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精髓论”的独特创造性（上）——邓小平对“解放思想”范畴的创造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性论文,精髓论文,范畴论文,深刻论文,独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第一个提出“精髓论”，即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8个字直接连接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性范畴，并将其提升到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一制高点的，是邓小平。他作为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从1977年7月重新复出到1997年1月逝世的近20年中，反复地、全面地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范畴进行了探讨。
江泽民曾简明地总结过这段历程：“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p.6)两个宣言书，宣告的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范畴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邓小平在当年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出的，它实际上是具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正是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开门见山提出：“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2](p.141)从而在第一次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范畴整体性地提出来的基础上，揭开了对“精髓论”进行创造性探讨的崭新篇章。
“解放思想”范畴的内涵是什么？邓小平对此作出了具有中国现今时代特色的界定：“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2](p.279)解放思想范畴的内涵包括肯定性和否定性双重蕴涵。
肯定方面：一是解放思想的内在应有之意就是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要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从人类解放的角度切入，进而全方位在各个领域不断地解放思想的总体思路走下去。二是解放思想的基本属性是要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这是“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新形势下的新概括，其要求是仍要不断地打破那些老的、新的传统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三是解放思想的突出属性是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范畴的生命力，就在于其不断地焕发出建设性的青春，指出并批评“如此这样做是不好的”固然重要，提出并实践“应该那样做才是更好的”则愈显重要。
否定方面：一是不能以解放思想为名，而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之实。四项基本原则与解放思想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就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而言，它还是马克思所宣言的“两个决裂”式解放思想的必然成果。解放思想的连续性，在此处合乎规律的表现，应当是解放思想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导向。二是不能由于所谓的解放思想，而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局。安定团结的大局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是要十分注重维护的，因为动荡分裂的中国必将一事无成，只能是自我走向毁灭。解放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正是要在如何消除那些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的种种内在因素方面解放思想，而安定团结的大局若保持得适度谐调、富有张力，则会为解放思想创造更优越的外在环境。
“解放思想”范畴主要内容涉及到哪些方面？邓小平在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就很清醒地作出规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和措施。”[2](p.141)因此，就范围大小而言，解放思想主要内容有微观、中观、宏观三个方面。
涉及到微观方面，是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在过去的工作中，由于某些“左”的倾向的干扰，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还造成了大量的是非混淆的问题，这需要在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基础上，认真地、逐一地加以解决。有些问题就社会而言可能很小、很小，但落实到具体的当事人个体身上，却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不以问题大而避之，也不以问题小而嫌之，都要以务实的态度将其过细地、恰当地解决。这是邓小平的一贯风格。
涉及到中观方面，是确定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方针和措施。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后发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原发式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既有自己的优势，又有自己的劣势。优势在于有可能充分借鉴人家的经验教训，在较高的起点上，实现一定的跨越式发展。劣势在于人家已经领先了好几步，在一步落后则步步落后态势下，处于弱势的一方可能在付出更大的代价的同时，仍难真正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这需要通过解放思想，具体化地在现代化的道路、方针和措施方面扬长补短，卓有成效地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涉及到宏观方面，是改革中国现实社会中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社会基本矛盾贯穿在整个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中，中国生产力乃至先进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总会客观地暴露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从内容到形式方面，与其不相适应的地方。对于这些，只有通过解放思想，才会促使人们直面现实，首先是勇于承认那些不相适应的方面，然后才可能改革这些不相适应的方面。邓小平的这一思路，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思路是相通的，总方向是一致的，而且是对后者的继承和丰富，是迂回式地将其推向前进。
“解放思想”范畴的行为主体是谁？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气魄指出：“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在党内和人民群众内，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2](p.143-144)
这段论述有很清晰的马克思、毛泽东的“烙印”。马克思将无产阶级作为自己哲学的物质武器，提出要对其注入“思想的闪电”，才能使其真正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认为革命最深厚之伟力就在人民群众之中，曾号召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中解放出来，使哲学成为人民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实质上就是提倡思想解放，而且提倡的是哲学这一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这一主体精神的双重思想解放。邓小平进一步认为，将解放思想范畴从理论号召变为实践运动的行为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改革开放的人民群众。
当然，领袖人物的作用不能低估。邓小平本人就在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许多关键时刻，在许多关键的问题上，以自己有限的生命和尽可能的力量，大声疾呼解放思想，从而发挥了关键的领航作用。但却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其巨大力量的根源仍在人民群众中，领袖人物只是将人民群众在解放思想过程中的创造进行了总结推广而已，就是“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3](p.272)
所以，理解邓小平的原意，就必须克服所谓解放思想只是少数领导人物甚至精英人物所为之的误解，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鼓励、支持，使解放思想成为一个一个单位、党员、群众的自觉行动，广开勇于思考、探索、创新之风。
“解放思想”范畴追求的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邓小平总是孜孜不倦地与全国人民谈，与国际友人谈，与专家学者谈，“不要怕”，三个字十分简洁，就是邓小平所要追求的一种精神状态。
在视察天津时，邓小平对天津人民说：“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你们这里有些基础设施比上海好，有些事情办起来可能容易些。你们准备向外国借一百亿美元，有没有对象？可以多找一些国家。人家借给我们钱都不怕，我们怕什么？我向来不怕。”[3](p.165)解放思想“不要怕”，当然不是盲目冲动，而是在有优势、有潜力、有对象、有效益的基础上，敢想象、敢谋划、敢作为，是在尊重一定客观条件下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在视察上海时，邓小平对上海人民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了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3](p.367)解放思想“不要怕”，并不是对失败无所计较，而是要正视失败。其包涵两点意蕴：一是要作好可能失败的思想准备，因为人们干任何事业都是冲着成功而去的，绝对没有谁规定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失败，尽管人人都知道有失败的可能，却并不是人人都能真正做好可能失败的思想准备。判断其是否真正做好了可能失败的思想准备的标准不在口头上，而在是否已经具备了承受失败震荡的心理素质和足够的应对失败的具体措施。二是即便真的失败了也不要紧，要造成一个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允许失败、鼓励失败了再来的宽松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探索者的积极性，才能在乎和心态下将避免失败的现实性调控在最佳范围内，才能更有利于将失败转化为成功。
在视察深圳时，邓小平对深圳人民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3](p.372)解放思想“不要怕”，当然不是缩手缩脚，而是要大力培育奋发前行的精神风貌。这样的精神风貌，首先是“闯”，看准了就敢于义无反顾地闯。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看准了总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总只是一定机率条件下的看准，若总是想等到有了百分之一百的机率再闯，则机会就会百分之一百地被错过，根本就等不到你去闯，闯就成了一句空话。其次是“冒”，在竞争中敢于冒险、冒犯、冒尖。冒险是讲要有充分的风险意识，在一定的条件下敢于出一点险招，尝试着干一点别人不敢干的事。冒犯是讲不怕打破某些原则，敢于冲破那些被人们已经作为常识的原则，而这些原则虽然常常被冠以了绝对真理的称号，但实际上要么是误解，要么是已经过时了的东西。冒尖是讲提倡做“大”，要大手笔、创大业，才能成果大，这样的冒尖精神正是传统中国文化中所欠缺的，应该花大力气将其内化到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特质中去。
在与国际友人会谈时，邓小平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3](p.229)解放思想“不要怕”，当然不是目空一切，而是要既走自己的路、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又充分借鉴别人的经验，并且决不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走自己的路与借鉴别人的经验，两者是主导和辅助的关系。这一关系决不能颠倒，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一个必须开创改革开放新事业的社会主义大国，颠倒了这一关系，就意味着永远跟着别人后面爬行，归根结底就会受人宰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期望只能永远是期望。
在与专家学者会谈时，邓小平对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3](p.324)说这段话时，邓小平已经85岁高龄了，他说的虽然是喜欢在海里而不是室内游泳池游泳，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追求解放思想“不要怕”的精神状态，还体现在个体气质的培养方面，就是要善于借助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特定环境，着意塑造“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的个体气质。
在这方面的经历及爱好，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毛泽东喜爱江，他18岁时就仿《离骚》写出一首诗：“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洋；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凡我同志兮，携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作为“游泳启示”张贴在学校的“揭示处”，组织同学们以游泳活动来锻炼身体。他还多年坚持到湘江橘子洲头游泳，虽然“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此举此景，常常浮现在后来毛泽东的整个人生奋斗中，使得他不断省问自己：“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4](p.37)新中国成立后，畅游长江成为他的一个突出爱好。一直到73岁，他仍畅游长江，并不断地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大湖中去游泳、去锻炼，去经风雨、见世面。毛泽东近60年对“中流击水”的偏好，无疑为他形成独树一帜、舍我其谁式的解放思想的个体气质，准备了直接的经验感知基础和间接的理念提升空间。
邓小平喜爱海，他16岁时，就登上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行程3万余里，历经39天时间，到达欧罗巴西部的法兰西，开始勤工俭学之路。在整个航海过程中，可谓是历经了千难万险。后来有位同学回忆：“我们在印度洋上碰到一次大风暴。当时，风暴卷着海水，掀起山峰似的巨浪，四万吨的邮船，一会儿被掀上浪尖，一会儿又落到浪谷当中，白天也刮得天昏地暗，宏大的邮船犹如一叶扁舟，在茫茫的海水中漂泊，真是吓人得很。我们不但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就连黄胆都要吐出来了。这样，我们饱受了三天三夜的风暴袭击，算是幸运的过来了。”这样的不似游泳、胜似游泳的过海经历，无疑为邓小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的个体气质的形成，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基因。使得邓小平许多年后都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也使得他一直喜爱着海。当然，邓小平所追求的这种个体气质，与吹牛说大话那种浮夸的自由度、虚假的气势无涉。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人借当时国产的万吨轮实验这样的小成绩大吹大擂、营造虚假声势、借题发挥时，他说：“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我对他们说，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5](p.71-79)立足于真抓实干的更高、更快、更强，才正是邓小平所追求的“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