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一般路径与中国方案 *
巩 辰
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一般路径包括数字化治理、预防性治理和主动监管策略，但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或缺憾，应考虑短期和中长期效应。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发展规划和倡议方面反映了中国与世界之间新的互动，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是人工智能的一大引领者。新时代中国应利用人工智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借助人工智能促进新媒体传播和文化繁荣、通过人工智能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以人工智能助推社会治理和谐化、用人工智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而为实现全球善治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全球治理 中国方案
一、引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一般指机器的智能行为，在计算机科学中也常被视作计算智能(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因而通常指涉“智能代理”(intelligent agents)，亦即任何可用于感知外部环境的装置(device)，并就此而采取行动，以最大可能成功地达成既定目标。[注] David Poole, Alan Mackworth and Randy Goebel,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 Logical Approach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 Stuart Russell and Peter Norvi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 ,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3, p.55.早在前工业化时代，学者较为青睐哲学与数学层面的形式推理，“人工智能之父”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计算理论(theory of computation)应运而生，认为数学推导可以被机器模仿。与此同时，随着神经生物学、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发展，使得研究者开始思考创造电脑的可能性。
将人工智能正式当作一大学术研究领域，较为公认的开端则是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工作组，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CMU)、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研究团队成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创始者。[注] Daniel Crevier, AI :The Tumultuous Search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pp.47～49; James Moor, “The Dartmouth Colle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The Next Fifty Years,” AI Magazine , vol.27, no.4, 2006, pp.87～89.在此时期，电脑只是用来学习围棋对弈、代数运算和英语会话。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得到其国防部的大力资助，与之相关的实验室广布全球。[注] Jim How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t Edinburgh University: A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School of Informatics , June 2007, http://www.inf.ed.ac.uk/about/AIhistory.html.在人工智能的创始者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似乎相当乐观，“二十年内，任何人力劳动，机器都可以胜任”，“创造‘人工智能’可能衍生的问题
也有望在一代人之内解决”。[注] Daniel Crevier, AI :The Tumultuous Search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p.109.然而，由于美国国会的施压，希望投资其他更为高产的项目，政府因此切断人工智能研究的经费来源。英国政府等竞相效仿，于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人工智能研究因经费困难而放缓甚或停滞，一度陷入“人工智能寒冬”。[注]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Funding a Revolution :Government Support for Computing Research ,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999, pp.212～213.到80年代初期，由于人工智能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的商业成功，人工智能研究相应复苏，1985年的人工智能市场份额超过十亿美元，同时日本抛出野心勃勃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这些都刺激美英国家恢复资助并重启人工智能研究。[注] George Luger and William Stubblefie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for Complex Problem Solving , San Francisco: The Benjamin/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pp.227～331.
到20世纪90年代末及21世纪初，人工智能开始运用于物流、数据挖掘、医疗诊断及其他领域。这些成功的探索归功于计算能力增强，或着重于解决具体难题，研究者为人工智能与数学方法、统计学、经济学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等等。[注] Ray Kurzweil, The Singularity Is Near ,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5, p.265.此时期内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5月11日，“深蓝”计算机击败国际象棋顶级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这一事件一度引发人们的某种恐慌——原本由人类创造的机器在人类自身骄傲的智慧领域战胜人类，作为“造物主”的人类与其所创造的智能机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引人深思。
就世界政治而言，人工智能时代的兴起至少同时意味着全球问题的嬗变，亦即国际社会可能面临两大维度的全球问题：原有的全球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更趋复杂化甚至尖锐化；人工智能本身可能带来的(新的)全球问题。那么，既然全球问题呼唤全球治理，当前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方面可能存在哪些既有探索路径？中国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进程中又当何去何从？本文尝试对相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和探讨。
二、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相关研究动态
如此不难想象，人工智能分层治理，系从短期治理到中长期时段治理不断深入的进程，治理面向也经由人工智能系统(现象)不断深化而囊括人类社会各层面。其中，对人工智能系统与算法决策的管控，可以说贯穿于治理的各个层面，且治理进程既可以是市场导向的，又可以基于政府决策并在国内或国际层次推广人工智能应用。因而，在分层治理及其各时段有必要首先应对信息不充分，决策者和管理者需要尝试吸纳一定数量的人工智能技术专家进入管理部门，或通过短期雇佣、交流互访等方式来加强管理者与技术专家之间的沟通，以最大限度地缩小公私部门之间的数据鸿沟；其次，政府、企业、学界等都需要就人工智能的治理机制进行研讨，甚或建立起某种公私合作关系，以共同规避人工智能应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尽可能挖掘人工智能的技术潜能；再次，分层还意味着治理进程永远不能安于现状，而应当在技术获取、创新、(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的)基础设施投资、网络安全治理等方面未雨绸缪，并通过政府规划、技术产业孵化、研究成果商业转化等多种方式尽可能弥合数据鸿沟；最后，分层良好治理的实现或顺利推进，还有赖于竞争性环境的建立和维系，因此有必要大力支持技术实验与政策试行，重视数据的共享、收集和测量，并努力优化知识产权规则、支持数据公开与技术标准的实现，以尽可能减小人工智能创新的技术障碍或制度阻力。进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般路径也理应具有必要的灵活性，以适应行为体尤其民族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尽可能弥合国内法律体系间的分歧。
1.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可能由于人工智能更关乎未来世界变迁，而对“未知未来”的恐惧，无疑将在多个层面引发人们的焦虑。于是，国内外现有对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潜意识里难免高度关切人工智能的社会风险、伦理向度、价值考量。例如，从哲学、伦理学角度，分析人工智能带来的“近忧”和“远虑”，认为技术领域革命性的突破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蕴含着巨大风险；从技术伦理学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因而需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以有效规避人工智能的道德风险。[注] 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哲学动态》2018年第4期；闫坤如：《人工智能的道德风险及其规避路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换言之，人工智能的应用，需有效推进人工智能层面的社会治理和监管机制创新，以实现社会发展上“善治”与“善智”的相互建构。[注] 张成岗：《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风险挑战与秩序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与挑战，也一度影响到了国内政治与公共政策讨论。一般而言，政府需要提前谋划，为利用人工智能推动国家治理变革创造条件。[注] 刘波：《人工智能对现代政治的影响》，《人民论坛》2018年第2期。 公共政策和管理体制方面，可能因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是算法和数据，内在逻辑是通过机器学习而实现自主决策，但也有学者对此较为乐观，认为人工智能会全面参与管理但不会完全替代人类。[注] 贾开、蒋余浩：《人工智能治理的三个基本问题：技术逻辑、风险挑战与公共政策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10期；何哲：《面向未来的公共管理体系：基于智能网络时代的探析》，《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11期。 对数字化系统的运用，不论企业还是个人，都难以确保最佳实践，而数字化和自动化本身也可能带来新的社会不公及其他外部风险；同时，大量的公司或企业的权力过度扩张，这本身有可能侵蚀一国的国家主权，对国家战略和政策目标的实现也会构成冲击。[注] Elinor Ostrom,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Policy Research , vol.6, no.4, 2014, pp.235～252; Rainer Böhme, et al., “Bitcoin: Economics, Technology, and Govern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vol.29, no.2, 2015, pp.213～238.
因此，有必要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而且有必要追踪技术前沿，在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对新技术的把握和战略上的赶超，如此方有可能在长期的国家间和平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注] 何哲：《通向人工智能时代——兼论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方向及对中国人工智能战略的借鉴》，《电子政务》2016年第12期。
2.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
应当承认，有关人工智能与网络可能影响人类财富和安全的担忧始终存在，因而从问题的本源及其应对来看，亟需强有力的全球治理。对人工智能进行治理，抑制其可能衍生出的负效应，需要包括地区、国家、国际层次的多层治理。[注] Vinay Loha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 Case for Strong Global Governance,” The Times of Israel , December 28, 2017, http://blogs.timesofisrael.com/artificial-intelligence-a-case-for-strong-global-governance/.
于是，从全球主义、政治哲学角度，有学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预期表达了谨慎期望，如高奇琦认为需要通过精巧的方式来推动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全球社会转型；进而，需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化，并将其带入人工智能时代，超越西方世界主义的“末世论”观念，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注] 高奇琦：《人工智能、人的解放与理想社会的实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高奇琦：《中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特殊使命》，《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0期；高奇琦：《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主义与中国》，《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9期。 也有学者开始聚焦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具体议题如全球环境治理，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冲击传统环境治理体系。[注] 薛澜、张慧勇：《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影响与挑战》，《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9期。 从国际体系层次进行分析，人工智能有可能放大行为体之间的实力差距、打破均势结构、推动权力分配变革，导致国际体系的重大变迁。[注] 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 为适应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中国有必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强化大数据战略思维、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提升数据流通安全，以推动数字“一带一路”建设。[注] 张耀军、宋佳芸：《数字“一带一路”的挑战与应对》，《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三、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一般路径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在下文有关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讨论或后续国别案例分析中，不妨具体演绎/概念可操作化为“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外交政策”这两大维度。说到底，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政策制定与技术创新、国际技术标准的适应与规则创设、人工智能嵌入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等等，既关乎国家战略，又为一国更深层次参与和应对某种(人工智能衍生的)全球问题提出了新的全球治理需求，反映了国家间关系与世界政治新的复杂互动关系。
再次，鉴于人工智能变革步伐太快，与之相关的适应工作也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知识获取、问题界定及优先处理、新政策的制定及检验、新技术及其全球影响评估等环节均应纳入考量。
2017年6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部长级会议，就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应对方案：数字化治理策略、预防性治理路径和主动监管。其中，数字化治理包含产业导向和开放市场原则，仅需要有限的政府干预，而主要依靠公司和个人给出最优策略来管理数字化进程；预防性治理路径则需要政府确保新技术能够安全地应用——如为云计算服务的定位和访问而设计特定要求，或为计算机系统和开放的软件进行必要的结构设计，旨在预防不可逆的风险，减轻威胁及其可能的破坏性；主动监管，可视为“有限参与”式治理，仅当需要处理突现的威胁时才代入政府角色，且重点在于为企业、学界、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提供激励和支持，以尽可能实现数字化进步和最优实践模式共享。[注] OECD,Secretary -General ’s Report to Ministers 2017, Paris: OECD Publishing, June 7, 2017, pp.45～62,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sg_report-2017-en.pdf?expires=1546006975&id=id&accname=guest&checksum=EC9434C02458FFA162074 E421DE53936; Igor Linkov, et al., “Governance Strategies for a Sustainable Digital World,” Sustainability , vol.10, no.2, 2018, pp.4～5.
从国家战略高度，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人工智能发展，并提出一系列规划倡议，以推进人工智能应用服务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并为推进人工智能治理而率先垂范。
就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而言，无论采用哪种方案，其治理对象无疑指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本身，同时评估该治理模式可能存在的风险，因而需要考量的问题清单包括政策、法律、管理和伦理等方面。鉴于此，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一般路径，还应当至少涵盖技术、伦理、社会及法律等层面，并考虑这些治理层面的短期及中长期效应(见表1)：
表 1人工智能分层治理
资料来源：Urs Gasser and Virgilio Almeida, “A Layered Model for AI Governance,” IEEE Internet Computing , vol.21, no.6, 2017, pp.61～62.
其一，短期治理，主要侧重于发展人工智能算法的规格及准则。技术层面是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基础，人工智能系统、自主系统又极其依赖数据和算法。因此，人工智能算法对数据的收集、使用和管理，显然涉及数据治理，这种治理需要注重社会影响，即遵循一定的原则，以确保公平，尽可能防止种族、民族、肤色、性别、生理或家庭状况等方面的歧视现象。
其二，中长期治理，显然该时间段的人工智能应用相对更为成熟，因而民族国家需要就此进行特定的立法和规约。其中，就中期治理而言，伦理关怀应置于技术层面之上，由算法驱动的行为理应根据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进行评估。长期治理，则侧重于制度的构建和责任的划分过程，从而有助于规约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即形成“趋利避害”的某种长效机制，有效应对人工智能风险及可能的挑战。[注] Matthew Scherer, “Regul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Risks, Challenges, Competencies, and Strategies,” Harvard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 vol.29,no.2, 2016, pp.354～398.
跟他聊起半岛酒店求职的经历，他跟我谈起当年上海世博会前酒店行业的发展：“因为金融危机，好多酒店没开出来，半岛按时开，但要到2009年，所以我以半岛为第一目标，想申请半岛。”对于很多人来说，在选择回国第一份工作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很少，还能在回国之前就对当时的经济环境和前景作出这样清晰的分析，更少！然而，更让你想不到的是，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直接求职，反而很清楚自己的现状：“我不想走HR这条路线，因为当时我没有在国内工作的经验。”于是，他独辟蹊径联系上上海半岛酒店的总经理，直接面见了餐饮总监，最后回到上海半岛，成为了一名侍酒师。
目前国内外有关人工智能的研究正处于快速起步阶段，而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相关的研究，则必然涉及两大维度：人工智能及其应用，即对人工智能本身的作用、价值、影响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梳理和讨论；或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思考，实际上又可以细化为两个不同面向的治理，即利用人工智能来参与全球治理，增进人与全球共同体/国际社会的福利和幸福感，同时还面临着对人工智能本身进行治理这一难题——人工智能自身也可能衍生出某些负效应，甚至让原有的全球问题更为复杂化。
第一，需要在政策制定和监管时嵌入多方利益相关者、跨学科、集体智能进程，从而使得治理面向不至于窄化；
可见，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其核心治理对象无疑指向人工智能本身，即政治行为体对人工智能进行必要的规约，而主权民族国家倚仗其权力和政治合法性，仍可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进程中扮演着中心角色。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美欧发达国家由于在智能科技领域领跑，因而就人工智能与“好的社会”间良性互动的可能路径探索方面也相对走在前列，如教育投资与激励、劳动力培训、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等内容都应当有所涉及，以形成一种适度兼容平行治理与垂直治理的好的治理模式。[注] Corinne Cath,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Good Society’: the US, EU, and UK Approac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 vol.24, no.2, 2018, pp.505～528.
由上述计算可知，输送机在各种工况的不同状态运行时，机头的最大胶带张力为598 kN，机尾的最大胶带张力为222.3 kN。设计时，机头滚筒受力按656 kN，机尾滚筒受力按245 kN计算。考虑到主井胶带机的极端重要性，驱动装置按3用1备进行配置。
但反过来看，矛盾与困难几乎始终存在。正如上文所述，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领域，涵盖了数学、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信息技术及其他诸多领域，且这还仅仅是在技术或学科层面对人工智能进行大体的认识。一旦涉及到现实应用，相同的算法甚至可以运用于多数彼此相异的领域(如民用航空、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导弹发射)。换言之，人工智能可以横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并在相同算法下可能拥有广泛但过程结果都截然不同的应用。如此，追寻所谓普适的、“一劳永逸”式的治理方案，不仅不现实或至少难度颇大，而且治理规则、理念之间将可能难以避免相互矛盾或冲突，这无疑可能导致时间、财力和管理负担剧增。这里的悖论还在于全球治理需求，人工智能的不稳定和普及通用又迫切需要较为统一的治理，并就此开展良好的国际合作，更何况人工智能的出现及其应用本身都会超越主权民族国家疆域。[注] Andrew Tutt, “An FDA for Algorithms,”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 vol.69, no.1, 2017, pp.105～106.于是，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需求的新变化，对外交和国际关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外交政策议程也有待优化，至少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传统的外交机构或制度进行改组和优化。这就要求将新的技术、知识整合进传统的外交部门或制度结构中，从而尽可能使外交和外事部门的问题解决及应对能力更为高效迅捷。否则，网络时代的治国理政，单是精简机构或为人工智能设立某个特定的工作部门，恐将仍难以应对复杂的网络安全问题。
带状疱疹的治疗首先是针对病因的治疗，治疗带状疱疹病毒必须尽早，最好在疾病初期的3～7天。治疗带状疱疹的抗病毒药物有口服的盐酸伐昔洛韦、泛昔洛韦、阿昔洛韦、溴夫定等，静点的药物有膦甲酸钠、阿糖腺苷、阿昔洛韦、更昔洛韦等，疗程10～14天。
其次，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主要行为体或利益相关者之间通力协作。私营公司、研究机构、公民社会组织、媒体、政府部门(如外交外事部门)等之间的有效协作，有利于迅速地掌握知识、相互取长补短、确立最为有效的监管方式，同时避免重复劳动、意见相左或重蹈覆辙。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政策尝试，其实在冷战及后冷战时代均有所涉及，通常与安全议题(如军备控制)紧密相关。[注] Greg Allen and Taniel Ch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Belfer Center Study , July 2017, p.44, https://www.belf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publication/AI%20NatSec%20-%20final.pdf.
（3）在行驶过程中，电动汽车SOC值将随着行驶的继续而不断变化，根据此条件限制电动汽车是否需要充电以及充电量的大小。
最后，培养能胜任人工智能时代外交工作的专业人才。显然，当前各国的外交实践离人工智能研究和技术进步等发展要求都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距离，而这并非通过将人工智能专家纳入日常外交事务可以简单应对的。
综上可知，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一般路径，至少须兼顾技术和政治(同时并不排斥经济和伦理等其他层面)考量。其中，技术路径旨在理解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可能性及其限制条件；政治考量则意在分析行为体为达成与人工智能有关的目标时何以相互竞争或合作。鉴于此，推进人工智能治理，较为理想的治理模式无疑将关注行为体间实现合作的可能情境(显然这几乎是政治学/国际政治的永恒主题)——既然人工智能及其治理客观上无异于“新”的全球公共问题，那么当我们为之寻求某种全球协议/安排时，该人工智能的类型(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超级智能)、为谁部署、服务于何种目标、有何局限等“个性化”难题势必接踵而至。换言之，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难题作为全球公共问题而言恐怕并非是全新的，而这种全球治理本身恐怕同样难以避免遭遇集体行动的难题。例如，人工智能时代的命运共同体诉求如何？何种安排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行为体(人/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原本千差万别的利益目标？鉴于此，不妨为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一般路径勾勒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以便为下文探讨中国方案或后续进行国别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不过，人工智能分层治理的最大困难或许在于这种治理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需要分层来将治理问题“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循序渐进”，另一方面由于各层面之间明显存在着互动且并非泾渭分明而又需要构建一个较为单一的、整合的治理框架。换言之，分层不论短期还是中长期治理，对于人工智能多数应用后果的社会(正面/负面)影响评估尚缺乏较为坚实的经验基础，同时人工智能又不可能突现于真空，即在很大程度上还可能为现存的规范和治理框架所塑造。例如，2018年5月25日，欧盟出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显然并非专门适用于人工智能治理，而因为数据收集和使用方面的限制，也就可能对机器学习产生影响，进而对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构成了一定的规约。
第二，适应国际技术标准设置进程及人工智能组织的发展，以更好地利用软治理权力，规制更为灵活；
回到家后，他一头扑在床上，只顾生闷气。杨秋香发现他心情不好，没好气地问：“你这是怎么了？”他并不搭腔。杨秋香看着他闷声不响地躺在那里，不觉有些猜疑。
第三，在实践中合理利用已有的组织与共同体平台，并在行为准则与制度规范等方面考虑文化适应性；
第四，探索国际条约及其实施需求和监督机制，以在人工智能的某些主题上实现必要的硬治理，这包括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以及对自主武器的部署等方面的严格管控。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其实涉及两大维度：对原有的全球问题，如何依托人工智能探索新的治理路径？换言之，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致力于全球问题的应对和全球治理善治；同时，人工智能自身可能催生出新的全球问题，又应当如何治理？
2.2.1 TUPKP 前列腺切割方法依术者的经验和习惯而各不相同[6-11]。有术者分视野切割，即先切除靠近膀胱颈部周围的前列腺组织，再逐个视野后退切除增生组织，最后切除前列腺尖部周围组织。有术者首先切除增生明显的部位，再逐叶切除其余增生组织。也有术者先在膀胱颈5、7点至精阜两侧切出两条“标志沟”，然后从膀胱颈至精阜后方，分叶切除前列腺。医师应综合考虑患者病情、个人经验及术中情况，灵活选择合适的方法。
从表2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不能很好地运用元认知策略来有意识地规划和调整自己的词汇学习。除了选择性分配注意力的学生比例达到53%,运用制定计划、自我评估和自我检查这三个策略的学生比例都不到一半。
四、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通过上文讨论，我们对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一般路径及其可能遭遇的困难/挑战有了初步了解。面对人工智能这一新的前沿议题，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有赖于各层次行为体的广泛参与，尤其人工智能分层治理，既涉及政府政策监管，又需要企业、学界等非政府组织的介入，以及公民社会网络倡议，等等。同时，由于人工智能应用及其治理往往跨越主权民族国家藩篱，因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国家方案比较与跨国政治互动现象等或许更值得深究。于是，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国别研究有待深化，其中主权民族国家尽管由于后全球化进程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而一度陷入“式微”窘境，但其权力与合法性认同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甚至决定性影响即使在人工智能时代仍不能被轻易忽视。可以说，当前乃至将来可见的人工智能发展与人工智能治理，仍为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包括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所引领。事实上，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领跑者，一直在努力缩小与美国在智能发展领域等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然而，2018年的中兴、华为事件，以及日趋白热化的中美贸易摩擦及中美关系负效应，从现实国际政治经济层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人工智能带来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背后，科学技术作为国际政治权力的核心要素，其地位似乎从未下降。鉴于此，根据上文有关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一般路径分析，联系中国实际，具体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理应从国家人工智能战略高度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外交政策维度来展开：
1.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根据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分别计算出一级指标权重，再通过公式(10)，充分利用样本熵值对主客观权重进行加权组合，确定综合权重。二级指标涵盖内容较多，无法获取统计数据，因此二级权重仅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主要参数及结果见表5。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着重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具体战略部署包括提升新兴产业支撑作用、培育发展战略性产业、构建新兴产业发展新格局、完善新兴产业发展环境等。[注]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年3月17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3/17/content_5054992.htm. 进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则明确人工智能应用的工作重点与突破口，以在物质结构、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重大科学问题领域开辟新的前沿方向。[注] 国务院：《“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2016年8月8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8/08/content_5098072.htm. 2017年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由百度牵头筹建“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要从事以机器学习为基础的视觉识别、语音识别、人机交互新形式、深度学习智能等方面的研究，首要目标则是努力提升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整体能力。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这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认知成型。[注] 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7年7月20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 2018年5月14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科)重磅发布名为“X+AI”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专项行动计划，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产业和智能生态。[注] 《中国电科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专项行动计划》，中国新闻网，2018年5月14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5-14/8513667.shtml.
由一系列的规划和倡议不难发现，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决心大、覆盖面广，从网络安全到社会治理再到国防，都极为重视人工智能相关先进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当前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激烈，该领域甚至出现了某种“中国威胁论”，即认为中国受到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启发，美国军队展现出来的网络信息化优势，刺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信息化强军战略——“智能化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 of intelligentization)，超越“数字化”和“网络化”(networkization)，从而实现信息化向智能化战争的转型，因此“中国可能很快就在人工智能战场上超越美国”，“中美之间的下一场军备竞赛就是人工智能”。[注] Elsa Kania, “China May Soon Surpass America o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ttlefield,” The National Interests , February 21, 2017,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may-soon-surpass-america-the-artificial-intelligence-19524?page=show; Elsa Kania, “The Next U.S.-China Arms Ra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National Interests , March 9, 2017,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e-next-us-china-arms-race-artificial-intelligence-19729.无独有偶，或认为中国的智能武器变得更加智能，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变革走的也是“技术决定战术”路径，从而可能比美国更为重视人工智能在战场上的应用及效率。[注] Dennis Blasko, “Technology Determines Tactic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Doctrine in Chinese Military Thinking,”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 vol.34, no.3, 2011, pp.355～381.事实上，国际社会的反馈甚至疑虑，仍反映的是中国当前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态势。
由此可见，中国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同时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跑者之一，有望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提供丰富的应用案例，基于人工智能在中国国内全面和深度发展的客观要求，需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应用优化并使其尽可能服务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鉴于此，中国有必要运用人工智能优化经济治理和企业战略布局、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以人工智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从而积极推动国家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注] 巩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未来”到来与全球治理新议程》，《国际展望》2018年第5期。
当故障发生在区段Z8，此时FI1、FI2、FI7均上报故障信息，其他故障指示器无故障信息上报。设每个区段发生故障的概率一样，λ取0.95，δ取0.1。
2.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中国外交政策
一方面，与气候变化、金融危机、跨国犯罪、大规模流行疾病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相似，人工智能治理本身无异于某种新的全球问题，且这种现实威胁或“未来”风险可能已经到来。只不过，与气候变化等确定无疑的灾难风险相比，人工智能更带有“双刃剑”效应——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因之不仅意味着管控危机、预防风险，而治理进程中的人工智能应用显然还意味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如果说算法和规则是人工智能的技术核心，那么数据则无异于某种新的战略资源。在人工智能时代，基于一定的算法和规则之上的数据获取、存储、处理，孕育着新的国际政治权力生长空间，而人工智能引发风险的全球性、伦理标准的区域差异和知识能力不对称，客观上又要求国际社会共建新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注] 陈伟光、袁静：《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基于治理主体、结构和机制的分析》，《国际观察》2018年第4期。
共发放问卷39份，实际收回问卷39份，回收率为100%；其中不合格问卷3份。本课题组针对这部分不合格问卷再次联系相应医疗机构进行一对一指导填写，后达到合格标准。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9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另一方面，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外交政策、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其实密不可分。如果说人工智能技术是科学问题，治理则更多侧重于价值重构，需要共同的理解、协作与规范，需要建立起以主要国家政府为主导的、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广泛参与的全球合作网络。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与新时代中国对人工智能的积极回应，其实反映的仍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亦即中国如何与变化中的世界打交道，而人工智能此时既可以成为中国与世界之间良性互动的工具、媒介，又能成其为叙事情境本身。
于是，思考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其实内蕴着两层叙事衍生：一是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彰显大国责任和担当，与国际社会一道，为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定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全球治理善治和全球发展善“智”；二是突出中国外交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基于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的现实考量和战略谋划，提升人工智能应用的针对性和风险预警的前瞻性。鉴于此，需要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既利用现有的国际制度框架和国际机制平台(如G20和金砖国家)商讨人工智能议题，又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人工智能在中国外交实践进路中的创新路径，如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推广应用，并提升数据流通安全性、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拓宽大数据应用。同时，2019年中国外交遭遇的种种困难和挑战，提醒我们仍应审慎认知外部环境及其变化趋势。伴随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和双方结构性矛盾的不可消解，特朗普政府还将在贸易和技术上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隔离政策”，因而中国有必要更加重视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建设，力争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领域的主动权和自主权，深挖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潜力，以争夺未来技术革新制高点。进而，从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博弈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原本不应单纯依赖与美国等单一发达国家的双边国际合作，而应当联合更多利益相关者致力于实现智能化合作，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而不仅限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人工智能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五、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无疑主要指涉人工智能本身，亦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值得深刻反思与警醒的是，与其他全球治理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大规模流行疾病扩散等)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更具有自反性——人们似乎不仅在乎对于“未知未来”的恐惧并对可能的、想象的风险或危机加以管控，而且还近乎一如既往地追求征服“世界”(自然、社会、计算智能)。辩证而言，人工智能领域的快速起步，对人工智能的治理路径探索，无疑反映了人类社会和国家行为体对科技进步的不懈追求，人工智能应用的良性发展，也有助于人类福利更大程度的实现；但同时，对理性与所谓科技制高点的追逐，反过来也暴露了人类的“贪婪”，这可能使国际政治经济变迁中的悲剧重复上演——试想，蒸汽机、内燃机、电力，甚至核能的被发明，何尝不都是以“人类文明”之名？可颇为讽刺的是，这些发明创造却也有可能成为进步之殇，并为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后冷战局部动荡失序等悲观现实主义情境所还原。诚如历史学界新锐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言，“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21世纪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会比蒸汽机、铁路和电力在上个时代带来的挑战大得多。由于现代文明的破坏力过于惊人，人类实在禁不起更多的测试失败、世界大战或血腥革命。现代如果测试失败，可能导致的就是核战争、基因工程怪物或生物圈的彻底崩溃。所以，我们只能比面对工业革命时做得更好才行。”[注]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1页。 象征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人工智能(时代)，又是否同样难逃“宿命”？
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路径探索，注定举步维艰。这里，姑且不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与原有的全球问题相互交织而衍生新的全球问题变种(如人工智能跨国恐怖主义)，即使就“治标”而寻求问题要素的现象间联系，单就人工智能技术(算法和规则)治理本身而言已颇具难度，且扩展为全球公共问题还可能同样遭遇集体行动难题。因此，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分层，或与此相关的各种精巧制度嵌构，无异于“退向未来”，有可能反衬出全球治理失灵之深刻危机。
总之，既然有必要审慎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那么在一个新的智能化世界中寻求国家战略目标实现，必然要求强化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深度和广度。所幸的是，中国目前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跑者之一，同时作为新兴大国，有能力和潜力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需要指出的是，人工智能虽为当前甚至并不遥远的未来世界之最前沿领域，但毕竟仍处于快速起步阶段，因而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治理难题接踵而至，治理困难不容小觑，且由于主要国家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同样处于探索初期，治理前景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因此，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既要努力抢占高新技术研发的制高点，又要注重渐进发展和长期投入，以妥善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旧难题”与新挑战。
在任务下达后，学生会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促使他们必须通过教材的指引、相互讨论来解决。学生始终是课堂的主学生可以通过小组之间相互讨论，自己依据教材的指引寻求解决的方法，着重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体，教师只提供适当的指导，帮助和引导学生思考探究，当遇到操作得不到预期效果时，学生习惯寻问邻座的同学，主动和小组成员进行询问和探讨，共同寻常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图分类号〕 D523; TP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 2019) 08-0038-09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气候外交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研究”(19CGJ043)
作者单位： 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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