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高等教育改革的“力场”分析_成人高等教育论文

成人高等教育改革的“力场”分析_成人高等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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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07)06—0093—06

“力场”的概念源于物理学。物质除了实体以外,还包含着实体间的相互作用,物理学称之为“场”。“场”是无形的,不可计量的,具有存在的普遍性。“任何物质都存在场,都是实体和场的统一体。”[1] 若要改变物体的稳定状态,必须改变力场的平衡。与物理世界、自然界存在着力场一样,人类社会也存在着心理场、社会场。这种心理场、社会场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生产工具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形成的意识和行为上的影响。与自然场不同的是,社会场中的力不是自然现象中的物理意义上的力,而是非物质的心理或意识方面的力,是这些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当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正处于由传统的学历文凭教育为主,向强调成人终身学习和成人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这是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革,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两种力量:变革的驱动力和变革的抑制力。这是对教育变革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及方向相反的作用力量,前者是赞成和支持教育变革并努力去实施变革的动力;后者则是反对变革、阻挠变革甚至对抗变革的阻力。这两种力共处于一定的场域中,成人高等教育变革的实施及推进就是这两种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博弈过程。这两种力量的强弱对比,会从根本上决定成人高等教育变革的进程、代价乃至成败。研究如何推进成人高等教育的变革,需要首先分析变革过程中的动力与阻力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一、变革过程中的动力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变革过程中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变革的推力、成人学习需求的拉力、教育竞争的压力和成人高等教育自身利益的驱力,这四方面的力共同构成了成人高等教育变革的基本推动力量。

(一)社会变革的推力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急剧变革的过程中,社会学家称之为“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包括了经济转轨、科技创新、政治变革等在内的社会整体性变革。成人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与整个社会大系统及其他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成人高等教育要为社会发展服务,而成人高等教育本身又受制于一定社会的发展变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条基本规律。社会的变革必然会给成人高等教育带来巨大的冲击,带动成人高等教育发展,推动成人高等教育变革。

从经济转轨来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必将推动成人高等教育办学、管理体制及教育结构等的变化。比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为社会力量办学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为其介入成人高等教育,实现成人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和投资渠道的多元提出了要求和可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教育管理职能,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这对推动政府下放管理权限,为成人高等教育办学主体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面向人才供求市场,依法自主办学提供了保证。再比如,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改变,要求成人高等教育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全面调整教育结构。在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方面,既要根据信息产业、微电子产业等新产业、新工艺的出现,及时增设与之相应的新学科专业,为这些新兴产业培训合格的劳动者,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职业技能。同时又要根据产业结构的调整,对那些社会需求量较少的学科专业,逐步减少招生乃至停止招生。在层次结构调整方面,基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高科技化态势,在保持层次结构低重心的同时,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应适度发展成人本科和在职研究生教育,大力发展大学后继续教育。在布局结构调整方面,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城镇化和社区发展的需要,成人高等教育应调整发展战略重点,逐步向农村、中西部地区和社区转移。

从科技进步来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总量和质量都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人们只有终身不断地接受教育、终身学习,才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跟上时代的步伐。今天,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多媒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带来了教育教学观念的改变和教学模式的革命性变革,它与成人高等教育的结合,可以突破传统成人高等教育在时间、空间、地域和资源上的限制,建立有利于学习者学习的良好环境,可以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提高教育效益,是推进成人高等教育变革,促进成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政治创新来看,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推行,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也为成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在客观上要求成人高等教育加快自主办学和依法治教的步伐。以法制化建设为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的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这要求成人高等教育不断加强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等法制建设。毋庸置疑,近年来,我国教育的立法建设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为成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然而,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立法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比如,我国亟待出台一部专门的《成人教育法》或《终身教育法》,以规范、指导包括成人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成人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还应大力推行成人高等教育依法行政,建立健全成人高等教育司法制度和法律监督制度,从而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贯穿于整个成人高等教育的组织、管理和运行之中。

(二)成人学习需求的拉力

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教育作为市场要素正在逐步融入市场大潮,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成人学习市场也在发生变化,它所具有的市场拉动效应也正在越来越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运行、发展和变革,对成人高等教育变革起着重要作用。

成人学习者是特殊的学习群体,具有不同于未成年人的学习特点,这包括:学习的自主性和经验性、学习的不同需求等。成人学习者的学习需求是什么呢?传统上人们一般认为,对学历的追求是成人参与学习的主要动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人学习人群不断增加,成人学习需求日益多样化。一份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员为调查对象的研究报告显示,成人参与高等教育的动机取向主要有求知兴趣、职业发展、外界期望、服务社会及其他。其中,求知兴趣包括满足求知欲、满足学习所带来的充实感、对新知识的渴求、对学习的课程内容的兴趣,增进知识、参加学习使自己有成就感、补足过去所学不足等;职业发展包括提高学历获得文凭,求得工作或职业升迁,基于社会竞争,增进工作就业能力或提高社会地位等。研究调查了5798位自考学员,结果显示,求知兴趣是成人参与高等教育的主要选择,占65.1%,职业发展排在第二位,占16.8%,另外还包括服务社会、外界期望等等。[2] 可见,成人参与高等教育的动机取向是多样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要求人们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知识,以适应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人们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学习各种知识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学历文凭已经不是成人参与学习的唯一需求,甚至也不是主要需求。成人学习需求的多样化对成人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学历导向的成人高等教育已经无法满足现今社会成人多样化的学习需要,成人高等教育只有变单一封闭的学历型为灵活多样的学习型,才能真正满足现今社会不同年龄、层次的成人学习需求。目前,社会上各种非学历教育培训市场的火爆,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社会发展要求成人高等教育对原有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模式进行调整和创新,以提供更系统、更到位的服务,适应市场的需要。成人高等教育更多承载着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和构建学习社会的使命,只有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以高层次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重点,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实现教育功能的创新,才能充满活力和生命力,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高等教育竞争的压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市场从卖方向买方的转变,教育竞争日益呈现出主体多元化、手段多样化、层次纵深化等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变革势在必行,唯有采取比竞争对手效率更高、效益更好的资源整合方式,创造出有别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而不被淘汰。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超常规发展,招生人数急剧增加。扩招前的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的招生数为108万人;到2006年,招生人数猛增到540余万人,整整增加五倍。这样的增幅是空前绝后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原来成人高等教育的部分生源市场,加剧了成人高等教育的生源危机。还应该注意到的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的加快,民办高校、高等职业教育、独立学院等各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不断出现并发展壮大。以民办高等教育为例,1978年,我国第一所民办高校——湖南中山进修大学(原中山业余大学)成立,标志着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在经历了20多年的沉寂之后又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上世纪80年代初至1991年的近10年时间,是我国民办高校重新崛起的发育期。截至1992年底,经原国家教委审批备案的民办高校有10所。随着《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继颁布,民办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办学机构数量不断增多,在校生人数稳步增加,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截至2006年,全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994所,注册学生约94万人,其中,具备颁发国家认可本、专科毕业证书的民办高校达到278所,在校学生约134万人,[3] 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独立学院的统计。

这些新的高等教育形式的产生,对于改革高等教育办学体制,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的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二分天下的高等教育格局。普通高等教育由于办学时间较长,各方面条件较好,已有相当的积累,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但成人高等教育却由于经费、条件、声誉等方面的原因,很难在争夺高等学历教育这块诱人蛋糕的激烈竞争中胜出,如果不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及时转型,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四)自身利益的驱力

趋利避害是自然界生命物种的本能,也是生命得以存续的保证。人作为生命物种进化的最高产物,具有比其他生命物种更强的选择能力,因为人的这种能力是建立在大脑及其功能——抽象思维的基础上,具有理性选择的成分,而非凭借纯粹的自然本能。人是如此,以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组织、系统也是这样。与前几种动力相比,这种源自于对自身利益追求的驱力是内生的,因而更具效力。

那么,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内驱力来自哪里?来自于转型之后的利益回报,来自持续稳定的发展需要。从目前来看,一方面是传统学历成人高等教育处境越来越艰难,路子越走越窄;另一方面却是非学历培训行业的快速发展,各种民办的非学历培训市场异常火爆。据有关方面的研究,[4] 中国培训业规模正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2002年中国培训业收入达到2000亿元。目前,主要的培训领域包括有:管理培训、IT培训、外语培训以及其它各类培训(如各种工程技术培训)等。以IT培训为例,随着“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策略的深入人心,许多人的工作开始与计算机紧密相连,大量的工种需要进行IT技能的培训。据统计,目前IT业已经有200多种认证,每年仅参加教育部、劳动部和人事部组织的IT认证考试的人员就有500多万人。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培训需求,我国IT培训认证市场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再以外语培训为例,外语培训一直是培训市场的主力军,据保守估算,中国外语培训市场每年约有150亿元的市场空间。仅上海一地,外语培训市场每年的份额就高达10亿元人民币。而北京申奥成功,上海申博成功,以及出国留学热的不断升温,进一步促进了外语培训市场的发展。目前,外语培训主要集中在留学英语、英语口语、英语证书培训等领域。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地区雅思考生人数达到5万人。近年来,托福考试虽有降温的趋势,但每年的考生人数仍在2—3万人左右。目前,国内市场上的英语证书多达数十种,包括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中高级口译资格证书、剑桥商务英语BEC证书、美国职业英语TOPE证书等。总之,由于培训市场进入门槛较低,很多机构和个人受利益驱使,纷纷进入了这个似乎充满暴利的行业。

成人高等教育作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一支重要力量,应该促进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的衔接,加强高等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融通,有效整合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高端继续教育与职业培训,发挥连接高校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化终身教育体系的桥梁纽带作用,不断开发和提升成人职业能力,完全可以也应该在上述的培训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培养高层次职业化人才中有所作为。这既符合成人高等教育特点,也满足了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可以拓展成人高等教育的生存空间,扩大服务领域,带来新的发展生机。

二、变革过程中的阻力

变革意味着打破原有平衡,必然会遇到阻力,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谈到经济改革时说:“改革真正的难点问题就是克服阻力的问题。”[5] 教育的变革也是这样,成人高等教育变革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阻力,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传统文化的阻碍、路径依赖、组织智障和个体心理惰性。

(一)传统文化阻碍

文化历来都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先进的文化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而落后的文化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也许不是某些正式的民主制度的选择问题,而是影响其社会成员政治行为方式的落后的政治文化。[6] 因为文化及社会伦理规范等非正式规则的变迁具有时滞性,落后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代表学者鲍威尔(W.W.Powell)与迪马吉奥(P.J.Dimggio)用“文化嵌入”(culture embedment)的概念来表示一个社会的文化对其社会成员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内在地根植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网络,一个社会的文化网络会在社会成员的心理上沉淀为特定的认知结构与行为方式,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因此,可以说多数社会成员天生就是保守的,大多数个体甚至不能认识到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或行为方式而宁愿选择经验性的东西。[7]

中华民族曾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化,为人类留下过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任何一个在农业性文化中成长的民族,都是比较保守,比较安于现状,比较崇古的,而中国的保守性与崇古心理尤其浓。自孔子以降,尧舜之世即被圣化为一般人心目中的理想追求,创新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遵循传统、维护传统和回复传统。孔子述而不作,朱熹注而不作,纪晓岚编而不作,其文化思想根源也都在此。著名学人金耀基先生说:“中国社会的统协性整合性极强,它自己不易开出基本的‘结构的形变’(structural change),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化是要待外力的挑激才开始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的巨变,外力之挑激是必要、充足且唯一的理由)。”[8] 我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惰性,特别是文化中的一些落后的东西,直接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成为改革发展的阻力。这包括:求稳怕乱,反对变革的保守心理;重正统,轻非正统的等级思想;重学轻术,重道轻义的价值观念;安贫乐道,平均主义的小农经济意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优则仕的进士情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安分守己思想,等等。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成人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制约因素,而且,由于社会文化植根于社会成员心理深层,其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深刻性,常常是改革最难以克服的阻碍。

(二)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是诺斯(Douglass C.North)将人类技术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论证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的新解释。他认为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一样存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的路径继续下滑,最终被“锁定”(lock-in)在一种恶性循环的无效率状态。[9]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制度的初始创设,主要取法普通高等教育模式,重视系统知识的传授,强调正规化的办学形式,注重对学历文凭的追求,具有浓厚的普教化色彩,这在院校类成人高等教育中的表现尤其突出。这些特点既已形成,它本身又作为一种不能转变的趋势,具有强大的惯性力量,引导整个成人高等教育系统朝着原来的路径一直走下去,并对后来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远程高等教育产生影响,成为其参照和仿效的样板。以远程高等教育为例。人们曾一度以为,现代网络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可以彻底改变传统成人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就像人们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任意涂抹,极尽想象,随意挥洒一样。然而,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现在网络教育制度却实际沿袭了传统成人高等教育的模式,学历教育几乎成了现代远程高等教育绝对的“主业”,非学历教育培训仅占极少的比例,至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岗位培训、参与学习型组织或社区的构建等内容丰富的教育项目,几乎是无人问津。在实际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上,也明显存在着不太顾及网络教育本身的特点,有意或无意地无视网络教育技术、环境等条件和学习者的要求,将传统课堂教学的模式基本不变地搬到网络课堂的教学中去,对于探索适应网络技术的教育教学新模式反映消极。

新的形势下,成人高等教育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适应新的需要实施变革转型不仅必要而且紧迫。但以往形成的模式却会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成为一股巨大的惯性力量,推动着成人高等教育系统向着过去初设的路径一直走下去,阻碍选择新的发展路径。因为沿着原有的路径前进,总比另辟蹊径来得方便一些,并且风险也小。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会对成人高等教育的转型产生阻碍作用,影响变革的推进。

(三)组织智障

组织是人们依据社会生活的某种要求,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按照一定职能及其责、权、利形式编配起来的,具有一定层次、结构、规程的活动实体。组织由许多功能相关的群体组合而成,具有目的性、职能性、可控性、系统性、社会性等特点,能够进行组织判断分析以应对环境变化。但这是在组织结构功能正常,具有系统思考能力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10] 实际上,当组织或团体在学习及思维方面存在着障碍,出现组织智障时,组织结构功能就会发生混乱,组织系统就难以正常运行,就不能正确应对变化。

成人高等教育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办学实体的组织与实施,办学单位作为培养人才的教育组织,同社会上其他的组织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由于有效学习的不够,导致系统思考能力的失缺,出现组织智障。成人高等教育组织智障的常见表现:一是办学实体的办学无特色,发展无目标,或多数成员对学校发展目标不清,对其发展前景无信心;二是机构设置不合理,分工不清,职责不明,沟通不够,协调困难,组织结构臃肿,人浮于事,缺乏明确的岗位责任制;三是具体管理上因循守旧,经验为主,刚性管理,重结果,不问过程,重约束,轻激励,不能以人为本,实施人性化管理,造成学校气氛紧张,师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受损,对学校管理的不满严重;四是学校组织成员中的重要人力资源——教师,观念陈旧,思想落后,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教学无特色与创新性,缺乏主动积极性,将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视为负担,持应付态度,满足现状,不思进取,无终身学习的理念与工作中再学习、进修的要求,等等。

组织既是变革的主体又是变革的对象。作为变革对象的组织就其本质来说是保守的,它们会本能地抵制创新。因为组织作为一个实施管理的规范化系统,有其固有的机制保持其稳定性,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组织的结构惯性。通常情况下这是必要的,但在外界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后,组织如果仍然遵循已建立的行为模式,响应显著的环境变化趋势,这时的稳定性就可能成为组织有效发展和变革的阻力。特别是当组织设计缺乏弹性,组织的应变能力较差时,组织变革所引起的摩擦会增大,阻力也会更大。此外,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交流的缺乏也是组织智障产生的重要原因。以成人高校为例,由于教师劳动具有个体性特点,一般都是在教室中独自经历着他们自己的问题,此时如果缺乏有效的交流与沟通,上级管理层不了解下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难以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指导。总之,不管组织智障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只要组织智障存在,就会制约成人高等教育的变革,阻碍成人高等教育的转型。

(四)个体心理惰性

任何改革,不管是改革设想的产生还是改革方案的实施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人的心理活动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在成人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个体心理惰性的存在是转型的一大障碍,主要表现为:一是习惯心理。人是有习惯的,习惯既是人们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也是进行自我行为规范的一种准则。一旦人们有了某种习惯,他就会把过去养成的习惯变成套用今天现实的公式,凡是遇到与过去习惯相似或相同的事情,不管其发生的环境、原因和时间如何变化,他都会按照习惯来处理。一旦某些事情超越了习惯的范畴,他便会为维护习惯而持强烈的抵制态度。变革需要打破过去形成习惯,就会遇到阻碍。例如,成人高校教学管理制度上由学年制改为学分制,会提高管理的难度,增大管理工作量,改变教学管理人员长期运用,相沿成习的传统管理模式,就可能导致部分管理人员产生心理上的抵触。再比如,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为多数教师所熟知,但成人高等教育变革要求教师采用更为开放灵活的教学方式,部分教师也可能会由于受过去习惯的影响而抵制。

二是知觉的选择性。外界事物多种多样,人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这些都作为知觉对象,而总是选择少数的事物作为知觉对象,对其清晰感知,其余的则作为其背景,感知模糊。知觉的选择性保证人们在与外界发生关系时,可以排除其他不必要的干扰而专心于所从事的工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基于个人的经验、利益立场所产生的选择性知觉可能阻止人发现教育现状中存在的不足,看不见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即使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不能够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当有助于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资料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也可能因为知觉的选择性而会有意无意地忽视、扭曲它们,装作没有发现它们。

三是安全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于1943年在他的《人的动机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人类的需求层次理论,他认为,生理和安全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只有当这些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才可能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变革常常会伴随着角色的变换,工作任务的调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这通常意味着用模糊和不确定性代替已知的东西,它会给人们带来不安全感。出于安全的考虑,人们一般总是喜欢熟知的东西而不喜欢不确定性的东西。如一项新改革方案的推行,经常会涉及到人员的工作调整及利益的变化,许多人会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担心自己不能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工作规范,害怕工作任务或工作规范的改变会引起经济收入的变动,导致心理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需要得到保障而抵制变革。

上面笔者分析了成人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的两种主要的力。在实际转型过程中,动力和阻力不是各自分开的,而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着,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力场,并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场的方式:当力场中的两种力量相当时,平衡;动力大于阻力时,推进;阻力大于动力时,退化。变革的发生及如何发生,向何方向发生,取决于力的变化,要影响变革的进程,就是要影响力场中力的构成。变革者的任务,就是要采取措施改变这两种力量的对比,既要增强或增加驱动力,又要减少或减弱阻力,促进变革顺利进行。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从学历走向学习: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研究”;项目批准号:DKA05164。

收稿日期:2007—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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