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文化之大成——《史记》系列大辞典《文化卷》前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大成论文,文化论文,离骚论文,史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史记》不单是一部万古不朽的史学巨著、文学巨著，而且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是司马迁对三千年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大整理。这部文化巨著，体大思精，俯仰古今，纵横万端，无所不包；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美学、伦理、科技、医学等都广采博收。兼容并纳，上至天文，下及地理、典籍著述、诸子百家、礼仪典制、社会生活、风俗民情、文学艺术、山川风物、神话歌谣等等，是一部集先秦汉初中国文化之大成的大百科全书。鲁迅先生曾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①，从史学和文学方面给《史记》以极高的评价。但是我们认为，《史记》的价值和功绩并不局限于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开拓意义。这就是我们编撰《史记》系列大辞典《文化卷》的原由。
《史记》作为一部中国古代综合性文化史巨著，它不是简单地局限于叙述历史过程、历史人物及其活动，而是透过纵横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过程之表象，来挖掘和揭示历史规律、文化背景和人生哲理，概括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成果。司马迁曾自述著史动机说：《史记》乃“肉罗天下放佚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唐刘知已在评述中指出：“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③古今大多数《史记》研究者多只片面强调《史记》“通古今之变”，即考察古今历史过程的纵的方面，却往往忽视了“究天人之际”所包含的文化史方面的丰富内容，即横的方面。其实，“究天人之际”是指探讨自然和社会各方面的内在联系及其外在表现，具体来说是包括经济、政治、思想、著述、文艺、典制、天文、科技、法律、习俗等人类活动的各个层面。《史记》正是这样囊括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中国第一部文化之大成。
首先，整理研究古籍及著述是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史记》第一次为我们搜集、整理、保存了先秦及汉初的重要古籍及著述书目。司马迁所见书是相当丰富的。他曾说：“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④仅《史记》直接引用的古籍就有万余种，点明的文献著述有260余部（篇）。同时，《史记》并非简单的引用古籍，而是从研究中华文化史的多角度着眼，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于中国古代百家学术，司马迁引用其父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第一次明确地把春秋至汉初的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相对区分为六种思想系统，整理出学术的渊源和流派。譬如司马迁明确论析出申韩刑名之学本于道家的学术渊源，已被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帛书所证实。此外，《史记》很注意古代文化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心理活动，更不放过人物及社会生活、生产中的各种文化背景，把历史与文化有机地融合为一体，这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史记》在整理、勘误先秦古籍方面，对中国文化史做出了许多贡献。譬如，《史记》的有关记载，纠正了《战国策》及其他古籍如后来的《汉书·艺文志》许多谬误，保存了大量信史。《战国策》与《汉书·艺文志》，其史料却不如《史记》详实。如《战国策·赵策四》记有“触詟说赵太后”，而《史记》则作“触龙言”。姓名虽一字之差，却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千古疑案。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则与《史记》此句相同。《汉书·艺文志》载《吴孙子兵法》为八十二篇，《史记》则为十三篇。后人研究证明，《汉书·艺文志》数目有误，而《史记》“十三篇”与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相合。《史记》还最早为我们记录了中国古代第一次大型文物典籍，即孔宅古文《尚书》的发现，为古文经学派提供了许多论证根据。《史记》还收录了司马迁壮游天下所发现有关的黄帝、舜、禹、孔、孟、秦皇及其它著名文化遗迹，把搜罗的罕见的遗事轶闻、文物圣迹，特别是秦代众多刻石、战国秦汉的民谣俗谚大量收入，为古代文化史研究保存了许多社会历史资料，也为此后的金石学研究开了先河。
再次，《史记》将学术史、经济史、思想史、哲学史作为文化史的重要内容加以叙述，这不仅拓宽了史学的研究领域，而且保存了大量的珍贵的文化史料。除《论六家之要旨》外，在《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商君列传》、《管晏列传》等一系列记传中，司马迁第一次全面系统准确地评述了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轨迹，还专设《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孙子吴起列传》等，构成了先秦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基本线索。又特创《平准书》、《货殖列传》、《河渠书》等，专门记述经济发展、地理环境等，说明了先秦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此外，风俗习惯是文化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包容十分广泛。《史记》对于中国姓氏制度、婚姻丧葬、祭祀信仰、交往礼仪、民风民俗、交通特产，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均作了详细记载。即以物产而言，《史记》收录的便有数百种。反映风俗民情及政治得失的风谣歌诗就收录了近30首，其中还有一首儿歌。两汉的诗歌今仅存三十多首，《史记》保存的汉初诗歌就达14篇。这就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料。
再以横的方面来看。《史记》是中国古代多元一体文化的荟萃，也是中国多元传统文化形成的标志。《史记》融合了儒、道、名、法，从整体上接轨了齐鲁文化、秦晋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各边地少数民族文化，从而使中华多元文化凝聚成为统一整体的第一部比较全面完整的巨著。
再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史记》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梁启超说：《史记》“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⑤。同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作为世界文化巨匠的司马迁，在“西洋中世纪的初期还没有这样的人物”⑥。这不仅在于《史记》的《大宛列传》《朝鲜列传》等描写了条支、安息、大宛等世界各国的“异国情调”，从时、空两方面记载了东亚及中亚、西亚甚至南亚上古及中古初的社会文化内容，使它远胜于《历史》。更重要的是《史记》无所不包，更具整体的文化体系。《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在体现全人类的艺术精神方面，也领先于西方古典文学。《史记》所表现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科学实践精神和社会文化的形象画卷，是对全人类的文化贡献，从而奠定了《史记》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季镇淮在《司马迁》一书中说：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固然有其永久的、崇高的地位，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应有其一定的、不可磨灭的地位。他的伟大著作《史记》……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也应是世界人民的文化宝库里光辉的一份。”
二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继孔子之后，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化巨匠。他不仅是位杰出的史学家，而且是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适应秦汉大一统政治形势的需要，吸收了儒家的大一统观念、民本思想、德治思想和法家的法治观念以及黄老的清净无为思想，形成了自己德刑并重的大一统政治观；吸收管子、韩非的经济学说，形成了农、工、商并重的经济思想；吸收法家的法后王思想、进化思想并改造了阴阳家的五德说，形成了以进化观点为主的大一统的历史观；吸收老庄道法自然的思想、先秦朴素的辩证法和含有神秘意味的阴阳家的阴阳五行说，形成了“究天人之际”的自然观；吸收了孟子重义与管子重利的思想，形成了义利并重的独特的义利观。从而形成了其大一统的文化观。为民族文化输入了宝贵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和实践精神。他通过《史记》中一个个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文人侠客舍生取义、爱家爱国。为民请命、不畏强暴等人物的实践行动，展示了中华民族所追求的伟大的人格理想图画。同时，他通过对先秦学术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总结，自觉不自觉地将百家诸子改造、建设成为大一统的中国传统主体文化。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位“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指出，司马迁的《史记》，“实为吾国史事第一次有系统的整理”，司马迁“独其创定义例，兼包巨细，会合天人，贯穿古今，尊史学万祀之基，炜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未有能与之抗颜而行者也”。⑦而翦伯赞认为“司马迁的不朽，不仅因为他草成了一本《史记》，特别是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学方法，即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而且在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他的见识之远大，首先表现在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而且又在于他具有大胆的批判精神”。⑧
司马迁不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开了纪传体通史之先河，头一个自觉地创建了中国的历史学体系，而且也体现出司马迁的文化主体意识和客观形成的社会价值体系。司马迁的治史方法，就是尊重历史，提倡“实录”。在“实录”的基础上，“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究天人之际，承敝通变”⑨，“近性情，通王道”。⑩不但寄托着司马迁的人生追求，也寄托着人民的理想信念和正义要求。李长之说：“从来的史书没有象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境，有他自己的感情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11)
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的历史学，同时也创造了传记文学。“从中国文学史上看，文学家的司马迁是可以和伟大诗人屈原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的。”(12)司马迁十分推崇《离骚》“辞隐文约”的写作方法，提倡“发愤著书”、“成一家之言”。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13)司马迁以奇异的情节、精心的构思以互见法和巧妙的材料剪载塑造出一个个或顶天立地，或感人泣鬼，或独具特色，栩栩如生、千古不朽的人物形象，许多人物还成为文学史上的艺术典型。所以，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诚非过誉。
从散文发展史上看，司马迁将中国历史散文推向了一个新高峰。在《史记》以前，《左传》虽增强了历史散文的形象性，但叙事为年月所分割，不够完整。《战国策》的人物形象虽然比较生动，但都是片言只语，不够完整丰满。《史记》恰好弥补了二者的不足。它的文学性甚至可以和后来某些现实主义小说相提并论。此外，《史记》还收录保存了大量的辞赋，这些都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思想家的司马迁，他兼采众家之长，融合百家之学，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成一家之言”。在天文星历方面，司马迁作为中国少有的懂得天文星历的文史学家，在《史记》中总结了汉以前我天文观测的主要成就，创立了具有完整系统的司马氏星官体系，并开创了以文学手法介绍科学知识的范例。在《史记》中，司马迁探讨了我国历法的渊源，记载了由他主持的汉初的历法改革，不但为天文学及历法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否定了神学的天命观。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的“天”，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天下大势”，即历史发展趋势或历史条件而言。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提出驳议，在《项羽本纪》中，更严历地批评了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谬论。正因为如此，司马迁一再强调他在《史记》中贯穿的“一切事物均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变”的观点。他在《自序》中屡次谈“变”，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在《平准书》中又指出“物衰而衰，固其变也”，表现了其进步的唯物主义的天道观。
司马迁的法律思想表现为赞赏礼义道德，提倡德治仁政，虽不反对法治，但更倾向于以礼辅刑的思想。他提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14)他肯定礼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15)反对苛刑峻法和滥用刑法。他说：“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16)在道德、礼仪与法律之中，司马迁更注重道德。对于刑法，司马迁又赞赏“法贵责上”，“法不阿贵”、“刑无等级”。
正因为司马迁重德治仁政，所以在《史记》“八书”之中，专设《礼》《乐》二书，并将《礼书》置于“八书”第一。开篇即写道：“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性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17)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经济史传，并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经济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迁赞赏既富家又富国的代表人物，把经济管理视为国家最重要的工作。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足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道德与物质利益之间，物质利益是道德观念的基础。“人富而仁义附焉”，提出注重物质利益的义利观。认为物质财富与权势地位息息相关，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正当要求，但求富之道则大相径庭。他特别反对投机取巧的奸骗行为：“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18)因此，他肯定了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19)
司马迁不但认识到道德只是经济的附属，而且注意到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为了各自不同和利益，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不同的道德标准，产生出对人物历史地位作用的不同评价。但道德不是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更重要的是人物活动对社会所起的客观作用。在司马迁的道德思想中，最闪光的一点是他极力提倡爱国主认的道德规范。他饱含感情地塑造出以国为重的文臣蔺相如、眷恋祖国的诗人屈原、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捐躯守义的义士王蠋、捐财助边的富商卜式、奋战兴邦的将军田单……。当然，司马迁的经济思想、道德思想都有一定的偏颇，比如他全盘否定汉武帝的经济措施便是一例。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经济、道德思想方面的独到之处。
此外，司马迁还是宣传“兵圣”孙武及其兵法的第一功臣。他在《史记》中第一次为孙武列传，第一个为实践《孙子兵法》的兵家名将立传，使《史记》成为古代最完备的一部战争史、战略技术发展演变史。他认为战争是除暴救危的自强工具，既可兴邦，又可丧邦，应当慎用。国家“非兵不强，非德不昌”(20)，但战争“行之有逆顺”，“用之有巧拙”、“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21)
总而言之，司马迁的思想是十分博大丰富的，除上述而外，诸如人才思想、美学思想、音乐思想、医学思想、档案思想、人格思想、伦理思想，等等，非这短短的“前言”所能概括交代清楚，这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说：“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他可以和孔子相比！他参加过订历，他有历法的知识。他巡行过全国，他有地理──而且是活地理，应该说是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的知识。他理解到人类的经济活动，他留心到人类的宗教行为。所以他又有着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民俗学的知识。他有一贯的看法，他有他的哲学。他对政治有他的见解，他有他的社会理想。他是一个巧于把握文字的人。他有语言学上的训练和技术。──他的确是亚里斯多德那一型的哲人！他自己是一部百科全书！”(22)
司马迁及其《史记》，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刻而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学者多有论述。这里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了。
三
陕西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这里不但是“兰田猿人”和“半坡人”的故乡，也是炎、黄二帝活动和埋葬的圣地，更孕育出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这样一代又一代雄才大略的人物和周、秦、汉、唐的灿烂文化。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诞生于陕西韩城。他不仅是中国文化巨匠，也是世界文化巨人，更是陕西人的骄傲。因此，历代以来，对《史记》及司马迁研究兴盛不衰，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记》研究也朝气勃勃，开拓出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并且成果累累。但是，同其它热点比较起来，仍有较大差距。
1995年是文化巨匠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为纪念这一世界文化伟人，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将《史记》研究推向纵深、推向世界，为研究者建立详备的资料库，1993年春，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及西安外语学院辞典编译所发起，本着全、大、精、深、细的原则，发动全省十余所高校及研究单位通力合作，筹划编纂《史记系列大辞典》（共十三分卷）。这一项目得到陕西省委、陕西社科院的积极支持。陕西省委副书记刘荣惠也欣然出任大辞典编委会名誉主任。其中，《史记系列大辞典·民族文化卷》交由西藏民族学院有关单位完成。
《史记系列大辞典》在编纂方法上，要求各卷既各自独立成卷，又要在总体上构成一个系列。在分类收辞中既要考虑到本卷的完整性，又要尽量避免与其它相关各卷不必要的重复、交叉。因此，考虑到“医学”“科技”“典制”“地理”“神道”等皆有专卷，故而《文化卷》不收科技、医药卫生、官制、天文历算等方面的条目，只保留记时、兵制及与风俗礼仪有关的服饰、称谓、器具、祭祀等。少数与各卷交叉的相关词目，则着重从文化角度予以阐释。此外，因《史记系列大辞典》未设《军事卷》，而军事又是《史记》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故将军事方面的条目收入《文化卷》。这样，《文化卷》共收录记时、典籍著述、思想流派、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称谓、刑法、军事及名物九大类共2600余条。
《文化卷》编务工作由西藏民族学院张天锁、白自东、陈崇凯、池万兴、任树民、谢丰泰担任并审稿。为保证辞典质量，特邀请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周伟洲教授为顾问，指导编纂工作。编撰具体分工为：陈崇凯撰写风俗、称谓、名物全部辞条及军事、记时、典籍、刑法部分辞条；池万兴撰写文学艺术主要辞条；白自东撰写思想流派的主要辞条；徐万发撰写刑法主要辞条及典籍著述的部分辞条；谢丰泰撰写记时主要辞条及思想流派部分辞条；孔宪凤、杨莉莲撰写军事的主要辞条；孙林、张月芬撰写教育的主要辞条；周德仓撰写文学艺术的部分辞条；侯明撰写刑法部分辞条。本卷“前言”经集体讨论，由陈崇凯、池万兴执笔。
《史记》系列大辞典《文化卷》的编撰是一个开拓性工程，也是拓宽《史记》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研究工具的一个大胆尝试。限于编撰者的学识水平，加上编撰时间短促，因之在收辞选目及内容阐释上肯定有不少疏漏或谬误，谨请各界同仁批评指正，以便汇总出版《史记系列大辞典》（合订缩印本）时修改充实，使之臻于完善。
注释：
①《汉文学史纲要》
②《报任安书》
③《史通·六家》
④⑨(13)(15)(20)(21)《史记·太史公自序》
⑤《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⑥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
⑦《史记》校点本序文
⑧《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载《中国青年》1951年总57期
⑩《史记·高祖本纪》
(11)(22)《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12)季镇淮《司马迁》
(14)《史记·酷吏列传》
(16)《史记·循吏列传》
(17)《史记·礼书》
(18)(19)《史记·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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