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创作素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蒙古论文,素描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散文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在自治区文学50年的创作历程中，散文、报告文学创作与诗歌、小说一样，亦经历了一条坎坷曲折的路程。自治区的散文创作是循着一条从无到有，到蓬勃兴旺，直至繁荣的发展轨迹；其间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拥有了一支不断壮大的作家队伍。他们直面人生，讴歌乡土，赞美民情，吐露真意，感应心灵，憧憬未来，锐意探索，寻求散文艺术的创新之路。自治区的报告文学虽然与散文创作同时起步，但它的发展却略显缓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治区报告文学才有了长足发展，拥有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创作队伍，所反映的内容也更加深广，特别是以报告文学写作团等形式深入生活，则使得这一时期的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关键词：内蒙古 当代 散文 报告文学 创作
在内蒙古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散文与报告文学创作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漫征途中，散文、报告文学创作，与诗歌、小说一样，也经历了一条坎坷曲折的路程；既有百花竞放、艳丽多姿的发展繁荣时期，也有风雨侵袭、叶落花残的凋零岁月；它们既以报告的形式记录了生活变动的浪花，以回忆的形式补写了历史前进的足音，也以抒情的笔调描绘过自治区瑰丽的自然景观，摹写过现实生活的种种“百态世相”，还以议论的笔调培育过无数读者的情操与智慧，抨击过错误、愚昧和黑暗。虽然我区的散文、报告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并非尽如人意，甚至存在缺点与不足，但取得的成绩是不可低估的。因此，认真总结我区散文、报告文学创作，无论对准确清醒地认识过去，还是于散文、报告文学今后的兴盛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
人所共知，散文与其它文学形式不同，它强调的是生活的真实，而不是艺术的真实。因此，人们常将散文称之为“历史步履的镜子”，加之形式的灵巧，又素有“文艺轻骑兵”之誉。这些都概括出了散文反映生活迅速与深广的特色，同时也为我们把握和理解自治区散文发展的风貌提供了一个标尺。
1947年自治区成立，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首先使散文这种迅速自由反映生活的“文艺轻骑兵”有了用武之地。一些文艺工作者，努力以散文这一形式，反映新时期社会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地发挥散文服务于现实和时代的重任，紧跟社会生活步伐一道前进。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创作数量较多的是通讯、特写、报告一类的叙事散文，这类散文适应了当时自治区社会生活的需要，以客观写实的方法，理想主义的精神，以及朴实刚健的风格，构成其整体的审美风范。反映各族人民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和自治区日新月异生活的散文发韧最早。《激发劳动热情的草原繁荣景象》（额尔敦陶克陶）、《一个年青的牧女》（钦达木尼）、《张桂云》（骆驼）、《哈亚恩格尔村的幸福生活》（额乐苏）、《翻身后的两位老人》（宝音达来）、《人定胜天的故事》（胡志霄）、《草原七日》（若松）等，各具特色地反映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翻身作主人后的新面貌，充溢着“自从来了共产党以后，有了蒙古包，也有了牲口，更有了像人样的生活”[①]的自豪感与幸福感。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作品，也是本时期散文创作的一个主要内容，产生了诸如《荣誉属于志愿军》（哈斯格日勒）、《欢乐的眼泪和愤怒的呼声》（都嗄尔苏伦）、《把最宝贵的献给你们》（纳·赛音朝克图）等优秀之作，完成了特定时期以“内蒙古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向工人、农民、牧人、战士进行宣传……，宣传朝鲜人民的英勇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豪侠与正义，宣传美帝国主义各种残暴凶诈，卑鄙无耻，外强中干及纸老虎的丑恶罪行”[②]的任务。
50年代中期以后，自治区火热的建设生活，激发了作家们讴歌新生活的欲望，特别是新人物的层出不穷，生活的飞跃发展，为自治区散文家及业余作者纵笔驰聘提供了新天地。这一时期，散文反映的生活面异常广阔，几乎是“走遍了天涯海角，也走遍了矿山、车间、水库、工地、鱼米之乡、经济作物的田野，自然，它也走遍了学校、机关、街头巷尾”[③]。从所描写的人物来看，“已经不再限制于表现作者自己和作者自己圈子里的那些人物了。工人、农民和战士登了场。他们不再是几个化了装的概念。我们看到了具体的钢铁工人、石油工人、汽车司机、勘探者、伐木者、垦荒者、拖拉机手……荣誉军人、猎人、渔民、邮递员、演员、民间歌手、乡村小学教员，和其他各种各样人物的不同面貌”[④]。就表现形式来讲，散文的文学性得到加强，其显著结果是大量抒情散文的出现，并成为散文的主要形式，这与我国50年代中期革命理想主义的高涨替代了求实精神的时代之风不无关系。从她所反映的主题来说，则突出地集中在“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生活”[⑤]。庄村的《草原上的一个母亲》、薛焰的《河套随笔》、张长弓的《一个军人的日记》、王致钧的《村路上的旅伴》、贾漫的《张大金罗同志》、乌兰巴干的《牧场风雪》、安柯钦夫的《草原灯火》、伊克艾利的《美丽的扎兰屯》等，都是从生活的大海中撷取浪花来反映时代变革与涛声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讴歌了“多彩的生活历史进程”；草原牧区疾病的迅速消除（《无病的幸福》），昔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船工当家作了主人（《黄河的主人》），巴林大地农民从往昔善唱苦歌的歌喉中，听出了今天“甜得像沙糖”般的吟唱（《一个军人的日记》）。与此同时，专注于小说、诗歌创作的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嗄胡、安谧、肖平、贾漫等也创作了不少歌颂性散文篇章，他们或宏观俯瞰，或微观细察，挚真挚诚地赞美了新生的祖国与“美丽的内蒙古”，表达了各族人民对领袖与中国共产党的神圣情感。这一时期，散文创作之所以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局面，是与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经济建设蓬勃开展，艺术气氛较为民主，以及作家们自觉地置身于生活热流等诸多因素分不开的。
60年代初的自治区散文创作，虽然经过1957年“反右”斗争的风雨，受到过1958年“大跃进”的冲击，出现了一些浮华之作，但毕竟未能毁其根干。建设年代的昂扬斗志，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依然促发了作家们的创造力。他们抚今追昔，欣然命笔，写下了一批文情并茂引人深思之作，使我区散文园地获得了空前的丰收。作家们在衍延着50年代颂歌主题的同时，又展开了建设大潮中“自治区在前进”的画卷，描绘了内蒙古绰约的丰姿。散文集《草原的颂歌》、《美丽的内蒙古》、《早晨好》和《内蒙古小说散文集》（1960—1961）中的许多作品，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自治区动人的景观，弹奏出了一曲曲赞歌。从这些铺叙有致或直抒胸臆的文字中，可感受到内蒙古确“像一个刚驰越千里的竞风骏马，急忙抖掉身上的汗水，正神采焕发地迎风长啸，又从一个新的起点向前飞驰！”[⑥]
对于新生活的高歌，必将也会引发出对于新生活创造者们的赞美：有反映林区建设者的《雨后的森林》（黄建民、宋广文）、《森林之城》（秦小微）；有赞颂矿山工人的《第一代矿工》（安柯钦夫）、《喧腾的呼和哈达矿山》（康万余）；亦有草原牧马人的新歌《坠马崖》（朋斯克）、《牧马人》（阿·敖德斯尔）；而歌唱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建内蒙古的赞歌更是这曲建设者之歌中的强劲音符。玛拉沁夫的《旅伴》，由衷赞颂了不畏艰苦帮助少数民族建设边疆的汉族兄弟。贾漫《在沙漠上·北京姑娘》、安柯钦夫的《药工小传》也是这一内容的上乘之作。许多散文家和热心兼及于散文创作的作家们均在创作实践中达到了成熟。其中如许淇的构思精巧，匠心独运，诗意追求；安柯钦夫的凝炼细腻；玛拉沁夫的联想深远；云照光的善纵善收；王致钧的质朴无华；都在自治区文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如贾漫、肖平、康万余、乐驼、孟和博彦、扎拉嗄胡、照日格巴图、葛日乐朝克图、敖德斯尔、朝襄等一些作家，也都以各具特色的艺术精品，为自治区50、60年代散文创作的发展繁荣作出了丰厚的贡献，使自治区“17年”散文园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这一时期，反映过去战斗岁月的革命回忆录和“四史”的出现，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区60年代的文学宝库。杨植霖反映大青山地区蒙汉人民游击队革命斗争情况的《会师前》，特别是他的长篇回忆录《王若飞在狱中》（与乔明甫合作），可以说是本时期内蒙古文学上的一大收获。此外，刘华香的《在煤窑里》、图门昌的《胡家窝阻击战》、鲍琦的《沙漠里的战斗》、云一立的《暴风雪的夜晚》、云照光的《里应外合》、好特老的《阻击》及革命回忆录专集《英雄篇章》、《忘不了的战斗》等，从各个方面记录了内蒙古人民在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生活。在老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的同时，编“四史”的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出现了《包头火车站的风暴》、《春节大罢工》、《伤痕》、《换了人间》等一批影响较大的作品。
杂文小品这种武器也在这一阶段的自治区文苑中发挥了它的战斗作用。《瓶里的海棠花》（奥胡尔）、《创作杂谈》（尤才），以及李欣的杂文集《老声常谈》中的《对症下药》、《“万金油”干部》、《糖弹及其战法种种》等篇章，都是短小犀利、讲究形式与构思的“投枪”。它们大都通过谈古论今、引譬设喻、褒善贬恶入手，总结宝贵的历史经验，针砭现实生活中的不良倾向，赞扬社会主义新人新事。这些短小的杂文，对于解放人民的思想，丰富当时的文艺园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遗憾的是，阶级斗争激烈说后，我区的杂文创作还未“蔚然成风”时，便过早地进入了萧条期。从1964年开始，散文创作和其它文学体裁一样，日趋衰萎，脍炙人口的作品已是凤毛麟角。尤其是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十年间，散文园地除歌颂“农业学大寨”及有限的“遵命”之作外，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70年代末，散文才得以恢复生命与活力，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二
自治区新时期散文，以歌颂胜利、揭批“四人帮”、哀悼负屈含冤的亡灵为绪端，在80年代各种文艺理论，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以及文学载体间的交叉渗透所形成的巨大冲击之中，在社会审美意识及文学观念急剧发展变化之中，得到发展与繁荣。首先老作家焕发出青春，新作者不断涌现，内蒙古散文园地呈现出一派生机。人们对于真善美的渴求，对于新生活的希冀，和着新时期以来的时代律动，一时间都涌上作家笔端，成为散文体裁抒写不尽的情怀。如果简括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突出之点的话，那么其特点“就在于它是这个时代忠实可信的记录，是这个时代浸透真情的讴歌”[⑦]。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时期初始出现的大量忆悼之作中，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哀悼，对内蒙古那场骇人听闻的“内人党”冤案中饮恨而逝的各民族干部、文学艺术家、科技工作者的追忆，无不倾注着一腔真情。《牧民的怀念》（傲腾）、《暑去秋来天气爽》（特·赛音巴雅尔）、《鄂尔多斯纪行》（云照光）、《红穗战刀》（苏尔塔拉图）等许多作品，这些真实生活的追忆性散文中，对于民族精神与性格的表现尤为值得称道。在苏尔塔拉图的《金丝鸟之歌》中，那位普通平凡而又坚强壮美的女歌唱家在民族灾难中的经历，表现了一个民族的坚执不屈的性格；《红穗战刀》中被迫害致死的蒙古族骑兵团优秀战士和他家人的故事，更是体现了坚韧的民族精神之大美。
随着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人民思想解放，民族与国家间的交流，自治区散文创作有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散文创作内容也大大地丰富了。张永昌的《古老城脚下》、周彦文的《大漠情思》、尚贵荣的《流浪的云霓》、桑·舍力布的《鲜花盛开的草原》，以及老一辈作家玛拉沁夫的《远方集》、敖德斯尔的《银色的白塔》、王平的《猎村纪事》、王士美的《草原短笛》、赵正林的《生活的歌》以及《云照光散文选》等作品集的问世，代表了自治区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实绩。这些作品或刻划兄弟民族间团结战斗的感人形象，展现各族人民共同创建的内蒙古在新时期的崭新容颜；或以游记的形式，描绘内蒙古草原的风俗人情和生产、生活场景，表现内蒙古人民对祖国、对党、对家乡的挚爱情感和精神面貌；或描绘草原家乡的沙海、高原、林区、城镇、工厂、乡村、矿区多姿多彩的画卷，颂扬淳朴而勇敢的建设者；或摹写异域的人文景观，于精巧而流畅中浸润着深长的生活哲理。这一时期出现的《大漠觅城曲》（周彦文）、《沙原——流动的节奏》（郭永明）、《理想的美丽》（力格登）、《乡居杂情》（万方）、《大漠人与骆驼》（王月礼）、《春天的主人》（布和德力格尔）、《缝纫鸟》（玛拉沁夫）、《攀登博格达峰遐想》（安柯钦夫）、《在阳光下》（苏德那木）、《大漠情》（全秉荣）、《饮马井》（斯琴毕力格）、《鄂尔多斯，神奇的土地》（尚贵荣）、《我和我的驯鹿依肯》（许淇）、《蒙古包——游牧者的摇篮》（张永昌）等都以深湛的人生况味，炉火纯青的文字引人入胜。
自治区这一时期散文创作除内容得到极大拓展外，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在迅速觉醒，散文创作渐次摆脱了某些束缚，作家的审美视野日趋开阔，他们对祖国前途命运有着自觉的历史感、使命感，但不将个性消融于原则。创作者敢讲真话，作品随意性加强，自我意识强化，展示主体精神的特殊性和丰富性，使散文回复到散文自身。因此，描摹世相，袒露心灵，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对历史、现实、自然、人生问题的思考，成为我区本时期散文创作的一个新的聚焦点。可以说，周彦文、乌雅泰、尚贵荣、哈斯毕力格图、张秉毅等关于“鄂尔多斯情结”的许多作品便是这一方面的突出代表。这几位作家都来自鄂尔多斯那块神奇的土地。来自乌兰察布大地的张永昌，则在他的《幽幽篝火情》中，于边地人与事的忆述间追寻着民族辉煌的历史；崭露于新时期的高文修，以他细婉的《那小路，那小溪》表达着人生的“一个沉重的思恋”。此外，力格登的《妈妈呵……》、葛日乐朝克图的《两只金手镯》、宝·福日来的《故乡之歌》及《古琴新声》（安柯钦夫）、《牧野祥云》（哈斯乌拉）、《神马的主人》（高·仁钦那木吉拉）、《原始情》（贾从礼）、《柞山顶上》（敖长福）、《不老的母亲》（海·宝音）、《鹅卵石的苦恼》（康万成）、《草原蜜》（温小钰、汪浙成）、《西部的太阳》（董培勤）等都是耐读的散文佳作，它们共同酝酿了自治区散文发展的美好气质。其中葛日乐朝克图的《两只金手镯》更是透露出了独特的魅力。上述作家的心灵感情的自由宣泄和展示“作者底人格”[⑧]的作品，都显现了当今散文活跃的生命力。可以说，它们代表了这一时期自治区散文创作的重要的美学特质，以及“人的真诚和本质的复归”。
步入90年代后，自治区的散文在多方面探索中，完成了质态的转变，开始走向普通人的生活，走向了对当代个体生命的透视之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作家自由个性的双重要求下，散文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多元化的艺术新格局。其显著标志是个性与思考的成分有所增多。“事不论巨细，凡有自己之深感、真知者，便信手拈来，涉笔成文，而且力求写得坦率真诚，不避个性。”[⑨]其次是文体的解放和样式的多样化。很多作家尤其是新时期步入文坛的青年作家的散文，不再拘泥“形散神不散”，“卒章显其志”的行文模式，而将自然的、行云流水般的散文形式视为“上”。就散文的品类来讲，也较前丰富起来，除抒情、叙事散文外，游记、知识小品、日记、书信、随想录等均有较大发展。徜徉于我区90年代散文创作园地，不难发现有如《童年断想》（额·巴雅尔）、《草原之路》（娜仁高娃）、《我心中的锡林郭勒》（哈斯乌拉）等以抒情见长、描写个体经验的生活散文，它们像一首首生活的咏叹调，体现了散文贴近生活和“自我”的特点；亦有张秉毅、桑·舍力布、巴特尔在对文化遗址、民俗风情、衣食住行的描述中，伴随着生活过程与生活感悟相互交织的理性散文。总之，90年代散文的色彩是丰富的，它既可在生活小路中通向人类精神的家园，在苍凉中透出深沉，亦可在冷峻严谨之中高扬理性，追求思辨。它和其它民族文学品种一道，以自己特殊的审美途径，追踪激变的时事，不断吸吮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的新鲜血液，不断调整审美视角，勘探社会生活底里之情蕴，并在新的色彩追求中，留下了自己鲜活的身影。
新时期自治区散文的繁盛，除“外在的生活”为他们提供发挥才能的土壤外，作家自身的“冶炼”，尤其是散文队伍的规模与声势的壮大，则是我区散文创作进入前所未有天地的主要因素。自治区50年来的散文创作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到蓬勃兴旺的繁荣阶段，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首先得益于自治区拥有一支在不断壮大的作家队伍。这支队伍中，既有像许淇、安柯钦夫、王致钧等一批专注于散文创作的作家，也有云照光、玛拉沁夫、敖德斯尔、巴图宝音、王平等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创作领域卓有成就的老一辈作家，也有一队从事其它如编辑、新闻工作的，如力格登、纳·松迪等；同时又有张永昌、周彦文、尚贵荣、苏尔塔拉图、桑·舍力布、高文修、宝·福日来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散文创作的文学新军；还有一些肩负着党政领导工作，而又以饱满的热情，以锐敏的思想和不拘一格的文风致力于散文创作的领导干部，如李欣、刘云山、乌力吉、乌云其木格等，而且在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中，间或提笔为文的业余作者也不在少数。正是这样一支庞大的、专注于散文创作的作家，在潜心于其它文学品类，同时又热衷于在散文园地泼墨流彩的作家，以及无数业余作者共同组成的散文队伍的努力与积极参与，才使自治区逐渐告别了坎坷、曲折的历史，使我区散文走出了封闭狭小的天地，“有了真话，少了假话，绝了空话；有了真情，少了假情，绝了矫情”[⑩]；才使她迎来了灿烂而辉煌的今天。回顾自治区50年散文创作，不难发现，这支队伍在以他们拳拳赤子之情与勇于探索的执著，直面人生，讴歌乡土、赞美民情、吐露真意、感应心灵、憧憬未来的同时，仍在锐意寻求着散文艺术的创新之路，力求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散文作品。
三
自治区的报告文学与散文一样，随着新中国的礼炮声也开始了它与时代同步发展的征程。但它的发展与散文比较，略显缓慢。文革前自治区的报告文学与建国后这一时期我国报告文学发展轨迹所不同的是，当我国报告文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1951—1956年）到来时，我区只有如《爱国妇女白依玛》（罗拉玛吉德）等一些纪实性作品，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未能形成“气候”。直到1963年全国曾提出重视和发展报告文学后，内蒙古文艺界才开始关注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草原》、《花的原野》及其它报刊，都先后开辟报告文学专栏，使自治区报告文学如雨后春笋般涌出。1963年到1965年，短短的3年间，仅《草原》文学月刊就刊发了近30篇报告文学，而且还集中组织刊发了“巴彦淖尔风貌”、“哲里木盟风貌”、“乌兰察布盟风貌”、“昭乌达风貌”、“呼伦贝尔风貌”等5组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向人们报告了这一时期内蒙古广大地区生产、生活与新人、新事、新气象，出现了《伦坤宝》（巴图宝音）、《献给财富创造者的诗》（孟和博彦）、《光荣的里程》（安柯钦夫）、《诺敏河边》（冯国仁）、《春燕》（王致钧）、《写在英雄们中间》（敖德斯尔）、《工业图案》（许淇）、《宝日勒岱的故事》（杨啸）等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告文学。这些作品深情地讴歌内蒙古各族人民创造的新生活业绩，鼓励着人民去战胜困难，在现实生活中起到了良好的启迪作用。但是，应当承认，由于当时提出的“主要从正面歌颂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框架，束缚了作家的创造力，未能提出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来推动自治区的发展。在本阶段报告文学所取得的实绩中，应特别指出在全区及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是玛拉沁夫的《最鲜艳的花朵》。这篇报告文学反映了乌兰察布草原上一对蒙古族小姊妹——龙梅、玉荣在暴风雪中救护集体羊群的事迹。作品格调高昂，激情澎湃，人物性格鲜明，富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文革10年，文坛一派凋零，报告文学也不例外。偶尔出现几篇佳作，如《绿色的沙漠》、《站在最前线》、《根深叶茂》等，也在报告文学的具体的构思要从“紧张、激烈的斗争中来突出表现英雄人物的品格”这一创作主导的制约下，只能成为作者手中图解“两种对立的思想和两种对立路线”的工具。以粉碎“四人帮”为起点，我区的报告文学逐步得到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自治区的报告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这一时期报告文学有了自己相对稳定的创作队伍。报告文学不再是个别小说、诗歌、戏剧创作者偶一为之的领域，而是拥有了一支由张湘霖、策·阿拉达尔图、布仁巴雅尔、尹光磊、刘世远等致力于报告文学创作的专业或业余作家；另有像孟和博彦、朝襄、贾漫、张永昌、傲腾，这样一些兼及报告文学作家所组成的精悍的创作队伍。正如萧乾所概括：“不少有才华的作家献身于这一文学体裁的创作。这是几年来我们文艺界最为可喜的事物之一。我深切地感到我们正在艺术领域里，为人类开拓着一条崭新的写作道路……。因为它比其他形式与现实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它能及时地并且无情地揭露经济建设及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因素，能更为有力地推动积极面。”(11)
其次，报告文学所反映的内容更加深广，以其“全景式”的观察与思考引起了人们的深深关注。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不再囿于一人一事的具体报告和偏向于政治内容的选材，而是将历史转折时期深刻变化着的社会纷纭繁复的人的精神世界做为主要内容。从80年代初孟和博彦的《足迹》、宗朝的《唐嗣孝》、贾漫的《雕塑家之春》、江浩的《他扶着她，走在山水间》，到后来布仁巴雅尔的《良心》，张湘霖的《绿旋风——云福祥》、乌日罕的《南疆升起一颗草原之星》、葛日乐朝克图的《雁之歌》、奥奇的《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滋生》、徐福铎的《她的中国心》等作品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足迹》、《唐嗣孝》中，作者不再是一般地满足于表现人物的完整性格、而是着重将人物置于纵横交错的社会网络中，揭示人物和精神品格。而到了张湘霖的《家羲，你走得太早了》，则通过沉痛地报告一位拼搏了20多年，为摘下数学王冠上一颗明珠——“斯坦纳系列”而耗尽毕生心血的包头市第九中学数学教师陆家羲的事迹，颂扬了身处逆境而不馁、勇于献身科学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进而揭示出了“生前坎坷”，“死后方识可贵”的现实所暴露出的社会弊端，发人深省。徐福铎的《她的中国心》也是一篇在区内外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品。它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乌云——这位日本遗孤的感人事迹，深入地写出了她的中国情结，展示了她可贵的精神世界。
自治区新时期报告文学在对社会价值和开拓精神进行表现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还力求探索、思考生活的困境，突破表层，捕捉复合性社会的脉搏。尹光磊的报告文学集《希望的沉思》中的许多篇章，都是贴近生活、唤起广大读者关注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对自治区社会生活进行客观的摄像与多层面的考察，作品的时空变得扩大、广袤：个体为群体所代，颂扬为忧患所代，生活事件为社会问题所代，经济的、文化的、道德的、教育的、环境的、党风的、物价的等等问题，都有所涉及，加之以激情式的议论、分析，透露出作家的人格力量及把握复杂多变的当代社会的能力，而且由作品质量的整齐划一，结构与表现手段的综合功能的驾轻就熟，也昭示出一个大手笔呼之欲出的可喜前景。与此同时，内蒙古的作家还以报告文学写作团等诸多形式，深入厂矿牧区，及时把握和显示自治区改革进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新旧矛盾交织的图景，使得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取得了巨大成绩，出版有：反映土默川地区农民为改变自身命运而建造家园的《春潮集》，有赞美各条战线上无私奉献者的《爱的奉献》，亦有揭示社会独特角落与生活的《护法神鹰》，以及《林城之光》、《一代开拓者》、《企业家之声》、《白色的源流》、《编织彩虹的人们》等多部作品集。其中，张湘霖的《白雪覆盖的故事》，策·阿拉达尔图的《爱的奉献》，桑·舍力布的《为真理而斗争》等报告文学集，均可代表本时期报告文学的创作水平。它们以鲜明的时代意识、参与与忧患意识折射了时代行进的进程，呼唤着人类生活的真善美。而走进为改革开放做出重大贡献的各行各业先进人物中间，撰写他们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则是我区报告文学作家在新时期的侧重点。贾漫的《沧海一粟》，包明德的《民贸之星》、张之涛的《寻梦者的道路》、单学文的《牧人：心路三部曲》、乌·斯日古楞的《腾飞吧，锡林郭勒》、郝耀华的《解冻了的额尔古纳河》、刘安琪、贾文耀的《托起第二轮太阳》等篇章正是在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中，应和着时代前进的钟鼓声，向人们展示“跨向21世纪内蒙古”的一篇篇力作。为适应变化了的内容，我区的报告文学在艺术表现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造。作家们在立足于真实，不依靠虚构的前提下，从小说、散文、诗歌、电影等诸多文学形式中汲取营养，使报告文学在细节的选择与描写上，组织和结构的形式上，抒情、记叙、议论的结合上都日趋完美，呈现出多重主题、多项意识、多种思维及艺术时空顺序、自由联想、动态与静态结合的、具有较大凝聚力和内涵量的形态。
新时期自治区报告文学之所以取得上述成就，是无法单纯从某一角度或因素来探究的。它获得众多作家与读者的青睐，首先则在于报告文学的奉献与进取，其次也与改革潮流中广大民众关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相联系着。而众多报告文学作家涉足于该领域，是为了要把活生生的事实讲给人们听，是有感而写，有为了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然而，我们还应看到，自治区报告文学的发展较之全国的报告文学还是相对滞后的，还未能出现或形成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大手笔”。可以相信，与时代共命运的报告文学，在以往迈出的坚实步履的基础上，定会稳健、丰厚起来；它会变得更加从容地追求急湍里的深沉，将会以精致而具有特性的笔力表现“力度中的弹性”，会在更高的美学层次上拥抱我们这个辉煌的时代。
注释：
①钦达木尼：《一个年青的牧女》，载《内蒙文艺》，1950年创刊号。
②勇夫、周戈、尹瘦石：《响应全国文联号召，内蒙古文艺工作者行动起来！》，载《内蒙文艺》，1951年第1期。
③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载《人民文学》，1960年第8期。
④严文井：《创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散文特写序言》，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⑤冯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康万余：《红城礼赞》，载《美丽的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⑦刘锡庆：《新时期散文创作漫笔》，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12）。
⑧洪深：《卤》，载《小品文与漫画》，上海书店，1981年版。
⑨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⑩吴泰昌：《散文的成就同样令人振奋》，载《散文选刊》，1987年第8期。
(11)萧乾：《报告文学小议》，载《时代报告》，198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