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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9)04-0012-05
60年来，新中国外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以便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新中国外交也遇到一些问题，出现过一些曲折，这也值得深刻的反思，以便促进中国外交更加健康的发展。
一
新中国外交的辉煌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我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根本利益不容侵犯，不允许任何国家干预中国内政。因此，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包围和封锁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一方面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成友好同盟关系，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安全。“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指，我国处理重大国际事务的立场、方针、原则力求同苏联保持一致。但我们在同苏联等国家的交往中仍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苏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大规模援助，中苏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及世界的和平与正义事业。但苏联在对外关系中也带有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对此，中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根本利益。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在中国北部边界陈兵百万，都未能使中国屈服。
新中国尽管废除了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但由于这些不平等条约以及其他历史因素所造成的中国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却难以解决。从根本上说，中国政府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所进行的领土、领海划分，但也从实际出发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这些争端。但中国的善意却被某些国家理解为软弱可欺，迫使中国政府在上世纪60、70年代不得不进行自卫和反击，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也有效地维护了边境的稳定。
中国的民族分裂势力由于有帝国主义和外部反华势力的支持，一直没有停止活动，有时甚至十分猖獗，其中包括“藏独”、“疆独”和“台独”势力。中国外交积极配合国家反“藏独”、“疆独”和“台独”的斗争，揭露了国外反华势力分化中国的阴谋。例如，中国向所有国家反复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坚决反对“台独”，也反对任何国家和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支持“台独”，并重申这是建立国家间友好关系的重要前提之一。这些外交领域的工作成功地遏制了外部势力对“台独”的支持。再如，中国政府在各种外交场合旗帜鲜明地反对外部势力支持“藏独”，尤其是反对各国政要会见达赖喇嘛。这些足以表明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独立的决心。
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维护我国的发展利益是新时期我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使命。中国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发展，不断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通过磋商妥善处理贸易摩擦。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积极维护中国企业在国外的合法权益，关心和保护中国公民在国外经商、留学以及进行其他方面正常交流的合法权益。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资源相对匮乏，需要从海外进口石油、铁矿石等物资。中国通过外交舞台努力扩大能源和资源的来源多元化，协调与能源输出国以及其他能源进口国的关系，处理因此而导致的国际纠纷，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能源安全。
第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恢复、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封锁，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疑虑，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0几个，而且多数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努力同世界各国进行沟通与联系，积极推动同各国的建交工作。通过这些工作，让世界各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国际影响力，打消这些国家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疑虑，扫除彼此建交的障碍。尤其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友好国家的支持下，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后，中国政府成功地促成了中日、中美建交，实现了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发展的重大突破，从而进一步带动了一大批国家，包括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恢复、建立外交关系。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同世界160多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第三，努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本国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与其多数邻国都没有划定边界线，其中包括长达几千公里的中苏边界，以及中蒙、中印、中巴、中泰、中越等国界均未划定，严重影响了中国与邻国的友好关系和我国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又采取务实的态度，坚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划定了国界。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这为中国与邻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成功地同俄罗斯、老挝、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签订了边界条约或协定，划定了边界。迄今为止，我国陆地边界除与印度、不丹（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边界之外，都已勘定，从而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当然，到目前为止，中印边界还存在较大争议，中国与日本、东南亚部分国家也存在领海争议。对此，中国政府也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防止矛盾激化引起军事冲突，从而破坏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和地区稳定。
第四，不断扩大对外合作与交流，促进了国内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流和合作。我国积极争取苏联等国的援助，聘请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工作，这为新中国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向苏联等国派出了大批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这些人员回国后，成为我国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领域的骨干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鼓励创办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加强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交流，积极促进中国产品向海外出口。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仅200多亿美元，2007年超过了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当前，我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为了加速对外开放的步伐，我国先后创办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加速了上海浦东的开放。21世纪初，中央又做出了开发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部署。经过长期艰苦谈判，2001年11月，我国加入WTO，进一步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资企业开始寻找海外发展机会，进行投资和兼并。同时，我国全面推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对外合作与交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海外学习，鼓励、支持科学技术、教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到海外进修、交流，也积极吸收外国留学生、专家学者到中国学习与交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对外开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五，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包括拉动作用和贡献率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对此，即使是西方大国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是这些发达国家所不能取代的。例如，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就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中国在维护周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积极加强同东盟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推动建立了“10+3”合作机制，促进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由中俄等国发起成立并发挥主导作用的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包括预防和打击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以及促进地区合作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不仅各成员国积极参与上合组织，而且印度、巴基斯坦、蒙古、伊朗等国家也对该组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由中国倡导并主持的朝核“六方会谈”对化解朝核问题引起的矛盾与冲突，维护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方面做出了贡献。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所领导的人道主义援助、维和行动，积极支持、参与并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治理环境污染，防止地球变暖和地球生态恶化，努力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中国首次派出海军参与国际社会联合打击索马里海盗、维护国际水域安全的行动。
二
新中国外交有许多好的做法和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和外部势力的强大压力，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就因为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既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华反共势力对我国的侵犯和干涉，也反对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它们千方百计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以及和平演变的方针。中国坚决抵制它们利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对我国施加压力，并针锋相对地出台了中国民主、人权状况等方面的白皮书，有力地回击了国外反华势力的诬蔑和攻击，坚决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中国政府还不断通过外交途径揭露、批判支持“藏独”、“疆独”、“台独”等分裂中国的势力，坚定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与此同时，中国的外交始终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就同一些发展中国家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始终如一地坚持并发展这一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以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外交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中国提出并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正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仅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而且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地区的安全合作，以及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二，坚决维护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是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交往既要维护本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要和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进行友好交往。这种交往必须遵循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否则正常的国际秩序就难以保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就难以维护。尽管现行的国际法和所谓的国际关系准则主要是在西方大国的主导下制定和形成的，还不能充分体现公正、合理、平等、民主的原则，更多的是维护西方大国的权益，忽略乃至危害了中小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但其毕竟是惟一得到多数国家承认的，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在处理重大国际事务时坚决维护这些原则。中国也力求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改革和完善这些原则，使其能够充分体现公正、合理、平等、民主的精神，能够真正维护世界各国的合法权益。
第三，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经验是，维护自身的安全，为自身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必须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多边外交的本质和主要功能是实现各种国际力量的平衡，在平衡中寻求安全。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同社会主义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而且也积极发展同各类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开展正常的交流与合作。只不过由于西方国家的敌视和抵制，中国同它们的正常关系未能建立起来。中国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成同盟关系，有利也有弊。在冷战时期，这种关系使中国同西方国家难以建立正常关系，开展友好交流，影响了中国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并助长了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当这种同盟关系随着两党关系的恶化而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在外交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打破这种困境，中国积极推动多边外交，同美国加强了战略对话和联系，并先后同日本、美国等西方大国恢复、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从而形成了对苏联的战略制衡，减缓了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坚持不结盟的原则和多边外交的方针。中国的多边外交，主要是在三个方面推进：一是积极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合作。特别是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安全体系、利用多边机制加强与大国的合作，促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合作。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二是积极开展周边地区多边合作。继续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稳定发展，不断加强与东南亚、东北亚、东亚各国的多边合作，提升多边合作的水平。三是积极开展经济、文化等非传统外交活动。近年来，中国不仅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参与全球和地区的经济合作，而且承担了一些大型全球性和地区性经济论坛。中国还促成中俄、中法、中澳、中日等友好年的成功举办。当然，在中国的外交活动中，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同等重要，不能相互代替。二者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关系。不能因为开展多边外交而忽略、削弱传统的双边外交和双边合作。中国提出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主张，体现了中国多边外交理念，也反映了中国力图通过多极化实现国际力量均势发展的战略思想。
第四，科学分析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前提和依据。建国以来，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总体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偏差，例如认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我们的内政和外交。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敏锐地看到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认为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新的世界大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打不起来，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正是由于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以及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外交进入了新的全面发展的时期，大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维护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此后，尽管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其间还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样的重大国际事件，以及网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国际危机，中国对外关系也曾经出现过局部的紧张局面，但我们始终没有改变对总体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强调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1]
同时，我们敏锐地观察到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及其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看到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发展带来的难得发展机遇，也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所提出的严峻挑战，从而确立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加速发展，以及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基本方略。正是在这一方略指引下，我们通过艰苦谈判加入了WTO，进一步加强了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和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交流，从而促进了中国外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我们对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分析与判断也是正确的。苏东剧变后，我们明确指出，两极格局已经瓦解，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会出现新的表现形式，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基于这一判断，我们一方面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另一方面又坚持邓小平所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加强同各国的合作与交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我们党提出要抓住2l世纪初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的提出，其前提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就是说国际力量的对比、国际形势的发展，为我们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中一心一意谋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第五，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促进国家协调发展。外交工作是为国家的整体发展服务的，是国家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政外交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外交工作搞好了，就会为国内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反之，外交工作搞不好也会影响到国内的发展。60年来，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如胡锦涛所说：“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2]也就是说，外交要为国内的发展服务，同时通过国内的发展不断增强中国的综合实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推动中国外交的全面发展。
三
新中国外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经历了一些曲折，面临一些新的困难，值得研究和思考。
第一，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既要履行一般国家的职能，即维护本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捍卫国家的根本利益，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念。在对外交往中如何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把国家利益还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点很重要。在这方面，我们的外交政策曾经出现过一些偏差。建国初期，我们以意识形态划线，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后来又针对苏联霸权主义而采取了“一条线”战略，以此为指导，发展党际关系和国家间关系，实际上就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尽管一定历史时期内，在较为特殊的国际环境中，这一方针曾经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消极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它限制乃至阻碍了我们同世界各国尤其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发展关系。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因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而导致国家关系的对立，乃至长期的冷战。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因为有共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都是由共产党或工人党执政，相互之间的关系本应更加友好和密切，但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处理好，甚至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边境战争。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充分认识到乃至忽略了彼此间首先是正常的国家关系，应该按照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尤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关系，进行合作与交流，解决彼此的矛盾与冲突。事实证明，只有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国家之间才能建立并不断发展友好关系，才能发展国家间的正常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3]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强调各国之间无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相同与否都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强调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中国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不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反对其他国家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同16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大国在发展对华关系时，仍然或明或暗地坚持冷战思维，遏制中国的发展，力图通过人权外交、价值观外交，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给中国，力图使中国发生苏东那样的变化。如何批判和抵制这种错误的思潮和做法，同时又保证我们同这些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第二，如何理性处理中国和平发展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和平发展能够推动世界的繁荣和各国的发展，无疑是一件好事，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和欢迎，但也遇到了不少阻力和障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与美、欧、日、俄等大国关系产生的微妙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也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实际主宰者。尽管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断发展，但真正能够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还很少。欧洲和日本虽然经济发达，但综合实力不及美国，况且由于存在共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共同的利益，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美国的霸权地位，最多提出一些分享权力的要求。俄罗斯具有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但其经济实力又难以支撑它同美国进行全面的对抗、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未来几十年中惟一能够挑战和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美国的对外战略也或明或暗地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加以防范和遏制，并到处散布“中国威胁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需要从理论、方针政策和外交实践等诸多方面认真对待。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全面总结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客观分析历史上大国崛起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利与弊，并深刻地论证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社会和现存大国不是相互对立、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关系。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又要保持并不断改善同相关大国的关系，加强相互沟通，增强战略互信，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彼此的分歧和冲突。
第三，如何妥善处理中国和平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上所述，中国同周边一些国家依然存在着领土和领海争议。据统计，在中国有12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与邻国存在争议，其中包括钓鱼岛、“春晓”油田等。中国的迅速发展，使相关国家存在疑虑，担心中国在解决这些领土、领海争议问题时持更加强硬的立场，威胁到邻国的安全和利益。因此，“中国威胁论”在这些国家也有一定市场。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有缔约国必须在2009年5月13日前，向联合国提交大陆架划界方案，这加剧了相关国家间的争议。越南、马来西亚两国就率先提出方案，侵犯了中国主权，使中国领海主权的维护面临空前挑战。中国反复强调，永远不称霸，即使强大起来也不称霸，绝不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侵犯别国的利益。同时，中国提出并积极地推行睦邻、富邻政策，力求使中国的发展能够促进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对于领土、领海争端，中国也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既要更坚定、更明确地维护领土、领海主权，又要进一步扩大同周边各国合作的渠道，完善合作机制，创造更多的互利共赢的机会，并进一步探讨和创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具体形式。只要各国政府能够排除来自国内外的干扰，真正富有诚意，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相关的领土和领海争端就还是有希望得到解决的。
第四，如何兼顾中国和平发展与促进世界共同繁荣。中国的和平发展无疑有利于世界的繁荣和各国的发展，但也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尤其是出口结构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类似，而且出口的对象国主要集中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这就形成了一种同质竞争关系。如何避免“零和博弈”，保障互利共赢，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我们应该同这些国家建立并不断完善协调机制，创造更多的合作平台。同时，中国也应尽快完成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换代，既要提高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又要提高中国产品的竞争起点，扩展竞争平台，积极发展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避免在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领域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又如，中国的发展需要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矿石等战略物资。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同能源进口国的关系。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竞争都恐难以避免。我们需要的是，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协调机制，避免恶性竞争，保证合理有序的竞争。二是同产油国的关系。双方因能源价格产生分歧是难以避免的。我们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相关的谈判机制，积累处理相关问题的实践经验，以减少损失，规避风险。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能源，要保证能源供应的安全，同时又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避免因此而激化矛盾，引起冲突。我们应逐步实现能源供应地的多元化和能源品种的多样化，积极推行减排节能，努力治理大气和环境污染。
第五，中国应承担怎样的国际责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无疑应当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多的义务。为此，中国提出做负责任大国的承诺。什么是负责任大国，大国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是值得研究的。简单地说，能够承担大国相关义务，作出相应贡献的大国，就是负责任大国。中国是个大国，但又是个穷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百位之外，那么我们应该承担怎样的国际义务，担负怎样的国际责任呢？首先，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地区大国，应该在维护世界和平、地区稳定与安全方面承担相应的责任。例如，中国积极参与重大国际问题的处理，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出兵打击索马里海盗等。在地区事务中，我们倡导、组织了上海合作组织，倡导、主持了朝核“六方会谈”，这些都是我们承担国际义务、做负责任大国的具体表现。但是，这里有一个正确把握尺度的问题，要搞清哪些问题可为，哪些问题不可为，既要积极发挥作用，又要贯彻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方针，避免锋芒毕露，卷入不必要的国际矛盾和纠纷中，这些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有些国家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是欢迎的，但也有些国家未必欢迎。美国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仅仅是让中国更加遵守美国所制定的游戏规则，更加配合美国的国际活动，而绝非让中国分享权力、取代美国主宰国际事务。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作为一个综合国力日渐增强、财力物力不断增加的大国，应该在为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促进世界发展尤其是渡过国际金融危机方面作出更大贡献。胡锦涛曾代表中国政府郑重承诺：“中国愿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支持国际金融组织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增加融资能力，加大对受这场金融危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4]但是，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外援助不能脱离国家实力和基本国情。更不能损害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应全面地评估其“回报率”。我们的援助向来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但应该把单纯“馈赠式”援助转变为促发展、促友好式援助。至于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渡过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也应量力而行。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各地区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世界经济和金融出了问题，中国很难独善其身，一枝独秀。因此，中国领导人多次表达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态度，“中国愿意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积极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为实现世界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5]但是，中国要量力而行，不要轻易听信别人的吹捧而忘乎所以、要讲究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作贡献，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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