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民族理论体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体系论文,民族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要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占据有利的位置，就要处理好中外关系和民族凝聚力的问题，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身素质。邓小平的民族理论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它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说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有助于发展国际和国内两个统一战线，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
一、竭力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为民族的尊严和独立自主而奋斗到底。新中国成立不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中国政府，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国际国内诸多原因，这一政策只能在曲折中发展。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邓小平参与了这一独立自主政策的制定，并为这一和平外交政策的实现，做出了实际的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针对国际政治局势相对缓和，国内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的国际战略。这一战略思想，是把中华民族放在广阔的国际背景和全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中来考察的结果，体现了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竭力维护民族尊严，坚决反对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言行。邓小平指出，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①对于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独立主权的行为，中国人不怕鬼，不信邪，坚持原则，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邓小平特别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②在和英国谈到香港问题时，他坚持在主权问题上中国没有回旋的余地。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认为，大陆和台湾双方谈判解决，但万万不能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危及民族尊严，后患无穷。
另一方面，邓小平强调，我们自己要讲究“国格”，应该“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③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离开国家的主权，也就谈不上什么人权。“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④“国权比人权更重要。”⑤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强烈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批判那种认为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枯竭的“黄土文化”的谬论，主张对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采取“古为今用”的方针，“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⑥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到大力“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⑦同样，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邓小平提出在世界新格局形成之际，中国也不要妄自菲薄，轻易贬低自己，“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⑧
二是坚定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就是从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和是非曲直，调整和决定我国的外交政策；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和国际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不同任何国家结盟，也不同它们搞战略关系；坚持以平等态度对待一切大小国家，自己永远不称霸，也决不允许任何霸权主义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⑨要把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结合起来，既不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又不为表面的国际事务的纷纭变化所迷惑，概括起来就是，中国的对外事务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中国的对外政策，要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⑩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准则来指导中国对外关系。邓小平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1)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要求中国积极参加国际交往，促进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2)和平问题就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促进南北对话，维护世界和平。关于南南合作问题，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第三世界理论，反复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13)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改善相互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14)这样，邓小平就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了，把振兴中华民族同推动南北对话，促进南南合作、联合自强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利益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也要争取对世界和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把中华民族推向国际舞台，加强同世界各民族的交往
邓小平所倡导的民族自主论是和改革开放相统一的，“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15)新中国从诞生之日起，就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同世界各民族的交往，但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使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受到很大限制，使我们不得不采取“一边倒”措施。尔后又因国际国内的种种原因，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陷于停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只能立足于自力更生，积极谋求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及少数西方国家发展经济联系，特别是民间的往来，以打破孤立和封锁的僵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才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经济合作、技术交流、贸易往来，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和其他先进成果，以及资金和人才，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把中华民族推向国际舞台，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是对时代发展通盘考虑的结果，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就是以民族为本位，以现代化、世界和未来为参照系思考的结果。首先，邓小平分析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密切。“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6)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17)
其次，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闭关自守，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历史；如果从康熙算起有近二百年历史。“闭关自守的结果，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8)使我们民族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发展机会。建国以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左’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9)因此，邓小平得出结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20)
第三，考虑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我们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困难，主要是资金不足，技术和管理落后。解决这些困难，只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是一条有效途径。正是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邓小平提出要振兴中华民族就一定要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就一定要对外开放，不只是对某一些国家开放，不只是在某一些地区开放，而要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在全国范围内、各地方相互之间开放，即全方位的开放，这是对闭关退让状态的全面突破。
现在，经过15年的努力，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对外开放的规模和领域越来越大。我们已同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了日益密切的经济、贸易、科技交流与合作关系，增强了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邓小平的民族开放理论是非常正确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唯有继续开放，把中华民族推向当今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加强同世界各民族的交往，才是我们真正出路。
三、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推动中华民族的腾飞，实现我国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目标
民族自立的基础是民族自强，一切为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这是邓小平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华民族有自己的优秀历史，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灿烂的文明。然而，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建国后“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21)建国初期和我们基本上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一些亚洲国家，后来纷纷跑到了我们的前面，中华民族面临着再次落伍的危险。基于历史的教训和严峻的现实，邓小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勇气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把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点和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邓小平多次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需要综合安排，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2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在现时代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各个社会生产领域里。邓小平提出了寓政治于经济的治国方针，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3)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才能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各民族中的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要发展经济就得对原有的各种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等；还得依靠科技和教育，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生产力的位置，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扬我们民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
在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和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道路。早在建国之初，邓小平就深刻认识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24)“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25)进入80年代以后，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到本世纪末，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与追求。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充分调动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人民的积极性。只有各民族共同发展以实现共同的繁荣和富裕，才能实现“三步走”的宏伟战略目标。邓小平关于立足民族平等，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特点的论述，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四、中华民族要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民族统一问题的最佳方式
中华民族自建立统一国家的几千年来，一贯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历史上的国家分裂，从来都是暂时的，并且是不得人心的，因而又总是复归于统一。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这两句话，集中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炽热的爱国民族感情以及实现民族神圣使命的高度责任感和坚定决心。它包含了深邃的内涵：即在当今世界，要扬我中华精神，树我民族尊严，荣我历代爱国英魂，凝革新中国历史的钢铁意志，立再造人间山河的历史丰碑！说到底，也就是要洗雪中华民族之耻辱，弥合民族分离之伤痛。
为什么邓小平在进入80年代以后提出“要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呢？从根本上说，是基于此时提出这一问题的条件已趋于成熟，国际国内形势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十分有利。这是解决中国统一问题所必需的内外条件。同时，实现民族统一，海峡两岸又存在着共识基础。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民族感情的需要。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的电视采访中关于“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问话时所强调的“第一点理由”就是：“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炎黄子孙——我们的老祖宗是炎帝、黄帝——都希望中国能统一，那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充分肯定了民族感情是中华民族无比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础，无论有多大的政见分歧，总能找到祖国统一的一致点。可以说，邓小平提出的民族统一论，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合乎世界潮流，顺乎民心，作出的科学决策。
用“一国两制”方式来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民族的完全统一，是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富有政治智慧的科学构想。它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一个最佳方案。它是突破传统，富有时代气息，具有中国特色的崭新的科学概念，其基本点有四个方面：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平共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带有复合制国家某些特点的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保障“一国两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依据有关法律调整大陆地区和特别行政区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保证“一国两制”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这一战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发展。一方面，它表现为爱国统一战线的崭新实践形式，实际上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爱国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一国两制”也开辟了国际统一战线的新领域，港、澳、台问题都关系到其他一些国家，我们不断加强对英国、葡萄牙和美国朝野人士、民间人士的国际统战工作，这对进一步巩固中英、中葡友好关系及稳定香港、澳门局势，促进香港、澳门的繁荣与发展和“一国两制”将来的顺利实施，消除美国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问题上的阻碍等，都是十分有利和必要的。
五、争取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立足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是由汉、满、蒙、回、藏、僮、苗、彝等50多个民族组成的。在这个和睦的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团结合作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道路。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邓小平都为此作出了贡献。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担负西南区党政主要领导工作期间，他就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西南民族工作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方针，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重建新型民族关系的一系列主张和见解，例如，提出要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诚心诚意为少数民族服务；要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并把这个原则真正落实在民族之中等等，而且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西南民族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进入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对国内民族问题更加关注，他的民族理论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据统计，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谈论或涉及到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著作共有17篇。邓小平关于国内民族和民族工作的系统论述，继承和发展了我党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是有中国特色民族问题理论的具体体现。
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我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点，也是有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立足点。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民族平等是正确的。我们十分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26)“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27)“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28)邓小平的上述论述，深刻体现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贯原则和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要把民族平等和民族互助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说“西藏是人口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29)各民族要实现平等，必须使各民族都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享受同等权利，这就需要经济上比较发达的民族帮助经济上较为落后的民族全面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各民族一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同时，也要把民族团结和民族合作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互相依赖、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支援，加速经济的发展，促进民族间的亲密关系，发展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它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独特优势。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30)这实际上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保障民族平等、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法律和制度的重要任务。1984年，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民族区域自治法》，它标志着我国进一步走向用法律规范调整民族关系的新时代。稍后不久，邓小平又一次强调：“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31)邓小平这一论断，深刻指明了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坚持民族团结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从而正式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在有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是我国各族人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邓小平指出，我们每一个民族地区，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民族地区的发展，都有赖于伟大祖国的整体发展。而中华民族的整体发展又赖于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只有稳定，才可能专心致志地进行经济文化建设，逐步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巩固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斗争中，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增强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的凝聚力。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民族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是立足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对我们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严肃、认真地思索的结果。因此，邓小平的民族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实践指导意义。同时，邓小平的民族理论也体现了邓小平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对中华民族的真挚情感和“为中华之崛起”的执著追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32)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⑨⑩(11)(12)(13)(14)(16)(17)(18)(19)(20)(21)(26)(27)(28)(2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348、3、331、345、57、3、96、56、292、64、90、90、64、115、362、246、161页。
⑥⑦⑧(15)(30)(3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5、184、353、99、299、257页。
(22)(23)《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14页。
(24)(25)《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167页。
(32)转引自1994年《求是》第四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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