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税收模仿行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政府论文,税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近年来，空间计量经济学在地方政府间策略性的税收模仿研究上，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对税收模仿出现的原因给出了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型解释Allers(2005)：财政支出溢出、Tiebout(1956)模型(即税收竞争模型)和标尺竞争模型。第一种模型表明税收和财政支出一样也存在空间外溢性。第二种模型说明了退出机制的作用，如果当地政府的税率高于相邻地区，流动要素所有者就会“用足投票”迁徙到低税率的地区，当地方政府为吸引更多流动要素为公共品筹资时，就不可避免的出现税收竞争，某一地方政府对其他地方政府反映函数的斜率具有非零特征，税收竞争的纳什均衡往往使所有地方的税率低于最优化水平，过度的税收竞争还可能导致公共品的供给不足(Oates，1972)。在第三类模型中，Salmon(1987)、Besley和Case(1995)用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投票者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公共品—税收组合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可以运用信息优势进行寻租，可是，投票者仍然可以运用相邻地区的税率信息，即以相邻地区为标尺，判断本地政府的“质量”。如果投票者以此判别地方政府的相对效率，理性的政治家就会采取“标尺竞争”行动向相邻地区模仿。
大多数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都把税收模仿的原因归结于“标尺竞争”，并把政治结构和选举周期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如：Massimo(2003)对意大利财产税的研究表明税收模仿的原因是出自“标尺竞争”，Revelli(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英国地方政府的税收模仿也是标尺竞争的结果，本地政府的增税措施降低了执政者受欢迎程度，而相邻地区政府增税使本地的在位者受欢迎程度增加。其他一些研究者的结论则与此不同，表明税收反映函数的斜率为负。如Rork(2003)的研究结论表明与相邻地区个人所得税率增加相伴的是本地个人所得税率的减少。
我国地方政府之间是否存在税收模仿行为呢?我们知道，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不同：由于中国目前税收立法权是高度统一的，除了筵席税等非常不重要的税收之外，地方政府税收自主程度有限；地方官员的任命采取委任制；人口由于户籍的原因还无法自由流动。但是，也应该注意到，随着各地对国内外流动性要素的竞争加剧和政绩考核标准的逐步转变，地方政府对提供某些公共品的偏好有增强趋势。如果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税收模仿，背后的原因是出于上述三种理论模型中的哪一个?本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税收模仿行为。没有证据支持税收竞争是税收模仿的原因，为吸引流动要素展开的税收竞争，由于税权统一的原因，而转变为基本建设支出竞赛，税收模仿的原因可能更多的来自于“标尺竞争”。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为验证是否存在税收模仿行为，第二部分引入了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二、数据和模型
(一)数据。
选取除海南(无法定义空间邻居)外的30个省作为样本。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宏观税负(中口径宏观税负，用财政收入除以GDP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人均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等指标进行分析，后两个指标与对流动性要素的争夺情况有关。考虑到重庆市1996年才从四川分离出来，样本期间选择为1997—2005年。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及各地区统计公报，为消除价格影响，以1997的价格指数为100％，计算出的2005的GDP平减指数为125％，以此平减指数缩减相应指标数值。
(二)空间自相关。
运用Anselin(1988)发展的空间计量模型验证地方政府i的税收政策是否和地方政府j的税收政策有关联。空间自相关提供了空间模式的性质和程度，正的空间自相关说明相邻地区比不相邻地区行为更相像，负的空间自相关说明相邻地区比不相邻地区行为差异更大。
空间自相关是一种空间统计方法，可以揭示出地方政府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区域间的相互作用。空间自相关的全域指标用于验证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模式，Moran I系数是常用的全域空间相关性指标，其定义为：
区域j不相邻。
Moran指数在(-1，1)之间，大于0表示各地区间为空间正相关，数值较大，正相关的程度越强；小于0表明空间负相关；等于0表示各地区之间无关联。
(三)空间自回归。
为从动态的角度考察是否存在税收模仿行为，本文把传统的收敛模型纳入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中。
表示，可以看作是相邻地区的y，w表示外生的空间加权矩阵(30×30)，ρ代表待估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如果ρ＞0，表示考察变量的增长存在正向的空间联系；如果ρ＜0，表示存在空间的负向联系；ρ=0，表示不存在空间联系。空间误差模型由式(3)表示，ε表示误差向量(N×1)，w表示外生的空间加权矩阵(30×30)与式(2)中的w相同，η表示(N×1)白噪声，λ表示待估的空间误差系数，λ＞0表示说明误差正相关，λ＜0表示负相关，λ＝0表明不存在相关关系。如果在因变量和误差项结构中不存在空间关系，则ρ=λ=0，空间计量模型就退化为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Anselin和Rey(2004)提出区分模型的检验方法—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的拉格朗日乘子(Lagrange multiplier，LM)检验及其稳健性(Robust)形式。用此方法可以区别出究竟是何种空间自回归形式，LMLAG检验空间自回归滞后变量模型、LMERR检验空间自相关误差模型，R-LMLAG和R-LMERR是对拉格朗日乘子的稳定性检验补充。如果在空间依赖型的检验中发现LMLAG比LMERR在统计上更加显著，并且R-LMLAG显著而R-LMERR不显著，则可以断定空间滞后模型是恰当的空间自回归表达形式。相反，如果LMERR比LMLAG在统计上更加显著，且R-LMERR显著而R-LMLAG不显著，则可以断定空间误差是合适的空间自回归模型。
三、实证分析
(一)税收模仿的证据。
首先对各地区1997-2005年的宏观税负用式(2)进行普通最小二乘(OLS)法的估计。Moran指数检验、判断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SLM和SEM形式的两个拉格朗日乘数的结果见表1。利用极大似然估计(ML)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1中的Moran指数(误差)检验、两个拉格朗日乘数的空间依赖性检验结果显示，经典回归误差的空间依赖性(相关性)非常明显(显著性水平为0.6％)。证明了我国地方政府的宏观税负不是独立和隔离的，而是相互关联和影响的，必须将空间因素纳入到研究理论和实证框架中。同时为了区分是内生的空间滞后还是空间误差自相关，根据前面介绍的判别准则，表2中的拉格朗日乘子误差和滞后及其稳健性检验表明，LMLAG通过了1.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LMERR通过2.6％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再比较表2中的SLM和SEM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对数似然比LR，可以发现用空间滞后模型比空间误差模型更好。ρ＞0并且统计显著，说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税收模仿行为，当相邻地方政府的宏观税负增加1％时，本地政府的宏观税负增加0.426％。这与大多数国外学者得出的地方政府之间税收反应函数的斜率为正的结论一致。这也与Besley和Case(1995)推断的结论相符合：当投票者观察到相邻地区税率提高时，也愿意接受本地的税率上升。β＜0表明我国各地区1997—2005年的宏观税负出现收敛趋势，期初宏观税负较低的省份相比宏观税负较高的省份获得了更快的增长率。
(二)税收模仿的原因：是否来自税收竞争。
为检验税收模仿的原因是否来自税收竞争，本文把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流动要素的代表，并把相邻地区的FDI增长作为自变量对宏观税负进行回归，如果存在税收竞争，相邻地区的FDI增长应该使本地的宏观税负下降。用同样的检验方法，确定采用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回归，具体的结果见表3。表3表明，相邻地区的FDI每增加1％，本地的宏观税负降低0.015％，但是该系数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说明税收竞争对宏观税负的影响不显著。税收竞争在我国表现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由于中央在税权统一上采取了种种措施，以减免税这种形式出现的税收竞争不再是主要问题。第二是由于地方政府采取了比较隐蔽的税收竞争形式，如增加特定方向的支出和减少应该收取的费用，各地将一般税收收入用于特定投资项目，进行基础设施改善吸引流动性要素。税收竞争的不显著性排除了税收竞争是税收模仿的原因。
(三)税收竞争转向基本建设竞赛：标尺竞争。
正如Brueckner(2003)所说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直接分清税收模仿的原因来自税收竞争、标尺竞争还是二者兼有，因为这两种竞争的理论基础都是同样的空间反应函数。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我们只好采用排除法寻找税收模仿的原因。既然税收竞争在地方政府之间表现不显著，不是税收模仿的原因，税收竞争是否转为因招商引资活动导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竞赛，从而可能更多的具有“标尺竞争”性质呢?首先，我们用2005年的数据对人均FDI与人均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进行相关性检验，Pearson相关系数为0.417，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多的地区，其基础设施建设也比较发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吸引投资的有效手段。表4列示了1997—2005年的人均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用式(2)和式(3)回归的结果。
1997—2005年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年平均增长7.83％，东部为4.07％，说明近几年来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加大了基本建设支持的重视程度，以比东部地区更快的速度增加了对公共物品和基础设施的支出。β系数在三种模型中都显著地小于零，也说明基本建设出现了比较强的收敛趋势。人均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还表现出了比较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以空间滞后模型为例，每当相邻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增加1％时，本地的基本建设就会增加0.36％，基本建设存在相互竞赛。基本建设视角中的地方政府竞赛行为，是对目前基于经济增长的政绩考核的一种反应，地方政府普遍面临着发展地方经济的政绩考核压力，需要吸引内外资的流入，为此必须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各省份为吸引更多的投资展开的竞争使基础设施建设等生产性公共品就会相应增加，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的招商引资行动，一般是以相邻地区为竞争标尺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招商引资时不会把西部落后地区作为比较对象，以相邻地区的基础设施情况作参照物展开的吸引流动要素进入本地的这种战略互动是引起基本建设竞赛的一个原因。从流动要素所有者(也可以看成一个投票者)的角度看，他处于信息劣势，但仍然可以运用相邻地区政府绩效来判断本地政府的“质量”，并选择行使投票权或者“退出”，迫使本地政府对相邻政府的行动做出反应，避免与相邻政府的政策产生过大的偏差，这也就是“标尺竞争”模型引致的基本建设竞赛的另一个原因。另外，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也能发现“标尺竞争”的证据。中央政府处于委托人位置，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为克服对代理人的经济增长考核中的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对某一地方政府的考核也以该地相邻的政府为参考标尺来进行，这也可能是税收模仿来自纵向压力方面的一个原因。
四、结论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策略性税收模仿行为。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税收模仿，当相邻地区的宏观税负提高1％时，本地政府的宏观税负增加0.426％。没有证据支持税收竞争是税收模仿的原因，税收竞争在税权统一的条件下，转变为吸引流动性要素的基本建设竞赛。税收模仿的原因可能更多的来自于“标尺竞争”。
地方政府税收模仿的真正原因是标尺竞争还是财政支出溢出，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