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周年在历史长河中虽是一瞬，但对于近代苦难的中国却是难得的、企盼已久的翻天覆地的巨变。有此巨变，从认识的理念而言，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果。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历程，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归根结底，在于是否科学坚持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念。它是贯穿党的90个春秋跌宕峰回、波澜壮阔的主轴，乃党之魂、国之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源，中华民族在21世纪和今后更长时间的安身立命之本。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的双向要求
马克思主义被誉为千年思想家的思想理论，之所以能跨越世纪愈挫愈劲而不衰、历久弥新更艳红，最根本的在于它是一个能透彻说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世界观。一方面，它研究、继承和改造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学说，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革命，是近现代世界文明的伟大思想成果；另一方面它又能与各民族的特点相融合，能随着实践、科学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具有开放品格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近代中国要救亡、要复兴、要富强的要求。
（一）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文化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是崭新的世界观。作为文化形态，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特别是吸收和改造了作为19世纪文明最高成就的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有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最新学说等多方面的宝贵思想理论。正因为如此，列宁赞誉它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②，是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当然继承者”③。
马克思主义既然是这样一种继承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最先进的文化形态，那么它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明就有着很大的包容性和共通性，能够同一切历史文明连接相融。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民族化和时代化”的理念，但其理论所具有的这种品格，实际上蕴涵了这种思想。
1.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包含了“民族化和时代化”的要求。恩格斯在说明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时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④这里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不是那种纯抽象的论述，而是强调它与“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密切联系。这从一个角度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脱离民族和时代的要求来建构的。恩格斯在说明他们理论的特征时也强调：“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⑤。这里将其理论的“时代化”特征作了最明确的宣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要求：在运用它时一定要与某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和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相结合，不是单靠引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某些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马克思强调：“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⑥，“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⑦。因此，说民族化和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内在要求，这不是外加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而是它与生具有的。
2.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更体现了“民族化和时代化”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生活和活动在欧洲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的理论研究也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但随着欧洲资本主义欠发达国家和亚洲经济发展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他们的视野也转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如何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和策略。这样，他们的理论进一步注入了“民族化和时代化”元素。他们热情支持1848年欧洲革命时的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对随后在亚洲的中国和印度等国兴起的反对西方列强殖民主义侵略和本国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革命风暴给予高度赞扬，特别是热情地讴歌了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伟大意义。他们的相关论述不仅丰富了民族解放运动理论，而且凸显了其整个理论的“民族化和时代化”内涵。
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了解到东方许多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特别是研究了俄罗斯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后，认为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环境不同，各种社会形态存在巨大差异，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⑧，如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⑨。为此，他们提出东方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构想。这进一步强化了其理论的“民族化和时代化”特质。
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具有这种“民族化和时代化”的理论品格，因而在传播到亚洲东方神州大地后，自然地会与中华民族的现实需要和历史文明相结合。这个改变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也会成为改变中国的理论武器。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需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
1840年鸦片战争特别是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这个曾雄居世界上千年的泱泱大国，渐渐丧失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的地位，成为由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的积弱积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华民族是个不畏强暴、酷爱独立自由、敢于反抗外敌入侵、自强不息的民族。面对国家衰败和民族危亡，100多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寻找强国富民的真理。一批又一批忧国忧民之士为“救亡图存”呼号，奔走西洋、东洋而求索振兴中华之路。但是无论考察西洋还是留学东洋所获得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这个理论、那个方案都不能拯救中国出水火。不是中国人不想学西方，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与中国情况相同或近似的俄国的政治变革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适合改变落后国家命运的思想理论。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⑩，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放我们民族最好的武器。那种夸夸其谈地认为“没有马克思主义也能救中国”、“不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国会进步得更快”之类的言论，都是无视近代中国历史实际的妄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苦苦求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必然结果。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担当起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的社会历史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改变世界面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化和时代化”的品格，一定会同运用它的所在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它的威力。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指导原则，又是思想方法。中国共产党自从掌握这个科学思想后，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大舞台上就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中国共产党人学会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是在吃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大亏之后才懂得的。毛泽东在1938年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便明确了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尽管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都要“中国化”的思路在五四运动之际已经有了，但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念却是在这时才有的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1)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在全党形成共识，成为党的实际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时代化的演变后，到抗日战争后期终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
中国革命需要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之中国化。同样地，在中国这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之中国化。邓小平鉴于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曲折和挫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2)；并提出了“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奋斗目标(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主题曲。从20世纪后期始，中央领导层比较多地重新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并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正是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惊世变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历程
中国共产党90个春秋的波澜壮阔、艰辛曲折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而言，就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党的90年历史大体为三个“30年”（为叙述简便，取整数）。从党的成立到中国革命胜利(1921-1949)为第一个“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49-1978)为第二个“3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978—迄今）为第三个“30年”。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的历史进程也以此分为三个时期。党的成长、发展过程，既是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的过程，也是将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升华，形成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向前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党正确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两次伟大革命，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在实践上探索出两条有中国特色道路，在理论上创立了两大理论体系。
（一）第一个“30年”：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非常艰难、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被称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三座大山”的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相互勾结，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交织。反革命势力不仅极其残酷地镇压革命，而且常常使用种种欺骗伎俩分化革命阵线。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既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又包括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或对斗争保持中立的民族资产阶级等非劳动群众。面对反革命武装力量的异常强大和残暴，党领导的革命不能不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同时又以多种非武装斗争形式相配合。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却长期处在农村斗争环境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影响，使党的先进性建设任务异常繁重。从组织关系说，党在成立之后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对共产国际和实际主导共产国际的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意见既要执行又要分析。上述这些都涉及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些重大问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刚成立不久就投身到惊涛骇浪革命洪流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党的最初几届领导尽管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缺乏认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指导缺乏独立自主意识，不可避免地给中国革命造成了这样那样的曲折和严重挫折。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点。它批判了使党领导的革命陷入绝境的“左”倾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转危为安。
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至抗日战争后期的10年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对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不断总结，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获得了两大重要成果。
1.从实践方面言，探索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那些固守“本本”，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左”倾领导人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作为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革命要求，在初步地学习了马列著作后就能领悟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方法的真谛。土地革命战争伊始，毛泽东等率先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先后创建了以中央苏区为中枢的10多个革命根据地，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进行极其艰苦的探索。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新形势，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共产党要利用城市不能完全统制乡村，而广大的人力物力又在乡村；国家疆域大，有回旋余地这样一些有利条件，组织人民“进行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这就是“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道路。(14)随后，他进一步阐释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深刻地论述这条道路是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基本经验，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看做中国革命道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
2.从理论方面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的革命有许多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革命的重要特点。如何对党领导中国革命尤其是探索革命道路的丰富经验在理论上进行全面总结，更为系统、深入地回答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提到经受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锻炼、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总结党成立后领导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历史经验及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科学定位，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及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诸多重大问题，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核心理论成果。
以在实践中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和在理论上构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为基础，经过整风运动的学习教育和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广泛讨论，全党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独特创造赞佩有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对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之大成的毛泽东思想作了精辟论述和高度评价。七大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经过千辛万苦而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党不仅为中华民族在近代第一次打败外国侵略者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取得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创建了新中国。
（二）第二个“30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曲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这个时期，是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有重大胜利又遭受较多挫折的一段历史。20世纪50年代前期，党内高层许多人都以为：一有革命胜利的经验，二有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三有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会顺利些，比过去干革命将少走弯路。但历史的进程并非如此。因为在中国进行建设同进行革命一样，马列主义本本里没有现成答案，其他国家的经验不能照搬照抄，过去干革命的经验也不能照搬照抄，况且建设一个新中国比摧毁一个旧中国要复杂和困难得多，因此仍然要通过实践来探索。除了由于国情特殊外，还由于在外部关系上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和紧张的周边关系，在理论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具有很大局限，在制度建设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很不健全等多方面原因，尽管主观愿望上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在实践上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却异常艰辛，并陷入严重迷误，因而没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第二个“30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走了个被毛泽东不幸而言中的“S形弯路”(15)。
在这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没有实现新的飞跃，但也取得了三大成果。一是政治制度方面，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随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辟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二是经济建设方面，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后，开展了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初步地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是思想理论方面，通过总结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国防和外交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不少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丰富了作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所遭受的严重挫折，属于全局性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到很大破坏，给全国人民带来很大灾难；二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空前浩劫，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
为什么说这30年的历史发展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创建至改革开放以来领导进行了两次伟大革命。第一次伟大的革命不仅仅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包括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已经在民主革命时期实现，讲这次飞跃的时间下限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样，第一次伟大革命的时间下限就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间下限要长，它包括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的7年。因此，这段历史所取得的成就可视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
说这30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是因为党在这个时期已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即“第二次结合”。这就是说，党要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任务在那时已经提出，且在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已有良好开端。如果探索成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就应该从那时算起。但后来接踵而至发生的曲折和挫折，没能将这个理论起点变成历史现实。
但历史的发展总是辩证的。运用辩证法来看待这段历史，党在那时开始探索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经历的挫折，都可说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准备。这个准备，从总体上看，最重要的有这么五点：一是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党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有根本的政治基础。二是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工农业生产在动荡中曲折发展，终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在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三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除了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之外，探索的偏离和迷误所带来的灾难也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和群众基础。四是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这个时期的探索所获得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政策思想，积累的实践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文革”前的还是“文革”中的，都是继续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实践基础。五是提供了宝贵的干部资源。在20年“左”的错误期间，许多受过迫害而得以幸存的干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有了重要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这诸多方面的准备，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不可缺少的。
（三）第三个“30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党的历史的第二次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我们国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与这个新时期相生相伴。
这第三个“30年”是党90年历史中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平顺、唯一没有发生大的曲折和挫折的时期；是共和国60多年来发展进步最好、最快、“比较阳光”的时期。但这并不是说没有矛盾和冲突、没有过错和失误、没有骇浪和阴霾。党和国家在这30年经历了两次最重大的历史关头。第一次重大关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我们国家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后，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选择：是走过去犯过“左”的错误的老路，还是改换门庭走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歧途，或是另辟蹊径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断然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决策，开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16)。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出现异常险峻形势，党和国家又处于重要关头。苏联瓦解、东欧“易帜”后，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发生了国内政治风波，还要不要和能不能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人们疑虑顿起，困惑丛生。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人们困惑的一系列问题，使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获得了又一次大解放。经过这两次历史关头的严峻考验和正确抉择，党和国家从思想观念、路线方针到体制机制实现了四个重要转变，即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封闭半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犹如走上高速公路，实现了持续、平稳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愈益明显。
说这30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因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而言，获得了两大成果。从实践层面看，这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三大首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提出，此后经过对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不断总结，十七大对这条道路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7)这个表述很全面，内容很丰富。其要点有三：一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二为“四位一体”的全方位建设；三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奋斗目标。
从理论层面看，就是先后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十七大将这些理论成果统统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18)这就是说，这个理论体系具有的开放性，将把今后一个时期不断发展的创新理论，至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创新理论都统统地包括进去。
正因为如此，十七大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9)这个概括，说明了第三个“30年”能够取得“三大面貌”巨变的根本原因。
三、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伟大成就，那么它的基本经验是什么？90年的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的历史表明：最重要的是弄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中国”是什么，“中国化”是什么，怎样“化”中国，要“化”成什么样子。这里，初步地将其概括为以下五点：
（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从党的90年历史看，最重要的有这么三个问题：
1.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马克思主义是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它的精髓是什么？在相当长时间，没有明确化。邓小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将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加以提升，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期间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就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既是对“实事求是”的具体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分析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2.坚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自从马克思主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对它一直存在着两种态度。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指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假马克思主义、假列宁主义，其特点是夸夸其谈，随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另一种是真马克思主义、真列宁主义，其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在党的七大上，他还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就指导思想言，这就是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即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对立。它时隐时现、时起时伏地贯穿于党的发展历史。纵观党的90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时期占大多数。这是90年来中共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不断摈弃和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和弘扬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党和人民的事业才会尽量减少挫折，在正确道路上前进。
3.不断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神学，但一些同志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对马克思主义采取非科学的态度。毛泽东批评这种倾向时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这是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先声。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要破除迷信”(20)。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他领导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认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出来，要靠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21)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科学精神，在新时期新阶段不断强调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永葆蓬勃生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多次提出：全党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这既是对党的历史上解放思想的深刻总结，又有着十分突出的时代特色，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解放思想已成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思想推动力。
（二）真正地了解中国现实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
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除了弄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之外，还要弄清“中国”是什么，对中国的国情，首先对中国的现实要有真正了解。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犯错误，都在于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不符合客观实际。这是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而获得的基本经验。这里，最重要的是把握两点：
1.全面地科学地认识中国国情，是制定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基本根据。中国国情异常复杂，包括许多方面。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文明古国、历史强国、近代弱国。中国国情既不仅仅指自然地理状况，也不仅仅指社会阶级关系，而是涵盖了自然和社会、现实和历史、中国和世界等诸多要素，涉及中国的各种矛盾关系的总和，包括社会面貌、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政治斗争、文化教育等方面，以及自然状况、人口构成、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历史发展、对外关系等内容。认识这样复杂的国情，从而在总体上把握住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显然在中国共产党还缺乏历练、处于未成熟的幼年时期是不能胜任的。
党对于中国国情有全面的、深刻的认识是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开始的。从党的建立到抗战时期，既获得过胜利也经历了失败，抗日战争中又有异常复杂的矛盾斗争和异常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总结，“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2)。毛泽东本人正是经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首先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作了理论概括，随后创立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
但是，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革命战争年代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建设时期还要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与挫折，都有一个是否正确把握中国国情和所处的历史方位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和60年代前期的纠“左”是对国情认识比较清醒的时候，国家的发展比较顺利。50年代后期连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都与不能正确认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党的实际状况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不仅十分强调重新认识中国国情，而且对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了理论提升，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时期还处于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基于对中国国情再认识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基础，也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基石。
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能一劳永逸，也不能任何时候固定不变。现实的国情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对国情的认识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这就需要不断关注现实情况的具体变化，对国情问题作出正确分析（无论是大国情、小国情，还是宏观的、微观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在第三个“30年”，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能保持快速持续平稳发展，既是由于宏观上一直坚持对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认识，也与在微观上不断地关注现实情况的具体变化来调整政策有密切关系。
2.深入实际的科学调查研究，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根本路径。正确认识中国现实国情的路径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作深入实际的科学调查研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把深入实际的科学的调查研究用于指导党的工作，使之成为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识中国国情，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法。毛泽东一再认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对中国革命实现正确的指导。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本人非常注重对中国的社会实际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因而对中国国情认识得最全面、最深刻，能较早地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长期从事深入的调查研究活动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就是不仅将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看待，还将其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强调，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同时，还把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相统一，赋予群众路线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从哲学高度上说明实行群众路线，是党的工作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了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作风，许多重要决策和重大的思想理论观点都是经过长期缜密的调查研究，对世情、国情和党情有了深入的认识后而提出的。他们多次强调：在新的时期，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更要重视和加强调查研究。“尽管我们现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对象、内容、手段、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调查研究在党的决策工作和全部领导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显得更为重要。为了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调查研究的工作只能全面加强，决不可有任何削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任重道远，在前进中会遇到许多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不断探索和解决。而对任何问题的探索和解决，须臾也离不开调查研究。”(23)
（二）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民族化。一方面要研究民族的现实斗争内容；另一方面要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如果说国情问题，主要是讲民族的现实内容，那么这里着重总结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的形式方面的经验。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的现状、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内容是很难割裂的。不认真地研究民族历史，必然不会全面地研究民族的现实斗争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需要研究这两个方面，也需要将这两个方面结合好。
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又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以帮助指导当前的伟大革命运动。1943年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因此，那时的整顿学风，不仅强调研究中国的现实斗争内容，还包括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和古代的历史，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有着继承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光荣传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典范，而且在相结合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出了正确对待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有三条：
1.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极其丰富，但这些文化主要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因而也异常庞杂，精华和糟粕并存，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热爱本民族传统文化，但是不能不加区分地兼收并蓄。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历史遗留给我们有很多好东西，也有许多毒素和糟粕。这些糟粕对于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必须抛弃。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24)。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改革开放以后又发展了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这样的新文化，对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批判改造，推陈出新。这是说对于历史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也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而必须经过一定改造，进行批判的继承。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历史文化的目的，不是对中国旧传统的复归，而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不仅有革命的内容，还要有民族的形式。这个民族形式应当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需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在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创造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方面树立了榜样。这些著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结合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而且开创了一代新的文体，成为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风的范文。我们至今常用的许多话语都源于毛泽东的科学著作，许多观念和认知方式也源于作为文化形态的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将其视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以丰富治党治国经验。90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代代地薪火相传，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相融合，这个被称为异域文化的“幽灵”终于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在华夏神州安身立命。
3.古为今用，“双百”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文化采取上述深入分析的态度，固然是其科学精神的体现，但也显示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集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于一身，对于历史文化也是努力将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毛泽东指出：我们继承中国的优良的历史传统，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的历史文化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25)。因此，他明确提出“古为今用”原则。当然，对这个原则要科学理解，既不能搞实用主义的简单化，也不能搞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基于“古为今用”思想，毛泽东还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个方针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要求艺术上应有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学术上的不同学派应当自由争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党中央，都强调坚持“双百”方针，推进文化创新，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四）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坚持世界眼光，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质。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历史”的产物和“人类知识的总和”的结晶，始终坚持着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特质，要求应用它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世界眼光。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不排除世界眼光，而且必然要求科学的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中国化具有世界眼光的体现。
党的90年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坚持科学的世界眼光，能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时候，就是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反之，没有科学的世界眼光，不能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正确坚持的时候。坚持世界眼光，辨析人类文明成果，最核心的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这个问题就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和挫折与此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和成就也与此密切相关。
从党艰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看，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是处理好三个问题：
1.继承和借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从哲学上讲为对立和统一，从政治层面说是对抗和继承。两者的对立和对抗关系不言而喻，但这只是其一，还有继承关系。对于继承关系，在“左”的思想占主导时讲得很少。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论证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同时，就指出了两者的继承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广大发展”的人。他在1956年年底还讲过“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6)。遗憾的是，他后来的认识发生了大逆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矫正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在哲学理论上既充分认识两者的对抗性、斗争性、排斥性，又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共存性、渗透性、可转化性和互补性。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必须继承和学习的。胡锦涛说：科学发展观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改革开放30年来，关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要继承和借鉴的认识有了巨大进步。
2.共存和补充。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和补充关系，尽管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1956年前后都有阐述，但未能完全作为政策实施。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方面的思想。他明确地提出在中国允许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使“一国两制”构想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在经济制度方面，他说：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可缺少的补充。“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中国不走这条道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27)3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邓小平的论断是正确的。
3.辨析和吸纳。对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加以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尽管党的第一代领导在20世纪50年代有这样的思想，但只是在总体和原则上讲的。将这个思想讲得最为明确、发挥得最为充分，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广泛运用的，还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共产党人。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社会制度而言是根本对立的；但不能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要作具体分析。凡属于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都可以用，一些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他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内属于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最大成果，就是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让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既然是以资本主义作为母体而诞生的，那么它就必须充分汲取母体的营养才能茁壮成长。也只有这样，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即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道。
（五）总结群众实践经验，让理论掌握群众改造中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党的实践活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之马克思主义化，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不仅是双向的，而且是不断地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这里的双向结合和互动过程的关键是创造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不断总结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并让理论掌握广大群众，进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成功路径。
1.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怎么来的？毛泽东在延安时曾作过形象生动的阐释。他说：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学校里学来的。他在学校里学的是唯心论。但是，他出了校门，研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打仗，研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还有英国劳工运动，这样就搞了个马克思主义出来。这段通俗的讲话，说明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于革命实践，来源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初始理论毛泽东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它虽然继承了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也借鉴了外国的先进文明成果，但最根本的是对中国革命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本源，也是所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刘少奇论述毛泽东思想时指出：它是“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28)。改革开放以来，党将邓小平理论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概括，也突出了实践经验的本源。党的发展历史表明，一代又一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总结实践经验。一个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都是以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作为根本之源的。
2.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变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是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论。这个任务不是少数政治家、革命家和理论家们能胜任的，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动员千百万人民来参与。这就要将理论交给群众，让群众掌握理论，使之成为他们手中的武器。马克思说得好：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特殊运动规律的理论，必能动员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在认识人民群众和革命理论的关系后，深刻地阐发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的思想，创立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群众史观。正是这个群众史观，使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不断为群众所掌握，变成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群众史观，既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又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使其创造历史的活动由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而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毛泽东说过：“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29)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使神州大地能发生革命胜利、建设有成、改革腾飞的巨大变化，就在于紧紧地依靠中国人民，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了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不仅如此，还在这方面作出巨大理论贡献。这主要有：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作了进一步提升，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强大的力量属于人民；规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更加明确了让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和让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性。二是鲜明地提出群众观点，并对群众观点作了精辟概括，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和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样系统的群众观点，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它为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奠立了深厚的理论根基。三是形成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整套工作方法，实际上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的根本方法。四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强调革命理论是一切革命者都应当学习的科学，应当使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要求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使之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的锐利武器，以更好地实现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不断地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群众，使之成为改变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的历史。
90年漫漫求索，90年奋起复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任重道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一个需要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不断奋斗的“愚公移山”工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定要为实现这个历史重任继续奋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9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284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7-338、28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4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31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65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2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91、590页。
(15)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的谈话。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
(1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1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1页。
(19)《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0-11页。
(2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0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
(23)《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47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
(2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5页。
(2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0、65-66页。
(28)《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4页。
(2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