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历程——李泽厚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程论文,访谈录论文,李泽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2002年2月7日晚
地点：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戴阿宝：（以下简称戴）新中国美学已经走过了50年。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有机会与您面对面谈谈美学，谈谈您对新中国美学50年的看法，也谈谈您个人的美学经历和成就。我想我们就从发生在五六十年代的那场美学大讨论开始吧。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您不仅是参与者，而且还创立了一家之说，由此形成当时的美学“三派”，也有人说是“四派”，您说是“三派”。今天，其他两派的代表人物都已不在了，您作为参与者如何评价这场美学大讨论？如何评价当时的美学3派？如何评价各派的理论贡献或理论不足？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先说一说“三派”和“四派”提法的由来。“三派”是朱光潜首先在文章中正式提出来的。我当时还年轻，26岁，哪敢说自己是一派，特别是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尽管我知道，我的意见的确与他们的不一样，而且也的确有不少人赞同我，但不敢声称自己是一派。朱光潜用了“李泽厚派”一词，我当然很高兴了。“四派”的提法，怪我。我当时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有4种意见。这一提法看来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所谓的“四派”就是把吕荧、高尔太也算作一派，但实际上，他们的理论，从系统和思辨的广度和深度上，都难构成一派，而且引述他们理论观点的人也不多。朱光潜、蔡仪倒各是一派。蔡仪有自己的体系，尽管你可以不相信他，但他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他的学生坚决追随他。
下面就说说这场讨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因为我是当年讨论的参与者，让我回顾这段历史，作一个所谓的客观评价，比较困难。我只能说说个人的看法。我说过，我是比较顽固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当年的看法。我的第一篇文章谈美感的两重性，同时认为美是客观的、社会的，我现在还是这么认为，基本观点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对他们两派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变化。蔡仪认为，美是客观的，没有人就有美。我觉得这不通。没有人，谈什么美，谈什么善，这不是神学吗？善和美都与人有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与朱光潜是一致的。我与朱光潜的区别，过去是现在也是，他把美等同于美感，美和美感基本上是一个东西，我认为美与美感有区别。我认为美的根源是人的物质实践，朱光潜认为美是人的主观意识加上客观对象。我的美学观点主要在《美学四讲》一书里。《美学四讲》以后，我就告别美学了。回想起来，我比较高兴的是，从讨论开始，赞成我的人相当多，尽管我当时还比较年轻。即使今天，赞成我的人也还是不少，虽然现在有些人说要超越实践美学，主张后实践美学、主张生命美学等等。
我认为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是相联系的，不可分割。这也可以说是我的哲学思想。现在西方强调以语言为中心，我不赞成。我还是主张物质工具的基础性作用。从《批判哲学的批判》这本书开始，我始终强调人通过制造工具来实现自己。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讲过这一思想，但没有展开。我以人如何可能回答康德的认识如何可能。人的这一套认识结构，如因果范畴、时空关系等感性形式，是从哪里来的？康德认为这是先验的。我认为这些不是人想出来的，不是从人的思想、意识本身出来的，而是人在物质实践活动中、在制造和使用工具中，慢慢地生长出来的，贮存、保留在意识里面。所以，康德说的认识如何可能，也就是人如何可能，而人如何可能也就是美如何可能。在《美学四讲》里面，我强调把美的对象与美的根源区分开来。Aestheticobject（美的对象）并不就是美的根源。在讲美的对象上，朱光潜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他说，主观是带有意识的，通过感受那个客观对象，那个对象就是美的。他强调美和美感是一个东西，所以，产生美感的对象就是美。我讲的是，人所以对那个对象产生美感，有客观方面在起作用。我不对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产生美感，而对花产生美感，为什么？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在注意到客观方面，蔡仪是对的。但光有客观方面也不行，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作为条件的根源在哪里呢？我认为，根源就在人的实践。我和其他两派的区别也就在这里。我虽然主张美是客观的和社会的，但我一直认为主观的美感是重要的。美是美感的基础，美感来自于人的社会生活，人的物质实践引发了人的美感。
如果我今天讲得不清楚的话，可以看看《美学四讲》第二章，虽然比较抽象，哲学分量很重，但基本意思都在那里了。蔡仪的不足在什么地方，朱光潜的不足在什么地方，那里都讲了。现在，我对这些问题从50年代起始终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有所改变的是关于形式美的问题。50年代我把它说成是自然美，但在《美学四讲》里面，我认为形式美也不是自然美，而是社会实践的结果。我把沃林格所说的抽象放入到生产实践中去。形式美不是对自然的美感形成的，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这非常重要。我在《美学四讲》第二章里就讲了这个。我觉得好多东西不需要多少变化。2加2等于4，一千年前是这样，一千年后也是这样。
戴：关于这次讨论的历史过程，您能否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回忆？比如，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是如何参与这次讨论的，您经历过哪些有趣或值得追忆的事情。
李：这一过程很简单。最早是朱光潜在《文艺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作自我批判。周扬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很满意，表明朱光潜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这样一个大教授，地位是很高的。当时毛泽东正提倡学术问题可以“百家争鸣”，美学讨论就这样开始了。黄药眠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判朱光潜。我不太知道具体过程是怎样的。王若水或李希凡大概知道。接着，朱光潜又写了一篇文章，讲美学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蔡仪也写了一篇文章，批判朱光潜。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讲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这样一来就有4篇文章，但因为黄药眠的文章没有提出什么理论，于是就变成朱光潜、蔡仪和我三家之争。这也就是3派的由来。实际上，我当时是写了一篇大约两万字的长文，就是在1956年12月《哲学研究》上发表的那篇。发表之前，有人拿给《人民日报》的编辑看了，他说，你写一篇短的吧。于是，我就写了一篇短文章，就是那篇长文章的要点。那篇长文章是油印稿，送给一些人看过，其中有贺麟。贺麟看了以后，又送给朱光潜看。贺鳞告诉我说，朱光潜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在批判他的文章中，这一篇是写得最好的。贺麟把那封信给我看了。我很感动，因为那时年轻嘛。大家批判朱光潜，都要给他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反动、腐朽、资产阶级，我也扣了不少，但好多人的文章没有讲什么道理。我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受到朱光潜的称道，大概是因为我讲了一点道理，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当时感觉，批判人家并不难，说人家这不是，那不是，很容易，难的是你能否、能够提出正面的意见。我在这篇文章里就提出了一点自己的东西，比如美感的两重性等等。1994年，快四十年了，蔡仪还在批判我的美感两重性。美感的两重性，就是说美感既有功利的方面也有直觉的方面。在他们看来，这是大逆不道。因为那时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列宁的反映论，所以讲美感的直觉性是不行的。在直觉性这方面，当时我是想写下去的，但不能写。直到70年代末，通过形象思维的讨论，在刘再复主编的杂志《文学评论》上，我谈了创作的非自觉性、无意识性。这虽然是很普通的现象，但当时大家都还不能接受。这其实就是美感两重性的延伸。在50年代，这些更是绝对不能讲的。讲弗洛伊德，就是反动，罪莫大焉。蔡仪就批判弗洛伊德。一些年轻人不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不知道那时候讲无意识是不得了的事情，现在这些都是常识了。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我还是强调要研究美感。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把美感放在第一的位置上，之后才讲美，但是这思想在当时是不可能深入进行研究和讨论的。
戴：您在《浮生论学》一书里已经讲了七八十年代的“美学热”。我的问题是，希望您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谈一下七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与五六十年代的“美学热”的关系。比如，它们之间的区别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李：七八十年代，整个语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五六十年代，美学讨论的参与者，包括朱光潜，都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争着戴马克思主义这顶帽子，而决不愿戴唯心论的帽子，当时唯心论是一个贬义词，几乎是政治上的罪名。到了七八十年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唯心论不是罪名了。这就是区别。但应该说，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为七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作了准备。比如在人的方面，有那么多人对美学感兴趣，有那么多人写文章。五六十年代参加美学讨论的人，在当时大都是青年，到了七八十年代就是中年、壮年了，比较成熟了，许多人是大学副教授、教授。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美学讨论就比苏联的讨论水平高。苏联也有过类似的讨论，也分了社会派、自然派等等。中国的讨论在60年代便抓住了马克思的《手稿》，80年代又着重讨论了这《手稿》，理论水平要高一些，苏联则浅一些。再有，形象思维的讨论对“美学热”也有不小的作用。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是逻辑学家，他说，形象思维也有逻辑。但怎么能在形象思维即艺术想象和创作、欣赏中找出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那样的东西呢？那是不可能的。一些人说，既然形象思维是思维，就应该有逻辑。我讲，那是情感逻辑，不是矛盾律那样的逻辑。形象思维的这一特点与美感两重性有关。这主要涉及了艺术不同于科学、不同于一般思维的重要特征，对文艺从当时各种政治教条下解放出来起了作用。形象思维的讨论是七八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一个先声吧。其后，美学讨论的范围比较广了，题目也分散了，逐渐转入更为专业化的领域，如书法美学、电影美学、戏曲美学等等。不再只争论美的本质，美的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尽管还有这方面的文章。此外，还出现了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那就是外国美学理论的翻译。五六十年代基本上看不到西方的东西，但七八十年代开始翻译大量的西方的美学著作，包括了各种不同流派。我和滕守饶主编的那套美学丛书，许多搞美学、搞艺术的人都买了，他们说有用处。那套丛书是在所有的丛书里最早的。不过，当时翻译西方的东西是禁区。就有人警告我，说你不能搞这个。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理解，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翻译西方的东西竟是不得了的事情。一些人都好心地劝我，翻译这些东西，可能会是一个罪名，因为你是在贩卖资产阶级的东西嘛。七八十年代，美学的书出了很多，一大书架，在书店里占据显赫位置，其他没有什么书。刊物也是这样，美学刊物就有七八种，影响很大。美学变成了一个大家族，因此也出现了一些荒唐的事情。美学变成了一块招牌，什么爱情美学、军事美学、新闻美学、伦理美学……都出来了。什么都挂一个美学，荒唐！军事美学，难道打仗也讲美学？但这也表现出大家受“美学热”的影响。我讲过“美学热”是一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因为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事情。把这种事情放到特定的历史语境里面看，是很有意思的，很值得研究。外国人根本不了解。他们对80年代的“文化热”还了解一些，但对“美学热”不了解。就是中国人自己，过一段时间也都会忘了。现在的年轻人便不知道了。
为什么改革开放一开头会出现“美学热”而不是其他什么热？“美学热”为什么可能？它表征了一种怎样的意义？记得当时工厂也请我去讲美学，当然我没有去，有些人去了，讲了一通。工厂讲美学，很奇怪吧。女工也买美学书，买回来一页也看不懂，她买的是黑格尔的《美学》第一卷。在大学里，甚至理工科、医科，也开设了美学课，理工科、医科开设什么美学课呢？这是古今中外也没有的事。可当时就是那样。为什么？似乎可以说“美学热”象征着也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复苏。“文革”时期，在所有报刊中没有美这个字。谈美就是资产阶级的。“文革”以后，包括女工买美学书，一般人也都讲究一点穿衣打扮，把自己的房子环境、家具弄得好一点。“文革”时养花都是不行的，是资产阶级。毛泽东就把他自己院子里的花改成种白菜。只从这一点看，也就了解当时美学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普遍性。它表现出一种很有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说，“美学热”不简单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具有深层的社会含义。比如，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有几个反复，穿喇叭裤呀、留长发呀，都被说是资产阶级，是精神污染。到底什么是美，便成了一个大问题。讨论美便有了非常具体的现实意义。又如，一些本来是伦理学问题却成为美学、趣味、风尚问题出现。伦理学在西方是非常重要的，比美学重要得多，但伦理学在当代中国一直讨论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它与政治的关系太密切了。一讲伦理，就是共产主义道德，这就讲不清楚了嘛。与伦理学相比，平常的自由度要大一些。五六十年代美学之所以能够讨论起来，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其他学科，讨论讨论就变成为批判了。包括历史学，最后都有一个政治结论。美学讨论，尽管大家相互扣了许多政治帽子，包括朱光潜也扣了别人许多政治帽子，但谁也没有在政治上被禁止。3派始终是3派，谁也没有凭政治势力一统天下。
90年代美学又有新的发展。实践美学受到“后实践美学”或所谓“生命美学”的挑战。说实话，我对“后实践美学”的东西读的不多。知道一些人在搞而已。他们说的“后实践美学”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我并不清楚。我只觉得，有时候好像在前进，而实际上是退回，因为讲来讲去，还是在说生命力。那么生命力是什么东西呢？讲穿了，就是原始的情欲，或者说是一种神秘的什么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原始的情欲，神秘的生命力，这些东西过去好些人已经讲过，现在不过是用新的话语重新表述。当然，我赞同有各种意见发表，但是“后实践美学”或“生命美学”到底能够解决多少美学问题、艺术问题、哲学问题，如何讲美和美感？我持怀疑态度。总的来看，现在的美学研究正在朝实证的方向发展，国内的高建平、腾守尧就在进行这种比较具体的研究。我仍然更倾向于支持实证研究。
戴：现在国内美学界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审美文化问题，一些人借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针对国内市场化的现实，来重新思考日常生活中的美学问题。这也可以说是美学研究的延伸，是一种比较实证化的美学研究。您如何看待审美文化？
李：首先有一个概念问题。什么叫审美文化？我以为，所谓的审美文化也就是对大众文化中人的趣味的研究。不一定就是审美，讲审丑也可以。为什么在解放初期女同志穿列宁装感到漂亮呀，一下子和穿旗袍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为什么今天有人喜欢穿西装、打领带，有人又开始喜欢穿中国传统的唐装？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看京剧而喜欢听流行歌曲？京剧比流行歌曲的审美价值小吗？当然不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一种什么审美心理在起作用？这不能全怪年轻人，因为京剧就是太慢，京剧的节奏和现代生活的节奏距离太远了。我以为，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全球化带来了文化上的趋同，同时也刺激多元的开放。人的审美趣味的复杂化和多样变化与心理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很值得研究。作实证性研究，也可以得出一些理论甚至哲学的结论。这种研究很有用处，但一定要具体研究这种审美文化心理。光空谈什么审美文化，没有太大的意义。我发现，现在中国学界有一种空谈的风气。我在文、史、哲中最喜欢看历史书，因为历史书比较具体。我是搞哲学的，但我经常讲，历史是基础。读历史不仅是知识问题，还可以得到很多具体的感受。感受历史可以丰富人生。
戴：前面您讲过，您的美学思想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但我以为您的美学思想还是有一些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您是从美学研究起步的，50年代专注于美学研究，但后来您把视野拓得很宽，从哲学到中国思想史，并逐步形成一个体系，您的《己卯五说》就是对这一体系的总结和描述。从这一角度说，美学在您的思想中发生了变化，开始处于您的思想体系的最高位置。您是否能解释一下这种变化？此外，在您50年的学术研究中，最感困惑或最感成就的是什么？
李：我讲我的美学没有变化，是说我的美学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化，对美和美感的基本看法没有变化，对他们那两派的看法没有变化。但就美在我的思想中的地位而言，就美学在我的理论结构中的位置而言，那是有变化的，因为后来我的美学思想成为我的哲学思想的一部分。这种变化与我后来研究康德哲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有关系。有人说，你又搞中国古代思想、又搞康德哲学、又搞美学，弄不到一起呀。我呢，恰恰是在思考哲学的根本问题时，三位一体了。所以，讲美的本质，后来就发展了。美与人密切相关，那么，回到康德的那些问题，它的哲学意义自然就增强了。再有美学的地位问题。因为中国没有宗教，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宗教的那个境界，所以我把美学提得很高。这与研究中国思想史和康德哲学是有关系的。这些思想慢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东西，一个哲学结构。在西方，美学本身就是哲学嘛。我谈具体美学问题很少，但把美学地位摆得很高。
至于学术研究上的困惑和成就，我好像没有想过，回答不出来。我讲美感是情感的数学方程式，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心理因素，如理解、感觉、情欲、想象、期待、意向等，结合而成的不同比例的结构体。但这只是一个设想，没法说服人呀。这真是一件很困惑的事吧。我只能这样冒一句，不敢多讲。我想，这种问题恐怕要在一百年之后才有可能得到答案。例如，看电影和欣赏书法，都有审美因素，但大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因为心理的各种结构、关系、成分、比例不一样。但到底如何，恐怕一百年后才能弄清楚。现在心理学还很不发达，人的心理和动物的心理都还没有区别开来。所以我说，美学离成熟的时候还早。美感搞不清楚，别的也就谈不上了。我只是在哲学上概括一些美学问题，不作具体的实证的研究。我也只能停在这里，无法多言。我讲过，要么作艺术社会学研究，要么作审美心理学研究，但我自己不打算搞，所以就告别美学，搞别的东西了。至于成就，我是搞哲学的，哲学美学，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戴：您在自己的理论中一直强调实践，强调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给它一个基础性的地位，后来您又提出情感本体。工具和情感，这两者是否有矛盾？该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李：我是讲两个“主体”。当然本体这个词是很成问题的，没有别的词好用。不管是现在的西方还是传统的中国，都不讲现象与本体的区别。讲本体，就好像前面有一个现象，本体是现象后面的东西。这种看法在后现代是不认可的。本体就是讲最后的实在，最根本的东西。我是讲两个本体，但是有先后。第一个，我讲的是“工具”本体，也叫“工具～社会”本体，第二个叫“情感～心理”本体。这都与我讲的自然人化有关系。人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工具本体造成的。但人本身也是一个自然，人的各种生存需要，人的情感、欲望，动物也有的这些东西，它是怎么人化的？这就是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我讲，美学是一种情感的方程式，这种情感不是动物的情感，而是人类自己建造的情感。如同人类自己建造了外在世界物质文明一样，人类的心理和意识也是经过长久的历史过程被建造起来的。表面看来，人好像没有变化，实际上，人类的情感已经使人明显区别于动物。比如说，奶牛听音乐产奶多，但是它分不出是什么音乐，是谁的音乐。牛见了红的东西就兴奋，但它分不出是红旗还是红布。只有人才能够做到这一切。人的所有的内在自然，都是自然人化的结果。所以，这两个方面在我这里没有什么矛盾，恰恰是构成了一个整体。以前，也许强调实践，强调外在方面多了一些，但那是一个基础呀。而且是与五六十年代的语境相联系的，当时美感的两重性不能多讲嘛。到了七八十年代，讲内在的自然人化多了一些。针对康德的认识论，我讲内在的自然人化是从实践来的，只不过在变成人的心理之后，倒好像是先验的。情感本体、心理本体和外在工具本体是相对应的，也是有先后之别的。
戴：我们已经谈了许多理论问题，下面是否可以离开理论来谈一谈中国美学界的一些人和事。您是否能回忆一下您与其他美学家的交往？
李：我的个性是不爱交往。我不仅和美学家，我和很多人都没有交往。蔡仪和朱光潜，我去拜访过他们。记得我的那篇文章刚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当时一些人想要蔡仪到哲学所来，我很赞成，我为此去找过他。因为蔡仪是老革命、老党员，是马克思主义者，年纪也比我大很多。我当时拜访蔡仪，他板着脸，不高兴的样子，大概就因为我批评过他。实际上，我对他还是很尊敬的，毕竟我是晚辈，我说，我们现在群龙无首，希望他来。他说，你后来居上嘛。他以观点划界，包括他的学生。他有一种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感，他认为我反对马克思主义，当然就对我不满意。朱光潜当时我是不是拜访过，记不清了。我记得是在“文革”的时候，我带着酒和他喝，他很高兴，但我们从不谈美学，谈的多是中外文学和哲学。朱光潜送给我两大函线装的《五灯会元》，还送给我两本英文书，那是在70年代，现在都捐出去和送给别人了。大概是1974年，朱光潜当时在翻译联合国文件，就是把外交文件的中文本翻译成英文或英译中，这在当时是重用他。他一点怨言都没有，我却颇为愤恨，完全是糟蹋人才。我一次把一首我填的词拿给他看，记得他当时仔细斟酌了音韵，大概觉得还不错，最后说“牢骚太盛防肠断”。我那首词里是有一点牢骚。他还告诉我，每天晚上喝点酒，经常绕未名湖散散步。宗白华，1956年我的那篇文章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后，特地去拜访过他，就去过这一次。后来，他出集子，出版社要我写序，原来我不答应，因为我年轻，怎么能给一位老人写序。后来出版社一定要我写，那就写吧。但在写序的前后，包括书出版后，也一直没去看过他。这个例子就看出来我不和人交往到了什么程度。只是以后开会时遇到他，也就是闲谈几句而已。当时对宗白华，大家根本都不知道，连搞美学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名字。因为他的那些文章在解放以前都是散发在报刊上，根本没成集子。我当时看过一点，也很少。宗白华在解放后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就一两篇吧。宗白华当时在美学界确实没有什么影响，在北大也没有什么影响。我上学的时候，北大不开美学。美学课是文革以后才有的。朱光潜当时也不在哲学系而是在西语系教英诗。可现在宗的影响倒是超过了朱光潜，引他的文章很多。我不仅跟美学家来往不多，就连哲学所的那些领导，我都从没有去拜过年。我这次到香港这么久了，港大、中文，一次也没去过。科大据说很漂亮，我也没去过。也谢绝一切讲演的邀请。这没有办法。多从小就是这样。个性使然。
说起王朝闻。我们在60年代一起共过事。当时编写《美学概论》，周扬点名要他当主编。他开始依靠周来祥，后来依靠我，再后来就是依靠刘纲纪。王朝闻自己并没有多少理论。他的特点是对艺术有很强的敏感。王朝闻的艺术评论文章是超过许多艺术评论家的。例如他的《一以当十》里的短文章，千把字，讲这个东西、那个作品为什么好，总是能讲到点子上。他讲川剧怎么好，高腔怎么好，梆子怎么好。这要有非常充分和敏锐的艺术感觉才行。那么，为什么要他来当主编呢？因为朱光潜是党外人士，不行，还是唯心主义的。蔡仪嘛，周扬不喜欢他。当时有这样一个逻辑，认为政治上是马克思主义，那学术上也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便一定要高明一些。但到了蔡仪那里就行不通。周扬就是认为他不行。我讲过，他当时在文学理论组评博士导师，没评上。我这个年轻的都评上了。因为他讲的东西太离谱了。他讲美是典型，典型是种类个体最能表现种类共性的那个东西。那么，最典型的苍蝇就是最美的苍蝇。这讲不通嘛。月亮就一个，那如何说典型呢？稍微懂点文艺的人，都不接受他那一套。周扬也不接受。真正对文艺作品有感觉的，那还是王朝闻。没有别人。他当主编，那是很自然的。当时参加美学概论编写组的，有我、李醒尘、周来祥、叶秀山、刘纲纪、田丁、杨辛、甘霖。60年代出租车少极了，我们坐公共汽车，有时王朝闻会请我们坐出租车。他当时出了几本书，有不少稿费。只有他有能力坐出租车，我们都没有钱。
你刚才提到《批判哲学的批判》我请某人写书评的事，我记得没这回事。我从来不求别人写书评之类的东西。当时《哲学研究》倒是发表了一篇黄楠森推荐这本书的书评。我与黄素无来往，其来由我就不清楚了。我现在倒愿意相信新历史主义。回忆录、历史记载等等，很多都是不可靠的。有这样一件事，有人告诉我，冯友兰的女婿在一篇文章里说我向冯先生求字。其实，我一辈子从不求人写字，也不求人画。尽管我认识的画家和书法家不少，我家里却没有任何收藏。事实是冯先生听说我提出“西体中用”的说法，很高兴，他主动给我写一篇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冯先生的女儿冯宗璞打电话给我，说她爸爸给我写了字，问要不要，我说那好极了，当然要，就去取来了。当然，求字也不坏，而且我去求字也符合情理，是一件好事情，但这件事确实不是那样。现在冯先生的这幅字还挂在我的客厅里，是我仅有的收藏。你可以查到，在一篇文章里，我讲过冯友兰先生主动送字给我，当时冯先生还在世。求字与否，这事毫不重要，只是说明：一，我个性不好，不太主动；二，对一切历史记录都未可全信，联系到自己，类似的事还有好几件，不必多说了。这里可以说的是，冯先生不搞美学，却是最早给予《美的历程》最高评价的人，我非常感谢他。这本书出来以后便挨骂，但一直销得好。很多人保持缄默，冯先生却高度肯定它，说是一本大书。
七八十年代，我能说的事也不多。当时出版了一个美学杂志，就是那个大本的美学，一年一期或两期，说有一个编辑部，实际上就我一个人在干，从策划到组稿审稿发稿。我那时只看质量，不看人。“大美学”当时大家的反映还是比较好的。《美学译文丛书》也是我搞的，我觉得应该介绍外国的东西，给大家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还有和刘纲纪合作写《中国美学史》，是他执笔写的，所以我始终不把这部书列入我的著作中，尽管我提供了某些基本观点。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主要就是做了这3件事情。我还筹备和参加了1980年的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那次会是哲学所主办，在昆明开的，开得很愉快。蔡仪没有到会，朱光潜去了，年纪比较大还有伍蠡甫、洪毅然等人，也都去了。后来他们说，第一次会开得好，我们很得意。以后的会我都没参加。我不爱参加会。
戴：最后请说几句您的治学经验，比如您的研究是否受外界影响？您认为治学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好像不太受外界影响。我说过，如果“四人帮”晚倒几年，我那本康德的书还会更厚一些。我到海外以后，接触到各种文献，中文的，英文的，当然环境的变化，使我对儒学考虑多了一些。至于说治学，我讲要彻底，就是要把问题想彻底，所谓的“打破沙锅问到底”。例如讲先验，那么先验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个是先验的？那个便不是先验？我以为在治学中，选择和判断是很重要的，要培养识别能力，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什么是虚有其表，并无价值，不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自己没有主见，跟着风头跑。我50年代就说过，没有新意即自己的见解就不要写文章写书，我不赞成“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观点，但现在这种跟风头和抄袭风越来越恶性发展开了。还有，不要怕批评和批判，凡是新意见总会遭人反对的。当年从康德到爱因斯坦这些伟大的人物都遭人激烈攻讦过，何况今天我们这些小人物，不要在意。我历年写的各种文章，总是有各种批评和反对，有的骂得极凶极粗暴。尽管有人反对，但是越来越证明我的某些看法是对的，有的文章甚至今天可以一字不改，当然这不是指美学文章。50年代我那些美学文章是相当幼稚、不能再看的，特别是文字嚣张浅陋，用词激烈，自己看来都觉得汗颜之至。前面讲到不要跟风跑，要有自己的主见。例如，现在大家都讲“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如何来的？我认为来自巫，正由于不是犹太、基督的一神教，人的地位高，而自然的地位也不低，自然不是创造出来受人支配利用的，它可以有神性等等，只有这样的背景才可能产生“天人合一”的思想。这就是我的主见，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讲“天人合一”。一方面不受外来影响，不管毁誉，自己知道工作的意义就行了，另方面是清醒认识自己的局限和缺点，永不自满，我经常以从零开始的态度来对待写作，这可能对自己很有好处。这也可以说是治学经验或对你的提问“是否受外界影响”的回答吧。
（感谢沈冬梅女士、傅瑾先生参与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