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财政学体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学论文,广义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为了实现“九五”时期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转变，这是当前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方针是基于对当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客观矛盾的深刻认识，从两者辩证统一关系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求我们必须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出发，重新认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提高认识，端正方向。
提出研究广义财政理论体系的命题，目的也正是从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经济基础与国家职能的辩证关系入手，以生产力结构优化为中心，以生产力要素配置和物质利益分配之间互相协调为基点，拓展财政科学研究视界，在更广阔范围上重新研究财政理论和政策。我们认为，要使财政理论摆脱近年来出现的“全盘西化”和“国家分配论”狭窄化这两种倾向的束缚，将其重新置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基础上，建立系统科学的分配理论和政策体系。为“九五”时期和21世纪我国财政工作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必须来一次深刻的反思和革命。这里提出初步的设想，向理论界请教。
一、提出“广义财政分配理论”命题的依据
（一）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传统的
财政理论提出了挑战。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巨大进步和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然而，经济生活中新情况新矛盾不断出现，要求我们作出科学解释：（1）在国民经济大发展的同时， 经济运行出现周期性的波动，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长期困扰国民经济发展，政府多年来力图从财政、货币、利率、汇率、投资、工资收入等方面强化宏观调控以克服通货膨胀，但效果不明显，难度日益增大；（2）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有所增强，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但国家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财政的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减弱；（3）经过多年放权让利，企业自主支配的资金增加，银行资金来源增长了，但企业生产建设资金日益紧张，影响到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财政收支的平衡，致使财政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连续多年不同步；（4）国民收入增长了，1994年国民收入较之1978年增长了十多倍，国家财政收入中来自国有企业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大于国有企业的产值比重，但作为创造国民收入主体的国有企业却陷入困境。
种种矛盾现象都给财政经济理论研究提出新课题。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新体制作出的总体框架描述和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两个转变”都深刻地提示我们，当前财政经济形势之所以严峻，应当从国民经济运行的深层次上探求原因，从生产力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辨证统一关系中去分析其原因。
在这里首先是要财政学基础理论回答的问题：（1）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同资源配置、生产力再生产规律和财政分配之间的关系；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组织形式的高级化与生产关系再生产及财政分配的关系，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和引导各种经济成分更适应生产社会化向大生产发展，使企业组织形式更适应集约化经营要求的问题。（2）怎样运用市场机制， 自发与自觉相结合来调节社会消费基金同劳动力再生产和财政分配的关系。财政分配既要保证物质资料再生产的顺畅进行，也要保证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这就要重新认识财政分配与社会三大基金的内在联系。（3）财政分配与价格分配关系。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分配如何正确引导资源配置，以及财政分配如何配合价格发挥这一作用？（4）投资分配与财政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认识财政分配对生产建设性投资的制导关系？如何认识财政对非预算投资的政策引导作用？（5）区域经济发展、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配的关系。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增长，既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又要克服其盲目性，但如何建立既能调动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又能统一协调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和体制？以上这些问题，涉及到财政政策与生产力发展规律、生产关系再生产规律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等方面的关系，是财政政策的基础理论，也是当代财政理论体系必须回答的带根本性的问题。同时，还必须研究现实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相互关系。最后，要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手段如何运用的问题，以促进财政政策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二）新形势要求理论不断更新。财政理论必须在整体上有所突破，特别对“国家分配论”出现的狭窄化倾向在理论上加以纠正。
“国家分配论”是我国财政学界在50年代经过一代人的努力，在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公共消费”、“公共财政”理论影响后，转而从前苏联引进的“货币关系论”发展而来的。它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搞清楚了财政分配的对象是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另一方面弄清楚了分配关系属于经济基础，分配方式和分配活动是国家以税收、利润、预算、价格、工资、信贷、利率、汇率、国有企业财务等经济杠杆和政策手段参与的政务活动，属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能动形式；同时也揭示了，财政分配方式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条件下具有特殊的运行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社会主义财政分配在本质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分配关系，是劳动者在安排自身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具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之间关系时所进行的社会扣除，不具有剥削性。总之，“国家分配论”阐述的重点是从社会再生产的中介地位来研究分配方式以及与交换关系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能动作用，并为推进财政理论发展打下了基础。
然而，研究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关系，并据此进而研究分配、交换中介环节的客观规定性，既是财政学的难点所在，也是经济科学深入发展的关键所在。因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是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1〕将财政分配乃至整个分配关系真正作为生产方式的内在要素来研究，为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建立了基础。
在理论上认识这一点非常困难。财政分配在形式上是通过国家政务活动来进行的，因此，财政分配的经济性质往往掩盖在它的政治形式之中。改革前，财政预算是制导整个社会分配的基础，一切分配方式都在财政分配直接制约下，容易使人过分强调财政分配对生产过程的能动作用（有唯意志论的倾向），忽视生产过程对财政分配的制约关系。改革后，财政分配作用有了变化，预算在社会分配中比重下降，客观上要求重新认识财政调控国民经济的直接和间接途径形式。然而，社会上仍然习惯用传统观念来看财政分配。反映在理论上，导致将“国家分配论”作狭窄化的理解和演化倾向，或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将财政分配脱离社会分配的整体；或强调财政分配的强制性，忽视财政分配与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强调所谓非生产性、寄生性和服务性，将财政分配与生产力再生产过程的内在联系脱离开，以为财政分配只是从生产过程中取走物质资料，忽视了财政对物质资料进行的每一种分配都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从而难以认识财政分配的客观依据。反映在理论认识和政策主张上，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掩盖阶级矛盾，掩盖资本主义财政是第二种剥削手段本质的所谓“公共消费论”、“公共产品论”引入到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中来，或者按照传统的习惯和观点，将财政局限在预算收支的小框框内，单纯争论比重，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工作如何运用市场机制新手段和财政信用等法权形式作为调节全社会优化结构、多层次地调控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作用视而不见。所以，我们认为，在理论认识上必须有新的突破，特别是要从“多元结构论”、“公共产品论”和狭窄化“国家分配论”等老框框中解放出来，才能为振兴财政走出一片新天地。
二、“广义财政分配理论”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一）资源配置、物质资料再生产规律与广义财政分配理论。
1.对价值规律二重内容的理解。
要深入地理解财政分配活动与物质资料再生产规律的内在联系，使财政分配能够符合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性和生产社会化必须要求企业组织的集团化用以适应生产力集约化要求的特点，为优化经济结构服务，必须从市场经济的科学原理的基础——价值论的再认识出发。市场是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制约下才起到基础性作用的。但什么是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国家依据什么去制约引导它的基础性作用？这需要我们理解和解释“市场机制”。理解市场机制必须首先从价值形成机制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价值规律和社会再生产规律的科学原理。价值规律是商品交换基本规律，它在不同生产方式下实现的形式和内涵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它是等量劳动产品相交换，即等价交换规律。当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之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是不等价的，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交换规律就为等量资本换取等量利润（剩余价值）的形式所取代。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和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只能是以等价交换为主导，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公平与效益，这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首要前提。
从价值与使用价值两重角度理解价值规律，特别是理解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含义，并将社会再生产规律作为价值规律的实现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狭义地看，价值规律所表述的是单个商品价值含量的变化规律，即与生产该商品劳动时间成正比，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但仅此不能理解“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科学范畴。按中等水平计算，或按先进水平计算，都无法弄清楚价值量变化规律。理解“社会平均”含义关键不在“平均”，而在“社会”。从广义看，社会劳动是为满足各种不同的社会需要而进行的。需要是各种各样的，因而社会生产也必定多种多样，必定是一个大系统下的社会分工体系。“需要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全盘的分工。”〔2〕因此，必须按照社会需要已经决定的比例来进行生产。能够满足需要的生产才能够被社会承认，才是“社会必要劳动”。这里，价值的决定不能从微观上考察，必须从宏观上考察。因为，“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3〕显然， 所谓价值规律就是指，社会总劳动时间必须按照社会需求确定的比例，分配到不同种类生产劳动部门中去，其量与需要量一致，才能被承认为“社会必要劳动”，单个商品中所含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才能被确定。凡是为交换而进行生产的社会经济形态，都受这一规律制约。“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4〕可见， 广义价值规律和社会再生产规律，即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只是对同一个问题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所作的考察。前者说明，只有为社会需要的劳动才有价值；后者说明，只有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时间才能达到供求平衡（当然是在既定生产技术水平、资源丰裕程度和劳动生产率条件下）。所谓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指，要想创造更多的价值必须是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也就是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得到实现，即社会承认；而宏观调控制导也只是遵重价值规律的实现论，即按比例规律的同义词，即只有科学合理的政策才能真正制约和引导市场机制作用。据此可认为，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稳定协调发展国民经济都必须遵循按比例发展的物质资料再生产规律。无论是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都要求我们在认识客观规律基础上，运用经济政策和手段使经济发展合比例。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能够通过计划（预测）手段即事先控制和调节经济发展；后者主要运用市场自发机制使企业积极性更多调动起来，但盲目性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就必然产生周期性波动。这就是市场自发性的负面效应。实现的形式和方式不相同，规律是共同的。这是将市场自发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的自觉机制有机结合起来的根据，也是提出建立“广义财政分配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
2.“补偿性资源倾斜配置”政策的局限性。
比例是平衡的基础。国民经济运行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比例失调，当前财政困难就是比例失调的综合性反映。但是，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经常的，但与政策倾斜不是一回事。在一定时期内，针对国民经济结构中存在问题，有重点地发展经济即“补偿性资源倾斜配置”能够起到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但超过合理界限，就会形成新的结构畸形。由于资源有限和事物发展规律，简单地、重复地倾斜发展是不可取的，将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有所改变，所以要有步骤地发展新产品，促进产品升级换代。要有长远的规划和方针，及时指导国民经济转移发展重点。财政政策发挥结构调整作用必须以此为基点。
3.处理好非均衡增长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之间关系是财政经济政策的重要任务。
非均衡增长是由生产结构变化的特点决定的。对先进技术吸纳上的差异，特别是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后出现不同步，导致产业结构升级转化过程中经常出现部门之间不同步，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异。因之分配政策、产品政策、技术政策都要根据变化了的市场情况而调整政策，改变措施。我国经济非均衡增长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增长速度长期低于工业增长，农业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缓慢；二是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关系不协调；三是从传统消费结构向现代生产资料和新型消费结构转化不及时和过于超前，加工组装工业没有生产资料工业现代化的扎实基础；四是地区之间明显不均衡并且差距加大。在实现两个转变过程中，必须注意运用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作用，缩小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
4.以产业政策、技术政策为依据，协调运用财政经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产业政策具有具体性、时序性、动态性和强制性特点，可以用以改进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方式，特别是对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充分发挥指令性与指导性相结合的规范作用，成为制定财政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价格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的根本依据。应当加强对生产结构与分配结构内在联系的研究，加强投入产出分析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揭示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活动的规律；研究物资运动与资金运动的内在联系，揭示财政经济政策与生产建设活动之间的数量关系，为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经济政策服务。
5.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政策着重从掌握主要资源力量和调整“利益预期”来影响国民经济结构优化。
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三方面影响结构调整和优化。一是掌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划决策权和重大建设项目审批权；二是在资产存量结构调整中掌握企业调整改组的审批指导权；三是对市场物资的吞吐调节和控制权，是保证市场价格稳定的基础，是形成科学合理调整资源配置的经济信号。这三方面都与政府直接掌握经济实力大小有关。作为国家分配手段的财政政策，为保证国家经济控制权的有效实施，通过税收、预算、公债、财政投融资和补贴等各种财政杠杆和手段来掌握必要的经济力量和资源方式，乃是宏观调控意图实现的保证。
财政政策另一重要作用是调整“利益预期”，克服其扭曲现象，以调节包括银行信贷在内的不由政府直接安排的投资，保证社会投资结构的总体协调性。所谓“利益预期”就是投资活动主体单位依据对经济环境的预测，特别是对未来投资收益的预测，以及它可能受到经济体制、价格体系、信贷政策特别是财政税收政策的影响，对自身行为的选择和规划。失真或扭曲的“利益预期”，例如不真实的高额利润和“泡沫经济”，会导致盲目的投资决策。这是国家宏观控制和制约的重点。
（二）关于社会消费基金、劳动力再生产规律与广义财政分配的关系。
传统财政理论已经注意到生产力再生产规律对财政分配的制约关系，但着重于认识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规律，但也没能做好。而对生产力再生产活动的最活跃因素——劳动力的再生产则重视不够，相应对保障和维护劳动力扩大再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和文化事业及有关的财政政策没有认真研究。
应当指出，劳动力再生产是生产力再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狭义地看，生产力再生产主要指物质资料再生产，广义地看，应包括劳动力再生产。“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5〕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 是二位一体的。以往研究财政分配与生产力再生产内在联系时，我们比较关注物质资料再生产，关心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再生产在数量和结构上是否平衡。对于人，则比较关注它作为社会主体的一面，关心他们的各种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忽视了人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一面，没有认识到消费资料的耗费和再生产本身就是社会再生产的条件，看不到财政直接通过消费资料的分配活动与再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似乎社会消费基金部分的分配只是在简单地分配纯粹的消费品，常常把这部分消费同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片面地认为少支出就是节约。劳动力再生产是资源配置的内在要素，劳动力再生产是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再生产，应当将其放在整个社会再生产的第一位。只有先把劳动力顺利地并且高质量地再生产出来，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并且不断提高。因此，将生产资料再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统一起来考虑才是完整的正确分配。这是我们建立“广义财政分配理论”，扩展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又一重要理论依据。
在劳动力再生产中，教育培训事业是保证高质量扩大再生产的第一要素，财政分配必须把发展教育培训事业放在分配的第一位，不仅增加投入，更要促进机制转换，提高经费使用效率。放任教育部门自行解决经费问题，既造成集资渠道混乱，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还造成经费使用中的混乱和浪费，不能理顺分配关系。应当由国家承担的义务教育，必须由国家统一安排，作为地方政府的事权，放到国家预算安排给予地方财权的第一位。凡应转换为个人承担为主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后续教育，在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的条件下，高层次的劳动力可以双向选择，因此对于这些人才的教育费用自应相应地进行改革。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步子可迈得大一些。不仅收费方面要改革，工资分配方面也要相应进行改革。第二是医疗保健事业。改革公费医疗制度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重点。要使医疗工作效率更高，费用更节约，必须改革现行医疗经费制度。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基本上改为自费，相应地进行工资含量结构改革，把经费纳入工资。疑难病症治疗和防疫则由国家负担为主，将治病与发展医学科研事业结合起来。第三是文化事业。作为劳动力再生产，必须考虑提高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作为社会的人，必须讲道德、讲文明、讲理想。同时，也要有高尚的文化艺术修养，这也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必要条件。第四是对生产力的保护。这主要由国家行政机关、专政机关和国防力量来实现。
总之，在财政分配中应当首先关注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来确定财政职能的缺点在于，一方面没有把财政职能与社会基本制度结合，把不同国家代表的不同阶级意志当作同一的社会意志，把不同的阶级专政需要看成是公共需要；其二是只看到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需要消费，没有从生产力再生产的观点看到消费同时又是生产力再生产的重要条件，而生产力再生产的条件又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前提。用“公共财政”来解释社会主义财政，不但曲解了财政的本质，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污蔑。因为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标志着阶级差异的存在。所以，要弄清楚财政的本质，首先要弄清楚国家的本质。一切社会制度和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研究问题不应当从“永恒的正义”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和现象的条件出发。条件变了，方式变了，本质变了，规律和机制就都变了。因此，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放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不要离开生产方式，离开基本制度去搬用别人的东西和过时的东西，否则就会误入歧途。
（三）投资分配与财政分配的关系。
1.重新认识“建设财政”。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分配与投资分配的关系在运行机制上是有变化的，但是在财政职能上，即具有生产建设性上是不能变，也不应变的。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联系在一起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决定我国国家制度性质的物质基础。离开了积累和投资，公有经济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其次，市场机制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起作用，具体体现在国家投资制约和引导着全社会其他经济成分的投资方向与结构。尤其是基础建设投资，一般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完全由市场调节不符合其社会效益为主的特点，因此必须由政府直接参与，相应制定政策引导和制约。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受到资源约束，通过国家集中力量才能加快建设步伐。最后，“迟发展”国家经验证明，通过国家政府集中力量搞建设，可以科学合理地确立赶超目标，避免决策分散化，走别国已经走过的弯路。同时，也可以依靠国家强有力的资源动员力量，集中用于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
2.财政分配影响全社会投资的渠道。
财政政策通过五个渠道影响投资规模和结构。一是税收政策。其中，通过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税率变动，影响不同地区、行业和产业部门的的销售利润水平，从而影响投资意图。同时，征收所得税以调节企业可用以投资的收益。再次，通过征收土地增值税、证券交易税等调节资金流动方向。二是通过企业利润和折旧留成来影响更新和提取企业投资资金的数量。三是通过财政支出政策，从社会整体利益和效益出发，发展大型能源交通、水利电力和原材料等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项目，以支持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快速增长。四是通过财政补贴、负税率等形式调节资金流向。五是通过财政信用和政府投融资来制导投资结构和方向。
3.非预算投资的调节。
非预算投资包括三部分，企业集资、金融机构投资和利用外资。总体上说，要在科学合理产业政策指导下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引导这三部分投资的投向和投资量。对企业自筹投资，要建立计划、财政、银行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运用专户储存制度，引导企业投资的方向。对金融机构投资，一方面尽快建立和完善财政投融资体制，运用政策性金融引导商业性金融；另一方面规范和约束中长期资金市场，严格限制资金投机活动，将资金引导到国家和社会急需发展的项目和方向上来。利用外资最重要的是调整引进项目的技术结构，提高出口竞争能力和创汇能力。
（四）价格分配与财政分配关系。
价格分配是流通领域中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手段。在商品交换中，价值实现往往是通过采取价格与价值相背离方式来完成。价格分配政策则是主动运用这种方式直接进行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从而调节资源的配置和利益的分配。市场经济条件下，比价关系即相对价格结构是引导资源配置最重要的经济信号。财政分配和价格分配都是通过相对价格结构来影响经济运行的。它是通过相对价格结构实现分配的。
（五）区域经济发展、地方政府行为与财政分配。
财政分配通过政府行为实现。资源配置合理与否与产业区域布局有关，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核心是财政体制。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增强了，但由扭曲的利益分配格局引发的“创收工业”为核心的运行机制，其直接的后果是地区之间产业结构“同构化”。其中既有资源配置政策方面的失误，也有利益分配体制方面的扭曲，财政包干体制是其集中体现。地方政府在任期内努力发展“创收工业”，其根本原因是曲解市场经济就是放任自由，放弃产业政策的引导，在价格体系严重扭曲情况下，往往在产业结构成长的误区中发展，导致加工工业普遍膨胀，不成规模的不经济企业重复发展，区域之间结构上趋同，使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失调，最终是延误了经济的发展。
克服地方倾向的首要条件是制定出区域产业布局政策，作为协调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矛盾的决策依据。财政分配方面可取的做法是建立以“分税制”和“转移支付”为核心的分级财政体制。地方政府应当做到拆除“篱笆”，组建区域范围的“共同市场”。多年来横向联合的实践已经为地方政府组建共同市场提供了基础和经验。地方政府应在中央产业政策指导下，按照内部互惠，对外开放交流的原则，推动共同市场的建立。特别是建立以若干具有较强外向型功能和能起到龙头作用的大市场，将组织产供销一体化的集团公司与有序地进行资源开发、生产加工、技术开发有机组合起来，关键是互利互惠，提高经济关联度，密切区域联系。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应当注意发展运用掌握重点产业主要力量的大型企业集团形式，通过企业集团的联合具体落实产业政策要求。财政分配中将生产建设性投资通过企业集团投入产业部门才能有效地解决区域之间无序争投资项目的矛盾。
三、经济运行与财政分配若干问题研究
（一）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与财政政策。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最符合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的生产方式，它最适应为交换、为社会而进行的生产。第一，任何企业要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必须做到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的生产经营目标、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所有者对管理者和生产者实施有效地监督和管理三项原则要求，公有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些原则要求。第二，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验看，国有企业并非经济效益就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有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生产经营规模越庞大、技术水平越是尖端化、投资风险越是高、国际竞争程度越是激烈，国有企业作用就越是明显。第三，公有制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上具有私有制企业无可替代的优越性。在具有垄断性和非竞争性行业中，私营容易通过垄断价格损害公众利益，国有企业在政府政策指导下能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系，在合理获利基础上，承担管理基础设施和经营重要产业的职责。第四，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结构的调整优化中作用明显。结构优化和技术改造是风险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建国以来，在我国工业体系建立过程中，成功地进行了落后地区工业基础的建设，这与国有企业作用是分不开的。第五，国有企业在开发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部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于重大生产装备、先进技术工艺、关键零部件原器件的研制、生产和配套成龙的技术改造，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承担能力。最后，国有企业可以在国民经济重大调整过程中，根据长远利益的要求承担一定时期内非营利经营目标的压力，从而为挽救产业、部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危机，实现代价最小的转换，这是私人企业根本不可想象的。因此，用私有化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主张是没有根据的。当然并不排斥在零部件和轻工业加工业中更多地发展私营企业。
国有企业效益下降的原因要在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上分析。第一，国家对企业的管理还没有从行政方式转换到经济方式上来。行政管理主要依靠指令、文件、会议和监督机构来实现。经济管理中更重视建立各成员之间的公平竞争关系，主要依靠经济手段、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来实现。二者之间后者为主，前者为辅。应当建立既代表国家意志、又能以经济手段为主管理企业的管理体制。第二，企业组织形式不适应现代大生产要求。随着工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所有权与经营权职能分工的管理体制势在必行。企业管理权扩大后，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形式，使企业真正掌握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权和自己决定产品设计研制开发权及自行组织销售、自行组织分工协作关系等责权。第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给企业经营带来困难。例如，基础性产品价格长期偏低，生产指令性，产品升级换代迟缓；双轨制价格体制使生产企业效益转移和流失；投资政策引导不力，负债经营是个陷井，是瓦解国有企业的祸根，也使投资效益低下；承包制变形走样，分配不公严重打击广大职工积极性；放松财务管理，成本虚设和利润转移现象严重；利息水平盲目提高，企业不堪重负；企业办社会，摊派支出增加。第四，长期忽视技术改造，企业竞争能力下降。第五，企业管理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改革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是：从生产力发展要求看，如何通过发展联合生产制形式例如集团公司制来适应发展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从生产关系看，如何建立为联合生产制服务的经济责任制。财政分配应当围绕这一重点展开，围绕着建立和完善在联合生产制基础上建立经济责任制这个中心，为建立适合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的、鼓励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实现自力更生和引进开放相结合的分配政策相应调整改革。特别在鼓励发展企业集团制上下大功夫，将按所有制类型支持优惠，转化到行业优惠和鼓励提高生产经营的规模、质量、水平方面来。
（二）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与财政政策。
农村经济的发展关键是乡镇企业发展。首要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向问题。乡镇企业的发展，转移了部分劳动力，但由于缺乏领导和技术指导，产品质量低下，竞争能力不强。出路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上，加强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指导。同时要相应调整农村发展的资金政策，要改进“以工补农”方式，转变为“以工建农”；主要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方式，转变为建立农业生产自身投资积累的机制。当然，其关键还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保证平价供应，切实切断垄断农用生产资料进行高价盘剥的无形之手，增强农资公司的主渠道的供产销机制。
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以明确农村投资主体为前提。在农民个人、农村集体、农业银行和国家财政、农村发展银行这几个不同投资主体之间，农业一般生产经营性投资和少量扩大再生产投资主要由农民个人和农村信用合作银行承担；小型基础性投资由农村集体承担；地方性基础投资由地方财政和农村发展银行共同承担；中央财政承担全国性、区域性的农业发展战略性投资和基地建设，承担对粮、棉、油等基础农产品生产和经营中所需资金的供应。
（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国家财政。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企业办社会的保障制度使企业不堪重负，企业之间差距拉大，不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必须尽快改变由企业代行国家职能、企业管理社会事务的现状，使养老、待业、工伤、医疗等各项保障由企业行为基本转为社会行为。一是在资金来源上改企业单一渠道为多重渠道共同负担。即由国家财政、企业集体（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共同负担；二是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保障制度，统筹管理养老基金；三是扩大行业保险范围，建立社会性待业保险制度，不论企业所有制性质，一律统一交缴待业保险基金；四是改革医疗经费管理制度，在相应增加个人工资收入的基础上，普通医疗费用自理。企业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基础上，以福利形式增加医疗保险。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在短期内不可能实行高水平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必须符全我国国情。必须实行收入由财政统一管理，支出由人事、劳动、民政分别管理的制度，坚决克服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以权谋私，以服务为名，行创收之实的误区。
（四）财政分配与国防现代化。
国防建设与财政分配关系是财政科学体系中的缺门。然而，国防能力是重要的经济力，国防事业的运行与财政政策密切关联。
国防能力是社会生产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力与战斗力是辩证统一的。强化国防对生产的保卫作用是财政支持国防的客观依据，军事科技和军事工业对生产技术的推动又是财政经济力量发展壮大的直接动力。处理好财政分配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既有利于发挥军民结合、以军带民的威力，又有利于理顺经济关系，增强战斗力，加快发展国防现代化事业和提高综合国力。
暴力是经济力。生产力与战斗力都是重要的经济力，战斗力又是生产力的特殊体现形式。军品与民品、军工与民工、军费与预算三方面关系是国防财政的重要内容。首先，军品是消费品，但又是社会再生产重要条件。因此军品不是单纯消费性产品，消耗军品所产生的战斗力也是生产力。军品是商品，但具有特殊性质。生产军品所耗费的生产劳动也要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值。市场经济条件下，军品生产企业众多与军品用户单一的矛盾决定军品交换具有特殊性。提高性能和质量是实现军品企业生产目的首要条件。在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相互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相互结合和转化。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要继续做好军转民的工作，使国防工业率先掌握的先进技术迅速扩散到民用工业中，发挥其潜在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发展民用工业聚集的大量财力应当为保持国防工业不断升温和军事用品加快升级换代服务。最后，正确认识军费性质，促进军费结构优化。军费首先是国家财政履行国家政治职能的经济保障，体现鲜明的阶段性。同时它是对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必要扣除。保持军费合理增长，在提高军事技术水平的前提下，把军事投资重点放在国防现代化，提高军事作战能力，使军队尽快适应现代化战争要求，是优化军费结构的根本目的。
（五）国际收支调节与财政政策。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我国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国际收支调整与财政政策关系日益密切，外汇储备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后备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都已经成为财政学重要研究对象。当前，适应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后的新情况，继续发挥关税政策、政府采购政策和补贴政策作用，是财政政策重要内容。同时，在资本收支调整中，财政应针对利用外资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向前发展。要协调好利用外资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引导外资投向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的行业和部门，特别是投向基础工业和高技术项目。其次要改进过多运用减免税收刺激引进外资的做法。税收负担与外资引进只在一定范围内是反比关系。扩大外资的引进需要多种因素，特别是要依靠投资环境来保证投资运行正常，投资效益才能有所保证。再次要注意对短期外资流动的控制，防止资本投机活动带来经济波动。
四、财政调控诸范畴研究
（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财政研究。
财政政策控制和影响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活动，必须依据对分配活动全过程的监测分析。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制定财政政策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主要可借鉴的有二种体系，即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SNA体系和计划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MPS体系。在SNA 体系中，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增殖运动的前提出发，着重考察货币资金流量。在MPS体系中，从社会主义制度出发， 要解决的问题是物资运动与资金运动相对一致的原理，主要考察使用价值与价值量的平衡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结合两种体系的优点，以投入产出关系为基本联系，建立适应强化宏观调控要求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监测和统计分析体系，是一件巨大的系统工程。
（二）宏观财务调节理论与财政分配。
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是实现国家职能的基本手段，国家财政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代表，它负有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责任。国家通过财政体制建立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核算制关系，和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进行的经济调节，构成了社会主义宏观财务调节理论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企业自主经营权力进一步扩大，国家主要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原有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体制也相应调整。但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仍然负有责任，在一切国有企业中，实行全员的、全过程的、全方位经济核算制，作为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的经济岗位责任制，贯彻责、权、利相结合的按劳分配制度的原理是不可改变的。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新情况，国家对国有企业在坚持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采取什么样的管理和调节方式，是宏观财务调节理论研究的重点。
（三）税收调节功能与财政分配。
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有重大进展，新税制中重视发挥税收对形成公平竞争环境的作用，逐步统一企业所得税，开征个人所得税，流转税从过去产品税，转换为增值税为主，消费税和营业税辅之。税制改革也对完善和发挥税收调节功能提出新的问题。如，重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结构的作用，必须研究发挥消费税调节功能，凡应由国家进行宏观调节的产品由中央统一征管。又如，对增值税范围进行适度调节，是符合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基础，从实际出发，以适应小型经营企业的要求。再如，要继续实行内外税制统一，使三次企业与国有企业税负大致公平。又如，地方税主体税种的设立要有所突破，建议将地方征收的增值税部分转化为地方建设税，成为独立税种避免交叉，以形成地方经济建设资金稳定来源。
（四）强化预算外资金管理，建立由财政统一规划监督，各级各部门分别负责实施的相互制约关系。
预算外收支是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它本来属于一级政权为实现政府职能的财政行为，改革之初，为了放权，用以调动政府各职能部门在组织实施方面的积极性和专业管理作用。但在执行之后，发生了一些单位利用职权乱收费的“三乱”现象，也发生了以服务之名，以权谋私的现象，因之要在深化改革中逐步规范化，将各种预算外资金的收入与运用置于国家财政的统一监督和管理下，使资金运用得更合理，克服乱拉乱用，甚至盲目投入证券和房地产的不正当方向。
（五）赤字、国债与财政调控。
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条件下，信用形式仍然是运用资产阶级法权形式服务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经济范畴，法定货币、银行信用和财政信用都是国家信用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指导下，为加速经济发展发挥调节作用。税收和债务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财政分配方式。正确认识国家债务性质，需要重新界定财政赤字。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五种赤字概念。一是计划“缺口”，即国民收入分配额超过生产额；二是预算赤字，即国家财政除税收、债务之外发生的收不抵支的部分而用向中央银行透支解决的差额；三是信用膨胀，即银行对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后因买不到物资而产生的派生性存款形成的信用赤字；四是企业赤字，即企业在银行体系之外相互发生的信用赤字；五是企业挂帐或者潜亏。至于国家债务，已纳入计划，通过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协调后纳入全社会信用总规模，在财政未来预算支出中统一安排还本付息，因而它虽然属于债务化的赤字，但是它与当年超过国民收入生产额的超分配必然形成的通货膨胀的赤字是有区别的。
当然，赤字债务化也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国家财政为信用基础，借债是用以加强基础工业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和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的投资，它是能提高整体国民经济素质的，归还是有保证的。二是用于弥补经常支出差额的。虽然它不影响当年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问题，但这种赤字债务化是寅吃卯粮的变形，把赤字推到以后年度来还，如果没有特别的措施，这种债务化的赤字是会引发债务危机的。所以要加以区别，引起注意。因此，正确掌握国家债务规模和结构、防止债务危机，必须加强国家债务计划性。债务资金运用必须与优化经济结构保持一致。债务规模和结构合理化是计划性的根本内容。国家债务在本质上是对生产力结构进行特殊调整的方式，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调节手段。
（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整个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最具有意义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过去直接以指令性计划方式下达计划转变为通过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来体现，并且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价格政策和收入政策来具体传导到企业和居民。其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主导部分，收入政策和价格政策是辅助部分。协调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体通过两者之间的结合部来实现。第一，制定科学合理的生产力发展总政策是基础。生产力发展政策是制约国民经济运行的总政策，必须科学化、系统化。第二，加快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资金流量表的编制工作，注意发挥金融体系统一监测国民经济运行的优势，建立对国民经济形势综合分析研究的科学体系，将决策置于科学基础上。第三，运用“债务资本化”方式处理企业积累的因负债经营造成的老贷款，完善固定资产投资责任制。第四，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逐步增加企业流动基金投资，财政银行共同协调管理定额流动资产的积累。第五，明确财政银行在财政赤字弥补方式中的职责。财政部门坚持赤字债务化，一切赤字通过发债解决；保证债务非货币化，即不以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式发行国家债务，操作手段在金融体系本身，主要在中央银行。应当制定全社会统一信用规模控制手段，统筹协调，保证国家债务不引起货币供应量扩张。第六，规范财政信用运行机制，将国家保险公司的收入（除保留必要的风险基金外），以及单纯储蓄不贷款的邮政储蓄以及内外债（包括引进的外资）划归财政信用投资的范围，把这部分资金由财政拨给政策性银行，投入到符合财政信用活动的方面去。第七，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创造价格调整的合适环境，减少财政补贴负担。同时，将亏损补贴、价格补贴为主的财政补贴形式转变为投资贴息的规范化轨道上去。最后，协调利率水平，防止利率水平一再攀比，以防止国家债务危机。
五、经济运行机制与广义财政分配
（一）经济运行机制是生产力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辩证统一。
人类的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两者的辩证统一形成了完整的经济运行机制。
将两者辩证统一起来的枢纽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者同劳动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即生产方式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决定产品的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6〕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各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在利益分配关系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公平与效率。为此，我们要面对按资分配关系的存在。同时，制定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规，以限制两极分化的扩大。在聚财、用财和生财方面，既要考虑优化国民经济结构要求，更要重视处理在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二）方针、政策、规划和体制与广义财政分配。
形成和健全经济运行机制要以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为依据，通过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才能最终完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通过政府政务行为，即包括财政分配在内的政府职能来实现。广义财政分配理论从生产力规律认识出发，分析体现生产关系的经济运行方式与财政分配的状况，进而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调控诸手段的发展变化，最终落实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中，即落实在国民经济的效益中和各个产业或经济成分的盛衰上。我们认为，方针、政策、规划和体制是第一层次，也是广义财政分配政策体系的软件系统。
首先，方针是行动的总纲领。我们在研究思考广义财政分配理论过程中，始终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合比例作为逻辑出发点，合比例是保持平衡的基础，是使用价值能否通过市场实现价值的根本条件，把将结构优化作为总量平衡的经济规律来认识，这是马列主义价值规律的实现论的精髓。所以，我们把优化国民经济结构作为最深层次问题来分析，并以结构优化基础上的总量平衡作为制定一切宏观经济政策的总纲领，可以说是“结构学派”观点。实践证明，国民经济在近年来遇到各种困难，都是由于我们对于结构优化的客观规律认识不够，甚至在“不可知论”引导下，企图依靠市场机制自发作用来自发调节，这与现代化大生产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按比例发展就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这是市场经济供求机制的一般规律。需要改革和能够改革的是实现按比例发展的形式，如加强信息通道、预测等等，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计划性，而不是去否定客观存在的规律。
政策是处理各种经济关系的准则。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必须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同时，财政政策又直接影响社会消费基金的分配，社会发展计划也是财政政策的重要依据。这里说的产业政策和社会发展计划，都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的，而生产力再生产规律，即马克思所说的，“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而且是依靠这个手段发展的”。这个规律不管你认识与不认识，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都在议论为什么有周期性经济波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这个道理马克思早就教导过我们。他曾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来证明‘生产绝对不会过多’，但是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驳斥他。这种危机就像慧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近八十年来，商业危机像过去大瘟疫一样按期来临，而它所造成的悲惨现象，和不道德的后果比瘟疫所造成的更大。”〔7〕这已经告诫我们，要深入研究规律，认识客观规律，增加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能见度，来加强我们驾驭规律的能控度。不可驾驭论就是不可知论的表现，实质上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规划是具体安排落实方针、政策的行动方案。应当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实施宏观调控时的具体规划方案，各种经济组织包括企业集团和地方政府都必须在统一规划方案指引下行动，在允许的范围内展开竞争。
体制是处理利益分配关系的制度。明确合理的体制能够保证计划预见性和积极主动性的一致。体制处理正确与否以是否符合方针、政策和规划要求为准。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部分工业企业推行的以经济责任制为核心的体制改革，都较好地处理了利益分配关系，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例如，对粮食购销体制实行经营承包制，导致前年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时，国营粮食部门放弃了主渠道、协调供求关系的基本职能要求；又如价格双轨体制使中间环节盘剥过多，国有企业利益大量流失，等等。在体制改革中应当正确处理好三对基本矛盾；一是计划与自由的矛盾；二是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三是条条与块块的矛盾。总的来说，自由多了，分权过了，条块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三个基本方向还得进一步深化改革。
（三）经济杠杆与广义财政分配。
经济手段也即经济杠杆，是调节利益分配关系的工具，是经济运行机制形成和完善过程中最具操作意义的部分。经济杠杆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为上层建筑所运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杠杆是社会主义国家自觉依据客观经济规律、运用法权形式调节各方面经济利益关系，有计划地组织国民经济运行，建立秩序规则以巩固自身经济基础的重要手段。主要的经济杠杆包括财政、税收、信贷、利率、汇率、价格、工资、奖金等。它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同时，经济手段与教育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紧密相联系，经济手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行政性、教育性和法律性。
（四）广义财政分配与宏观协调平衡体系。
软件系统与硬件系统通过宏观协调平衡体系的总体控制，才能将实施政府宏观经济职能的各部门组成为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宏观协调平衡的主要作用在于，以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为中心，对全社会各类资金运动进行分类引导、协调和平衡。所谓引导就是把除财政银行以外的社会资金，在国家统一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行业改造规划引导下，通过经济手段的调节，引导到更新改造、发展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上去；所谓协调就是对各种资金渠道进行组织合作，协调资金联合中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服务于生产联合的需要；平衡的主要内容是促进产需平衡，保证资金投入的效益。
实现宏观协调平衡体系的功能，当前必须做到；第一是按照系统科学的综合性要求制定和完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总体规划，将国家预算收支、预算外资金、银行信贷收支、证券市场和中长期资金市场、居民货币收支、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财务收支、主管部门收支和外汇收支活动统一监测，研究其内在活动规律，制定相应的调节政策。第二是建立分级财政管理体系，坚持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权的原则。划分财权首先要划分事权，建立和完善中央、省市、地市、区县和乡镇五级财政体系。第三是强化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坚持信贷资金的计划性，发挥货币在稳定经济运行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是加强对预算外资金和各种基金的引导，通过强化财政对证券市场的监控权强化政府对资金市场的管理和控制。第五是完善税收体系，重视强化税收调节功能。第六是协调计划、财政、银行三者关系。
（五）建立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体系。
从方针、政策、规划、体制的制定到各种具体经济手段的运用，从各职能部门的独立运行到各部门的综合协调平衡，实施财政分配政策都离不开决策体系。在广义财政分配政策体系中，决策体系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实践证明，决策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能够综合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和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因此我们建议依据相互制约关系和系统工程原理，组建起由各方面的专家参与的多层次决策体系。其中包括：第一，由各职能部门为主建立的规划决策建议体系，即由国家专业主管部门自下而上地、依靠自己的专家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行业规划草案的规划建议体系，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的基础。第二，由国家综合部门组成的协调平衡体系，即由各地区的计委、经贸委、财政厅（局）、中国人民银行、内贸厅局和外经委进行区域性平衡，提出初步意见，报国家计委、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内贸部和外经贸部，参考行业规划意见，制定全国财力分配的总体意见，作为国家最高决策层的决策依据。第三，建立由专家组成的决策咨询体系。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技术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主，在国务院领导下，通过各种科学协会和学会组织，把各方面的专家组织起来，对国家总体规划和方案提出论证意见，作为国家最高决策的参考。第四，组织企业家反馈和建议体系。以大型企业集团为基本成员，分行业地组织各种企业反馈和建议体系，对各种分配政策实施情况进行验证，将政策实施的结果反馈到政府主管部门和综合部门，形成完善的信息反馈体系。
总之，建立广义财政理论体系是对传统财政理论发起一场革命，这是一个立足于90年代、着眼于未来新世纪的科学工程。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98-99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87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8页。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4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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