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评估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中国音乐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721(2006)03-0062-04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音乐理论界围绕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评估、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中国音乐出路等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甚至是一些争论①。其中，一部分论者认为：20世纪中国音乐走了一条近乎西化的道路，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丢失了，尤其是在中国音乐教育中，西方模式占了上风，中国传统音乐处于劣势，西方文化殖民的影子尚未完全消除，故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值得反思；另一些论者则认为：现代化、世界化才是中国音乐的必由之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音乐文化传统的丢失是必然的，并不足惜。进入新世纪的几年以来，这两种观点的交锋并未结束，大有继续延伸之态势。这样的讨论或争论显然是有意义的。笔者认为，其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寻找一种适合中国的音乐发展方略，而在于它能引发人们对一些20世纪中国音乐问题的思考，并拓展当今音乐理论的话语空间。因此，笔者也便就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之评估，发表己见。
一、20世纪中国音乐是否走错了路？
20世纪中国音乐是否走错了路？是否西化了？是否现代化了？这种种争论显然已经成了历史。历史虽然是人创造的，但历史也具有客观性。对于受制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中国音乐来说，这种历史的客观性就更为明显。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从来不是由几个音乐家来决定的，我们何必去责怪历史上音乐家在某一历史时期创作或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呢？历史需要反思，历史中的人物也需要不断加以认识，但我们更需要有一种宏观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评判意识。
任何一种艺术样式的发展，确有其规律可循，但这种发展规律或发展动力决不是由这种艺术本身所决定的。音乐艺术的发展动力是由特定历史条件下整个文化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而不是由音乐本身所决定的，更不是由几位音乐家所决定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古今中外的音乐都不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因为音乐的发展总是受制于大历史、大文化，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就是如此。我们应该看到，决定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方向的正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说中国音乐的发展是现代化也好，是西化也好，或是丢弃了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也好，这一切都是由特定历史与特定社会思维所决定的。比如说，20世纪初学堂乐歌的兴起，30年代抗日救亡歌曲的出现，80年代“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崛起，都如是。80年代有人批评“新潮音乐”，说中国并没有产生现代音乐的社会基础、是紧跟西方现代音乐的亦步亦趋、是“后殖民”等等，那么“新潮音乐”的崛起是由“谭盾们”所决定的吗？显然不是。我们只能说，这些“新潮音乐”或“新音乐”的创造者适应了历史的发展、在新的时期产生对音乐发展的新认识而已。
然而，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人的需要，体现了人对文化的选择。那么，人究竟需要的什么呢？我们说，人与一般动物的根本不同也就在于人有文化。那么？什么是文化呢？这样的提问也许容易误入哲学本体论自身的困惑之中。那么，我们换一种提问方式：文化是怎样存在的呢？当我们去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就不难发现，文化并非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甚至就是人本身。这就意味着，人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状态而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文化，譬如说驯养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从这些叫做“文化”或者“文明”的东西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是为人服务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状态。历史上，任何一种被称为“文化”的东西，最先都是以改善人的生存状态为目标的。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也是如此。“中国新音乐”的出现无疑也是为了改善中国人的音乐生存状态。当然，这个目的性不大容易被发现。因为它是以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目的性为前提的。换句话说，20世纪中国音乐对西方音乐的借鉴，是中国音乐在整个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选择之一。总之，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无论是西化，还是现代化，都体现出了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要求，都满足了20世纪中国人音乐生活发展的需要。反过来说，中国音乐传统在20世纪的逐渐弱化，也是中国人不断改善自身音乐生存状态进程中的必然结果，这种现象的发生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原因，而不能仅仅归罪于西方音乐文化的冲击。
20世纪中国音乐不是一种孤立的所谓“审美文化”现象，它是20世纪中国文化这个整体的一部分。20世纪中国音乐所维系的也正是整体的中国20世纪文化这个整体。可是，许多论者在评价20世纪中国音乐时，却将“20世纪中国音乐”与“20世纪中国文化”割裂开来，也便将中国音乐与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割裂开来了。笔者认为，评价20世纪中国音乐需要一种整体意识，既要看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对20世纪音乐的制约，也应看到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对于整体20世纪中国文化的意义和作用。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化顺应了20世纪中国人生存状态改善的需要，那么我们就应去肯定这种文化，进而去对肯定中国音乐。我以为，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没有错，但这并不是说在整个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进程中就没有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批判的东西。反之，即使20世纪中国音乐走错了路，那么我们的反思也不应从具体的音乐现象出发。这就是说，反思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还需要从20世纪中国历史语境、文化语境中找到契机或突破口。应当承认，在过去的年代里，关于中国音乐发展问题争论的双方各有其理论背景，并都在历史及文化语境中为自己找到了立足点，那种认为20世纪中国音乐走错路的观点，批评其为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批评理论，由此而来产生出音乐上的反现代化、反欧洲中心论等等观点，这些后现代理论本身是出于音乐上的现代主义存在一些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样，那种认为20世纪中国音乐并未走错路的观点也仅从“音乐是为人服务的”的这一论点出发，仅去强调音乐现代化的合理性，在于它满足了当代人(审美主体)的需要的理论基础而阐述。我以为这种观点也存在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反方会问：不是也有人喜欢中国传统音乐吗？那你为什么不发展中国传统音乐呢？音乐的确是为人服务的，但音乐为人服务并光是因为音乐能给人提供审美愉悦，而更在于音乐作为整体文化的一分子，是通过维护特定历史时期整体文化精神来为人服务的。
随着整体文化的发展、历史、社会的变迁，中国音乐也在变化之中，因此，无疑也需要现代化。但在艺术及审美的范畴里也难为这种音乐现代化的合理性找到合理的必然的理论做支撑。所以，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音乐需要现代化，这种音乐现代化有助于建构一个更有利于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整体。而且，我们必须找到20世纪中国音乐现代化在理论构件上的合理性。
二、“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危机”还是“理论危机”？
在那些对中国音乐文化进行反思的文章中经常有“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危机”这样的表述。这种表述在中国音乐理论界可以说是很前沿的“话语”，但却是含糊的，存在理论的不明朗性问题。何谓“主体”？其有着多种理解，且是一个哲学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体指“特性”(identity)的承载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但从现代哲学上说，主体只能是人。“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中的“主体”，显然不是人，而是“中国音乐文化”。因此，“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危机”即说中国音乐的“特性”危机。那么，什么是中国音乐的“特性”呢？这个问题无疑就是回答中国音乐文化是否存在“主体性危机”的关键。中国音乐又具有那些“特性”？关于中国音乐的“特性”，人们总是从中国的古琴音乐、文人音乐、民间音乐等传统音乐样式中去提炼，并力图通过与西方音乐进行比较而得出。任何一种音乐样式、一种音乐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本质特征。这个本质特征或者“特性”的存在，正是这种音乐文化存在的前提。正因为有了这种“特性”，它才在众多的音乐文化中脱颖而出。“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即中国音乐文化的“特性”，的确存在，但它并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而总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变化、发展着的。这种“特性”作为中国音乐文化传统，正如黄翔鹏先生所说，传统是一条河，它总在不断地发展。也就是说，这种“特性”并不是孤立的，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总在吸取一些“他文化”(“他性”)的东西，并在综合之中不断得以丰富、发展、更新。任何文化都是这样，中国音乐文化也如是。
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尤其是20世纪中国新音乐，是否丧失了那种基于中国传统音乐样式的“特性”，即那种静止的“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呢？回答是肯定的，不承认这个事实是不行的，也是不客观的。但我们更应看到，如果这种“特性”的丧失，使整体的“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即“特性”)发生了变化，那这也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从根本上说，它是人对文化的必然选择。况且，20世纪中国音乐(即使是新音乐)，也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只不过是将这个传统发展、更新了。
毋庸置疑，中国的新音乐的确与中国传统音乐存在很大差异，但无论是哪一种新音乐样式，其中都能找到中国音乐的传统。比如“新潮音乐”，尽管一些音乐批评家认为它是彻头彻尾地模仿西方现代音乐，而西方人却认为它是中国音乐，它具有与西方现代音乐所不同的东西。这种中国的东西就是中国音乐或中国文化的“特性”。即便以后万一发生那种基于中国传统音乐样式的“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全部都失落了的现象，那也是历史为适应自身生存发展状态而做出的必然选择。总之，20世纪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都发生了变化，中国人的音乐发生变化也是必然的。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或者说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我们说，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或20世纪中国新音乐文化)中的那种基于传统音乐样式的“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出现了丧失的“危机”，也是不足为怪的。“中国音乐文化主体危机”论中的“主体”来自当代当代文化批评理论中“主体”与“他者”这对范畴。“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危机”的实质就在于，中国音乐文化被一种作为“他者”的文化(“他文化”)侵蚀了，进而具有了一种“他性”，即成为所谓“他者的主体”，而逐渐失去了“我性”，即“主体性”。很显然，这种作为“他者”的文化就是西方音乐文化。这种观点，是依托后殖民批评语境。关于后殖民批评及其理论，这里不作讨论，但这里要说的是，这样一种基于后殖民批评话语的“去殖民”话语也是不必要的。因为20世纪中国音乐总之所以出现了一些“他性”，但这种“他性”并不是西方人强加给我们的，并非什么“殖民性”或“后殖民性”。至于说，中国音乐家是否存在某些“后殖民”心态，或者对于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音乐理论界是否存在那种“东方主义”式的认识模式(“认识论暴力”)，那是另一回事。这里，笔者不作讨论。在何为“主体性”？何为“主体性危机”？何为“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危机”？这一系列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的讨论的时候，“危机论”的反对者就将“主体性危机”偷换为“自性危机”了。这样便把问题复杂化了。依笔者所见，“自性危机”这一表述是来自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批评(具体说是来自北美华人文化批评界)。“自性危机”是" identity crisis" 的中文翻译。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 identity" 在英语里有很多意义，在文化批评理论中，一般翻译为“身份”或“认同”，故" identity crisis" 翻成“身份危机”或“认同危机”为宜(限于篇幅，翻译的问题也就不讨论了)。但无论是“主体性危机”还是“自性危机”，实际上都是理论危机。“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危机”的缺陷就在于将“中国音乐”及其“主体性”做了静止的理解。
什么是“中国音乐”？什么是“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其回答本来就不应一成不变。“主体性危机”论者之所以说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存在主体性危机，就在于他们拿20世纪中国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相比，而没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更没从人与文化的关系、人对文化的选择这一真正的人文主义视角去看“中国音乐”与“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如果我们能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去修改“中国音乐”与“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的定义，那么“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危机”还会存在吗？故笔者认为，所谓“主体性危机”实为理论危机。
三、中国音乐文化出路：回到传统？西化？现代化？
要讨论中国音乐的文化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是太大了点儿。其实，这不是音乐理论界讨论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音乐文化向何处去，这从来不是由某个或某几个音乐家说了算的。20世纪中国音乐中存在着各种不同关于中国音乐出路的理论，但20世纪中国音乐从来就不是按理论家的想法去发展的。理论的指导意义只能体现在局部的音乐实践中。至于说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从来就是由一个更大的文化理论与历史必然发展所决定的，而这归根结底也来自人的实践活动，这个实践就是人的生命活动，即人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活动。
一个前提：一种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就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所谓生产力就是人，故中国音乐文化向何处去，首先应考量中国人改善自身生态状态的需要。因此，中国音乐文化出路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音乐文化更有利于当下和今后中国人的音乐生存状态的改善？
回到中国音乐文化传统，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传统音乐作为一种音乐样式，是以前历史社会的产物，在当代，它只能作为一种音乐审美的感性样式而存在，它只能满足一部分人审美的需要。中国传统音乐可以也有必要作为一种音乐审美对象而存在，也可以在认识与把握中国音乐传统、中国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作为一种认识对象而存在，但它不能作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唯一归宿。因为中国传统音乐所代表的那种文化精神或人文精神与当下中国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或人文精神，存在一定的距离。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中国的音乐家，喜欢和依恋中国传统音乐，这完全没有错。但在涉及中国整体音乐文化发展方向时，我们就应充分考虑到中国传统音乐作为一种文化与当下中国生产力发展要求是否一致。无疑，仅仅从文化多样性，或从文化价值相对论上考虑中国传统音乐或中国音乐传统的合理性，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仅仅只有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就义无返顾地拥抱中国传统音乐好了，并将复兴中国传统音乐作为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然而这行吗？
同样，西化，或“向西方乞灵”，也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无疑应该适应“现代”“中国人”的需要，这就是说，中国音乐需要现代化。但现代化并不是西方化，或者说，现代化并不仅仅是模仿西方，我们不需要简单模仿西方音乐。这里所说中国音乐的现代化，应是中国人自身发展需要的音乐的现代化，而不是西方的现代化简单摹本，音乐现代化模式是多样的，中国音乐的现代化应有自己的模式。实际上，20世纪中国音乐的现代化就已显现出了自己的模式。从理论上说，中国音乐的现代化，像20世纪中国所有领域的现代化一样，也应有利于当代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的需要。这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其目的就在于使中国音乐适应当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满足建构那种适合中国人生存状态改善的总体文化的需要。中国音乐文化怎样去适应当代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呢？关于这个问题，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一百年的实践已做出了回答。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从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呢？我们为什么总是在不充分认识历史的前提下盲目地去反思历史呢？
注释：
①涉及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评估的文章主要有：管建华.新音乐发展历史的文化美学评估[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1).管建华.中国音乐传统价值重估的思考[J].音乐研究：1995(2).管建华.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主体性危机的思考[J].音乐研究：1995(4).管建华.解开殖民与后殖民的“死结”走向文化平等的音乐对话[J]，中国音乐：1997(3).管建华.世纪之交：欧洲音乐中心论在中国解构之始[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3).何晓兵.中国音乐落后论的形成背景[J].音乐研究：1993(2).邢维凯.全面的现代化，充分的世界化：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必由之路——关于“中国音乐文化自性危机论”的几点思考[J].中国音乐学：1997(4).邢维凯.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与音乐审美的多元化[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1).蔡仲德.关于中国音乐出路的人本主义思考[A].音乐与文化的人本主义思考[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蔡仲德.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关于中国音乐出路的人本主义思考[J].人民音乐：1999(6).赵宋光.历史回顾引发的美学思索[J].音乐研究：2000(3).宋瑾.音乐的“中西关系”讨论再度升温——“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综述[J].人民音乐：1999(1).李晓东.新世纪的中西之辩——对当代中国一个音乐文化问题的思考[J].黄钟：2002(4).李诗原.当代中国与“现代性的不同选择”[J]，音乐与表演(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4).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