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东西方传统，走向世界文学——废名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走向世界论文,传统论文,文学论文,废名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体式的诗化、意境化，意象的古典化，使废名小说带着醒目的古典胎记，表明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度回归与过多依傍。在传统大断裂、大崩毁的“五四”时代，对于从审美观念到艺术表现都普遍引进、全面更新的文学主旋律来说，废名仿佛奏出了一串不和谐的音符，大有“复古”之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呈现古典体态的小说创作，并非废名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或偶然的撰就，而是他的自成体系的文学观的实践，具有高度自觉的主体意识。为此，只有梳理、考察废名的文学观，用以印证他的小说，才可能对其创作的整体意义作出合理的评估。
废名早年在北京大学读外文系，精研西方文学，在莎士比亚、哈代、梭罗古勃的“厌世派”世界里留连忘返。他自称“读了外国书以后才能作文”（《〈黄梅初级中学同学录〉序》），“从外国文学学会了写小说”（《〈废名小说选〉序》）。废名的创作生涯，始于西方文学的横移、借鉴，这是“五四”文学的统一起跑线，所有新文学作家的共同文学起点。郑伯奇说，“五四”文学首先是西欧文学的“匆促而又杂乱”的“反复”〔1〕；胡适说， “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学的法度和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好，他们的作风往往特别可爱”〔2〕。 废名也不例外。然而他一旦掉头，即遽然回归中国古典的“六朝文”系统。周作人以为，回归之后“他的思想最是圆满”〔3〕。我则怀疑， 废名作出如此突兀、深刻的转折，恰与周作人有着直接的关联。废名是周的“得意门生”〔4〕， 《枣》写到了与“旅客”交往频繁的“苦雨翁”；《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写到了“作事不苟且，总有一个有益于事的心”的“北平老人”；《知堂先生》一文更对周作了近乎崇拜的赞语。废名还替《周作人散文钞》写过序言。所以，说废名是从周的园地走过来的，有意无意受他的影响很大，绝非妄下断语。至于有人提出的，周的影响“成为冯文炳君的作品成立的原素”、“冯文炳君作品所呈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一说，我倒以为是评判失误。废名小说意象、意境的“禅味”、“禅趣”，乃回归东方文学传统、参禅悟道的结果，决非单个人的薄弱影响所能成就。即使仅就小说叙述表层的“禅味”的浓度而言，也非周作人小品文的冲淡平和的“隐逸味”所能比拟。我以为，周作人对废名的影响主要在文学史观方面。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多把“五四”文学看作是西方文学在审美意识、文学观念、思想内涵、艺术技巧各方面对中国文学的根本性变革，是古典传统的一次空前断裂，惟周作人力排众议，独持一说。他把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划为“言志”与“载道”两大派别、两大潮流，认为前者是中国文学的精华，从中可见与“五四”新文学共通的“情趣”与“气息”〔5〕。 周作人对文学的“新”与“旧”重作界说，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一是“言志”，一是“载道”〔6〕。这样， 从古典的“言志派”到“五四”新文学，便见一条滔滔不绝、奔涌不息的“古河”〔7〕， 毫无断带与裂痕可言；“新文学”本质上就是对古典“言志派”的复兴，“五四”文学与其说是“文学革命”不如说是“文艺复兴”〔8〕。 周作人的这番话，极大地启发了废名，令他重新审视古典的“言志派”传统，促使他从西方文学的“厌世派”领地掉头回归古典的“六朝文”系统。废名的文学观深深浸染着周作人的色彩，他的论著《谈新诗》一书几乎是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阐发与深化。
废名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原由外国文学所造就。他从莎士比亚、哈代、梭罗古勃的“厌世派”世界获得一个丰富的参照系，用以考察中国文学史，检验古今文学现象。一方面，他立足于现代的基地，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从古典文学里挖掘出现代性。庾信的赋、李商隐的诗、温庭筠的词，潜藏着与莎士比亚戏剧、“五四”新诗相同的艺术因子，即“乱写”、“乱作”，“自由联想”、“自由表现”（《三竿两竿》、《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推而广之，整个古典的“言志派”文学与现代“新文学”、外国文学是绝对同质的。废名从中国“六朝文”系统里发现了西方“厌世派”的艺术神髓，从文学的民族性里透视出世界性。另一方面，他从现代文学里发现了古典性，为“五四”新文学溯源寻根，寻求某种存在与发展的内在依据，努力重建它与古典文学之间原已断离了的历史联系。在他看来，卞之琳诗有温庭筠的“秾艳的高致”和李商隐“温柔的缠绵”， 郭沫若诗有《离骚》的气韵，冰心诗有苏轼的风采，林庾诗有“晚唐的美丽”（《谈新诗》），梁遇春散文有庚信的“玲珑多态、繁华足媚”（《〈泪与笑〉序》）。从这些卓有成就的“五四”作家身上闪射出的古典“言志派”的创造性光辉，足可说明“六朝文的生命还是不断地生长着”（《三竿两竿》），“古代诗人的诗之生命乃在今代诗人的体制里复活”（《谈新诗》）。“自由联想”、“自由想象”，“乱写”、“乱作”，“言志”、“即兴”，也即主观表现与个性创造的精神，正是废名孜孜寻求的“新”与“旧”、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古典、“厌世派”与“六朝文”、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内在契合点，通过这个契合点，他“把古今新的文学一条路沟通了”。东西方文学的交流融汇，并不是一场平等的对话，在“五四”文学的整体框架内，表现为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强烈撞击与彻底变革过程，而在废名的接受视界里，则表现为中国文学因西方文学的参照而主动自觉的过程。废名珍惜自家的传统，他的情感天平明显倾斜于古典一方。他认定新诗本质上是“温李一派的发展”，新文学本质上是“言志”一派的“复兴”，又竭力呼吁同仁们“从古人诗文里取得许多长处”，以便创造出“更新而且更是中国的”新文学。他的见解惊世骇俗，在大变革、大动荡的年代，尽管表现得不合时宜、不识时务，却是对盲目敌视传统、一味追求欧化的文学大趋势的严厉纠偏与强烈反拨。当然，由于对自家传统的过分厚爱，废名有时也矫枉过正，滑入另一个极端。他以为林庚在现代诗人群的份量“比任何人要重”，理由是“他完全与西洋文学不相干”，因为“真正的中国新文学，并不一定要受西洋文学的影响”。这就有“唯古典”、“唯传统”的意味，难免有“复古”之嫌。好在废名常有一副现代人的审美眼光，从传统的民族性里透视出世界性，“古典”只是一条通道，由此到达的终点是“现代”。废名的回归“古典”，本质上区别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式的盲目复古，实是阐扬“古典”的精华，重塑、再造“言志”一派，在“古典”的领地上寻找通向现代文学、世界文学之路。
废名有宽阔的胸襟、深广的怀抱，“不薄今人爱古人”，融东西方传统于一炉。废名从东西方两大文学传统“厌世派”与“六朝文”两种审美观念的交融贯通中，提炼出创新意识与自由意志。他强调文学创作从“客观”向“主观”的倾斜，从“外”向“内”的移位，从叙事向抒情的更迭，这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共同理想。废名的创作历程，始发于借鉴、模仿外国文学的“五四”文学起跑线，但没有沿“欧化”的轨道直线流泻；他又不满于初期文坛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9〕， 遂通过皈依、重造“言志派”传统，独辟一条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自由的路”（《谈新诗》）。废名小说，“吸收了外国文学的一些长处”，但主要是“变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诗”（《〈废名小说选〉序》）。意象经营、意境创构，追求为表层文字所省略的画外之音、达到含蓄隽永、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造成更大的联想自由与审美乐趣。废名的表现方法虽则古典，对于传统写实小说的叙事模式来说，却是一次重大的变革。尽管借传统的“诗”的艺术更新传统的“小说”艺术，废名所为，只是促进传统自身结构的调整与改善，只是传统内部艺术因子的裂变，他的“诗化”小说毕竟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的求新的意识、求变心理终究暗合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创造精神。诗化、意境化，使废名小说诗意飘忽、诗情朦胧，充满隐喻、暗示和内蕴丰富的哲理，笼罩着某种神秘的氛围。废名由意境化的古典途径，达到象征的艺术目的。象征性的意象串联、比附、撞击组构了总体意境，境外之境呈现一座“象征的森林”，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将抽象的思想还原为知觉状态，把无形的理念具象为无感可视的情境。废名从中国古典诗歌的章法，悟得现代的“象征”艺术。在对废名小说进行文体辨正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废名的“自由想象”、“自由表现”导致了“自然流”，结果与现代小说的“意识流”技巧异曲同工；废名的意象经营、意境筑造，产生的言简意繁、辞约义丰的审美效应，又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不谋而合。凡此种种，表明废名的创作起点于“现代”，独辟回归“古典”、重造“传统”的蹊径，到达“世界文学”的目的地。废名的呈古典体态的“诗化”小说，在艺术创造的精神上，与“五四”文学、二十世纪文学毫无二致，可谓八仙过海，殊途同归。但废名之为废名，就在于他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又把创作之根深扎于广袤丰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保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精华，体现了浑厚的民族气派与民族风格，由此展露出独异的个性与深沉的魅力。废名小说，是贯通中外文学、交响东西方传统的艺术新建构。
刘西渭曾准确地预见了废名“永久是孤独”的悲剧命运，视为“现今从事文艺的一个良好教训”〔10〕。废名小说之曲高和寡，既与“诗化”艺术自身、普通读者层接受水平有关，还与特殊的时代文化背景相连。在一个大变革、大毁灭、大更生的年代里，否定传统、断裂历史往往是普遍的社会心态，废名却能以唯物与辩证的态度反思历史，审视传统，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掘发古典文学的永恒价值，阐扬古典文学的精华，这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但也造成他与时代文艺潮流之间的某种审美差距。他的不同步、不合拍，决不意味着复古、倒退，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标志着思考的审慎、成熟，追求的沉稳、踏实。作为一个作家，废名拥有“耐勤劳，安寂寞”（《〈泪与笑〉序》）的良好品格，在文学的宇宙空间里，选定属于自己的“狭隘”但很“深”的一角，默默耕耘，严肃探索。大概人类的艺术创造工程本与热闹无缘，废名的“永久是孤独”的命运，代表了创造者的普遍悲哀。废名为自己执著的艺术追求，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沈从文断言，废名小说将以“独在”的个性浇铸一种“原型”〔11〕，由此流传后世。废名有同样良好的自我感觉，饱受冷遇而从不妄自菲薄。“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他时有创造者的寂寞、孤独，更有“天下文章皆我之文章”（《忘记了的日记》）的骄傲、自豪。废名小说不会是稍纵即逝的历史现象，它作为一种艺术“原型”，融解为“五四”新文学的内在因子，渗透于后来者的血液中。沈从文自招为废名的门徒，他的“写乡下”的小说极受废名熏陶〔12〕。卞之琳指出，师陀的“芦焚时代”的风格近似于废名〔13〕；刘西渭指出，何其芳散文有废名的意趣〔14〕。朱光潜说，“卞之琳一派新诗”明显得益于废名〔15〕，卞之琳自己也承认“读过点废名短篇，感染过那里的一些气氛”，有些诗作“与废名早期小说有些相通”〔16〕。还有人将当代的汪曾祺、林斤澜、何立伟等牵扯到废名身上。废名对同代人以及后来者的影响不是震撼型的，而是濡染型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幽宛温和，源远流长。废名是小说家，他的文学影响竟能跨小说、诗歌、散文各界，这不能不说是异乎寻常、绝无仅有的现象，从中亦可见他的“诗化”艺术的魅力。
也许废名“在创作实绩上”确实“不足以称大家”〔17〕，但“思索生命”的文学母题与“诗化”艺术，交响东西方传统、走向世界文学的审美观念与浑厚深沉的民族风格，都使他在新文学史上显得绝世独立、卓尔不群。莫须有先生声称“将来我的故事一天好看一天……在人世间无奇之中树它一个奇迹”（《莫须有先生传》），决非汗漫之言，凿空之论。废名的小说世界，不是一幢普通的“茅舍”，而是一座艺术“宫殿”。而对它，没有人会说“这不能算是一个东西”，也没有人敢“轻易说‘我懂得了’”（《说梦》），只有当我们用一种特殊的眼光谛视它，用一套特殊的范式界定它的时候，我们才作为极少数置身其间的探险者，感到“有福”〔18〕，自觉荣耀。
废名，中国现代文坛的奇才。废名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迷宫。
注释：
〔1〕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2〕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3〕周作人：《怀废名》。
〔4〕《文学》3卷3号载《周作人与日记者谈话摘录》一文， 说俞平伯、废名、冰心是周作人的“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1934年。
〔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6〕〔8〕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京人文书店，1932年。
〔7〕周作人：《〈杂拌儿〉跋》。
〔9〕茅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 《春季创作漫评》两文批评初期文坛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也借主人公之口慨叹道：“国语之事亦日非……文坛上八股又占了势力。”
〔10〕〔14〕〔18〕刘西渭：《咀华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11〕沈从文：《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店，1934年。
〔12〕沈从文：《〈夫妇〉篇附记》。
〔13〕〔16〕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
〔15〕孟实：《评〈桥〉》，《文学杂志》1卷3号，1937年。
〔17〕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