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战略：从新自由主义到“第三条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自由主义论文,第三条论文,道路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1)02-0072-06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历经十年，从转轨的战略来看，1998年“8.17”金融危机之前，经济转轨实施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战略，金融危机之后，转轨战略逐渐向“第三条道路”靠拢。
一、新自由主义是俄罗斯无奈的选择
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70年代以来反“滞胀”的指导思想。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西方国家经济在经历了战后的繁荣后逐渐走向停滞与衰退，到70年代则形成了西方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的经济“滞胀”。这种现象严重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应运而生。
新自由主义以“萨伊定律”（“供给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为理论基础，认为通过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动调节能够达到充分就业均衡，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否认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凯恩斯主义所确定的“非自愿失业”；信赖市场的自由放任可以达到经济均衡的发展，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断言政府的过度干预是危机的根源；坚持传统的健全财政原则，量入为出，开支力求节省，税收力求减少，收支平衡，反对赤字财政；稳定物价，反对通货膨胀。（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Ⅲ）第111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推动了80年代初欧美发达国家反滞胀的改革浪潮。这一改革涉及到了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其中包括：实施货币主义的反通货膨胀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即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如从重点刺激需求转为重点刺激供给，消除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差距，尽量挤掉经济中的“泡沫”成分。在西方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改革中，取得显著成效的是英国撒切尔夫人发起的私有化运动和美国里根政府推行的反通胀、反赤字政策。尤其是在美国，正是新自由主义使美国率先出现了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低通胀、高增长并存的“新经济”(new economy)现象（注：林水源：《新经济自由主义与美国的“新经济”》，载《世界经济》1999年第6期。），经济增长的势头已保持十年不衰。
俄罗斯的激进民主派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与欧美在70年代出现的“滞胀”危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恶性通货膨胀、赤字扩大、失业人数剧增。并认为，既然新自由主义能够拯救西方，那么新自由主义也应该是改变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实现体制全面转轨的最佳选择（注：于文兰：《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战略与调整》，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正是处于这样的理论思考，俄罗斯最终决定采用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办法，全面开放价格和市场，同时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以此来达到经济自由化的目的；采用货币主义的紧缩政策来消除财政赤字，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指导思想受到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实践中的“样板”则是拉美、东欧一些国家成功实施的“休克疗法”方案。在拉美的玻利维亚，J.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方案把4000%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到15%；在东欧的波兰，也是萨克斯设计的方案使波兰消除了经济短缺现象（注：〔法〕贝尔纳·夏旺斯：《东方的经济改革——从50年代到90年代》（中译本）第16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成为“欧洲正在升起的明星”。在俄罗斯看来，波兰模式就是俄罗斯的模式（注：〔美〕马歇尔·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中译本）第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波兰经济转轨中取得的积极成果，正是得益于“休克疗法”的成功实施（注：郭增麟：《十年变迁话波兰》，载《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6期。），也正是波兰等东欧国家推行“休克疗法”的初步成效给正在寻找出路的俄罗斯改革者和理论界以极大的影响，加上西方政府和舆论的支持与宣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的决心（注：朱显平：《对“休克疗法”的再认识》，载《东北亚论坛》1998年第3期。）。随后，俄罗斯便邀请了一大批西方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家到莫斯科来为俄罗斯经济把脉诊断并开出了种种“药方”，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瓦西里·列昂捷夫，另外还有米尔顿·弗里德曼、格雷珥厄姆·阿里森、罗伯特·布莱克韦尔、斯坦利·费西尔以及哈佛大学年轻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等。在这些顾问的支持和鼓动下，1992年1月2日，盖达尔政府首先采用了货币主义的政策来治理俄罗斯的通货膨胀，标志着“休克疗法”方案的正式实施。
如果把来自西方和波兰的影响看作是俄罗斯采取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国际背景，这种背景对俄罗斯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的话，那么前苏联改革的失败和国内经济的严重衰退则使俄罗斯不得不实施新自由主义的转轨战略。一方面，延续了70多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曾一度使社会经济在各个领域内获得了飞速发展，但社会整体的资源使用效率非常低下，而且计划经济体制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过多地关注公平（实际上的平均主义》而忽视了效率。这些体制的缺陷造成前苏联经济从70年代开始一步步落后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70年代经济发展开始放慢，80年代陷入全面停滞，1990年则出现了和平时期的首次负增长，与冷战对手美国的经济差距迅速扩大。虽然从50年代以来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赫鲁晓夫的“工业与建筑业大改组”、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等，但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到体制内部的深层次问题，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俄罗斯从历史中得到教训：采取渐进的转轨方案难免重蹈苏联改革的覆辙，只有同过去决裂、破釜沉舟，用“休克疗法”来医治俄罗斯，才能绝路逢生（注：〔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中译本）第215页，东方出版社，1995年。）。另一方面，在经济转轨前，俄罗斯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通货膨胀愈来愈高，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民生产总值急剧下降。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发表的1991年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公报，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下降9%，国民收入下降了11%，工业产值下降8%，农业产值下降5%，基本投资下降11%。由于生产下降，商品供应紧缺，消费品和收费服务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一年增长了92%，而食品价格指数上涨更高，达到1500%。与此同时，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赤字总额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1%。
鉴于这样的经济形势，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首要任务就是制止通货膨胀和稳定卢布的价值。这就成了“休克疗法”方案的实质（注：〔美〕马歇尔·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中译本）第9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同东欧国家一样，俄罗斯也是在通货膨胀失去控制、经济严重滑坡和国民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不得不实施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方案（注：Richard E.Ericsson,Economics and the Russian Transition,Slavic Review 57,No.3,Fall 1998.）。具体措施包括全面放开价格，彻底抛弃物资计划调拨制；以出售和拍卖国营企业和国有资产为内容的私有化以及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由此可见，俄罗斯最终采用了“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方案，一方面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即激进民主派为了阻止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复活，所以要采用一步到位的转轨方式建立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另一方面，俄罗斯采取激进模式是出于一种客观上的无奈。
二、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衰落
理论上讲，高物价既能促使一些消费者离开市场，又能刺激新的供给来源，最终能降低通货膨胀率。这种办法用来治理西方的“滞胀”危机无疑是可取的，因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能够有效地保证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供给的灵活性，而“休克疗法”的有效性恰恰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供应的灵活性（注：〔美〕马歇尔·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中译本）第10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然而俄罗斯并不具备这样的情形。由于重工业部门实际上存在着垄断组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农业总产值中也占绝对优势，这样的经济结构不可能对市场信号作出灵活、积极的反应。也就是说，俄罗斯的改革者及其外国顾问在推行“休克疗法”方案时没有注意到俄罗斯的经济制度。垄断性的制度结构正好反映出俄罗斯通货膨胀的根源不是货币因素——货币供应的增长，而是所谓的非货币因素，如不平衡的成本结构和燃料的行政提价（注：〔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译本）第49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由于没有考虑到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所要涉及的制度结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实施后，俄罗斯的经济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经济危机、财政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相互交织并日益加深。正因为这样，新自由主义的实践者盖达尔被赶下台，由于在改革思想上总统与总理存在着分歧，总统主导的经济政策仍然执行的是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政策，只是作了一些调整。1993年—1998年的政策演变反映了新自由主义衰落的过程，彻底衰落的标志是1998年的“8.17”金融危机。其原因在于转轨方案背离了俄罗斯的国情，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休克疗法”方案与俄罗斯的实际国情存在着多方面的不相符。
首先，理论与实践相悖离。“休克疗法”理论上源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迷信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认为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在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确实拯救了70年代的“滞胀”性危机，但即使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效用也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新自由主义都是真正的分享民主制的最直接的敌人”，“它已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注：〔美〕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诺姆·乔姆斯基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载《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2期。）。而且，新自由主义支持下的市场均衡也是有条件的：第一，市场机制的成熟；第二，增加生产的可能性。成熟的市场经济可以对政府的反危机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迅速产生反应，并直接作用于经济之上，有增加生产的可能性就意味着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高水平的价格能立即刺激生产的扩大，使供给增多，从而可以实现供求的平衡。西方市场机制的成熟性是无庸置疑的。从第二个条件来看，西方的“滞胀”性危机是一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客观上看，它是由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引起的，但其直接的诱因则是供给者主观上抑制供给。抑制供给就是人为地“制造”通货膨胀，从而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但价格涨到能够让供给商获得暴利时，供给便迅速增加。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价格开始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正是这样，西方在反“滞胀”时，一方面用货币主义手段来限制对货币的过度需求以确保币值的稳定，另一方面，又用供给学派的政策来刺激供给，最终使经济的发展达到暂时的均衡。
其次，经济模式与现实不符。俄罗斯经济转轨伊始就存在着自由市场经济与计划市场经济两种模式的争论，但最后盖达尔政府推行的是以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为目标的转轨方案，走一条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道路。自由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居民社会保障市场化。然而，俄罗斯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完全是西方经济模式的复制品。照搬一种现存的模式虽然减少了探索、研制、设计的过程和成本，但不顾实际情况地实施这种模式则根本违背了经济转轨的客观规律，结果导致了经济衰退。
再次，经济政策与经济目标的内在矛盾。一般而言，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四个方面：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但这四个方面不可能同时兼顾。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中把稳定物价、保持货币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的首选目标，但稳定物价的措施推行之后，却引起了一系列的政策矛盾，使转轨措施在执行过程中进退维谷。这些矛盾表现在：一是价格自由化与生产垄断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放开物价主要是为了平衡商品供求，促使价格的回落，以达到反通货膨胀的目标。但是，由于俄罗斯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垄断和所有制垄断，据调查，俄罗斯工业产品的40%左右是由一两家企业生产的，有些部门的垄断程度更高，例如，汽车产品的87%是由一家企业生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放开价格不但没有达到刺激生产的目的，反而首先为垄断部门抬高价格提供了方便，使得通货膨胀更加恶化。二是紧缩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矛盾。俄罗斯的改革者认为，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是货币发行过多，货币需求量过大，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手段应该是紧缩银根。紧缩银根的主要措施则是提高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以控制对货币的需求。转轨前，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是8%，1992年1月提到20%，4月再提高到50%，此后贷款利率直线上升，到1993年10月已经提高到210%。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紧缩信贷，造成了企业流动资金严重不足，企业之间出现了支付危机，企业“三角债”大幅度增加。紧缩银根的另一个措施是政府减少对企业的投资。由于政府追求的是无赤字预算，力求在1992～1993年间，国家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1年的20%压缩到3%，打算在一两年内消灭预算赤字，所以政府竭力压缩国家集中生产性投资，1992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减少了45%。其直接结果是生产严重萎缩，该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8.5%。产出下降不仅引起了国家税源枯竭，而且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商品短缺和如脱缰野马般的通货膨胀，1992年底，通货膨胀率高达2500%（注：部分数据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3年10月，1994年5月，1994年10月，1996年10月。）。三是外贸自由化与保护民族工业的矛盾。俄罗斯在全面放开价格的同时，对国外商品也全面放开市场。原以为实行外贸自由化，允许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不仅会增加商品供应量，促进竞争，平衡供求关系，而且还会促进本国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但是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畸形，长期封闭，工业技术水平低、产品成本高、缺乏竞争力，而且本国企业普遍资金匮乏，无法进行更新设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外贸自由化对国内企业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国内市场很快被国外市场抢占。自转轨以来，俄罗斯的食品50%来自于国外，非食品消费60%是外来品。在出口方面，俄罗斯主要是出口能源和基本材料，由于其产量下降，赢利又低，难以刺激经济增长。四是私有化的方针与充分就业的矛盾。《关于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和《深化经济改革纲领》规定，私有化的目的是形成广泛的私有者阶层，通过建立新的所有制结构来提高生产效率，形成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的社会基础。在沉重的失业负担下，私有化的初衷就是要通过提高企业效率来形成环节失业的机制。但是在私有化过程中，企业出现了两极分化，少数企业因其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大，利润大增；另一些企业由于技术原因或外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它们的产品在国外因无销路而处于困境，结果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2年实施转轨后，俄罗斯的显性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1992年失业人数达到359.4万人，失业率为5%，从1993年到1995年失业率则保持着6%的水平（注：部分数据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3年10月，1994年5月，1994年10月，1996年10月。）。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数据不包括强制退休的职工和非全日工作的人员，以及因害怕失业而受到社会歧视不愿进行失业登记的人。把这部分人加在一起，俄罗斯在转轨初期的失业率要超过15%，远远超过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失业率。1992年俄罗斯全国用于失业救济金的数额已达18.6亿卢布，占社会救济总支出中的比率为8.3%（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1998年俄罗斯统计年鉴》（俄文版）第74-75页。）。此外，私有化的进程与经济转轨总体进程具有不同步性。按照《深化经济改革纲领》，私有化至少要到1995年底才能基本完成，而经济转轨则是要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由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二者的不一致性，必然造成计划经济被废止，市场经济却不能迅速建立起来，旧的机制已停止运转，新的机制尚未确立，形成转轨过程中的体制真空和机制瘫痪，整个经济处于无序状态。这正好证明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长期性，也再次证明，在俄罗斯要“一步到位”地迅速实现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轨，不过是“激进民主派”的主观愿望。
三、“第三条道路”在俄罗斯的兴起
“第三条道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流行，不过，“第三条道路”被当作一面理论旗帜而高举在社会民主党手中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1年，“社会主义者国际”创立时，社会民主党就公然宣布已经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的共产主义的独特的“第三条道路”。90年代重新复兴的“第三条道路”与以往的“第三条道路”已大相径庭。就其本意而言，现时的“第三条道路”是指欧美后工业社会福利国家面临困境、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政治制定框架”（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译本）第27、74、1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早在90年代中期，也正是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转轨陷入困境之时，俄罗斯的持“第三条道路”主张的社会党团就开始活跃起来。1996年12月，以前总统办公厅主任尤里·彼得罗夫为首的“俄罗斯争取新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立为起点，“第三条道路”在俄罗斯逐渐成为影响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一种社会思潮。1997年12月，新社会主义运动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社会主义宣言》。该宣言明确主张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结合起来。“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发展道路早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世界上正在出现第三条道路。这是一种趋同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中优秀的、进步的、从人道主义和经济效益的观点看是可以接受的东西结合起来。”（注：〔俄〕尤里·彼得罗夫：《“第三条道路”在痛苦中诞生》，载《独立报》1999年1月16日。）1998年12月，莫斯科政治上刮起了一阵“卢日科夫旋风”，而这时正是普里马科夫受命于危难之际，政府的反危机政策也倾向于稳健，在“祖国”运动成立大会上，卢日科夫阐述了具有“第三条道路”浓厚色彩的纲领和主张：(1)激烈抨击私有化政策；(2)按资本主义的方式工作，但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分配；(3)修改宪法，限制总统权力；(4)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5)不与任何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势力合作。“祖国”运动的迅速崛起，对俄罗斯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与“全俄罗斯”联手后，加上普里马科夫的加盟，曾一度成为杜马1999年议会大选前最有实力的一组选手。然而，在普京之前，“第三条道路”在俄罗斯并没有真正成为政府的行动纲领，只有一种对过去集权主义和叶利钦的激进主义都不满的社会思潮。普里马科夫执政期间的政策虽然有“第三条道路”的色彩，但他很快被叶利钦解除总理职务。这表明，尽管“第三条道路”成为政府政策是从普里马科夫开始的，但他推行具有“第三条道路”倾向的政策时并没有如愿以偿。直到普京执政，俄罗斯政府才公然宣布走“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普京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可以算是俄罗斯“第三条道路”的经典之作。
就吉登斯论述的“第三条道路”产生的背景而言，俄罗斯既不是欧美社会民主主义倡导的福利国家，也不是欧美的后工业社会，所以俄罗斯的社会土壤不可能长出“第三条道路”的新芽，它只能“借种育苗”。“第三条道路”纲领的主要内容是：新型的民主国家、积极的公民社会和社会投资型国家等(19)。
假若按照罗伯特·达尔的划分法，新型的民主国家具有选举产生的官员，自由公正、定期的选举，表达意见的自由，多种信息来源，社团的自治，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注：〔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中译本）第93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俄罗斯早就属于新型民主国家之列了。不过，从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来看，90年代新自由主义激进派“把国家当作敌人”，完全排斥了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结果一方面是法律秩序的丧失，另一方面是在权力的非中心化的过程中反而使权力不断地集中，导致了民主化进程停滞。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就是要通过重构国家来拓展公共领域的作用，提高工作效率，建立防止腐败的措施。为此，普京确立了建立民主国家的方针：使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结构合理化，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选拔优秀专家；提高司法机关的作用和权威；完善联邦制关系和预算财政体制；同犯罪作积极的斗争。（注：〔俄〕普京：《十年之交的俄罗斯》，载《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是西欧“第三条道路”政治的基本组成部分。俄罗斯90年代的转轨，就是把公民社会作为反对集权统治的手段，也把转轨的目的当然地视为构建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基础的公民社会（注：Ash.Timothy,The Uses of Adversity,London:Granta Books,1989,P.246）。《深化经济改革纲领》就明确规定私有化的目标是形成广泛的私有者阶层，提高生产效率，形成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的强大的社会基础。不过，俄罗斯的私有化没有造就出一个公民社会的主体——中产阶级而是迅速造就出一个操纵国家政治、经济的新权贵阶层——金融寡头。这种情况与俄罗斯转轨的目标根本相悖。基于对这种现实的认识，普京在政治上采取超党派的政策取向以争取大选中支持俄共的30%左右的选民；经济上则用民众主义的公平原则来解决贫困问题，为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生机勃勃的能使政权保持平衡并得到监督的公民社会创造有利的条件，“让公民过上应有的生活”（注：〔俄〕普京：《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载《消息报》2000年2月5日。）。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所指的社会投资型国家，是指积极的福利国家，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和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而且“这种基本意义的福利不仅关注富人，而且关注穷人”（注：〔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译本）第27、74、1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自普京任总理以来，经济上继续推行普里马科夫政府的改革政策：(1)实行市场机制与国家刺激相结合的投资政策，增加生产投资，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同时努力为外国投资者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2)推行积极的工业政策，立足于高科技、生产科学密集型产品部门的发展，“优先发展在科技进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部门”；(3)加强国家对科学、教育、文化和卫生领域的投入，为俄罗斯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创新精神的人才；(4)在社会政策上，保护低收入家庭，尽可能地帮助穷人，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主要社会福利，使每个公民都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消费水平，包括舒适的住宅、优良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等。不过，普京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的含义与西方的“第三条道路”相比，既有共同之处，又明显带有俄罗斯的特色（注：李兴耕：《俄罗斯的“第三条道路”思潮》，载《社会科学》1999年第7期。）。西方的“第三条道路”是既不同于保守主义，又不同于自由主义的超越于“老左派”（老工党）遵循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右派”推崇市场和个人自由的新自由的政治旗帜。俄罗斯在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第三条道路”，是试图在俄罗斯寻找一条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普京的“第三条道路”则是指既不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再搞前几年的照搬西方模式的激进经济改革，而是“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模式”，“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注：〔俄〕普京：《十年之交的俄罗斯》，载《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张世鹏：《历史比较中的欧洲“第三条道路”》，载《欧洲》1999年第2期。）另外，普京的“第三条道路”还有一个特点是在政治上主张加强国家权威，而在经济上采取自由主义的经济方针。这表明，俄罗斯的“第三条道路”在想摆脱集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政治模式时，却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某些经济思想，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南来对社会福利政策进行改造，这正是“第三条道路”所提供的新鲜内容（注：张世鹏：《历史比较中的欧洲“第三条道路”》，载《欧洲》1999年第2期。）。
收稿日期：2000-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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