牧狩猎性质的文化，后者则属于农牧性质的文化。”〔10〕正是青藏高原这两种古老的，源远流长的经济形式孕育了青藏高原两种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在藏民族性格中输入了不同的养料。
“藏北高原……草原广袤，是一处辽阔而巨大的天然牧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以从事游牧狩猎经济为主的居民群体和原始部落活动的场所。……这种游牧生产方式和开阔的地形环境所决定的流动迁徙特点，使藏北游牧部落彼此间的交往和融合相对要比雅隆地区以定居农耕经济为主的部落容易得多。”〔11〕
游牧经济和游牧生活方式决定了游牧民族的生产和生活舞台主要是广袤、开阔的大草原。他们总是处于不断变换环境、寻找水草丰美的牧场，居无定所的游历之中。这种生产和生活状态注入其民族性格中的共同特点是：眼界开阔，相对开放，善于交往，耳听八方，见多识广。加之其主要生产品是牛羊及各种猎物，并非能保障“自给自足”的生活必须品，商品经济最有可能在他们中间首先发生。藏北游牧民中间。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的盛况：“当时有四条著名的国际商道，几乎都横越或靠近藏北高原。这种四通八达的交通状况，使藏北高原诸部落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因素方面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12〕“西藏最早的文明中心出现在藏北。”〔13〕
然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又造成了游牧民族性格中的另一面：散漫、自由、分离，凝聚性较差。由此可推测出，为何藏北游牧民族尽管在自然环境、民族性格、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皆有优越的产生商品经济的条件，却最终没有成为气候，变为现实。这不能不说明与其游牧民族性格中的弱点有关。他们的开放性是有限的开放，自发的开放，而非自为、有意识、主动、积极的开放。开放中仍有保守成分。“商品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上升的连续过程，它需要社会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提供一系列的条件。”〔14〕正是地理环境及生产方式造成的游牧民族性格中的弱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抵消了那些客观优势，使他们未能抓住发展和壮大自身经济和发展文明形式的机遇。机遇是转瞬即逝的。当北方游牧民还未意识到自身性格的弱点时，历史已匆匆地翻过了一页。最终藏北高原那种古老的游牧经济和生活方式以其非常传统的方式流传了下来。
而藏南河谷地区的农业民族在文化积淀和性格类型上又受到自身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制约。“以雅隆河谷为中心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是整个西藏高原范围内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同时也是最宜于农耕的地区。”〔15〕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赐予南方的藏民族，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农业经济兼有畜牧和狩猎的经济类型。这与藏北地区以游牧和狩猎为主的游牧民族存在着极为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中，人口居住相对集中，流动迁徙较少，社会较为稳定……由于农耕社会的人口居住相对密集，生产关系密切，所以社会的整体性较强，其社会组织系统和国家权力的发展也要完善得多。”〔16〕藏南民族受到农业经济形成的文化制约，在性格特征上与藏北游牧民众有极大差异：他们土地观念强，居有定所，处于一种相对满足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加之农业经济所离不开的兴修水利和长期密集的居住形成的凝聚纽带，使他们集体观念强，团结性强。然而这种农业民族也同所有的农业民族一样，有着自身与生俱来的弱点：较为封闭、保守，有着强烈的自给自足意识，因此难以滋生出商品经济。“加之雅隆河谷地带的地理环境同藏北地区相比要相对闭塞……这使得雅隆河谷地带的部落与周边外围地区的交往远不如藏北游牧部落那样频繁和密切，因而他们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自然也处于相对落后状态。”〔17〕
然而在诸多影响藏族民族性格的因素中，还有一个最深刻的因素，即藏传佛教。这是熔造藏族民族性格极为重要的文化因素。
藏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世界上只有极少的民族象藏民族那样被宗教征服得如此彻底。宗教精神如此强有力地影响到藏民族的各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教育、艺术、思想、观念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藏传佛教几乎囊括了藏族文化的全部，代表了藏民族最高的信仰，一千多年来一直统治着藏民族的精神世界。
藏传佛教博大精深，深奥难测。在这里我不得不捧出藏族学者扎雅活佛洛登喜饶对其主要教义的精粹解释，借以了解这种宗教的核心精神实质。
藏族喇嘛教的主要教义是“佛陀教义”，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四谛”圣说，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苦谛是四圣谛之首。即所谓生死轮回之苦。这是喇嘛教对人生的基本解释。即人生必受生死轮回之苦。四谛之二是集谛：即所谓业或烦恼。一切烦恼的根源在于对所有外界存在的错误认识，即所谓见。反之外界存在实质上都是空无，私欲即从误见而生。四谛之三是灭谛。即所谓“苦”与“集”（业与烦恼）的灭谛与解脱。四圣谛之四是道谛。即所谓引向灭除痛苦，证得涅槃的正道。从业及烦恼中走出是脱离轮回的基础，脱离轮回之苦称之为“解脱”。
我们可以从佛教展示的诸多修习道路中选择适合个人情况的修习之路。一个人如果利用这些方法选择了一条最适合于自己的修习之路，并以献身精神将所有教义付诸实践，那么他将获得较高的成就。小乘佛教最高的成就是从生死轮回中解脱，获得涅槃；大乘佛教最高的成就就是成佛。〔18〕
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藏传佛教是青藏高原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的特殊产物，影响着藏民族对人生和世界的基本看法，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这种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藏民族在青藏高原顽强地生存下来，作为一种道德力量维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及青藏高原社会生活的平衡。它更似一种道德哲学，一种主张通过内审净化灵魂，约束人的行为规范，进入人生某种精神境界的人生哲学。它在藏民族的性格中投下了崇尚善良、重道德修养、质朴、诚实、吃苦、勤俭、平和的影子。
然而作为一种宗教哲学，其对人生和世界的解释仍然是唯心的。
这种宗教作为佛教的一个支派，在一些基本精神方面具有佛学精神的共性。诸如：不主张人们积极行动起来认识世界，认识现实，改造世界，改造客观现实，而是主张对世界对现实采取回避、逃避的态度。不主张人勇敢正视人生的矛盾，追求现实利益和幸福，通过自生的努力和奋斗与命运抗争，改变命运，而是要人们忍耐于现实，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将所有的希望皆寄托于来世。特别是其提出的“解脱之路”，更不主张人们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而是要人们远离社会“闭门修习”。这种内审的心路历程最多能够解决道德和灵魂的躁动问题，但对于解决现实社会的矛盾的态度显然不是积极进取的。尤其是这种宗教通过教育环节深入人心，世代相传，使得藏民族中的精华——知识分子将一生的精力皆贡献于寺庙，他们所修习的知识主要不是为了用来改变青藏高原藏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现状，而是在哪里用一种“静态”的方式寻求个人的“解脱”。这种宗教观念作为全方位的文化，对藏民族的性格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因素，是研究藏民族步入现代化途径时，值得认真分析的。
以上从地理、经济、宗教三方面探索了影响藏族民族性格形成的背景因素以及藏族民族性格的特点。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藏族的文化皆是一种散发着双重意义的文化。她象母亲的乳汗哺育着藏民族，也如父亲的悍手铸造着藏族的民族性格。藏族的民族性格受到这种文化双重性的投射，也兼有双重性特点：开放与封闭，进取与因循，反抗与忍耐，静与动，外向与内向。追根溯源，正是那些性格中的长处、优势帮助着这个民族不断突破各种局限，获得新的文化养料，进行着文明的宏扬与发展，正是哪些性格中的弱点阻碍着其文明加速前进的步伐。今天，包括藏区在内的整个中国大地正喜迎着现代化强大的冲击波，“所谓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以经济、科技发展为中心的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在内的有计划的社会文化变迁。”〔19〕面临这种新文化的注入，可以预测，藏民族的那些性格优势将与之共鸣。这个古老民族将敞开心扉，举双手热烈拥抱这一历史机遇的到来。它必定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按照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的要求，不断优化自己的民族性格，胜利地登上现代化的时代列车，再创民族文明的新的辉煌！
注释：
〔1〕〔2〕英格尔斯著，殷陆君译《人的现代化》，四川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第4页。
〔3〕〔4〕〔8〕〔19〕时蓉华、刘毅《中国民族心理学概论》， 甘肃民族出版社，第132页，第133页、191、191、302页。
〔5〕金观涛、王军衔《悲壮的衰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41页。
〔6〕〔7〕〔11〕〔12〕〔13〕〔15〕〔16〕〔17〕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61、61、63、 62、63、61页。
〔9〕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诺》， 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0〕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 载《文物》1985年第9期。
〔14〕金观涛《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18〕参见扎雅葛、谢继胜译《西藏宗教艺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