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政策效果评价及对策_扩大内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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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特点来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但是,从社会再生产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量,投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投资需求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量。不仅如此,在消费需求没有回升迹象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回升只能反映出行政力量的推动。这种行政推动短期内有利于阻止增长率下滑,刺激经济回升,但经济启动后的正常运行必须有消费增长的配合。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不会持久。因此,1999年继续扩大内需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要看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能否跟上和能否奏效。

一、1998年扩大内需政策效果评价

(一)扩大内需政策已经取得积极成效

扩大内需政策1998年以扩大投资为重点。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为加快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效益提供适当的宏观环境,中央及时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主张,在继续运用金融政策手段的同时,果断地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两个1000亿元大规模地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储备粮库、农林水利、环境保护等公共投资。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扩大投资的政策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1.下半年起,投资需求增幅明显上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增强。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8680亿元,比上年增长15%,增幅比上年提高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1500亿元,增长22%,增幅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2.财政投资项目的启动带动银行贷款增加,下半年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有所回升。到1998年末,广义货币M[,2]为104498.5亿元,增长15.3%,比6月末的14.6%高出0.7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38953.7亿元,增长11.9%,比6月末高3.2个百分点。市场现金流通量M[,0]为11204.2亿元,增长10.1%,比6月末高出3.5个百分点。在财政1000亿元增发国债投资项目带动下,银行1000亿元配套贷款减少了银行存差,从下半年起,金融机构贷款改变了比上年同期少增加的状况,全年比上年多增加贷款778.4亿元。到1998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86524.1亿元,增长15.5%,国家银行贷款余额68442.1亿元,增长15.4%。

3.工业生产速度下半年逐月加快。预计全年工业增加值(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和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为20120亿元,比上年增长8.8%,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4.8%,集体工业增长8.8%,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增长13.5%。1998年工业存货周期发生了积极变化。通常,在经济繁荣时期,由于需求旺盛,全社会库存水平处于较低程度;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需求疲软,库存水平较高;衰退到谷底时,库存水平达到最高值。统计表明,1991年以来,我国存货增加占资本形成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91-1997年,各年的数据分别为21.0%、13.7%、13.5%、12.5%、15.0%、13.1%和10.0%。进入1998年以来,投资增长虽然对当期工业生产速度拉动作用并不十分明显,但对市场进一步消化存货作用很大。与存货水平下降相对应的,是工业产品产销率上升。1998年第一季度工业产品销售率仅为93.8%,比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到第二季度产销率已回升到94.9%,第三季度进一步回升,11月份达到96.59%。产销率提高,存货减少,意味着企业资金流动性增强,效益下滑势头得到缓解。

4.在投资需求回升的带动下,投资品类生产资料产量增幅和价格已经略有回升。第三季度以来许多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品生产势头逐渐好转。一季度时原煤、原油和发电量等主要能源产品增速低迷,甚至负增长,到11月份这些产品均有2.4%到4.2%不等的增长率。钢、钢材、水泥、平板玻璃等产品生产稳定增长。通常,基础原材料产品生产升温是总体经济回暖的一个重要先行指标。

(二)扩大投资政策对经济启动的效果不如预期大

在看到扩大内需政策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必须客观全面评价其政策效果,认真研究扩大内需政策实施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影响内需的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两大因素走势看,扩大政府投资的政策对经济启动的效果不如预期大。

1.民间投资大幅度下降。1998年虽然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达22%(其中主要是政府投资),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幅并不高,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7180亿元,比上年11849亿元下降了30%以下,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2.居民储蓄增幅大大高于消费增幅,储蓄倾向进一步提高。市场销售保持平稳增长,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155亿元,比上年增长6.8%,增幅比上年下降4.3个百分点;考虑价格下降因素,市场实际销售量增长9.7%,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在一年三次大幅度降低银行存款利率的背景下,居民储蓄仍增不减,年末存款余额为53407.5亿元,新增7127.7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新增额4975.6亿元的143.3%,增长17.1%,是消费品市场零售额增幅的2.5倍,为近7年来之最高。虽然目前的资料还无法计算1998年的居民储蓄倾向,但从表1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居民消费倾向肯定是上升的。

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总体效果并不如预期的大,形成政府投资孤军深入的局面,与居民消费需求没有随投资需求扩大而扩大有直接关系。(1)投资乘数的大小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关。

1

投资乘数=────

1-b(1-t)

式中的t为个人所得税率,b为边际消费倾向。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则越大;居民边际储蓄倾向越高,投资乘数则越小。1998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继续下降,边际储蓄倾向在一年三次降息的情况下仍不断提高,投资乘数作用减小,使扩大投资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2)我国国有经济经营的优势领域在于生产资料,非国有经济经营的优势领域更多的与生活消费有关,因此民间投资活跃与否同居民消费活跃与否有直接关系,因为企业投资更讲求实效,在消费没有显示新的需求热点时,企业不敢贸然投资。

二、激活消费需求应当成为下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重点

中央明确提出将扩大内需作为今年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取向。要使扩大内需政策成功启动中国经济,必须改变目前政府孤军作战的局面,在启动民间投资和激活消费需求方面加大政策力度。

1.从财政发行国债的空间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的政府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今年我国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支出规模在上年的基础上还会有所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初步定为3165亿元。虽然从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和居民应债率(当年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看,国债发行仍有很大的扩充空间,但直接影响国债偿还能力的并不是GDP和居民储蓄,而是国家财政收入。从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还率指标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长以为继。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指当年债务收入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我国公共支出基本由国家财政承担,国债发行也是由中央财政掌握,因此,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直接反映国家财政依赖国债的程度。这一指标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为25-30%,我国1994年以来已经超过50%,1998年达到76.3%。国债偿还率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国际上一般认为应控制在10%左右,而我国1998年已经达到24.3%,财政的债务支出在今后几年还将不断提高(见表2)。如果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投资是扩大内需政策的第一级助推“火箭”的话,那么今年必须启动第二级助推“火箭”,逐步减轻财政压力,以免财政陷入不能自拔的局面。

2.从银行资金流动性风险加大的走势看,进一步扩大中长期基建贷款有难度。1998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加11490.9亿元,比上年多增778.4亿元。从贷款投向看,中长期贷款增加3068.5亿元,比上年多增1219.1亿元。中长期贷款中的基建贷款增加2364.6亿元,比上年多增1227.1亿元。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998年贷款比上年多增加额中基建贷款大于中长期贷款,中长期贷款流动性差,一般要4年时间才能周转一次,因此对于金融机构来说,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在当前储蓄存款稳定性下降、负债平均期限缩短的背景下,银行大量增加收益低、回收期长的基础设施中长期贷款,无疑会加大流动性风险,进一步大规模增加基础建设贷款的空间也在缩小。如果不能为银行资金开辟新的投放渠道,货币供应量增幅回升的势头可能会受阻,实际上12月份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的增幅一改前几月的回升走势,已分别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见表3)。

3.以往通过扩大投资带动消费回升、全面启动经济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必须启动投资与启动消费双管齐下。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明显的增长“瓶颈”,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方式主要是直接调控投资,“投资什么”和“投资多少”主要由政府根据资源供给的约束条件决定,消费需求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主要随投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消费需求的扩张与收缩与基本建设投资中40%转化为消费基金有很大关系。由于当时居民存在消费“饥渴症”,当投资膨胀时,居民随之增加的收入几乎全部转化为有效购买力;当投资收缩时,消费需求因居民购买力下降而收缩;在短缺经济中,消费与投资齐升齐降的同步变化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消费品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居民的消费行为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变得逐渐理性成熟起来。与预算软约束的政府或企业的投资行为相比,居民家庭预算硬约束使居民消费行为适应市场环境更快,更为理性。消费者行为方式的转变使消费需求开始脱离投资需求对它的决定性影响。1992-1993年我国出现改革以后第三次经济过热时,消费需求没有象1985年和1988年那样随投资膨胀而膨胀,而是出现了不同走势。消费需求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独立变量,开始遵循市场经济国家那种消费需求与GDP运行的一般规律运动。那种调控了投资需求走势也就调控了消费需求走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在当前形势下,要使扩大内需政策取得成功,必须认真研究居民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变化规律,调整消费政策,使扩大消费需求成为扩大内需政策的第二级“火箭”,并通过消费需求扩张带动民间投资回升。其实,从经济运行短周期看,似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但从长期看,真正决定经济运行方向和速度的是居民消费需求变动方向和速度。20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3%,绝对额由1978年的3624亿元,飞跃到1998年的79748亿元。20年的长期高速增长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经济政策与居民最终消费结合最紧密的时候,也就是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70年代末农业家庭经营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吃”,80年代初的轻工业“六优先”发展政策解决了“穿”,80年代中期开放引进加快家电普及已解决了“用”的问题,随着居民“吃-用-住”各层次消费需求逐一满足,在实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我国经济也实现了自身的高速增长。

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目标应当从量的扩张转变为质的提高,应当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变为追求经济增长质量上来,转变到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上来。从居民消费需求变动长波周期看,经过10年的积蓄准备期,我国积累了巨大的居民消费升级势能,当前城镇正处在以“住、行”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升级第二浪上升时期,农村正进入家用电器普及率快速提升的消费升级第一浪。当前经济增长乏力,问题出在城乡消费升级遇到种种障碍。虽然目前经济景气短周期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对新一轮消费升级有一定不利影响,使新一轮消费升级的时间延迟和实现形式有所变化,但短期因素变化不会改变消费需求变化的长期趋势。政府根据居民消费需求变化趋势顺势调控,切实解决影响居民消费升级的实际问题,可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相对理性,企业按照居民消费升级的市场需求配置资源,用消费者理性行为指导企业的投资行为,可以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在结构调整中的导向作用。因此,大力开拓城乡市场,激活居民消费需求,将居民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有效购买力,应当成为1999年扩大内需政策的“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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