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起一座立交桥——回顾八年来程长庚研究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庚论文,一座论文,立交桥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0年初高占祥同志提出要重新研究程长庚，到这本《程长庚研究文丛》第三集出版的1997年末，正好是整整八个年头。这个特殊的“八年抗战”取得了什么战绩，经过了什么历程，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作为一名参与始终的“老兵”，回首返顾，忽地在眼前浮现出一座多层面、多通道的把程长庚与京剧形成的渊源铺陈开来，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把理论与实践沟通起来，把学术研究与艺术活动交织起来的立交桥！请允许我分层面的作些回叙与阐述。
第一个层面
这第一个层面，是围绕着程长庚研究这个中心而拓展的各项活动，构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形态；从程长庚研究辐射开来，又促进程长庚研究向纵深发展。这还得从高占祥同志1991年《在程长庚诞生180周年纪念活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构想说起。除了再搞一次“程长庚诞辰185周年纪念与学术研讨会”外，还提出：“能不能先从几个‘一’做起？比如塑一尊像、立一座碑、演一出戏、拍部电视剧、编一本书等等。”还提到“能不能建一个‘程长庚纪念馆’”，在安庆建一座“戏曲博物馆”和“恢复程长庚故居”等。这几个“一”，是根据会议中提到的建议概括起来的，自然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与支持。后来，高占祥同志又提出要设立以程长庚命名的京剧最高剧目奖。
从此以后，一个研究、宣传、学习程长庚的热潮就逐步升温，逐步扩展、逐步落实。由此而使“我们的戏剧活动、理论研究活动一浪接一浪，一浪推一浪，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论坛歌台唱剧神》第12页）现在，就让我们沿着这几个“一”来作一番巡礼。大致可分四个方面：
塑像建馆。安庆市人民政府对塑像极为重视，拨发专款，于1995年10月，在第二届黄梅戏艺术节开幕前夕，先行在安庆黄梅戏学校校园内，塑起了一座玻璃钢的半身程长庚像，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复于1996年再在菱湖公园之畔塑起了一座程长庚的全身铜像，于12月12日再次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而这座铜像正与塑立在菱湖公园之中的严凤英饰演七仙女的雕像遥相呼应，由两位杰出的戏曲艺术家连接起这个戏曲之乡的发展历史。对于在安庆建立“戏曲博物馆”，我们期待着这张蓝图变为实体。
程长庚故乡潜山县，积极筹建“程长庚陈列馆”，并于1995年6月9日开馆。陈列馆设在风光秀丽的“皖光苑”中，与著名小说家张恨水的纪念馆并立为邻，成为潜山双璧。县里还将程长庚故居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舞台荧屏。几乎是与程长庚研究同步即兴起了塑造程长庚艺术形象的创作潮头。首先是安徽省京剧团创作演出的大型京剧《京剧鼻祖》，首演于1991年“纪念程长庚诞生180周年”之际，引起与会专家的重视；而后改作为《程长庚》于1994年赴京演出，并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由中央电视台和安徽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9集电视剧《大老板程长庚》，也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程长庚在舞台与屏幕上频频出现，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生动的艺术形象的精神感染力，是单纯的学术研究所难以达到的。但也正是学术研究的成果提供了艺术形象塑造的基础，激发了艺术家们的创作激情，推动了艺术创作的发展。这是程长庚研究的辐射之力。随着程长庚研究的再深入，也许会有更准确、更生动、更深刻的程长庚艺术形象的再创造。
出书立传。出书的重点，是这一套《程长庚研究文丛》，关于它所反映的学术研究成果种种，我们将在下文概述。这里要提到的，是这一套《文丛》，不可能囊括所有研究成果，在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文章，或星星点点提及程长庚，或主要研究程长庚，在《文丛》第二集《古今中外论长庚》中已尽可能选纳，但仍不可能是全部。这种程长庚的研究活动，面在不断扩大，而且呈现出系统化的趋势。笔者近日就收到一本赠书：由刘强、杨宏英合著的《程长庚传》，全书13章，25万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首版。正是集近年来程长庚研究的新成果而编著的一部新传记。可见星火点燃，当可燎原。
命名设奖。在程长庚研究的延伸与拓展的活动中，最令人鼓舞的当属以程长庚命名的京剧剧目大奖的设立。此奖已于1995年11月程长庚诞辰184周年之际在天津举行的首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首次颁发。这项大奖的持续设立，对推进京剧剧目的创作，整体艺术的追求和精益求精的磨炼提高，无疑将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同时，对认识、宣传程长庚和在艺术实践中学习、扩大程长庚的精神，亦将大大超越学术研究的范畴，产生更远的影响。
从上述勾画的这座独特的立交桥的“第一个层面”，不难看出：不仅几个“一”，得到了基本实现，而且更有新的拓展和超越。这里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出在程长庚诞生180周年和逝世110周年之后的新中国，程长庚这“一颗未被公正鉴别的广泛常识的明珠”（见《总序》），重新闪现出异彩，引起了当代京剧界、戏曲界的广泛注意，激发了研究、学习、宣传这位艺术伟人的热情，从而多角度、多方位、立体化地塑造出一座巨大的程长庚雕像；而又多通道地把程长庚的种种优秀品质和艺术精神扩展开去。这其中虽有有心人的倡导，却没有历史的臆造。或者说：正是历史的真实被发现出来，又与现实联系起来，才引动更多的人来架历史之桥，铺现实之路。
第二个层面
这座“立交桥”的主桥体和主通道，当然是程长庚的学术研究。从这里铺陈开前述条条通道，形成“第一个层面”。而学术研究本身，又从程长庚这个点引伸开去，逐步拓展与深化，同样呈现出多侧面、全方位、立体化的形态，构筑了它的“第二个层面”。可否作出这样的概述：
一是由点及面。回忆八年前提出重新研究程长庚，其重点与主旨，主要是在程长庚的历史地位，亦即程长庚作为京剧创始人的历史性与科学性。围绕着这个中心探讨四个问题：“一是京剧有一个明确的创始人吗？”“二是这一命题有其必要和重要的意义吗？”“那么，谁是京剧创始人呢？”“最后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当然是：程长庚作为京剧创始人是历史的真实吗？”（《论坛歌台唱剧神》357-359页）这一系列的问题，已经涵盖了广泛的面，但还总是围绕着程长庚作为京剧艺术创始人这个点而提出。而实际上，随着研究资料的新发现，和思辩的再深入，必然向广阔的面延伸；尤其是要向京剧形成的种种方面作历史的深入探究。这里摘其主要的略作记述。
首先，当然是形成京剧的声腔，尤其是其主要声腔——皮黄的源流这个重要而又恼人的问题。正如《中国戏曲通史》所说：“皮黄这一声腔的形成过程比较复杂。……这复杂就在于西皮与二簧属于两个不同的源流，而且是在两个不同的地区分别发展起来的。至于它们产生的年代、以及何时合流，都已很难查考。”但皮黄又“是近三个世纪以来影响极大的一个声腔。”尤其是“皮黄在清代中叶的蓬勃发展，直接为清代末叶京剧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京剧的出现，是皮黄发展的高峰。”（第181-187页）因此，研究程长庚与京剧形成的关系，必须要把皮黄源流，尤其是对其何时、何地又如何合流种种，推展开来进行再探讨。从《文丛》这三本集子中，不难发现是占了重要地位与篇幅的。而且既有老资料的再探究，也有史料的新发现，对曾经很有份量的一些论断，诸如：皮黄合流是徽、汉入京之后的事，“班曰徽班，调曰汉调”等等，都提出质疑、新说。经过这一次对皮黄声腔、尤其是皮黄合流与京剧形成的关系的梳经理纬，大致可以认定：皮黄合流不在徽、汉入京之后，而在入京之前：其“京化”则在徽、汉入京之后，而正是程长庚那一代人“创成‘京皮黄’”。（见本集于质彬文）这就是说：程长庚等人不仅是只带着“西皮”或“二黄”入京，而是带着“皮黄”入京。程长庚正是带着家乡（也是家班）的“弹腔”（老徽调）入京，而“弹腔”就已是“皮黄合奏”了。所以，京剧史家李大珂先生曾向笔者说：在程长庚研究中，安徽对“弹腔”的研究，将要改变对京剧史的写法。可以说，这一轮从程长庚研究而铺陈开来的“皮黄”声腔的研究，尽管不可能对《中国戏曲通史》留下的一连串问号作出全面的回答；但确实提供了新的资料，新的思考，并使某些部分明晰起来。这是对面的贡献，而这又返转来对程长庚与京剧形成中一个重要的点充实了论证。这正是点与面、桥与路的天然的、辩证的关系。
另一个必然要铺陈开来的面，当是关于京剧形成时期的这又一个众议纷纭的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也并存两说：“京剧戏曲剧种，清光绪年间形成于北京（一说形成于道光年间）。其前身为徽剧，统称皮簧戏，同治、光绪两朝，最为盛行。”（《京剧条》第158页）而在诸家众说中，也是从京剧形成到谁是京剧形成期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各有说法。最主要的分歧正是从上引两说而生：若是形成于道光年间，当是程长庚；若是形成于光绪年间，当是谭鑫培。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大致得到了解决。大量史料显示，大多学者共识：京剧还是形成于道光年间“老生前三杰”活跃时期，因而早就有人称程长庚为“京剧之始祖”（见本集于质彬文）。因而，我在《文丛》第一集《编后话》中依据众多学者、专家之见，而归纳的京剧形成发展的五个时期：“以高朗亭率三庆班进京始为孕育期；以‘老生前三杰’活跃的革新年代为形成期；以‘老生后三杰’精雕完善的年代为成熟期；以梅兰芳等一代大师涌现的年代为鼎盛期；再后至新中国建立为改革期。”（《论坛歌台唱剧神》第362页）似乎越来越为史料所证实和史界的认同或默许。这个关于京剧形成时期的面的问题的再探究，同样返转来又为确定程长庚在京剧形成中的历史地位，稳固了根基。
再一个必然要铺陈的面，则是围绕着程长庚的人与事的研究。特别是他的同辈创业者的功能、作为与历史关系，以及他的师承与传人的相互影响。因此，在这三本《文丛》中，同时纳入了这个方面的大量资料和种种论述。一宗伟业的历史，不可能由一个人创造。它必然是人民群众的催动，历史机遇的赐予，集体智慧的结晶，群体力量的创造。因此，研究程长庚就不可忽略他的师承、传人，才见其历史的来龙去脉；更不可忽略同时代的共创伟业的功臣，乃至其竞争的对手。因此，在这一套《程长庚研究文丛》的专题丛书中，我们不惜篇幅延揽环绕程长庚的人与事，尤其是另两位艺术大师——余三胜与张二奎的事迹。目的不是为了“对比”出功业的高下大小，其主旨在于：程长庚是伟大的，但他的伟大正是由于善于继承前人优秀的遗产，站在巨人的肩上前进；善于融汇同辈人的艺术创造，发挥集体创业的优势；善于传播艺术精华，泽及后人，传艺后世。遵循着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研究宗旨与原则：不埋没他人，只求孤蜂突出；而是展现集体创业的宏图，水涨船高。在还程长庚历史面貌的同时，还创业集体的历史真实。因此，这个历史的面的铺陈，也就当然地丰富了程长庚的伟大形象。
天下事，常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回顾当年提出研究程长庚的初衷，只想局限于程长庚这个“点”为他重画一张历史的肖像。但一旦展开，便不可抑制地向历史的“面”延伸。令我们惊喜的是：这不仅使一些围绕京剧形成的历史大块面中模糊的、存疑的问题，得到了澄清、共识、新见，或者得到史料的补充与论证的依据；而且在这幅历史大画的描绘中，程长庚的历史肖像也随之逐步地明晰起来。因而，关于程长庚在京剧创始期中的历史地位，也就无需再作什么强调、重申和赘言了。
二是由表及里。假如说这一次程长庚研究再兴起之时，研究家们着眼多在于“表”，亦即展现程长庚和京剧形成期大师们的丰功伟绩、人品艺德之花与果；那么，八年研究就更向深层渗透，向根部探究，由果及因，由表及里。这主要表现在：
探适时之路。若问程长庚为何具有那么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坚定的艺术信念，当然首先要向程长庚所处的特定时代探问求答。因此，程长庚与时代的关系，就成为这一次再兴起的程长庚研究的一个重点，于史于论，逐步深入。程长庚艺术成长与成熟，以及成为梨园领袖的年代，正是鸦片战争之后，列强逐步蚕食中华，清王朝日益没落，志士仁人呼唤变法图强，乃至改朝换代的革命思潮隐隐而起的时代。大量史料显示：程长庚鲜明地反映出两方面的思想情感：愤列强之凌辱，恨清廷之腐败。由此坚定了这样的艺术信念：要以多演贤臣志士之戏，以振奋民心。说他演戏是“泄吾悲耳”。程长庚研究的过程，正是向这一层次深入的过程。徐城北先生并提出了程长庚最可贵与最值得学习的精神，正是“‘痛苦出艺术’的胆魂。”（见本集徐城北文）当然，“痛苦出艺术”，就已经与当时人民大众在思想感情上取得了共鸣；但痛苦而出什么艺术？是消极？是积极？程长庚取了后者。这就决定了他是时代大转折期中属于带有先进性的“觉醒”的一族。因此，有人更进而认为：程长庚“作为中国近代史时期新兴京剧艺术奠基人，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前驱当之无愧。”（见本集王清辉文）对于程长庚与时代关系研究的深入，不仅回答了程长庚的所作所为的缘由，相当典型地揭示了伟大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符合历史辩证观点；而且也使在时代大潮兴起时程长庚这位“弄潮儿”的形象更加鲜明。
寻地域之根。一方水土育一方英杰。程长庚的艺术道路与人生道路的走向，正与其故里、家世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的资料在这方面存文不多，着墨不浓。而这次程长庚研究再兴起之后，论者们为了寻根追踪，把笔端向这个一方水土深深插入，开掘了许多新的资料，提出了许多新的识见。不仅对程长庚的生卒、籍贯、家世，澄清了一些存疑、传讹之处；而且如前所述，由于“弹腔”的发掘与研究，也清晰地理出了程长庚艺术的根芽。并且从“弹腔”与京剧的声腔关系拓展到表演方面。有人对程长庚师承米喜子习关羽戏而变革几这一之成定论之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程长庚关羽戏的创造，仍然是从家乡的“弹腔”（老徽戏）中变革而来（分见本集刁均宁、汪同元文）。研究的深入，不仅在艺术上寻根，也在“做人”上追踪。程长庚的先祖是宋代理学大家程颐。尽管这一分支来到潜山，仍以“理学名家”为荣，以程颐把人的一切活动归纳为“视、听、言、动”的四字箴言为家族之“堂号”。程长庚到京后，也以“四箴堂”为其居室之名，并署在戏单之上，以致人们常以此而代其名，这显然是程长庚为了以名门家风约束自己，在“视、听、言、动”四个方面以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甚至他在艺术上的严格要求，似乎也与其家乡父老热爱戏剧、熟悉戏剧，严格要求演员的乡风大有关系。有一则常被人引用的轶闻：一次程长庚在家乡演唱有误，一长者搬石于台上，让其自碰。尽管长者未让他真碰，但观众的严格要求可能真的令他难忘。本集中有陆洪非、张必贵、汪传碧、徐霁旻等同志提供的一组论文，正是侧重于艺术英才与一方水土的关系，涉及到艺术家成长的“生态学”。梳根理蔓，让程长庚从坚实的土地上站立起来。
究竞争之略。程长庚所处的时代，不仅是社会的、政治的大波动、大转折时期；也是艺术的大变革、大竞争、大融合的时代。程长庚及同辈的艺术英才，以变革之志、融合之道而取得了竞争的胜利，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剧种——京剧，这是历史的事实。但他们怎样在诸腔竞胜中取得了这一伟大的胜利？自然引起了当代专家、学者的兴趣与思考，来一番由表及里的探究，向带有规律性的经验开掘。从诸家文论中显示的突出印象，是在于创造性处理好三个关系。一个是纵向的继承、变革与创新的关系。不论程长庚与其同辈人是否有这方面明确的理论思考，但他们的艺术实践证明他们是善于处理这个艰难而复杂的关系的。程长庚与参与京剧创始的大师们，带着“皮黄合奏”的艺术种子，汇聚京都，经过这一方新的土壤的孕育，人民群众的检验，而形成了京剧主要声腔——京皮黄的过程，正生动地体现出这一艺术发展的纵向关系。一个是横向的吸取、容纳与融汇的关系。京剧的博大精深，是这种善于融汇的结果。融汇不是“拼合”，而是“化合”，以横向吸取丰富纵向发展，善于取他人之长来增强自我之优。所以，我们曾强调：“说某人是某剧种的创始人，绝不是说‘一刀切’地一切都由他而‘创’，自他而‘始’。”（《论坛歌台唱剧神》第363页）主要是在于既善于纵向的继承与发展，又善于横向的吸收与借鉴，并善于通过融汇、变革而创造，把纵向与横向的关系处理好。一个是善于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创造一宗伟业的伟大，必是善于团结的典范，是群体中的一员，又是群体中的领袖。葛献挺同志记述历史大家翦伯赞向他说过安徽在近现代史上出现过三个“总司令”：“头一个是李鸿章……。第二个就是程长庚，他主持三庆班和精忠庙，使徽班由不大为士大夫所喜的地方小戏，一举打动天听，使皇帝、太后百听不厌，使王公大臣们以交伶人为荣。……第三个‘总司令’是陈独秀，是毛主席封的……”（见本集葛献挺文）关于程长庚善于聚才，乐于助人的事绩，记述甚丰，但多从艺德人品而言。然其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竞争创业。既敢于竞争、又善于竞争，这是对历史经验的开掘，也是对程长庚认识的升华。
三是由古及今。当代人对历史的研究，总是由今论古，又由古及今，努力开掘历史经验中的现实意义。这几年程长庚研究，正是沿着这条通道而逐步深化，并显示出一些重要特点。
特点之一：从学习人品艺德向学习艺术创造经验深化。虽然高占祥同志在1991年首次程长庚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初论京剧创始人程长庚》中，就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学习要点，全面阐述了继承、学习、发扬程长庚的精神财富（详见《论坛歌台唱剧神》第44页），但初期多侧重于人品艺德的倡导与学习，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对现实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应该继续强调。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程长庚与京剧形成的历史经验与艺术道路的探讨，越来越显出其重要性和现实性。因为，当代戏曲、尤其是京剧，也处在诸种艺术形式的激烈竞争之中；诸多艺术理论与实践问题，还处在探索之时。那些如何解决纵向继承和发展与横向吸收和融汇等等艺术创造经验，就显得更为醒目与现实。研究家们越来越关注这种种关于当代戏曲生存与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开掘。在这一本文集中可以看出其趋向与成果。
特点之二：从广泛倡导向专题探讨深化。八年前，专家、学者们就在论文中重视学习、继承、发扬程长庚与京剧形成期中艺术大师们的精神、品德与经验，但大多还是处于广泛倡导，就人与事的具体方面提出零散的提示，经过几年的深入研究，逐步向系统化、专题化发展。这一次的研讨会，竟有三分之一的论文，主要或侧重于阐述程长庚与京剧形成的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而且分门别类地进行了专题探讨。诸如，从教育方面、剧目方面、艺术与时代……等等。比方教育方面，就有一组论述其育人成才、建立戏曲艺术教育体系的文章。不仅概述了培育人才、创建科班的事绩；而且就艺术教育的种种经验作出细微研究；还提出京剧所以能形成、传世与繁荣，不仅要依靠艺术教育培养艺术表演人才，而且要培养自己的“教育家”。程长庚创办了京剧科班之母——三庆（四箴堂）科班，培育出教育家杨隆寿继办“小荣椿”科班，而“小荣椿”培育的叶春善，又创立了名科班“富连成”……这里就强调出了一个极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的经验：要想一种艺术得以传世而繁荣，就要重视这种艺术的教育；要想出现拔尖的艺术家，就要同时培育优秀的教育家；艺术教育实是艺术繁荣之本。
特点之三：从精神呼唤向具体细微的联系深化。“呼唤程长庚精神”，已有人发出过，这无疑是重要的。但研究的深入，把这种精神，分解开来，具体起来，联系到现实，更具针对性、可视性，乃至有些具有了可操作性。比如：剧目建设方面，是京剧形成的一大要素，程长庚及其三庆班在剧目创编方面的经验，影响了后世京剧大师的艺术道路。京剧从这里开始了与时代与人民与知识分子的结合。剧目繁荣与京剧繁荣显示了历史的同步性；当前京剧的不景气与剧目的不繁荣也是同时显露；因而振兴剧目当然是振兴京剧的一大关键。文集中已有专文论及。还有表演团体的经营管理；艺术流派的形成发展；戏曲艺术教育的组织、实施、方法等等，都有专文作了细微具体的研究和对照。似乎想在历史的经验中，寻找到解决现实中种种难题的钥匙。尽管历史与现实终究有着差异，常常是启示多于采用。但这种研究精神和史家论者的良苦用心，是可贵的。
我感到：这多年来，程长庚研究经历了“由点及面”、“由表及里”、“由古及今”的发展过程，确是铸造起了这座独特的“立交桥”的又一个层面。并由此连接起了从历史到现实，从功业到经验，从做人到兴艺的条条通路，既展示了程长庚真实的历史面貌，又输送出丰富的精神营养。
第三个层面
作为一篇八年来程长庚研究情况的汇报，似乎不应再饶舌了。但作为《程长庚研究文丛》的主编，还是情未尽，笔难停，总想为这座“立交桥”再铺设出“第三个层面”，哪怕是画出一张草草蓝图，但这已经很难做到。因而，这“第三个层面”，只是未来的，无形而又无尽的。任何一件历史上的伟业，其历史研究，可能是有尽的，但其历史的影响是无尽的，在后世人的思想中永远延续；任何一位历史传人，其历史的雕像可能是具体的，但其“精神的肖像”却是无形的，在后世人的心上永远留存。当然，程长庚研究，尚未达到这样境界。比如：
就其史料发掘，并未终了。钮骠同志在看了《古今中外论长庚》那本52万字的资料集后，曾告笔者：“还有遗漏，那里就还有。”我请他能尽快寄来，以便续编入第三集，但惜未赐予。这只是一个信息，遗漏尚不止此。
就史料甄别而言，亦未尽善。这本文集中，丁汝芹同志就从清宫档案中未查出程长庚受过文宗封赏（不论是“五品”或“六品”）；还有前文提及的程长庚到底是否师承米喜子而习关羽戏？再再都应重新甄别。而在京剧声腔的形成史料中，魏子晨同志就又提出了“天津调”与京剧形成的关系，都有待深入探究。
就论点而言，争议还存。比如就在这本文集中，对于徐城北同志提出的程长庚时代还是“听戏”时代，就有于质彬和王清辉同志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程长庚已经完善了京剧表演体系，等等。
当然，更有热心的同志已有程长庚研究的新的构想乃至腹稿。于质彬同志在近期给笔者的信中，就提及要再写一篇《京剧始祖程长庚》。也有人常常询及，下一步程长庚研究的重点。
还有，曾设想力争把程长庚推为继关汉卿之后的又一位“世界文化名人”，也尚待进行。
……
作为程长庚研究成果载体的这套《文丛》，将在出版这本第三集之后，要暂告一个段落。但这不应是程长庚研究的中断。诚挚地期望诸位把想写的写出来，该做的做出来，有价值的史料与论文，总是会受到欢迎的，总是对历史的贡献而有益于今天的。深情地盼望着这座“立交桥”会架设得更加坚实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