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的作用——对近年文化地理学核心刊物中相关文章的梳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相关文章论文,地方性论文,刊物论文,近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1）10－1159－07
地方性（placeness）是地方的独特性。许多文化地理学者强调地方性对主体的情感意义，即地方性是某些人的地方性。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或者在一个地方有特殊的人生经历，此人内心便建立起与这个地方割不断的情感联系。经济地理学者不强调地方的主体性，而是强调一个地区与外界建立功能联系时，所具有的其他地方不具备的内在条件，即地方性[1]。关于地方性的形成是近20年英美人文地理学界一直探讨的问题。新文化地理学的领军人物彼得·杰克森（Peter Jeckson）指出，自1970年代末，文化地理学就开始关注文本中所体现出的地方性，尤其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派的文化地理学家，如段义孚（Yi-Fu Tuan）、唐纳德·W.梅宁（D.W.Meinig）等[2]。近年在英美地理学界文化地理学的核心刊物中，许多文章都是关于文本如何再现地方性的[3～13]。本文将从文本再现（represent）地方性的视角来分析文本在地方性形成中的作用。
1 新文化地理学对文本中地方性的关注
1.1 新文化地理学对地方性的关注
地方（place）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地方性自1970年代成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地方性具有主体性，即人们的经历不同，对一个地方的认识和认同也不同，因此描述一个地方的地方性也不同[14]。该学派强调对一个地方有高度认同感的人所定义的地方性是最有文化意义的。
1980年代英国一批文化地理学者对传统文化地理学展开批评，他们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依旧关注地方，尤其是现代性所造成的地方同质化趋势，运用“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和“非地方”（non-place）概念构成与“地方”（place）概念相对的两极体验，从而发出呼吁，保护和拯救地方性、传统和本真性，塑造地方和传播地方形象[15]。
1.2 新文化地理学对文本中地方性的关注
文本（text）是指与书面表达相联系的一系列表达方式。英国地理学家特雷弗J.巴尼斯（Trevor J.Barnes）和美国文化地理学家詹姆斯S.邓肯（James S.Duncan）提议扩大“文本”的概念，使之包括一系列的文化产物[16]。本文则沿用传统“文本”概念，即文学作品、学术专著、电影、音乐、广告、新闻、网络和其他媒体等。
文本分析法是人文社会科学普遍使用的质性研究方法之一，文化地理学者也采用该方法，以文字、照片，甚至新闻报道和多媒体等表述形式为研究资料，分析文本创作主体对地方意义的认识和情感。传统文化地理学更关注物质的、客观的世界，而忽视被文本再现出来的主体心中的世界。新文化地理学认为现实世界的文化并不是依靠对物理特性的记录来呈现，要体会现实世界的文化，需要阅读文字、图像和电影等文本再现形式所呈现的现实世界，及其传递给人们的文化意义[17]。
2 不同主体的精神诉求与文本再现的地方性
文本具有主观性，这恰恰可以表达出文本作者所理解的地方意义。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Mike Crang）指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对地方的简单描述，我们可借助文学作品了解人们想象中的地方。……这些充满想象的描述可使读者认识到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或特色。由于人们可从各种媒介了解到不同的地方，所以多数人对一个地方的了解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18]。
在近年英文文化地理学的刊物中，许多文章关注到电影、绘画、文学作品等对地方性的再现。透过这些作品，文化地理学家可以解读出导演、编剧、艺术家、作家、诗人对空间与地方性的理解。下面介绍几篇国外文化地理学者剖析文本如何再现地方性的文章，以说明不同的创作主体所再现的地方性也不一样。尽管本文将诗歌、游记和电影3种类型的文本分析集中在不同主体之下，但是并不意味着每种文本只对应着一种主体。
2.1 讴歌“我者”地方性的文本
这里的“我者”是将自己认同为地方一员的人。英国杜伦大学地理学家斯图尔特·埃尔登（Stuart Elden）以英国古代长诗《贝奥武夫》为研究对象，发表了《〈贝奥武夫〉的地方象征主义和土地政治》一文[3]。他在文中指出，该诗歌提供了理解地方和土地的依据，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当时人们的土地观念和土地政治。诗歌的文句再现出来的正是在诗歌创作时期，那片土地对于当地人们的意义，由于有了土地的归属感，才有了土地争夺的政治斗争意识。
英国阿尔斯特大学文化地理学家布里约尼·雷德（Bryonie Reid）在《构造框架：诗歌与北爱尔兰地方的想象》一文中分析了两首诗歌对地方性的刻画。这两首诗的作者都是北爱尔兰人，诗文中展现出人与当地自然的亲密关系、家乡的环境、个人的家乡归属感。这些诗文可以让人们了解到北爱尔兰人对地方的理解。雷德认为，在诗歌中对自然之物的细微描写以及对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描写都能体现出诗歌作者所认同的地方景象[4]。在爱尔兰现代领土斗争历史中，地方情结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尤其在现代北爱尔兰，地方感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雷德告诉我们，诗歌中再现的地方感就是这种地方情结的体现。
2.2 再现“他者”地方性的文本
游记不单是一种把小说、自传、信件、杂志、人种志著作① 等写作形式混合在一起的文学形式[19]，更是作者对乡土之外的地方的描述，是对“他者”地方性的描述。描写“他者”的地方性的精神诉求是建构一个对“他者”地方的映像，并通过文本形式传递给读者。虽然大多数游记中的情节都是作者所经历的细节，是一种对现实的塑造[20]，但是作者是有选择地记录的。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地理学者大卫·塔瓦雷斯（David Tavares）等人分析了1990年后出版的5部关于蒙古的游记：《寻找成吉思汗陵》[5]、《外蒙古最后的迪斯可》[6]、《未被注意的国家：蒙古揭晓》[7]、《在成吉思汗的帝国：旅行在游牧民族之间》[8]和《听鸟飞：蒙古游牧年》[9]。他们指出，在这些游记中作者用实例强调，蒙古是一个遥远的、充满神秘和神话氛围的地方，尚未被全球化影响而同质化。这是游记作者对地方的一种定义。但是，塔瓦雷斯等人也发现，游记作者对蒙古城市中的现代性景观有本能的抵触，因为现代性威胁到了游记作者心目中“遥远的地方”想象。因此游记对蒙古地方性的再现是有筛选的[10]。
由此可以看出，游记中对地方的再现是人为筛选的结果。游记关注地理区域，但这并不说明游记可以准确描述地方。作为一种复杂的再现综合体，它带有叙述者语气、意义和价值判断[21]。著名文学理论家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认为，其他地方的人所再现的地方，体现了再现者的语言、文化和制度，因此带有事实之外的其他含义[22]。文本的再现带有再现者本身的文化背景，上述5部游记的作者都是英国人，他们所写的游记都带有去蒙古旅行之前本身已经形成的对蒙古的认识，这种认识渗透于他们对地方的记述中。
2.3 再现“我者”与“他者”共享的地方性文本
许多电影不仅为人们提供娱乐性的想象空间，同时也能再现真实的地理环境[23]。有学者指出，电影是视觉文本中最具有冲击力、最自如、维度最丰富的文本形式，因而也最能表达城市（或地方）的丰富内涵[24]。地方性是多维度的，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25]；地方性还是多尺度的，既可以是一个街区、一个乡村的地方性，也可以是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地方性。电影为了商业目的，往往将一些小尺度区域的地方性合并，从而建构一个“共享”的大尺度区域的地方性。这种共享的文化要素只是在与小尺度区域的文化不矛盾下的共享，其手法就是在多维的地方性表现要素中，选取人们普遍认同的要素，而这些要素是“我者”与“他者”所共同认可的地方性。这种将“我者”与“他者”地方性的合并，潜在的目的是创造一个共识的“统一性”，下面两个例子就体现了这种统一性。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系博士研究生尼古拉斯·波普（Nicolas Popp）发表了《在阿根廷早期有声电影〈三个业余者〉中欣赏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文中，分析了1933年公映的阿根廷电影《三个业余者》（Los tres berretines）[11]。该电影的本意是展现当年该国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空间，电影中有街道、公园、棕榈树、车水马龙等景象，但是透过各种电影叙事手法（例如原型、转喻、蒙太奇等），观众可以体会到，编剧和导演所凸显的是中产阶级的核心文化要素——电影、足球和探戈。波普认为这些文化成分不单是该城市中产阶级的，而且与整个城市，乃至阿根廷国家的地方性都有密切的、持续的联系。
英国地理学者费德里克·卡普罗蒂（Federico Caprotti）等人研究了一部保存在罗马中央档案馆中未发行的电影。该电影记录了意大利墨索里尼统治时期人们对彭丁沼地的开垦过程。这个沿海湿地开垦项目是那个时期意大利许多工程项目之一，其目的是响应墨索里尼政府的“强国”目标。卡普罗蒂等在《生产理想的法西斯景观：自然、物质性和彭丁沼地土地开垦的电影再现》一文中引用了多个电影中的画面，其中包括当时修建的建筑、机械化劳动的宏伟场景、富有活力的劳动者等。卡坡蒂等认为，电影导演通过这些镜头体现出那个时期意大利政府希望意大利粮食自给自足、农业实现机械化等目标，该目标与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意志相符合[12]。这种国家意志不能完全体现彭丁沼地的地方性，而是一种国家层面上共享的地方性。
3 文本再现地方性的内容和在地方性形成中的作用
3.1 文本再现地方性的内容
文本从三个方面再现地方性：
第一，再现地方典型的景观。通过再现典型的景观，可以建立起自我、集体与地域景观之间的联系。景观和图像经常被看作是地方形象或者精神的载体。如英国西北部的昆布兰湖区因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咏水仙》（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而闻名[18]。许多人到那里去感受华兹华斯等湖畔派诗人所描述的自然之美。这种对当地自然景观的描述能够增强当地人对家乡的热爱，由此引发他们的地方认同，黄水仙也成为威尔士地方性中一个重要元素。同时诗歌也激起“他者”对昆布兰湖区的地方想象。因此，通过景观的再现能够使人们透过景观而加强对地方的认同。
第二，再现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一个地方人们的日常生活是进行中的故事，有学者将一个人日常生活实践比喻为“身体芭蕾”，“地方芭蕾”就是当地许多人合演的芭蕾舞剧。通过在地方的日常活动，我们熟悉地方、感受地方[26]。“地方芭蕾”的场所是能使个人及群体产生良好“地方感”的空间。通过文本对当地人生活空间和他们文化的再现，人们能够了解交织在其中的当地人的思想观念。例如本文前面提及的阿根廷早期有声电影《三个业余者》。该片以电影院、足球场、舞场、街道为背景，展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这些转瞬即逝的场景，通过电影文本记录下来，成为看该片的观众了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重要途径。这就如同张艺谋为2008年奥运会所拍摄的北京宣传片一样，将人们的某些日常生活活动文本化了。因此说，电影人在地方性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三，再现遗失的地方文化。文本可以通过文字和图像再现已经不复存在的地方文化。这种存在于文本中的文化，往往成为人们认同一个地方的最好切入点。正如杰克森所说的，文本中的地方性是“精英化的文化”（elitist view of culture）[2]。老舍的《龙须沟》描述的是已经逝去的北京南城下层市民居住区的文化，而今它已成为当地人记住该地区“独特性”的依据。在城市更新和改造进程中，区域历史之根，岁月的痕迹得以保存在地图、书籍、影视等文本中，人们由之能够洞悉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有学者认为，文本的媒介可以引导人们进行景观的生产与消费[27]。
3.2 文本对地方性的强化作用
文本可加强地方主体对地方独特性的认识。一个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或对一个地方有特殊的人生经历，此人内心便建立起与这个地方割不断的情感联系，将这种情感以一种文本形式记录下来，则可强化写作主体的地方认同，而该文本又可成为当地人们地方认同的对象。正如前面提到的《龙须沟》的例子，文本一方面加强了作者对一个地方的理解，反过来，帮助当地人重新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在上面所提到的讴歌“我者”的地方性文本中，诗歌再现了当地人的地方认同，而且读者经由诗歌体会出原本熟视无睹的地方所具有的独特性。
文本能够加强“他者”对地方独特性的认识。地方作为媒介传播信息的对象，在媒介的作用下会产生各种地方意象。现代人地方感的产生则主要依靠媒介，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因此，多数人对地方的了解是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例如，多数人对西撒克斯的了解是通过哈代的小说，而非亲身经历[18]。藉媒介构建的地方中，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可以说，正是通过媒介塑造的“地方特性”，人们才会产生地方感[28]。因此，文本的主观性不是一种缺陷，事实上正是它的主观性言及了地方的社会意义。
3.3 文本对地方性的削弱作用
文本的主观性影响了文本再现的原真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文本对地方的再现会削弱甚至消除地方性。
文本再现的非真实性会削弱地方性。在文本再现地方图像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再现都与现实相符合。文本中的地方景观，往往只是一种文本的真实，是文本的主体按照不同的主题，运用各种不同的叙事技巧塑造出来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组织甚至控制了地方的意义，因为他们不可能均衡地反映出地方的全部景观，只能按照权力关系的对比来决定其对地方意义的阐释。德国科隆大学地理系的比约恩·博尔豪弗（Bj
rn Bollhfer）注意到，地方在传媒中的再现是隐喻的，由剧情决定，地方的个性更加单一、清晰，然而视觉描述经常程序化和扩大化[29]。
文本再现的话语权问题也会影响到文本再现地方性的真实性。文化地理学采用文本分析来强调象征和再现，同时也意识到了在再现过程中叙述的权力[30]。后殖民主义创始人萨义德认为，文本的再现其他地方和人们时，一定会带有再现者的语言、文化和习俗。例如西方人对东方的观念充满了自己想象。萨义德说：“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他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31]”。这种东方的概念是构建在那些西方人从自我形象中剔除的特征之上的。在这种文化的长期影响下，英国人到蒙古的旅行游记才把蒙古描述为没有受到现代文明影响的相对隔离的遥远的地方。文本的作者以自己的视角决定了在文本构建中哪些包括在内，哪些排除在外。
文本的再现有时可消除地方性。除了作者文化背景局限造成的对“他者”地方的再现“误差”外，还有主动扭曲地方性的文本创作。加拿大学者瓦妮萨·玛斯沃思（Vanessa Mathws）以在多伦多古德汉－沃兹老酿酒厂区拍摄的电影为例说明了这种现象[13]。古德汉－沃兹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东部。1830～1990年代之前，这里是加拿大威士忌重要产地。这种辉煌的经济地位成为当地人引以为自豪的地方认同的情感要素，因而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所定义的“地方性”之一。1990年该酒厂关闭后至2001年再开发之前的这段时间，老酿酒厂区最主要的功能是影视作品外景地。在电影中，老酿酒区被用来制造其他空间、地方和时间，电影呈现的是其他的地方。因此，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理系学者克里斯·鲁金比尔（Chris Lukinbeal）指出，加拿大的电影中心致力于提出无地方性的再现，无地方性的例子直接关注了其他，而不是当地[32]。透过影视作品中对多伦多老酿酒区地方性的呈现，我们总结出影视作品通过两种途径消除了古德汉－沃兹老酿酒厂区真实的地方性。
第一，将这里改为其他城市的场景。例如，在影视作品中这里是1880年代的伦敦、1930年代的纽约、1990年代的波兰。这些影视作品中的城市景观，往往是按照编剧和导演的想象“打扮”出来的，它们与实际的地方性具有很大的差别。既不是真实的伦敦、纽约或波兰，也不再是古德汉－沃兹老酿酒厂区。
第二，设计不同的故事情节。例如从动作片到恐怖片、从悲剧到喜剧。影视人在《防弹武僧》中设计了对手间的追逐情节，在电影《芝加哥》中设计了作案的情节。这些情节并非本地区的故事，但是被附加到了这个地区。这样的情节会对今后再看到古德汉－沃兹老酿酒厂区某个街道或某个建筑的人带来空间联想，而这种想象并不是真实的地方历史或地方故事。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文本可以通过再现三种内容来加强地方性。其一，再现当地依然存在的景观。相对于后两者再现内容，文本对景观的再现是最形象化的。其二，再现当地日常生活实践活动。地方的日常活动的场景只有记录成各类文本，方可以保留下来，文本的保留形式比口传的保留形式更利于传播和传承。其三，再现已经遗失的地方文化。
2）文本再现地方性的机制多来自人们的意识形态需要。文本的创作者再现地方的动力来自内心的精神需求，例如对家乡的热爱，对异域的憧憬，对空间的想象，对人生经历中地方背景的追忆等。人们的精神诉求不同，再现的地方性也不同。最主要的差别体现在地方意义的拥有者“我”与非拥有者“他”之间的差别上。
3）文本对地方性既会有强化作用，也会有削弱作用。文本通过凝练地方景观的文化意义，提升日常生活世界的价值，梳理纷杂事象的逻辑等方式，加强一个地方的地方性。尊重历史、尊重地方性主体、追求人性向善向上的地方性，都会起到强化作用。相反，破坏地方原真性、站在“他者”好恶立场上选择性地再现地方都会削弱地方性。
4.2 讨论
根据研究延伸出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在地方性的形成中，文本的作用是或缺的，还是必须的。如果是必须的，那么文化地理学则必须研究文本中再现的地方性。
文本在地方性形成过程中的确扮演着重要作用，文本的创造者根据对一个地方的感知和认知，依据个人的精神需要（更多情况下也间接满足了作者的经济需要），创作出再现该地方的文本，由于文本的形式利于传播，则使得看到文本的人了解了地方性，进而对地方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积极的作用是使得人们开始认同这个地方的地方性，消极的作用是使当地人的地方性模糊起来。“我者”认同自己的地方多是依据在本区域的生活经验以及社会环境的耳濡目染，其次才是文本。“他者”对一个地方性的认识也可以不通过文本，深度的考察、旅游等经历也可以使得“他者”对一个地方性产生认识。我们认为，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地方性必然是以文本形式体现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地方人们共享的文化财富。关于这点，需要今后深入分析论证。
收稿日期：2010-11-20；修订日期：2011-05-19
注释：
① 人种志著作是人类学家将他们参与深入研究群体的日常生活，在自然情境下观察并收集的数据，通过叙事的方式描述出来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