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租界华人巡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巡捕论文,海法论文,租界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2)01-0017-09
一 起源
《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外国人有在通商口岸经商和居住的自由。作为五口之一的上海，在1843年迎来了英国领事巴富尔(Sir George Balfour)，在英国领事和上海道台的协商之下，于1845年商定《土地章程》，上海英租界诞生。上海法租界成立于1849年，也是法国领事和上海道台根据条约协商的产物。
租界建立之后，为了保障界内外国人的安全，租界内出现了最初的警察机构。1856年，第二任法国驻上海领事爱棠(Ben·it Edan)决定创立一支“警察机构”“corps de police”，聘请三名欧洲人日夜巡逻法国领事馆以及法租界界内。①当时上海人对警察这一概念还没有正式的翻译，于是就把租界的警察称为巡捕，把租界内的警察机构称为巡捕房。②
最初，巡捕的招聘没有严格的国籍要求，其职业背景和犯罪记录也都未纳入考量之中，只要是在上海的外国人都可以申请成为巡捕，但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人数不多，可用的外国候选人都是无正当职业而且来历不明的小混混，以致租界大部分的巡捕都是开小差的船员或者水手，③这不仅导致了巡捕办事能力低下，还引起令民众不满的贪污腐败和敲诈勒索。1863年法租界公董局决定直接从法国招聘巡捕，但是本土的法国人并不愿意长途跋涉来到未知的远东充当殖民先锋，只有素以土地贫瘠当兵为业的科西嘉岛人前来应聘，这些新招聘来的法国巡捕并没有做出令警务改观的举动，反而积习依旧。不得已之下，1869年经过公董局的批准，首批12名华人被正式招募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
起初，华人巡捕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工作人员中只占很少的比例。1871年，巡捕成员中只有28%是华人。由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法国都很难找到合适的外籍巡捕，而且招募当地人成为巡捕更加便利，加之上海法租界在领土上扩张需要更多的巡捕来维持秩序和保持统治的实际有效性，④另外法租界界内居民华人一直占绝大多数，⑤因此，华人巡捕成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主要构成力量势所必然。到了20世纪初这种状况更加明显，1903年和1905年，72%的巡捕都是华人。1911年之后，华人巡捕所占法捕房工作人员总数的比例一直维持在60%左右，呈现比较稳定的局面。
目前国内对于法租界巡捕房的研究仅限于面上的笼统介绍，既缺乏对整个历史的系统研究，更缺乏细致的个体研究，例如《上海租界志》以及《上海公安志》中对法租界捕房的记载仅停留在叙述大体历史的层面。这种研究的欠缺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法租界捕房材料大部分用法语书写，研究者能通晓法语和历史又对警察史感兴趣的不多。国外对于法租界巡捕房研究仅有法国学者柯蓉(Christine Cornet)的一篇文章⑥以及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对萨尔礼案的研究，⑦前者梳理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大体历史，后者研究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控诉前法租界捕房总监萨尔礼与日本人通敌并破坏上海抗日活动的肃奸案。
本文主要利用上海档案馆所藏102名上海法租界华人巡捕的工作档案⑧和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历年年度报告。⑨通过分析研究他们进入捕房的年龄阶段和收入情况，并与同时期的越南巡捕以及法国巡捕做对比研究，以此来还原上海法租界华人巡捕的职业生涯。
二 华人巡捕的基本情况
1.参加捕房的年龄段
在抽样的102人中，95人参加捕房时的年龄都小于29岁，其中有57人的年龄处于25岁至29岁之间，占总数的56%。年龄小于30岁是法租界捕房招聘巡捕的要求，但是某些有特殊技能的人不受年龄限制，被破格招募。⑩在这七名年龄超过30岁的人之中，两人有语言优势，进入捕房后在政治部任实习译员，其他五人主要任巡捕和探员，他们进入捕房的时间也较早，均在1925年之前。而1925年之后，由于捕房应聘的人数较多，年龄不符就成为选拔时淘汰的硬指标。
2.籍贯所在地
大多数的华人巡捕都是非上海本地的外来移民，其中47%来自于临近上海的江苏省，占将近一半的比例。上海本地人其次，占20%。值得注意的是，华人巡捕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来自北方的河北、山东和安徽三省。
当时上海外来移民主要来自于江苏，浙江和安徽。193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统计显示(11)，公共租界内华人属江苏省籍的有50万人，浙江省籍者约30万人，广东、安徽等省籍居民约17万人。(12)1937年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调查市区人口籍贯，其中江苏籍有86万余人，浙江籍41万人，安徽籍9万4千人。(13)因此法租界华人巡捕的籍贯比例与上海华人居民的籍贯比例基本相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法租界华人巡捕是上海移民社会在殖民管理机构中的投影，他们的语言和对自己族群的认识掌握有利于法租界当局更好的管理界内的华人。
3.成为巡捕前从事的职业及其教育程度
根据现有的记录，这些华人巡捕在成为巡捕之前所从事的职业大致有六类：苦力，技术工人，小贩，警察、门卫和士兵，学生，办公室职员。那些知识程度不高的苦力占总人数的18%，而知识程度较高的学生和办公室职员占总人数的36%，高知人员是低知人员的两倍。介于两者之间的街头商贩以及技术工人占总人数的21%。曾经在华界当过警察、门卫以及士兵的人占的比例不大，只有9%，但由于他们的相关从业经历使得他们更容易进入这一职业。
三 职业生涯
1.成为巡捕的条件
法捕房的有关规定，申请人要写一封书面求职信，附带正侧面照片、出生证明和相关工作经历证明文件。(14)捕房总巡(le directeur général)同意之后，申请人可进入试用期，试用期期满之后，方可进入实习期。在试用期和实习期之内，如果申请人的表现不能令人满意，总巡可以直接将其辞退，不用预先通知。试用期和实习期时间可以因申请人能力不同而有所延长。
所有的应聘者都必须要有担保人，担保人一般是在法租界有店铺的业主。但是由于应聘者的人数往往超过实际所招聘的人，因此衡量标准之外的人际关系强硬与否以及在捕房内部是否有熟人作为介绍人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15)当年黄金荣投靠法租界巡捕房也是依靠在捕房供职翻译的隔壁邻居介绍才得以成功就职的。(16)
捕房的译员和巡捕都要通过择优录取。巡捕只要在身体健康方面达标即可。(17)而译员要通过翻译的职业测试。由于译员的职位对文化要求较高，因此几乎所有招聘的译员都是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学校(L'Ecole Municipale)和中法中学(L'Ecole Franco-Chinoise de Shanghai)毕业的学生。不论是巡捕还是译员，在被招募入捕房之后，先有一年的实习期。一年之后，如果表现良好，符合标准，他们才能正式任职。
1892年之前，法巡捕房的侦探被称为秘密探员。起初，招聘探员的要求并不很高，苦力和技术工人都可以应聘，不少青帮分子也加入巡捕房成为探员来混口饭吃。黄金荣在做巡捕之前和做巡捕之后都没有真正拜帖加入青帮，迟至退休之时，才托杜月笙硬要青帮“大”字辈张镜湖接受他的名帖和两万银元的孝敬，成了青帮“通”字辈的人。(18)但是他为了扩张势力和收敛钱财，却采用青帮的手段拜兄弟和收徒弟，(19)与丁顺华和程子卿结为兄弟，将后两者介绍入法捕房当巡捕成为他的左膀右臂，(20)并在20世纪20年代利用青帮中人如杜月笙、张啸林等为他打理鸦片专卖业务，同时也安插青帮子弟在巡捕房任职。黄金荣及其身后的帮会势力可以帮助巡捕房解决法租界有关华人的本地事务问题，而这些恰恰是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所无法做到的。但是事物往往是两面性的，在给法租界捕房带来便利的同时，这些人也利用自己的职权狐假虎威开设或者包庇烟馆、妓院和赌场，给法租界和巡捕房带来不好的名声。(21)帮会势力进入警察系统不仅仅是法租界巡捕房的问题，公共租界巡捕房也有类似的隐患。有的时候警匪一家，巡捕也做贼喊捉贼甚至与贼同谋的勾当，1934年春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在一居民家搜出一张名单，与扒窃者有牵连而每日接受津贴的捕房刑事科人员，公共租界有65人，法租界有27人，而实际上，英法两租界巡捕房的高层人物如陆连奎(公共租界巡捕房督察长)、刘绍奎(公共租界巡捕房探长)、金九龄(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等都与该组织有关，虽然与此案直接相关的92人均被两捕房开革，但是幕后染指的黑帮老大与警界高层都安然无恙。(22)
法租界巡捕房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改革，强化了捕房的专业化职能，并对巡捕进行了清洗，很多贪赃枉法的探员被驱逐出捕房，而且新招募探员的标准也提高了。新招探员一方面从巡捕里面补充，另一方面直接从社会上招募那些能读写中文并且会讲一些法语或者英语的层次较高的人。(23)但是由于工资收入未能及时随着上海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调整，而且面对金钱诱惑与盛行成风的行业潜规则，即使在改革之后，收受贿赂和各种好处费的恶习仍难以改变。(24)
2.华人巡捕的等级
上海法租界的巡捕与公共租界的巡捕不同，前者由法国驻上海领事直接控制和领导，后者由公共租界工部局领导。法租界巡捕房更加像法国控制下的殖民机器，所有的高级官员如捕房总监与副总监都是法国人。华人巡捕在这个机器里面只能充当基层和被统治的角色。
华人巡捕在法租界捕房中所能担任的最高职位是督察长，在特别行动队(Brigadier Spéciale)和某些捕房例如中央捕房和交通部门担任督查(Inspectors)。他们的作用是监督和控制低等级华人巡捕的工作。做到督察长之后华人巡捕就遇到了职业天花板，在等级上不可能升到捕房总巡或者副总巡，于是安抚他们的只有涨工资。程子卿1937年时已经任职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督察长，由于位置已无可再升，只能特逾格再加俸薪，以示优遇。(25)
巡警(Police agents)是华人巡捕中最低等的职位，有三等，从下到上分别为第三等，第二等和第一等。通常升等一级需要三年的时间，但是前提是升等人在这三年内没有犯重大过错。一般来说，9年之后当他成为一等巡捕之后，他就有机会转为探员(détective)工作。探员职位也有三等，探员之上有巡官(sergent détective)的职位，分两等。三年的升等期并非绝对的，可长可短，主要看升等人的表现如何。从巡捕到探员的转化并不一定要等到他达到一等巡捕才可以进行，也有可能在当三等巡捕的时候就被提升为探员，但是探员确实是巡捕晋级的一种途径，因为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都好很多。正常情况下，一名华人巡捕要用24年的时间来成为一名巡官，巡官的职位是他职业生涯中所能取得的最高的职位，工资也是最高的。
以下就列举一名从巡捕起步最终成为巡官的华人巡捕的职业生涯。徐阿东，1877年出生于浦东，成为巡捕之前在上海的职业是鱼贩。1902年10月，他被招募进法租界巡捕房，成为三等巡捕。6年之后，即1908年，他成为二等巡捕。同年他被提升为三等探员。两年之后，即1910年，他升为二等探员。又过了两年，即1912年，他成为一等探员。八年之后，在1920年他成为二等探员。三年之后也就是1923年，在他46岁的时候，荣升为一等探员。他花了21年时间才爬到普通巡捕所能够升职的最高一级。然而就在四年后，1927年当他年满五十岁的时候被要求退休，因此而平静地结束了自己的巡捕生涯。在他的职业履历记录中，他没有任何被惩罚的记录，但却有不少奖励在案。大多数奖励都是逮捕违规犯法者的小奖金。例如1912年，他因为捉获15次违法行为而得到了10银两的奖励。同年，他因为在法租界新扩地界辑盗有功而获得了20银两的奖金。(26)
除了徐阿东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巡捕，法租界捕房还有一名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黄金荣。(27)他在法租界巡捕房的档案和工作经历如下：1870年出生于上海，1901年2月1日被招募进捕房做三等探员，两年后1903年2月1日升为二等探员，四年之后即1907年1月1日新年之际升为一等探员。1909年7月1日，法国国庆日之前成为二等探长。两年后1911年7月1日，升为一等探长。最终在1921年12月15日，他进捕房服务20年之后，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侦破多起刑事案件，被提升为华捕督察长即华捕捕头，工资提高到每月70银两，成为法租界巡捕房里最高等级的华人巡捕。好景不长，由于一直没有更高的职位升迁，黄金荣最终于1925年以55岁“高龄”(28)离开法捕房，但是作为捕房高级顾问，他始终得以推荐新人，安插亲信于捕房。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华人巡捕都像徐阿东这样一帆风顺，顺利晋级，也不是每个人都像黄金荣那样有机会做到龙头老大。很多巡捕在正常退休之前就丢掉了这份工作。
3.工作的稳定性：为什么离职？
首先先看一下这一百零二名巡捕的工作时间长短统计：
这些巡捕的平均工作年份为6.86年。最长的工作了25年，最短的在入职后两天即辞职。
11%的人工作不满一年，38%的人工作年份在1年到5年之间，47%的人工作超过5年。换句话说，三分之一的人在工作不到三年就离开了警察职位，三分之一的人在巡捕房连续工作了五年到十年。十分之一的人连续工作超过15年，同时也有十分之一的人工作不超过1年就离职。
为什么离职或者丢掉工作？因健康原因被革职和死亡的人数只占很少的比例。大多数人都因主动辞职或者被辞退而离开岗位，46%的人被辞退，37%的人主动辞职。
为什么被辞退？由于档案中并没有对每一个被革职的人员有详细的原因说明，就已有的信息来看，17人被辞退是因为他们一贯工作作风不好，总是在工作中重复犯错或者表现恶劣，例如对上级傲慢无礼，工作迟到，上班睡觉，无故不上班，隐瞒案情或者工作能力欠缺。
15人被辞退是因为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索取好处或者给非法的烟馆和妓院提供保护。
法捕房对于巡捕管理是非常严格的，1931年法租界巡捕房颁布《华员管理条例》，严禁任何职员借用本人名义或者做中介人从事任何企业活动，商业活动或者工业活动，不管职业性质如何都不允许。(29)
法捕房纪律上的惩罚有5种：训斥，延期升级，暂停职务并且剥夺工资，降级或者更换工作，撤职。(30)如果重复犯错，第一次训斥，第二次罚款，第三次以上就要降级或者撤职。仅仅不出错是没用的，捕房还会把那些没有办事成绩的人员扫地出门。尤其在1932年新总巡法布尔(Fabre)任职之后，不仅清洗了贪污受贿和办事不力的中法探员，而且对巡捕各方面廉洁和纪律提出了很多要求。1935年法捕房为了防止公务人员招摇，明令今后除了婚丧大事之外，对于庆寿和小儿满月等事，凡公务人员一律不得发帖敛钱，如违反规定，予以停职处分。(31)
为什么辞职？大多数人辞职的原因并没有写明在档案之中。写明的原因中，七人声称由于健康原因辞职，三人声称家中老母年迈，需要回家亲自赡养，三人声称由于上海的生活成本日渐高昂，做巡捕的收入无法养活家人。如果再进一步看那些声称由于健康原因和家中父母需要照顾而离职的巡捕档案，可以看得出，这些实际上都是借口，他们辞职的真正原因是做巡捕收入不足以养活家人。
4.华人巡捕的工资收入和福利
华人巡捕的工资因其等级和工种不同而异。巡捕工资低于译员，高等级巡捕工资高于低等级巡捕。白人巡捕的工资大大高于华人巡捕。白人巡捕和越南巡捕的福利也远远高于他们的中国同事。
首先看一下华人巡捕的等级差别，工种差别及其造成的工资差别。
等级差别所造成的工资差别很小，高一级的华人巡捕只是比低一级的每月多拿一银两，不过华人译员和探员的级差略高一些，在两到六银两之间。而且华人巡捕的工资与译员和探员的相比也低了不少，1911年二等巡捕每月工资仅为9两，而二等翻译每月20两，二等探员每月12两。(32)
华人巡捕的工资之所以低，是因为这份工作并不需要高学历和特别技能，而且应聘者大大多于实际需要的人手，因此工资不需要达到诱人的高薪。所以对于一名年轻的巡捕来说，他要么尽早离开这份薪水不高的工作，要么就得拼命工作尽早升级到探员来赚一份能够养家的工资。
其次，再来看看不同国籍巡捕的工资差别。
法籍巡捕总是占据着最高的位置，享受最好的工资待遇。一等法籍巡官每个月工资80银两，是同等级华人巡官的8倍。法籍巡捕的高工资原因在于他们的欧式生活所需要的产品都是进口的，而且雇佣中国佣人以及其他维持体面西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小的开支，所以需要高工资，而且为了吸引法国人离开故土到远东工作，高工资是一个不小的诱惑。
华人巡捕和越南巡捕的工资差别很小，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几乎相当。但是越南巡捕享受着华人巡捕所不能享受的福利。已婚的越南巡捕可以带家人来上海，他们的家人也享有法租界给员工提供的同等免费医疗。而那些从外地来沪的华人巡捕，只能一个人孤独地赚钱，然后寄钱回家，即使他们在上海成家了，家人也没有那些针对法籍巡捕和越南巡捕家属的优厚待遇。法租界公董局还专门给越南巡捕的孩子办了一所学校，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教育，高中毕业之后这些孩子可以考入法国本土的大学继续深造。越南巡捕学习的语言之中没有中文，他们只需要讲越南语和法语就够了，因此他们与中国同事的交流很少，这一方面能减少他们贪污腐败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法国上司安插在华人巡捕中的眼线，报告华人巡捕工作上的失误。实际上，越南巡捕是法租界官方控制下的殖民势力，他们的存在，不仅让他们的中国同事感受到竞争的压力，而且更让租界里的华人居民感受到法国政府对租界的直接控制。
为了更客观的显示华人巡捕的工资在上海整体工资水平中的位置，下面来跨行业比较法租界巡捕与上海其他行业工人的收入。1928-1929年上海各业工厂工人每月平均实际收入，男工24.48元，女工13.36元。(34)上海法租界捕房1928年的平均收入为28.56元，1929年的平均收入为28.42元，(35)比上海男性工人的每月平均收入高出4元。不过上海工人由于行业不同，收入也大不相同，棉纺业男工收入较低，每月仅15.42元，而丝织业男工收入较高，每月可赚26.90元。所以，作为一份工作而言，华人巡捕的工资比其他上海工人的工资相对优厚一些。因此不少人为了能进入捕房纷纷托关系送礼送钱，而在捕房有权势的人例如黄金荣就以介绍新人入职捕房作为聚敛钱财的手段，因此受到社会诟病。
但是这份工资拿的并不轻松，为了保住饭碗，逢年过节孝敬上级和人情交际都要花费颇多。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生活费用日高、工资不见涨的情况下，有良心而不愿意压榨灰色收入的巡捕，只能选择另谋高职或者离开生活成本日益高昂的上海。在1932年新任捕房总巡法布尔上台之后，对违法乱纪的巡捕进行了大规模清理，辞退了不少贪污腐败的华人巡捕和法国巡捕，然而仅仅用惩罚无法提高巡捕的职业专业性和职业道德，面对生存的压力，华人巡捕的工资成为制约巡捕房建设专业人才和稳定队伍的软肋，不少华人巡捕在1933年之后纷纷主动辞职，造成了本文前述所统计的37%的高辞职率。
同时，由于他们政治立场的模糊性，虽然为法租界公共机构服务，但是他们所来源的社会阶层以及社会关系将自己卷入了政治漩涡，(36)或者被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情报机构所拉拢，或者被日本军警特务组织所收买，在拿取好处费的同时为他们提供法租界捕房的内部情报。然而在政权变更之后，往往是新政权对他们的重新审视和评判，而他们的人生往往因为这段经历而大大不同。(37)
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群体，法租界华人巡捕已经走入历史的洪流之中不复存在。他们是法租界殖民势力下代表洋人管理华人的执行者，有着狐假虎威的权势和上海十里洋场政治买办的特殊身份，治外法权的存在以及他们手中所拥有的管理权利让他们有资格成为法租界华人社会中的佼佼者，黄金荣和杜月笙等上海黑帮老大的兴起就部分归功于他们与法租界巡捕房的特殊联系，以及法租界巡捕房对鸦片贸易和赌博的稀疏管理。这一层面已经被无数的小说和电视剧描述的惟妙惟肖，仿佛华人巡捕已经成为不可撼动的半人半神的传说，法租界的一丝一毫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可是他们也是一群普通的雇员，也有职业升迁的诉求以及不得不离职的苦恼，他们真实的职业生涯以及工资收入往往是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所不能呈现和解释的。通过这些原始的人事档案，我们看到了华人巡捕在法租界巡捕房中的郁郁不得志的二等公民地位，更看到了他们的收入与上海的工薪阶层并无很大差别，同时归属感的缺失以及职业未来的不明了使得很多巡捕随着30年代经济萧条，上海的生活成本日昂以及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严格管理而离职。他们作为被管理被统治的一员，有着别人看不到的苦涩和辛酸。
[本文是本人在做博士论文《上海法租界的警察1911年-1937年》时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资料而写成的一篇小论文，于2009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正式成文。在此向论文指导老师安克强老师和许纪霖老师致以由衷的感谢！]
注释：
①Ch.B.-Maybon et Jean Fredet,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
aise de Changhai,Paris,Librairie Plon,1929,p.167.
②巡捕有两层含义，广义上讲，租界的警察都被称为巡捕，不论其官职等级大小；狭义上讲，巡捕是租界警察中地位最低的巡街巡捕，是日常与华人居民打交道的基层警察，本文的标题和研究对象主要是这些基层的巡捕，由于档案中也包括很小一部分的捕房翻译，因此也稍微带过。
③Ch.B.-Maybon et Jean Fredet,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aise de Changhai,p.174.
④1849年法租界初建只有986亩，经历1860年，1900年，1914年三次扩张之后达到15 150亩，是初建时的15倍。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1页。
⑤1865年，公董局进行第一次人口调查，统计界内有55 925人，其中只有460个外国人；1900年界内有92 268 人,外侨仅为622人；1915年界内有149 000人，外侨为2 405人。1920年界内有170 229人，1936年法租界界内人口达到477 629人，外侨为23 398人。法租界人口历来都是华人占绝大多数，因此只有雇佣华人巡捕才能更好地治理界内治安。以上人口数据参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117-118页。
⑥Christine Cornet,The French Police in Shanghai 1907-1937,Colloque qui a eu lieu à Lyon,Institut d'Asie Orientale:Les Communautés Etrangères en Asie,Mars 1996.
⑦Marie-Claire Bergère,L'Epuration à Shanghai(1945-1946):L'Affaire Sarly et la fin de la Concession Franaise,Vingtième Siècle,Vol 53(1997),pp.25-41.中文翻译可参见[法]白吉尔：《1945-1946年上海的肃奸：萨尔礼案与法租界的终结》，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选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149页。
⑧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有180卷有关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巡捕的档案，档案均用法语记录，部分档案附有建国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复查之用的中文翻译。每一卷有10名至20名华人巡捕的工作记录档案，本人从中随机抽取了102名华人巡捕档案作为研究对象，抽取的档案号如下：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有关捕房的个人材料U38-2-1768，U38-2-1769，U38-2-1770，U38-2-1772，U38-2-1776，U38-2-1781，U38-2-1782，U38-2-1783，U38-2-1784，U38-2-1794，U38-2-1799，U38-2-1836，U38-2-1837，U38-2-1885，U38-2-1900，U38-2-1914，U38-2-2046。
⑨本文所用的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历年年度报告均来自于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年度报告中有关警务的一部分。原材料为印刷本，上海市档案馆对外开放利用的是来源于印刷本的缩微胶卷。
⑩Project de Règlement Administratif pour le Personnel Chinois，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管理员章程，华人联谊社、华人职工要求条件等文件，1931年，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U38-2-863，第1页。
(11)旧上海华界只是在1928年以后，才在调查人口的同时登记居民的籍贯；而旧上海公共租界从1885年起，在人口调查的同时也记录居民的籍贯。但是旧上海法租界的人口调查，始终未登记人口的籍贯。因此在这里，本文采用了旧上海华界和公共租界的籍贯构成，来弥补法租界人口籍贯的缺失，由于上海华界公共租界以及法租界的人口是自由流动的，因此互相之间的参考性比较强。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
(12)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第141页。
(13)《市警局统计市民籍贯》，《申报》1937年1月11日，第211页。
(14)Project de Règlement Administratif pour le Personnel Chinois，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管理员章程，华人联谊社、华人职工要求条件等文件，1931年，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U38-2-863，第1页。
(15)参见1902年法租界巡捕房年度报告，“由于报名者人数超过所需人数，只有那些拥有最好担保人以及最佳家庭关系的人才可以被录取”，而且很多巡捕的个人档案材料表明他们入职时的介绍人都是已在捕房任职的巡捕。
(16)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页。
(17)参见1906年法租界巡捕年度报告。
(18)乡波：《黄金荣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旧上海的帮会》，第134页。
(19)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148页。
(20)薛耕莘：《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第89页。
(21)对此，魏斐德和马丁都谈到过法租界巡捕和帮会的密切联系，其中魏斐德认为黄金荣身兼罪犯头子和捕头两种角色，他既是罪犯又是警察，他把法租界和华界南市的流氓集结成派，收为门徒，作为自己的眼线，破获了很多大案。参见(美)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章红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9页。马丁认为黄金荣是一个能干的“暴力买办”，他的生涯是20世纪早期上海外国租界内帮会和巡捕之间暧昧关系的缩影，他利用在捕房的权利拓展自己的帮会地盘，同时压制和打击帮会的其他对手。同时，随着黄金荣在帮会势力中的权势日益膨胀，他在法国当局者的眼中也就越来越重要，他作为巡捕房督察长的职位与他青帮大亨的身份互为补充。参见(澳)布赖恩·马丁：《上海青帮》，周育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2-67页。
(22)薛耕莘：《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第96页。
(23)参见1934年法租界警务处年度报告。
(24)薛耕莘在新任总巡法布尔上台之后，曾经调节过杜月笙和法布尔的矛盾，虽然后者严词拒绝了前者的重金收买，但是杜月笙为了拉拢薛耕莘和获取有关法捕房的消息，每月给薛耕莘津贴500元，这笔津贴一直领到1943年法租界被收回后，而此间薛耕莘也与杜月笙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薛耕莘也认为在旧上海的警察行业，必须要与各种人打好交道，才不会有人找麻烦，这种打交道当然也包括给对方面子收受好处费。Joseph Shieh & Holzman,M,Dans le jardin des aventuriers,Paris,Seuil,1995,p.83.
(25)《法警务处政治部人员升迁》，1937年1月5日，《申报》影印版，第348册，第64页。程子卿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又因为他的皮肤黝黑，绰号叫“黑皮子卿”，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尔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督察长。1921年他曾经作为法租界秘密侦探闯入中国共产党一次代表大会会场。
(26)(27)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有关捕房的个人材料：钱乘龙，许福卿，方福林，黄金荣，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号U38-2-1799。
(28)法租界华人巡捕退休年龄一般为50岁，特殊人才可延长至55岁。因此黄金荣在1925年离开法租界捕房是正常的退休年龄期限已到。
(29)Project de Règlement Administratif pour le Personnel Chinois，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管理员章程，华人联谊社、华人职工要求条件等文件，1931年，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U38-2-863，第2页。
(30)Project de Règlement Administratif pour le Personnel Chinois，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管理员章程，华人联谊社、华人职工要求条件等文件，1931年，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U38-2-863，第3页。
(31)《法捕房禁止公务人员假名发柬》，《申报》1935年5月27日，第716页。
(32)1911年法租界巡捕房年度报告中年度预算里有关工资的数据。
(33)1933年之前法租界巡捕房的工资均以银两(taels)计算，1933年国民党废两改元，因此法租界捕房自1934年起，工资均以元(dollars $)计算。原定以银两收付者，在上海应以银两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的标准以银币收付。
(34)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1932年版，第76页。
(35)上海法租界捕房华人巡捕1928年的平均收入为20.7两，1929年的平均收入为20.6两，以一元折合0.72两计算，一两相当于1.38元，换算后得到如上数字。
(36)Joseph Shieh & Holzman M.,Dans le jardin des aventuriers,p.73.
(37)参见薛耕莘法语版回忆录，他谈到自己同情共产党，为他们在法租界通风报信，向忠发被捕变节后带人去法租界要求法捕房协助抓捕周恩来，薛有意传情报给共产党员黄定慧，使得周恩来有机会逃走。Joseph Shieh & Holzman,M.,Dans le jardin des aventuriers,pp.90-91.而薛耕莘因为同情共产党的态度，在抗战胜利法租界回归华界之后被国民党法庭判刑坐牢。法租界探员赵子柏也曾被中共特科潘汉年所领导下的共产党员黄定慧所拉拢办事。参见尹骐：《潘汉年的特工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