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及其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攻性论文,现实主义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芝加哥大学知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2001年出版了《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 ，迅速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其强调进攻的鲜明特色与当前小布什政府 的外交政策有些类似，不少人往往将其作为小布什政府的指导思想。其实，这是一种误 解。米尔斯海默早在冷战结束后不久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对国际政治的基本看法，其进攻 性现实主义是在理论上讨论问题，并非为了具体的政策提供依据。问题是，我们应该把 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评估和政策估量区别开来，从而准确地评价进攻性现实主义的 理论贡献和学术地位，同时把握该理论可能的政策导向。本文主要从拉卡托斯科学研究 纲领方法论的角度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作一严格的理论考量，并把握该理论在现实主义流 派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对其中部分理论逻辑提出置疑。
如何评估“国际政治理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选择
理论是对现实客观规律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逻辑陈述。国际政治理论则要揭示国际政 治现象背后的规律，并将它们形成内在一贯的解释体系，能够回答一些看似偶然的现象 之原因。在西方，评价理论往往无法回避被称为“方法论三圣”的理论评价方法体系： 卡尔·波普尔的证伪、托马斯·库恩的范式和伊·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其中，拉 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被认为是最具权威性的理论评价方法体系。该方法论是由英籍匈 牙利著名的数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所首创，是在卡尔·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 论基础上，经过拉卡托斯改造提出的，其核心是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即有没有客观的理 由能把接受和拒斥理论辩护为合理的，这也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1-p2]，开创了“逻 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论。
在拉卡托斯看来，科学研究纲领是一组具有严密的内在结构的科学理论系统。科学理 论系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构成一个连续性的纲领。科学研究纲领由两部分组成 ：中心是“硬核”，周围是“保护带”——辅助假说。所谓“硬核”，就是这个科学研 究纲领的核心部分或本质特征，揭示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颖事实”，决定着研 究纲领发展的方向。硬核是由这样一组陈述所组成，它对所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作出断 言。它往往是一种思辨性的猜测，一种未经检验的总体世界图景。硬核就其本性而言， 它只是“形而上”的假定、是无形象的抽象本质和规律，而不是直接面对形而下的、有 形象的具体事物，因而靠经验直接检验几乎是不可能的。科学研究纲领之间的不同，就 在于硬核的不同。硬核是坚韧的、不容反驳的和不许改变的。如在科学史上，“地心说 ”就是托勒密天文学理论系统的硬核，牛顿动力学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力学理论 系统的硬核。同时，按照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硬核”的周围是“保护带”，它是 由各种辅助性假说组成，是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弹性地带。保护地带的功能是保护“硬 核”不受反驳，反映了理论的适应性和韧性。正如拉卡托斯所阐述的那样：“即使进步 最快、最一贯的研究纲领，也只能慢慢地消化它们的‘反证据’，反常是永远不会完全 消除的。……保护带是以折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没有任何预想的顺序”[1-p69]。另 外，拉卡托斯指出，研究纲领还有两种方法论上的规定：反面启示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 反面禁止性规定，它本质上是一种禁令，禁止科学家把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而要科学 家竭尽全力把它们从硬核转向保护带，并以修改、调整保护带的办法保护硬核，免使它 遭到经验的反驳。正面启示法是一种积极的鼓励性规则，它提供并鼓励科学家通过增加 、精简、修改或完善辅助性假设，以发展整个研究纲领。如果说研究纲领的硬核是基础 理论，那么保护带的辅助性假设则是它的具体理论。
可见，拉卡托斯提出的这种科学理论方法论比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要精致得多， 提供了一个理论的系统结构，比较难以推翻。同时，拉卡托斯在上述科学研究纲领理论 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不同于科恩的新科学发展动态模式。他认为，科学研究纲领表现为进 化和退化两种形式。权衡一个理论的进化和退化的客观标准在于它的经验内容。一个科 学研究纲领如果经过调整辅助性假设后，它的经验内容增加了(比如提出了一个“新颖 的事实”)，或者说它能对经验事实做出更多的预言和解释(比如增加了一条“全新的理 由”)，那么它就是一个进步或进化的研究纲领，否则就是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科学 研究纲领的进步可以分为理论上的进步与经验上或事实上的进步两个方面。所谓理论上 的进步，就是经过保护带的调整，它在理论上比调整前作出更多的预言；而所谓经验上 的进步，就是这种理论的预言，经受了观察和实验的检验。只有一个不仅在理论上，而 且在经验上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才是一个成功的研究纲领。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提出后，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肯定，成为西方学术 界长期考量理论的重要标准体系，不管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 大师肯尼思·沃尔兹提出的结构现实主义也饱受该方法论的反复考验，并差点被指责成 为“退化的研究纲领”，连沃尔兹本人都承认从研究纲领角度批评结构现实主义是最凌 厉的武器[2]。基于该理论评价方法体系的权威性和科学性，笔者在此选取该体系对进 攻性现实主义做一严格考察，以一种“套用数学公式”的方法来检验该理论的逻辑严密 性和学术含量。
“新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的理论逻辑及其宗旨
一、理论硬核：无政府状态导致大国追求权力最大化
从“理论硬核”的角度来看，米尔斯海默所围绕的中心问题是大国政治为什么会反复 上演悲剧的历史场面，它们的行为规律为什么一直遵循进攻倾向的规律?换句话说，《 大国政治的悲剧》所要解决的是思考大国行为的规律，尽管这种思考是站立在美国作为 超级霸主的角度来进行的。
大国选择进攻来保护自身并不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硬核，它仅仅是一种国际现象 。米尔斯海默从这一现象的考察出发，分析驱动大国采取进攻姿态的动力来源。通过考 察，米尔斯海默发现，“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的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 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3-p2]并且，国家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 (hegemony)。
其实，国家始终追求权力，并不是米尔斯海默的首创，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 索早就确立了国家追求权力的必然性，并将其视为国家的本性，并将这种本性植根于“ 人性恶”。因此，米尔斯海默将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称之为“人性现实主义”。与人性现 实主义不同的是，米尔斯海默不同意国家追逐权力来自于国家的本性，而是来自于所谓 的“五个命题”：(1)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2)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 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3)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 ；(4)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5)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3-p43]。米尔斯海默认为，一 旦这五个命题同时具备，就会产生推动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进攻行为的强大动力， 基于生存的强烈愿望，推动大国产生畏惧、自助以及追求权力最大化等行为模式。关于 为什么国家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权力，而是追求权力的最大化或者谋求霸权，米尔斯海 默认为，国家追求权力并不是国家内在的权力意志，而是国际体系结构的无政府状态“ 促使他们以进攻的方式思维、行动和追求霸权。”[3-p66]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注定了大国的“悲剧宿命”。
同时，米尔斯海默所指的“权力”注重其物质层面，虽然也涉及到社会经济因素，但 更多的是指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有效权力是指它的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 最大作用，以及与对手的军事实力对比情况。”[3-p79]米尔斯海默极其看重一个国家 的陆军规模、实力以及与之相配的海空力量，认为那些大国往往是指具有非常庞大地面 部队的国家，巨大的水体极大地影响地面力量的投送能力。因此，米尔斯海默认为，国 际体系中最危险的国家往往是拥有庞大陆军的大陆强国，因为这些国家从根本上具有侵 略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而且能够保证从地面根本上获得战争收益。
可见，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所围绕的立足点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国家追求权力 的最大化，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只要存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充满了无休无止的安 全竞争，大国本质上就处于进攻状态。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硬 核是“无政府状态导致大国追求权力的最大化”，所谓的“进攻”只是这种追求权力最 大化逻辑的现实表现而已。对于这一理论硬核来说，只要人们无法否定国际社会是无政 府状态，就无法否定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生存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的化解只能靠自身的 强大权力才能做到，而且必须追求权力的最大化。一切逻辑有如种子发芽、开花、结果 一样自我实现，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米尔斯海 默将传统现实主义“欲壑难平”的权力欲望和结构现实主义“先验存在”的国际无政府 状态捏合在一起，力图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先验逻辑为国家的权力最大化欲望提供客观 基础。
二、辅助假说地带
科学研究纲领的辅助性假设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或理论链条，每个后继的具体理 论都更充分地表达硬核，更好地保护硬核。反过来，研究纲领又可以促进更复杂、更完 善的具体理论发展。国际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国家寻求权力最大化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 的理论硬核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还取决于五个辅助假说的保护和支撑。
第一，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又残忍的角斗场。现实主义都潜在或者直接承认国际社 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体系由独立国家组成，国家之上没有任何权威，无政府状态是一 种强制性的先验法则(注：其实，这种设定根植于西方历史久远的一个哲学信念。黑格 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及一个著名的故事：两个人在大森林里狭路相逢，互不退让， 互不承认，只好拼死一战，以冲突决出高低，以实力判定胜负。斗争的结果产生了黑格 尔所说的主人和奴隶、主体和客体、中心和边缘等概念，这就是绵延久远的西方文化中 根深蒂固的主体和客体的割裂思维方式。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 86年。)。米尔斯海默对国际社会的判断更加保守，他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残忍的角斗 场，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险恶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家由于更多的考虑相对收益和提 防欺诈行为，国家的合作通常难以实现，而且总是难以持久[3-p64]。在这里，米尔斯 海默尽管没有否定大国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但是也没有研究大国合作发生的原因和机制 ，把合作看作是一种偶然的例外(注：米尔斯海默的这种对国际现象的省略态度彰显了 他保守的态度，要知道关于国家合作可能性的论证恰恰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争论 的一个焦点，米尔斯海默的这种对焦点问题的回避态度，体现了一个国际政治理论学者 的不负责态度。)。在将国际合作“打入冷宫”之后，米尔斯海默的视野中所分析的对 象就只有野蛮的战争和冷冰冰的国际冲突逻辑，他所认识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其表现上 也胜过了“霍布斯的丛林法则”，国家不再是在丛林中散步可能偶尔发生比武切磋的“ 走兽”，而是关在笼子里面时刻准备决斗的“猛兽”，国家之间除了相互畏惧、相互提 防、彼此自助和谋求权力最大化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选择。
第二，国际政治是大国政治。米尔斯海默始终强调自己分析的对象是大国政治，因为 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 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并且，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大国 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就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 以承受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在核时代，大国必须具有能够承受 他国核打击的核威慑力和令人生畏的常规力量。”[3-p5]此种对大国的界定显得比较粗 糙，一个国家的权力并非仅仅取决于军事力量，换句话说，军事力量不会自动转化为国 家权力，而且在不同的议题上影响力差别很大。比如在能源问题、经贸问题、宗教和社 会文化问题上，军事因素的影响力就大打折扣。
第三，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长期以来，对其他国家的猜疑和不信任成 为现实主义高举权力政治大旗的一个重要武器，汉斯·摩根索用人性本恶作为先验命题 提供支持，肯尼思·华尔兹用国际结构的无政府状态做出理论解释。在米尔斯海默看来 ，这一判断几乎是不证自明的问题。虽然他没有认为这是国家的本性使然，也没有完全 接受华尔兹的结构决定论，而是认为这是一些技术性的常识。他提出了三条理由：信息 的不完全性、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误算的不可避免性。既然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 国家的真正意图，那么，国家只能够相信自己提供安全保障，其他的力量只能是暂时的 利益交换。
第四，寻求可靠的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也是国家的基本目 标。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面临着外部的安全威胁，这是现实主义者都承认的。不同的是 ，米尔斯海默把生存作为大国的首要目标，将安全威胁偷换为生存威胁。按照生存威胁 的含义，除了安全威胁之外，还包括来自自然条件的恶劣、生态平衡的破坏、主体心理 的恐慌等内容。但米尔斯海默界定的生存威胁是一种“夸大了的安全威胁”，将其他国 家的安全威胁的夸大到威胁到一个国家“亡国灭种”的严重地步。这种判断成为大国政 治悲剧的直接标志。
第五，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米尔斯海默在这里省略掉了大国的对外决策过程中的其 他行为体，把大国的对外决策过程看作是一个内在紧密结合、行动高度一体化的“黑箱 ”，而且这一黑箱是按照理性的准确计算来运作的。大国内部没有任何争论，完全基于 外部国际环境的评估，从战略的高度思考国家如何寻求获得生存，基本上不考虑国内社 会性因素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
米尔斯海默认为，健全的理论建立在有效的命题之上。上面提到的五个命题组成了其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外围辅助假说地带，要想否定国家为什么追求权力最大化的目标，首 先必须否定上面五个辅助假说。更加隐蔽的是，米尔斯海默对这些辅助假说并没有进行 更加细致的逻辑分析，而是采取了现象学的实证考察方法，通过回首大国政治的历史举 例证明这些命题的正确性，很容易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些论点。其实，这些辅助 假说恰恰是多年以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论、后现代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国 际关系理论争论的焦点，相比而言，米尔斯海默告别了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中心舞台， 重新回归传统的军事力量角逐，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的反动”。
三、解题方法
米尔斯海默在提供了一系列辅助假说之后，还提供了一些方法论上的“解题手段”。 通过这些“解题手段”，使得辅助假说在技术上展开，将理论批判的焦点集中在辅助假 说地带，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事实”，以确立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支点。这些解题手 段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米尔斯海默借助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结构理论，认为国际结构和国家行为之 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大国行为主要决定于国际结构。在结构现实主义看来，虽然 国际结构对国家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体系结构与单元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相互的 。因此，从国际结构层面不能获得国家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国家守住权力维持均势才 是根本目标，华尔兹的理论存在一种“维持现状的偏好”。[4]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 理论也被称为防御现实主义。但是，米尔斯海默则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刺激了国家追求 权力最大化的行为，国家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可以说，米尔斯海默的前提 和华尔兹没有多大区别，但结论则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两者对无政府状态的界定不同 。但米尔斯海默没有强调这一点，借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和现实政治的例证得出了进攻 性现实主义的结论。在这一点上，米尔斯海默的理论逻辑显得粗糙和武断。
其次，米尔斯海默确定，权力与生存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最大化的权力 保证最大程度的生存。华尔兹也主张国家最大的担心是安全，但是，国家获得安全的主 要手段是维持均势，认为力量平衡的结构(比如两极体系)相对比较稳定，权力的失衡是 不稳定的根源[5]。米尔斯海默则批评华尔兹的这种判断过于模糊，虽然他也肯定“在 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最强大的驱动力”，但是，在获取安全的最有效途径上 则认为国家必须通过最大化的权力来获得，只有获得了霸权才能获得生存的保障。可以 说，米尔斯海默的方法是在军事权力和生存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因果逻辑联系，认为在国 家周围建立密不透风的军事存在是获得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果否定进攻性现实主义，则 必须突破军事屏障具有保障生存的安全功能这一“铁丝网”。
三是在“进攻—防御平衡”中，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 方法是，坚信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一军事学常识，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问题。更为重要 的是，米尔斯海默放弃理论核心地带的争论，甚至干脆放弃在辅助假说地带的争论，将 理论争鸣的战火蔓延到国家所采取的具体政策行为上。比如国家在何种情况下采取均势 的政策，在何种情况下采取推卸责任的政策以及其他战争、诱捕、坐观血腥屠杀等具体 政策行为。表面看来，米尔斯海默拓宽了大国行为的理论视野，实际上是抓住一些派生 的问题大加论述，转移了理论的重心。这在方法论上是一种正面启示法，减轻了理论争 鸣的压力，在实践上是站在美国作为超级霸主的立场，为美国思考未来政策行为的具体 选择。因此，在争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决不能没有目的的乱举例分析，必须扣紧美国， 否则就会导致用分析美国对外行为选择的话语讨论其他国家的对外行为选择，乱打标记 。
总之，从整体来看，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逻辑上是清晰的，其“概念图式 ”也相对比较简明扼要，所讨论的问题也并不复杂，容易理解。特别是他的理论具有很 强的学术继承性，处处和结构现实主义无法割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只要读懂了 结构现实主义，就会读懂进攻性现实主义。从其学术立场、理念的定位来看，将其称为 “新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者”似乎更恰当些，因为其新保守主义理念对无政府状态的判 断、权力的强调、生存的关注以及美国第一的心态影响极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其理论倾向。
学术考量：“一个退化的现实主义研究纲领”
从学术上考察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除了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角度进行 检验之外，还必须在此基础上从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角度，考量进攻性现实主义对现实 主义理论发展的学术贡献。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源远流长。从修昔底德、马 基雅弗利、霍布斯和卢梭到爱德华·卡尔、摩根索、马丁·怀特、沃尔弗斯和沃尔兹， 各个时代的现实主义大师从各个角度对国际政治的性质以及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则作了诸 多精辟的论述[6]。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从结构现实主义中分化出来的。
从理论上来说，米尔斯海默提出的新思想并不多，说来说去，能够称得上理论创新的 新观点不过是“进攻性”而已。其前提以及使用的结构主义方法都是来自于人性现实主 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仅仅是结论不同。有学者将米尔斯海默称为“承上启下的现实主义 者”[3-p12]的评价显然过高。可以说，米尔斯海默的理论较好地做到了“承上”，这 一点无论从出发点，还是从方法论来看都是如此；但是，恐怕没有后来者能够像米尔斯 海默那样更加鲜明地强调权力最大化的核心地位，尤其是将军事权力提高到无以复加的 地位，现实主义在米尔斯海默那里已经；“走火入魔”。后来的现实主义者恐怕不会沿 着米尔斯海默前进，而是沿着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以及和新自由主义的合 流互动前进，特别是更加关注诸如经济权力、软权力(特别是信息权力)等问题的讨论， 从长远来看，约瑟夫·奈、罗伯特·吉尔平、戴维·鲍德温等人的学术前景及其继承者 将成为现实主义的未来支柱。从学术贡献来说，米尔斯海默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与汉斯·摩根索、肯尼思·华尔兹相比要差很多，其理论地位似乎应该和罗伯特·吉尔 平的“霸权稳定理论”大致相仿。
如果从纵向的角度，考量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米尔斯海默的进 攻性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进化的研究纲领”，而是一种“退化的研究纲领”。理由有 五：
第一，对国际行为体的定位，从国家退化到大国，没有跳出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 义的窠臼。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路径(Realpolitik Approach)是一种带有浓厚悲 剧色彩的世界观，它恪守国家中心的立场，强调权力及其精确计算，严格遵循国家利益 (特别是以权力规定利益)至上的逻辑，相信实力导致权力。现实主义的学术追求基本上 静止在“均势和平论”以及通过自保、联盟、威慑等手段实现安全保障上，总体上认为 人类弱肉强食的竞争格局不可能发生改变。如果汉斯·摩根索分析的国际政治不存在大 国和小国的差异，而肯尼思·华尔兹的视野里发现了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的话，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视野中则几乎没有小国施展影响力的天地。能够进入进攻性现实 主义的行为体绝对不会是诸如新加坡、巴基斯坦、西班牙这样的国家，甚至连日本、英 国这样的国家都难以成为其特别关注的对象，能够引起该理论关注的可能只有美国、俄 罗斯、中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具有雄厚军事力量和独立外交立场的国家。在《大国政 治的悲剧》中，米尔斯海默虽然没有明说，但从其选择的历史大国可以推测在未来大国 政治中的行为体不过是美、俄、中、法、德这样的大国[3-p536～543]。相比前辈们的 研究视野，米尔斯海默关注的国际政治领域已经大大缩小。
第二，对大国追求的动力和目标，从权力追求退化到权力最大化诉求，以一种极端的 生存逻辑主导国家的心灵与个性。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都承认，国际关系往往强调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政治关系，“国际政治，像所有政治那样，是争取强权的斗争。 ”[6-p36]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所采取的政策要么是显示权力、要么是增强权 力、要么是维持权力，几乎所有的行动都围绕着权力进行，逐步奠定了指导国家行为的 “现实政治”(权力政治)范式。所不同的是，人性现实主义强调国家追求自身强权(绝 对权力)、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家追求相对权力，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强调追求最大化的 权力。实际上，权力最大化与绝对权力、相对权力之间的差别很难区别，在理论上可以 这样区分，在实践中十分模糊，权力大小的测量更是难以确定。说到底，在一个相对缩 小的国际政治视野中，米尔斯海默并没有思考普遍的国家行为供给方式问题，而是仅仅 思考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的国际行为供给方式问题。尽管米尔斯海默强调大国 都不放弃寻求权力最大化，但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有资格寻求权力最大化。一些国家由于 受到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硬约束条件”的制约，其追求权力最大化只是一个潜在的 目标，并非成为现实的迫切问题。比如俄罗斯和中国尽管没有放弃追求权力最大化，但 在内部经济困难，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刻的关头，在对外行为上考虑的首要目标决不是 寻求权力最大化，而是考虑如何优化国际环境，至多也只能是为以后寻求权力最大化做 准备。只有诸如美国这样已经占据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在对外决策上已经迫切的感受 到究竟是维持权力现状还是谋求权力最大化的政策选择问题，才真正感受到应该采取均 势的政策，还是采取推卸责任，还是采取继续谋求世界霸主政策选择的紧迫性。因此， 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理论的范围似乎比人们所能把握的还要狭窄，应该仅仅是美国的 霸权政治理论。
第三，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判断，从安全困境退化到生存困境。在汉斯·摩根索那里 ，没有特别思考国际体系的问题，而是从人本性恶出发，确立国家追求权力的“客观规 律”，国际政治中的各种相互猜疑、互不信任甚至国际冲突乃是一种随之而来的社会后 果。肯尼思·华尔兹则明确提出了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完全不同，国际社会没有最高的 权威，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了“安全困境”。“在无政府状态下，一 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 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所在。而这种反应又使前 者确信，它是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5-p5]其实，“安全困境”的程度是不同 的，美国学者约翰·赫兹曾根据安全困境的程度，将其分为两种，一是“缓解了的安全 困境”，一为“激烈的安全困境”(注：转引自时殷弘：《安全两难与东亚区域安全体 制的必要》，《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第88页。)。肯·布斯从行动的目的性出 发，将安全困境划分为两种：一种可称之为“无意造成的安全困境”(Inadvertent
security dilemma)，指一国出于防御性目的采取的行动由于其行动的不谨慎和沟通的 失败而引起了别国对其自身安全的担心，从而采取相对应的行动，由此引发的循环反应 。另一种可称之为“精心策划的安全困境”(Deliberate security dilemma)，指一国 有目的的行动(Deliberate actions)使别国陷入了的安全困境(注：其中，“精心策划 的安全困境”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指一个维持军事现状的国家(militarily
status quo)为了阻吓它所认为与其敌对的国家而采取了一种精心计划的进攻性战略， 但却对外宣称是防御性的，这样就使目标国(target nation)陷入了安全困境。另一种 是一个旨在改变现状和完全推翻现存国际体系的革命性国家所采取的使目标国产生一种 虚假的安全感的姿态而使目标国陷入的安全困境。”Nicholas J Whecler and Ken
Booth,“The security dilemma”,John Baylis and N.J.Rengger,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92,p.29.)。在米尔斯海默看来，无政府状态是一种“激烈的安全困境”或者 “精心策划的安全困境”。事实上，此种安全困境的结果不仅仅是威胁安全的问题，而 是直接威胁到一个国家生存的问题。
第四，对权力的理解，从综合国力退化到军事实力。著名的国际政治思想大师汉斯· 摩根索认为，“权力意指人们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施加影响和控制的能力”[6-p38]， 在国际关系领域，权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能力。在汉 斯·摩根索那里，权力的界定比较模糊，仅仅指出权力是“行使者和被行使者之间的一 种心理关系”，并没有指明这种心理关系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尽管摩根索的权力 概念含糊，但却深深影响了后来学者们的判断，不少学者接受了摩根索的界定。比如雷 蒙·阿隆、乔治·凯南、阿诺德·沃尔弗斯、约翰·斯帕尼尔、戴维·鲍德温等人，基 本上与摩根索的看法相差无几。事实上，权力的概念要比实力的内涵广泛得多，所有能 够帮助一个国家影响他国意志的要素都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包括客观的物质要素 ，也包括抽象的不稳定要素，比如政府质量、国民士气以及外交能力等。因此，权力的 大小与一个国家的实力的规模不完全等同。同时，权力不是一个国家的独立变量，而是 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其他国家实力的概念。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拥有权力，首先 表现为该国的实力强于另一个国家的实力，在强者面前相对权力小，在弱者面前相对权 力大。可见，国家的权力取决于与另一个国家的实力差额，B国在A国面前是弱者，但对 C国而言，可能是巨人。米尔斯海默背离了综合国力的较量，而是回顾到以军事实力衡 量国家权力的大小，将实力和权力混为一谈，而且标准混乱，成为学者们广为指责的主 要对象[7]。
第五，对国际关系前景的悲观情结，极端悲观。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大国政治的前景 极其悲观，特别是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存在着一个双向激化的冲突发生进程，在霸权 结构中，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模式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米尔斯海默认为，从根本上来 说，霸权国和挑战国对立双方处于一种零和游戏的状态，在根本利益上激烈对抗。除非 一方主动放弃其战略目标，否则这种安全困境就不会结束。米尔斯海默在书中大量篇幅 论证中美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是一种最为彻底的“中国威胁论”。
上面的分析表明，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提出的“理论硬核”并不是提出了一 种“新颖的事实”，仅仅是将人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进行了“二旧化一新”的工 作，其所提出的“进攻性”的概念并不是一种新的理论成就，而只是一种对“权力追求 ”的庸俗化理解。特别是，在辅助假说部分所提出的命题不是拓展了理论的视野，而是 缩小了理论的区域。从科学研究纲领的角度来看，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一种 “退化的现实主义纲领”，其学术成就较为有限。
从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学术追求来说，其理论任务在于解释现实，告诉人们国际政治 的客观现实是什么，并非是告诉人们国际政治应该是什么。在国家主义横行于世的时代 背景下，现实主义以“国家中心主义”笼罩国际政治研究，新现实主义以“国家中心主 义”和“国际体系结构”相结合的方式透视国际关系，并给予经济因素以必要的关注， 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发展和进步。其实，现实主义并不排斥自由主义，它所关注的不仅仅 是国家，如果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上升，影响力加强的话，现实主义照样 承认它们的客观存在和理论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合流 充分体现了这一客观趋势。但是，现实主义在奉行“国家中心主义”的同时，决不能扭 曲现实，毫不考虑新的国际战略力量的发展。不幸的是，米尔斯海默则沿着这一现实主 义原教旨化的方向极端的发展了现实主义，使得现实主义在他那里开始“走火入魔”， 成为一种“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真正发展决不是故步自封，极端的按照 现实主义理念的轨道发展某一个理论观点，而是从国际政治的现实出发，不断承认那些 原来在国际战略棋盘上无足轻重的力量，并利用逻辑的力量将这些因素整合到一个解释 体系之中，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才是现实主义研究纲领发展的希望。
大国政治注定是悲剧的吗?：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缺失
从理论诠释力方面来说，我相信，米尔斯海默的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历史，提供了思考 历史的一个新的理论工具。但是，如果没有逻辑力量的强大支持，成功解释历史的理论 未必能够预测未来。特别是，米尔斯海默在论证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时候，所使用的大多 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例子，而且这些例子是经过挑选的，按照米尔斯海默的理论需要 提供的历史案例。事实上，其本人也承认，该理论在这一段时期内也有许多例外，但是 至于例外的原因，他语焉不详。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信息通讯技术革命 的进步、全球市场的开拓、国际相互依赖的深入以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际社会 的内容已经今非昔比，国家之间的防线也越来越由于国内政治的国际化和国际政治的国 内化等因素冲得破碎不堪，公众的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能量日益得到释放，面对如此众 多的社会性、经济性和文化性力量，大国政治的规律必然受到冲击。如果这样，米尔斯 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肯定不能准确的预测未来，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也将是一个杜撰出 来的“神话”。
证明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理论之不准确性的首要工作是，解决现实主义为什么走不出 “悲剧情结”的问题。现实主义有一种“愤世嫉俗的悲剧情结”，认为国际社会充满了 赤裸裸的权力冲突，人类摆脱不了战争和冲突的最终宿命。面对如此残酷的国际社会现 实，现实主义者坚信只有“以野心对野心的对抗”来获得安宁与和谐，不能企望存在拯 救人类的“道德救世主”。其实，这种悲剧情结的形成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下，人 们对于国际政治的基本设定。以往，人们在认识世界政治的时候，往往运用一个著名的 “牛顿主义”比喻，“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个的圆球，在一个凹陷的餐桌上相互碰撞，彼 此除了相互冲突和反弹之外，几乎没有可能实现合作。”[8]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 五个方面：一是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界定得极其清晰，假定国际政治的内容和国内政 治的内容完全不同，国家之间处于无政府状态。二是恪守国家中心主义的立场，忽视非 国家行为体因素的成长。三是高度重视权力的精确计算，贬低国际政治合法性的价值。 四是过分夸大国际政治的“角斗场”性质，缺少对社会性因素的关注。五是民族国家构 造的官僚化，忽视公众对决策的影响。基于这些设定，一旦跳入这样的游戏圈，就走不 出冷冰冰的权力政治逻辑，充满了悲剧的情结。
事实上，这一整套设定是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基本上是1648—1948年这一段历史 的生动写照。“大国政治的悲剧”基本上是这种国际构造的必然产出。现在，情况已经 发生了有趣的变化：不仅在原来的游戏格局中增添了非国家行为体作为新的“参与者” ，而且餐桌上圆球相互之间如何碰撞不仅取决于圆球之间的相互碰撞，而且取决于餐桌 结构的动力，而且本身餐桌的结构处于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使之成为一个新的重要因素 。因此，有学者称之为“后牛顿主义”[9]。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处理对 外事务的时候，不能仅仅通过同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加强交往来解决问题，更要同另一个 国家的社会行为体进行接触和交往。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同对方国家 的市民社会领域开展对外关系的时候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就与同对方国家的政府处理 关系的规则不同。总之，以世界市场为驱动力的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因素逐渐成长起来 ，从相互依赖的发育到全球化的发展，从全球通讯技术革命到信息社会的兴起，世界的 联动性、整体性日益增强。大国政治所矗立的客观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于这些问 题，强调解释现实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做出回答。
尤其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和市民社会因素成为制约大国战争的巨大政 治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结社革命”，“积极公民 ”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焕发，一场有组织的志愿活动和创建各种私人的、非营利的以及非 政府的组织的运动，正成为席卷全球的最引人注目的运动。尽管全球市民社会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但直到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全球市民社会 获得迅速发展，其数量、活动和影响都有了空前的增加。根据国际组织年鉴，国际非政 府组织的数量在过去的10年中已经增长了4倍[10-p127]。有人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 为，“它对20世纪后期的意义，如同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意义一样重大。 ”[11]更加重要的是，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将各个国家内部的市民社会联结起来，“ 全球各地的人们日益认识到他们彼此之间是紧密联系、休戚相关的，全球公民意识特别 是全球共同体意识和全人类社会整体意识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全球公民社会的概念不 胫而走。”[10-p127]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网络化趋势，又为全球市 民社会形成自由、理性和批判精神的公共舆论创造了技术条件，越来越多的公民经过自 由的对话和辩论，站在全球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对当今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自由发表意 见，批判大国的强权政治、指责不负责任的国家行为，形成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比如 在美国打击伊拉克战争期间，全球风起云涌的反战运动、美国国内掀起的“人体盾牌” 运动以及互联网上的各种国际论坛，成为美国政府在考虑对外政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政 治因素。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最早在《国际安全》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了清楚的表 述，并对欧洲国际关系的预测极其悲观。他认为，随着两极体系坍塌，世界仿佛重新退 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回归成为一个松散的、多极的、均势的体系，不同的是 美国可能在军事领域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这样的世界里，国家继续统治着国际体系，在 各种国际制度中依然是按照国家权力的地位进行排列的原则运作[12]。但欧洲的社会政 治生态的改变以及欧盟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很快就否定了他的判断。如今，他又将自 己的悲观论调用于分析大国政治，相信其结局也是一样的。其最终的命运，必将在全球 化和信息化的冲刷下缓缓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现实主义将向着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合流 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