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论文,试论论文,领导集体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从中共十四大到十五大的五年时间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一系列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坚持不懈而又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探索，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 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指导思想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一个民族要振兴，一个国家要发展，总要有一种意识形态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旗帜。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意识形态的历史传统。例如，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曾经在我国连续统治了2 000年，当然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进入20 世纪以后，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曾经取代儒家学说在统一我国人民思想和行动中起过积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并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后，毛泽东思想就成为统一、团结全党进而团结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邓小平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实际及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提高了党和人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对加快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行了重要的思想动员，成为党和人民进行跨世纪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旗帜和精神支柱。实践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里，在当代复杂多变、充满激烈竞争和严峻挑战的国际条件下，如果没有邓小平理论这个思想旗帜和精神支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样前无古人的艰巨事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回溯近代以来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现代化问题上，曾有多少人从不同的阶级和派别的立场出发，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上，进行过各种努力和尝试，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其中有以魏源、林则徐、龚自珍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发展路线，有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所主张的农民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发展路线，有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发展路线，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维新”的发展路线，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三民主义和实业计划的发展路线，又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带有浓厚封建买办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路线等等，真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我们不难发现，所有问题的实质都在于，在西方列强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究竟举什么旗、到底向何处去，中国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历史反复证明，上述“诸子百家”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民才开始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开始找到正确的旗帜和方向。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艰难曲折，到中共七大，终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指导地位。自那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性的历史基础。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又勇敢地领导党和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新的实践中开辟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并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共十四大对这一理论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评价，阐明了这一理论的指导意义，提出了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历史任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近20年成功实践特别是十四大以后五年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新的历史任务面前，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郑重地写进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理论旗帜问题决策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将随着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而越来越深刻地显现出来。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又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胜利发展。这个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邓小平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80年代末90 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和挫折。西方社会有人因而兴高采烈地预言，20世纪兴起并显示过辉煌的社会主义，将在20世纪内灭亡。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压力，确实使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前途感到困惑。然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我国改革开放近2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而又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中共十五大又作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决策，再次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对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并且以自己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扎扎实实的伟大成就，以自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系统的阐述，以充满时代精神和创造活力的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把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地引向21世纪。不言而喻，中国的发展和振兴，对那些同样遭受过殖民帝国主义侵略的发展中国家，对世界上相信和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们，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召唤。因为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表明，“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将始终站得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6 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同时，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目标，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巨大贡献。
以上述历史发展和世界形势为大背景，我们就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理论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主心骨”作用，也就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把这一理论确立为全党的行动指南和现代化事业指导思想的巨大意义。只有按照江泽民提出的“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的要求，不断深入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才能在全体人民中牢固地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地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不动摇的坚定信念，从而为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为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最根本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二、 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加快现代化步伐的制度前提
以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经济的较快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我国过去从苏联移植过来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认为，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社会，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社会，它的体制和机制就是市场经济。因此，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观念是：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新中国成立以后，大体上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逐步形成发展起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工业化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即使在那时，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这种体制的某些弊端，也已有所觉察，曾设想过要对计划体制有所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设想，是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的“三为主，三为辅”的思路。毛泽东在1956年底的一次讲话中也提出过，只要社会有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些资本主义。前者曾郑重地写进中共八大文献，后者则没有形成正式决策。然而，历史的曲折在于，无论哪一种设想，后来都由于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而被搁置了。毛泽东后来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和商品生产问题提出了一些值得珍视的重要意见，如“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等等。不过，毛泽东那时关于商品生产的思想中仍包含有许多矛盾，在实际政策中也未能加以贯彻。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问题，当时更没有也不可能提出。
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问题认识的重大发展，起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提出，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此后不久，陈云在一份当时未公开发表的讲话提纲中，专门就计划与市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现行的计划经济中的缺点，主要就是没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主张，“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是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21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吉布尼等人时，以肯定和断然的语气提出：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尽管当时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作前提， 但是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后，邓小平又在多种场合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深刻论述。特别是他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两个“不等于”的论断，对长期困扰人们头脑、阻碍改革前进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必然姓“资”，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社会主义是否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明确、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正是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和认识的不断清晰，在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国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竞争中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市场的作用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愈益明显的活力，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具备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和实践基础。1992年6月，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提出：“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绝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他说，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注：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1992年6月9日。）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需要明确的是，在取得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重大突破之后，经过深化改革所要建立的经济体制，已经不是对50年代曾一度设想过的“主体——补充”模式的简单复归，而是要建立一种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一个丰硕成果。
实践在发展，认识在深化。1995年9月，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实现我国15年以至更长时期内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把这两个转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强调，反映了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意义的进一步明确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我们知道，经济体制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综合反映，其作用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时候，就要变革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及这种发展所采取的方式或手段（也就是经济增长方式），正是衡量社会现代化水平的一个主要指标和尺度。这样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就是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制度环境，为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提高现代化程度创设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关键是第一个转变。也就是说，经济体制的转变才是最具根本性的转变。
如果不进行经济体制的转变，能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资源近乎无偿调拨和分配，经济主体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机制，投资建设成为政府行为，政府即集中了投资权而无人承担风险责任，又背负着速度攀比的强大压力，于是出现严重的“投资饥渴症”。这种经济运行的典型特征是粗放经营，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效益，有效供给明显不足，体制性短缺十分严重，经济发展大起大落、波动剧烈。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早在六七十年代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发展道路过渡的任务，但历经整整20年直到苏联解体，其经济仍未能真正转向集约化经营的轨道，前东欧各国大体也未能实现这种转变。这里的根本原因，正在于缺乏集约型经济增长赖以生存的体制环境。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也明确提出，“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要“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注：赵紫阳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4日。）要求实现经济发展道路的转轨。后来，国家每制定一次五年计划，总要强调这一问题。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进行根本性变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不能获得实质性效果。这就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延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正是基于对上述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基于对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强烈责任感，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才高屋建瓴地指出，多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效果不明显，“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因此，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建立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这里讲的“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实际上就是讲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论述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终结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无可回避的历史性追问，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终于给出了明确而透彻的回答。中共十五大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等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要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全面实现这一要求，必然极大地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进程。
三、 把争取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紧密联系起来
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批判中得出的科学结论。由于社会主义扫除了阻挡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使生产力能够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发展；又由于它铲除了产生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社会现象的剥削制度的根源，这就使社会全面发展成为可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和纲领，又提出了两个文明一齐抓，两手都要硬的根本方针，从而逐步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总体战略思路。邓小平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多年来从各方面论述过社会全面发展问题。他指出，我们立的章程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他说：“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可以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他提出要“全面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认为，把两个文明都搞上去，全面超过“亚洲四小龙”之类的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后来陆续增加了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内容。党还对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指出四个现代化只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除了经济建设任务以外，还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根据这种对发展问题日益全面的认识，从新时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六五”计划开始，我国就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更加注重了社会发展问题。1982年中共十二大把建设高度的民主和精神文明，同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总之，根据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三位一体，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社会。三位一体的要求，也就是要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总的奋斗目标。
进入90年代，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党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思路和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争取更大的成就，还必须进一步重视社会全面发展问题。回顾整个80年代，我国改革和建设成就巨大，但也不是没有欠缺。主要问题是，与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总体上偏慢，曾一度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科技文教及其他社会事业投入不够，相应的基础设施水平还比较低，各种公益服务事业和福利事业尚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国家经济实力虽然有所增强，但可持续发展还受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较低，以及资源、人口、环境等严重问题的制约。同时，作为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还面临着发展经济和解决由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样的双重任务。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必然伴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大量产生，如腐败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失业问题、黑社会势力问题等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健康有序发展，社会正气始终占主导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局部领域和地区，有些社会问题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而缺少社会全面进步的单纯经济增长，势必要走到畸形发展的邪路上去。那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将无法实现。
从国际范围来看，全面发展问题也已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中的一些学者，开始在总结、反思、批判传统的，完全以工业文明或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片面发展观及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新的发展学说和观点，并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肯定。从70年代到90年代，联合国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相继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讨论全球性的发展问题，并陆续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声明》、《里约热内卢宣言》、《二十一世纪行动议程》等重要文件。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些专门性的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举行了诸如“残疾人十年”、“减灾十年”等若干影响重大的国际活动。上述一切都充分反映了在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国际格局加速走向多极化的形势下，人类社会对自身发展和现代化问题的认识和思考的深化，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的摈弃，对更加完美的社会状态的追求。
作为对上述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性进步潮流的积极回应，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的实际，从90年代一开始，就突出强调了社会全面发展问题，更自觉地把争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置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总体考虑当中，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江泽民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注：江泽民在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会见上海代表团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3月7日。）。他指出，“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注：江泽民与巴基斯坦总统伊沙克·汗会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10月27日。）。因此，“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事业，是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整个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注：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2年6 月9日。）；“我们追求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是一个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目标，也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江泽民在视察浙江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6日。）。总之，只有达到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所具有的优越性，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几年来，争取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在党和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的制定中，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我国1990年制定的“八五”计划纲要较之过去更加强调了国民经济要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对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提出了全面要求。中共十四大明确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并提出了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十个方面的任务。1992年，我国政府着手制定《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于1994年正式发布。1994年10月，我国还召开了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制定了《全国社会发展纲要》，向全世界作出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社会全面发展的郑重承诺。1995年9月， 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突出强调要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要十分重视并妥善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相互协调发展，并提出了“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积极促进社会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发展”的社会发展总要求。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完全贯彻了中共中央建议的基本精神，引人注目地用相当篇幅明确规定了在社会发展各方面的目标、任务和要求，这是中央以往的中长期计划中从来没有过的。接着，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又专门对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问题作出决议，再次确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又一次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举措，深刻反映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由于立足于新的社会发展观而获得的，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富有时代精神的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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