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经济增长及其财税政策取向&基于辽宁生态足迹的样本分析_生态足迹论文

生态文明、经济增长及其财税政策取向——基于辽宁生态足迹的样本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辽宁论文,经济增长论文,财税论文,取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4)10-0032-10

      一般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继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第四个阶段。

      生态文明的提出是经济系统不断增长的必然结果。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当将经济系统视为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时，如果相对于更大的生态系统而言经济子系统的规模非常小，资源环境不是稀缺的，经济扩张的机会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但，在有限的和非增长的生态系统中，经济的持续增长最终会导致增长的机会成本非常显著(Herman和Joshua，2007)，此时有必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即“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Herman，2001)。这种转变需要两个重要的脱钩：一是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的脱钩，即经济增长是低物质化的；二是生活质量(客观或者主观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即要求在经济增长规模得到控制或者人造资本存量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想要实现“绝对的脱钩”成本太大(诸大建等，2005)。首先，低物质化的经济增长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企业生产经营模式和居民生活消费模式的转变，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其次，中国依然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在贫困线以下，没有经济增长的福利改进在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中国也不能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所以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现状，理性的选择是寻求经济增长和保护生态平衡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即享有经济增长带来的益处的同时，消除它给环境带来的潜在威胁。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它仅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期目标。中国未来应以此短期目标为基础，追求质量改进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期理想目标。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过程中，有两点必须是认真把握的。一是对资源环境面临的整体形势要有清晰、准确的认识，避免生态环境恶化超过其阀值而带来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共性和外溢性非常强，难以在以市场为交易基础①、通过以自利为目的的企业和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加以实现，必须依托政府的强力介入和引导。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施力点如何确定就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显然，建设生态文明至少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即做什么、何时做和如何做？本文对已有定性研究(诸大建，2008)和定量研究(杨永华、诸大建，2007；宋涛等，2007；赵细康等，2005)进行整合延伸，尝试给出了上述三个问题比较科学的、逻辑合理的答案(见图1)。

      

      图1 本文的分析方法和思路

      考虑到中国现行政体下，生态文明和财税政策虽然是中央提出并进行总体部署，但是由各级地方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因此基于地方视角研究生态文明更能发现问题，使研究的结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在省级层面，辽宁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具有典型的传统工业文明特征，其城镇化和工业化还需进一步发展，而资源环境形势却不容乐观，所以本文以辽宁为分析样本进行研究。

      二、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生态文明计量和判断

      生态足迹模型由Rees于1992年提出，并由相关学者(Wackernagel，2004；Kitzes等，2007)进一步完善。它将区域自然资源的供需状况加以量化，通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测算和对比，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态盈余或赤字的状况，可以定量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和谐状况，是目前国内外通用、官方认可的一种用来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消耗的有效工具，是观察生态文明现状的一个新视角。所以，本文运用生态足迹模型，从宏观的视野测量是否应该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一)生态足迹模型与数据来源

      根据生态足迹模型，代表区域自然资源总供给的生态承载力计算公式为：

      

      式中，EC表示区域生态总承载力，N表示人口，ec表示区域人均生态承载力，

表示某种人均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

表示某种土地类型的均衡因子，

表示某种生产性土地的产量因子。在生态承载力的计算中，一般会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

      代表人类对生态系统供给可再生资源(包括食物、木材、纤维、生物质燃料)与吸收二氧化碳废弃物(Monfreda和Wackernagel，2004)这两大类生态服务总需求的生态足迹计算公式为：

      

      式中，EF表示区域总生态足迹，ef表示区域人均生态足迹，

表示第i类消费项目的人均消费量，

表示第i类消费项目的全球平均生产力，i表示不同消费项目。

      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的差额表示该地区人类活动和自然禀赋的和谐状况，即生态赤字(ED)或生态盈余(ES)，其计算公式为：

      ES=EC-EF，若EC-EF＞0

      ED=EC-EF，若EC-EF＜0 (3)

      

      模型中变量的数据取自1994-2012年《辽宁统计年鉴》和1994-2012年《辽宁年鉴》。生物资源类的消费包括农产品、动物产品、林产品和水产品四大类。农产品主要包括水稻、小麦、玉米、高粱、谷子、薯类、大豆、其他杂粮、棉花、油料、甜菜、烟叶和蔬菜，动物产品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禽肉、奶类、山羊毛、绵羊毛、羊绒和禽蛋，林产品包括水果和木材，水产品主要指近海水域和内陆水域提供的水产品。建筑用地为支持交通、住房、工厂与水电站等基础设施的土地。碳吸收用地采用历年《辽宁统计年鉴》中能源的日消费量进行折算。所有消费均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的世界平均产量进行折算。生态承载力计算中，有提供农产品的耕地、提供水产品的水域、提供禽畜产品的牧草地、提供水果和木材的林地以及建筑用地。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地球上的生产性土地中并没有用于碳吸收的用地。

      (二)生态足迹计算结果与分析

      根据公式(1)～公式(3)计算出辽宁1993-2011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和人均生态赤字(盈余)和不同组分情况，结果见表1和图2。由表1可以看出，辽宁的人均生态承载力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增幅不大，且主体是由建筑用地增加导致。辽宁的人均生态足迹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2011年是1993年的2.13倍。其中，占比最大的是碳吸收用地，2011年是1993年的2.16倍。水域、牧草地占比虽不大，但增长速度很快，2011年较之1993年分别上升了2.80倍和3.94倍。辽宁在1993年就已经出现了人均生态赤字。以2007年为例，全省生物消费和碳吸收所需的人均土地面积为⒋3937全球公顷②，同期辽宁区域内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仅为0.6627全球公顷，人均缺口达3.7310全球公顷。也就是说，如果保持自然环境和资源在其生态承载范围内，那么为了保证2007年全省人口的生物消费和废弃物排放吸收，辽宁需要6.63个现有土地面积才能实现。而这一数值，在1993年是4.08，在2011年则为7.95，表明辽宁不仅依赖自然资源的增量，而且动用自然资源的存量来支持辽宁的生产和生活，生态系统功能将不断退化，且退化趋势明显。

      

      图2 根据生态足迹组分分解的辽宁人均生态赤字/盈余

      由图2可以看出：(1)耕地在2000年出现小幅盈余，其他年份均是生态赤字。以2011年为例，在保证耕地的生态功能情况下，为了保证2011年全省人口的农产品消费，辽宁需要1.67个现有耕地面积才能实现。(2)辽宁的林地一直是生态盈余的，但是此处的盈余仅就林地提供木材和水果产品消费而言，未考虑森林吸收碳排放所需要的面积。如果考虑碳吸收用地，辽宁在2011年需要30.98个现有林地面积才能实现。(3)碳足迹赤字在2000年之前，变化幅度不大，2000年之后，规模明显扩大，2011年达到2.9860全球公顷/人，为1993年人均碳足迹赤字的2.16倍，表明全省范围内能源化石的消费量增长迅速。(4)水域和牧草地的生态赤字增长较快，从1993-2011年，水域人均生态赤字翻了2.79倍，牧草地人均生态赤字翻了3.95倍，表明辽宁在禽蛋肉类产品和水产品方面的人均消费增长迅速。为了保证2011年全省人口该类产品消费，辽宁分别需要1136.57和186.65个现有牧草地和水域面积才能实现。

      (三)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基本判断

      根据生态足迹模型的分析，辽宁的人均生态足迹远超人均生态承载力，且人均生态赤字超过全国和世界的平均值。例如，2007年辽宁人均生态足迹是人均生态承载力的6.63倍，同期全国该数值为2.20倍，世界为1.50倍。具体而言：

      1.碳排放量增长迅速，节能要求依然迫切。碳吸收用地是辽宁所有生态足迹中增长最快的，并且是生态赤字最大的组成部分。这表明现阶段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减少碳吸收用地是减少生态赤字的重中之重，节能要求依然迫切。

      2.住房、交通和商品消费的增长进一步恶化生态现状。辽宁住房、交通等居民日常生活中的资源能源消耗显著增加，例如在2010年分行业主要能源消费品种消费量中，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所消耗的煤炭占总消耗量的45%，交通运输所消耗的汽油、柴油分别占总消费量的48%和55%。再加上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的增加，禽蛋肉类和水产品消费量快速增加，源于农业自然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也快速增加，进一步恶化了生态现状。

      3.城镇化是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高人口密度、高能源消耗、高物质消耗与高废弃物排放，是城市产生高生态压力的主要原因。根据《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0》研究，辽宁城镇居民人均生态足迹约为乡村居民的1.2倍，并具有快速拉大的特征，其中碳足迹的贡献率约为74%。所以，伴随城镇化发生的居住模式与生活模式的改变，生态足迹快速增长的挑战与风险可能会增大。

      4.传统工业化模式构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威胁。辽宁近20年来的经济发展以重化工业为主，其中，高能源消耗、高污染物排放的行业占比较大，使得本省的资源缺口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煤炭由资源调出省，变为煤炭调入省，石油产量只能满足全省生产需求的1/2。同时，传统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已远超自然环境的生态承载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三、财税政策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效应分析

      前文分析表明辽宁的生态状况不容乐观，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并深入研究和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财税政策是最为直接有效的宏观调控工具(柯布，2007；苏明等，2013)。通过建立可操作性强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体现市场供求关系、环境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产品公平分配原则，财政创造了生态文明建设必需的基础性制度条件；财政是政府推行各项施政方针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例如保护环境不受破坏、修复已破坏的环境、发展新型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等所需的人力物力投入；财政可以利用其政策工具和手段发挥资金引导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循环、低碳和绿色经济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财政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支出等政策为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改变提供激励，例如企业和居民使用环保材料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中国已经开始利用财税政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效应如何是后续研究的基础，本文将从定量角度对此进行验证。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占GDP比重总体趋于上升，从2006年的0.23%增加到2011年的0.33%，绝对值增加了2.5倍，而同期的万元GDP生态足迹则明显下降，降幅达到44%，万元节能环保支出生态足迹降幅更是达到63%。这较好地佐证了财政投入对于改善辽宁生态环境状况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现有财税政策在促进资源节约、废物排放降低和经济增长之间平衡发展的成效。由于很难用一个变量来代表这种平衡状态，而且该平衡状态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自发实现，需要政府财税政策的引导和激励。所以，本文直接验证资源消费、废物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果两者关系趋于和谐，表明财税政策有效果；反之，表明财税政策不利于或者没有有效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生态效率分析

      财税政策促进资源节约和经济增长的成效可以用生态效率③的提高(杨永华、诸大建，2007)进行验证。2000年以来，辽宁加大节能力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单位GDP能源消耗从1978年的22.96下降到2012年的0.90。为了检验这种变化的成效，本文以1978-2011年为样本空间，采用可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分析。能源消耗和人均GDP数据均来自2012年《辽宁统计年鉴》，人均GDP以1978年的城市消费物价指数进行处理。利用EViews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构造的能源消费的变参数模型的状态空间形式如下：

      

      

      图3 系数

曲线图

      其中，logppcon表示人均能源消耗，loggdp表示人均GDP。

是随时间改变的，体现了解释变量对因变量影响关系的改变，并且假定系数

由AR(1)描述。

的连续的不相关扰动项。从系数

的曲线图(见图3)可以看到：1978年以来

＜0，表明辽宁GDP增加1%，辽宁人均能源消耗下降0.2%～1.4%，即能源消耗总体上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减少。但是

的绝对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表明这种随着人均GDP增加而减少的趋势在弱化，即辽宁的财税政策并没有促进能源消耗的持续有效降低。

      (二)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

      财税政策促进废物排放的有效降低和经济增长的成效可以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验证(Grossman和Krueger，1955)。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在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增长而更加严重；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由于科技进步、财税政策等因素，环境污染将逐渐降低。本文以辽宁“三废”数据为例，采用ECM方法协整分析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中期趋势。中期趋势分析主要考虑到辽宁对“三废”的治理主要开始于“十一五”期间，而且近年来污染排放指标出现一些关注重点上的变化，例如辽宁“十二五”规划中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对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排放量给予了更多强调。

      长期和中期分析中的“三废”数据分别来自历年《辽宁统计年鉴》和《辽宁环境质量报告书》。协整分析的步骤是：先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服从同阶单整条件的，再进一步采用ECM方法进行协整检验。如果存在协整关系，再进一步判断长期协整关系的类型。检验结果见表3。

      

      表3表明，与人均收入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随着收入的上升，污染趋势得到控制的只有长期分析中的工业废水和中期分析的废水；随着收入的上升，呈现出恶化趋势的有长期分析中的工业废气、二氧化硫、烟粉尘、工业固体废弃物和中期分析中的二氧化硫和生活废水，其中，工业废气、烟粉尘、氨氮和生活氨氮在中期分析中，呈现出随着收入的上升不断改善的趋势。这表明废物排放治理虽有成效，但总体呈现恶化趋势，特别是二氧化硫、生活污水和固体废弃物排放。辽宁的三废治理任重而道远，财税政策还需进一步改进。

      (三)财税政策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不足的成因分析

      虽然近几年我国加大了对生态文明的支持力度，但是由辽宁生态效率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结果可知，生态效率并未显著改善，废物排放治理虽有成效，但总体呈现恶化趋势，表明现行财税政策措施并未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生态的平衡发展，甚至阻碍了两者的平衡发展。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财政投入难以满足改善环境的需要。按国际经验，要维持生态环境不进一步恶化，环保支出占GDP比重至少应达到1%以上；要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则该比重应达到2%～3%。而目前辽宁整个环保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仍然远远不够。从纯粹的政府财政环保支出来看，2012年辽宁环保支出占GDP比重仅为0.38%，不仅远未达到国外先进国家政府环保支出的力度，而且距离全国0.56%的同期平均水平也仍有明显差距。

      其次，现行财税制度安排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激励。例如在目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财税制度下，辽宁税收主要靠工业，特别是短期内利高税大的重化工业项目，恰恰这些项目的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现行的政绩考核机制，则进一步刺激了地方官员任期内的短期行为，重视经济建设，关注财税利益，而对生态文明建设缺乏应有的积极性。

      最后，从财税运行机制的微观角度看，现行财税政策也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主体功能区规划滞后影响转移支付生态作用的发挥；在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财税引导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排污费制度难以形成对企业治污的有效约束；财政节能环保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环保投资管理方式落后进一步影响环保投资绩效等。

      四、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财税政策取向

      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生态的平衡发展，财税政策面临着巨大的转型挑战。这既涉及财政体制自身的调整，也涉及相关税制的重塑，还包括一系列政策体系、机制的构建和完善。结合前文分析，本文提出如下财税政策选择：

      (一)调整生态文明建设的财税政策体系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做法，调整现行财税政策，逐步形成相对系统完善的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工具框架。该框架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方面：一方面对污染、能源以及自然资源开发课以环境税费，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以正确反映环境问题的净成本与收益。通过提高污染、排放和自然资源开发的成本以达到节能减排、增加政府环境治理财政收入的目的；另一方面对有益于低消耗、低排放和低污染的生产和消费予以减税、直接补贴和优先政府采购，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向生态经济积极转型。同时废止已有的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税费、补贴及政府采购。

      (二)建立长效的生态文明建设财政投入增长机制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两方发达国家治理环境的财政能力。想一蹴而就实现理想化的财政投入增长目标，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作为可行的路径选择，财政环保投入的增长应该允许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要强调的是，这个过程必须是持续增长的，并且要将这一指标纳入到行政绩效考核中，以增强地方政府官员重视生态的行政性动力。

      (三)加大生态环境重点和薄弱领域的支持力度

      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优化结构，突出重点，就成为支持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财政的必然选择。各省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从生态足迹不同组分、不同区域和城乡来进行选择。例如，根据前文分析，辽宁的草地、水域和碳吸收用地④生态赤字最为严重，所以辽宁的财政支出要重点加大对森林、水域和草场的支持力度。

      (四)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管理体制

      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健全县级财力保障机制，使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地方政府在弱化甚至放弃经济增长目标后，仍然能够获得满足运转需要的基本财力保障，促进县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系数中生态因素的权重，并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域的转移支付力度。对主体功能区分类制定财政引导政策，促进生产要素资源在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合理流动，如必要的生态移民、异地开发的“飞地模式”⑤等。清理现有财税优惠政策，对不利于限制和禁止功能区生态环保的政策加以取缔。整合生态建设相关资金，通过设立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等方式，发挥政府财力资源的综合效益，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要加强节能环保领域财政资金的有效监管，解决项目资金管理过程中的“跑冒滴漏”问题，使有限的环境资金最大限度发挥作用。优化环境治理投资结构，加大财政预算资金比重。加快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合理运用绿色政府采购政策，完善绿色采购相关办法和实施机制，扩大绿色产品的政府采购范围，给予绿色产品适当的价格补偿，切实发挥政策引导功能。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定价机制和税费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资源浪费性开采使用、排污者内部成本外部化等问题，引导市场积极发挥决定性作用。

      (五)优化支持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政策作用方向

      从经济与自然消耗逐渐“脱钩”的角度来看，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推进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议中央加大外溢性较强的技术改造与创新、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等领域的投入力度等；继续支持循环经济试点的深入开展和对绿色节能建筑的相关财税扶持政策。在城镇化寻求产业化支撑过程中，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提高“生态门槛”，宁缺毋滥，完善吸引绿色产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要支持污水垃圾等城市配套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相关运营机制，切实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

      ①市场条件下，价格机制引导企业和消费者进行决策。而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下，资源环境等生态价值大多数被认为是免费资源，所以企业和消费者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不会自动考虑自己行为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

      ②由于生态足迹模型赋予各种不同类型的土地面积一定的权重，从而将各种不同类型的土地面积转换成一个标准化的单位，即全球公顷，表示具有世界平均生产能力。

      ③生态效率指单位GDP所需的资源数量的有效降低。

      ④尽管林地作为生物资源类用地实现了生态盈余，但考虑到碳吸收用地赤字情况，森林生态压力仍非常巨大。

      ⑤考虑到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经济发展需求，可以允许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地区在临近的重点开发区内设立经济开发区，经济开发区内产生的产值、利税等归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所有，实行异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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