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障碍及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发展循环经济论文,障碍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基本是沿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三高一低”)的粗放型道路走过来的，可以说，我们的增长是以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和环境负担加重为前提的。有数据为证：2003年我国的GDP占全球的4％，但消耗了全球55％的水泥，36％的钢铁，30％的煤炭，25％的铝。据测算，中国每万元GDP消耗的铜、铝、锌、镍合计为70.5公斤，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印度的2.8倍。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但浪费了大量资源，加剧了资源短缺的矛盾，使经济增长缺乏后劲，环境污染和损害严重，而且使经济运行成本增高，运行质量下降，市场竞争力下滑。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鉴于此，必须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脆弱、在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力两个方面的确经不起传统经济模式下的高强度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如果继续走传统经济发展之路，沿用三高的粗放型模式，以末端处理为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那么只能延缓我国进入真正现代化的历程，因此，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重大的战略选择。循环经济是在资源与环境约束下追求有效经济增长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型，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载体。
一、循环经济的概念及在我国发展的现状
在西方主流经济狭隘的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之内，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逐渐缩小，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60年代，出现循环经济思想萌芽。循环经济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它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生产、产品销售及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赖生态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吴季松，2003)。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3R)为原则，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三低一高”)为基本特征。在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规律下，重构经济系统，把经济活动高效有序地组织成一个“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近似封闭型物质能量循环的反馈式流程，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再利用”的良性循环，以最大限度地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大幅度减少和杜绝废弃物排放，从而将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减到最低程度。
目前，我国对于资源的利用并没有从整体上建立“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体系，经济增长方式依然以粗放型为主，经济活动的总体是一种“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流动模式，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即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就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越多。例如2000年，冶金、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中国的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5％左右，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中国矿产资源回收率只有30％左右，而国外先进水平一般在50％以上。2000年，世界一些国家的废钢回收率，德国为80％，荷兰为78％，奥地利为75％，美国为67％，而中国仅为20％。我国再生铜产量93万吨，占铜产量的22％，而世界平均水平为37％；再生铝产量145万吨，占铝产量的21％，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0％。如何解决好经济发展与资源瓶颈约束之间、经济发展与经济利用效率之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我国的循环经济任重道远。
但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年来在发展我国循环经济方面，政府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如围绕提高资源效率做了大量的工作，像产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废旧物质的回收利用、生产和消费中的资源再利用、环保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加大了推进循环经济的力度，增强全民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认识，并在一些企业和省市进行了试点，推进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的发展，也制定了一些相应法律法规和政策。但总的说来，我国循环经济才刚刚起步，还有许多因素阻碍循环经济的发展，因此，分析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并探讨加快发展我国循环经济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二、阻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法律、经济制度的缺陷
西方经济学家关注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思等人以经济史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提出制度创新能推动经济增长，制度的变化既有改变收入分配，又有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潜在可能性，并将制度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
我国在循环经济方面仅出台了少量的法规，大部分领域仍是空白，现有的法规存在操作性差的问题。另外，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中存在一些影响和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缺陷。例如，我国普遍实行低税制的资源税，使得初始资源价格偏低，纵容企业高耗能、低附加值的粗放经营模式，资源税激励企业的作用减弱。又如我国现行的企业增值税存在同样的弊端，因为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虽然原材料成本较低，但其成本中增值部分所占比例较高，故按增值的比例来缴纳的增值税，会使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承担更高的税负。再如，发达国家对分期付款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生产控制污染设备的企业，实行所得税、设备销售及财产税的减免政策，很多国家对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实行普通退税甚至特别退税的政策，而我国则没有这方面的政策规定，税收的这种负面作用阻碍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优化的产业结构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却制约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处于急速变动中，虽然经济起飞时期重化工业比重超过轻工业的现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比例失调的高能耗、高投入、高污染的重化工行业会对循环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我国正面临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重化工业比重在不断提高，像交通、冶金、能源、建材等产业均处于大发展阶段。中国的工业用能占到能源总消耗的70％，而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电力蒸汽热水供应这四大重工行业能源消耗之和占工业能源总消费的一半以上。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① 这些数据与GDP的增长是不合拍、不协调的。又如建材行业，也是一个高能耗、高投入、高污染行业，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消耗了更多的资源和加重了环境负担，阻碍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三)技术支持乏力
新古典经济学家将技术进步引入增长模型，从索洛-米德模型到罗默、卢卡斯的增长模型，技术进步由外生变量转为内生变量，在他们看来知识积累、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保证。作为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是集经济、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它要求通过制度创新进行技术范式的革命，这是新型工业的高级形式。因此，循环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技术进步的支持。而我国的现实却是发展循环经济最关键的开采技术、环保产品技术、节能技术和综合利用技术的装备水平不高。在我国一些高新技术中先进技术少、工艺落后、技术设备老化，不能给循环经济发展以强有力的支持，妨碍循环经济的发展。
(四)思想认识的误区
由于我国的循环经济才刚刚起步，对循环经济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误区之一是有一些人认为，发展循环经济不切合我国现实，有些超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消除贫穷，而循环经济则是发达国家考虑的事情，离我国相去甚远。殊不知，绿色食品、绿色消费、绿色环境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有的国家甚至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推进，如德国1996年就颁布实施了《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日本也颁布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我国在加入WTO后，市场的国际化更加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循环经济的脚步早已来临。误区之二是有些人对循环经济理解片面，认为循环经济只适用于某些方面和领域，事实上，循环经济既适合于工业、农业等各个领域，又触及生产、服务、消费各个环节，是一个具有新的系统观、经济观、价值观、生产观、消费观全新经济模型，其核心是在强调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度量生产过程中的生态负荷值。因此，仅将循环经济着眼于生态环境，认为其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方面，实属认识偏差。误区之三是有一部分人认为先污染、后治理，仅仅满足于末端污染物的达标排放。其实这种末端治理的认识有很多局限性，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大，不但治理成本高，而且生态恶化，难以遏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五)扭曲的政绩考核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很多地方迫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巨大压力，一直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环境问题则往往被置于边缘地位。而我们的干部考核制度也自觉不自觉地把增长率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追求理所当然地成为地方干部的职业使命。这种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方法，没有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是一种不真实、非绿色的统计核算，从而诱导人们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不利于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三、发展我国循环经济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经济制度，健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规律法规
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识尚未被国人完全接受的情况下，法律法规的特殊作用就在于能有效的强制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法律手段具有规范性、稳定性、强制性、公开性和极大的权威性，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加快制定相应的法规。发达国家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首先应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立法，让政府的各项政令和措施有法可依，生产者和消费者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可见，加强循环经济的制度设计与法律建设，对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我国应尽快建立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体系，在立法过程中，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确立为发展循环经济的立法要求，并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从而为实现由污染的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根本性转化提供法律保障。另外应抓紧制定各类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法规，如加快排污制度改革，加快制定用能设备能效标准，重点用水行业取水定额标准，主要耗能行业节能设计规范以及强制性能效标识等发展循环经济的标准规范。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和资源循环利用的企业在税收、财政、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支持。现在最急迫的是要一方面认真落实已有的如《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加快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利用以及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行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政策和法规。另外，要加大执法监督检查的力度，逐步将循环经济发展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二)优化产业结构
优化产业结构是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途径之一。良好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利于防治和治理污染；良好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高效利用；良好合理的产业结构，是补偿生态环境的物质基础。优化产业结构，就现阶段而言，要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生态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附加值、深加工、高效、低耗、低污染甚至无污染等几大优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还可以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朝着有利于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生态产业的发展能改善生态环境的状态和质量。产业布局和产业组织优化能够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十一五”规划已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重要指导原则，要求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编制各类规划。目前，国家应加强对发展循环经济专题研究，如加快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研究并提出国家发展环境战略目标及分阶段推进的计划，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组织，促进产业链和循环经济网络的发展。
(三)依靠技术革命
循环经济可以解决许多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但是要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源短缺与环境压力的主要问题，必须依靠技术革命，发展高新技术，建立“绿色技术支撑体系”。“绿色技术支撑体系”应该包括：一是环境无害化技术，主要包括环境工程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等；二是资源化技术，主要包括废弃物再利用、回收和再循环技术、资源重复利用和替代技术等；三是高附加值、少污染排放的高新技术，主要包括信息技术、环境监测技术、网络运输技术以及零排放技术、可持续发展技术等。建立绿色技术支撑体系，要以发展高新技术为基础，以开发经济体系生态链技术为关键，遵循技术开发的生态道德，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采用无害或低害新工艺、新技术，大力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和材料，对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进行替代，依靠高新技术发展循环经济。
(四)思想观念创新
发展循环经济的最主要障碍是观念问题，必须破除那种只顾经济增长，不顾节约资源与生态环境的错误观念。我们必须转变思想，由传统的经济效益观念转变到循环经济的综合长远效益观念上来，树立正确的资源观和价值观。充分认识循环经济不是一种简单的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废弃物经济，也不是产业部门内部的工艺技术问题，而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产业革命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场划时代的社会变革，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加速器。基于此，我们首先要确立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决策模式，在对资源开发和利用方案的选择这类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的长期问题进行决策时，一定要坚持综合效益原则，对可能引发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应尽早进行充分而科学的论证和预测，保持谨慎，反对冒进，避免不可逆转的危害性结果，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获得较高的综合经济效益。二要确定适度控制、“永续利用”的效益观念。在经济活动中，一定要根据资源承载和环境容量进行适当控制。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和利用从持续发展的观点出发应立足以下三个基准：一是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如土壤、水、森林、鱼类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速度不能超过其再生速度；二是不可再生资源(如化石燃料、优质矿石等)的利用速度不能超过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可再生资源的代替速度；三是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能超过环境对这些物质的循环、吸收和无害化处理速度。只有符合这些基准的发展模式才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
(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目标是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政府必须发挥更大作用，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尤其是要建立消费拉动、政府采购、政策激励的循环经济发展政策体系。要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产品标识制度，引导和鼓励政府及公众购买、消费循环经济产品。在政府的购买性支出方面，政府应增加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投入，另外，要强化政策导向，国家可通过产业政策、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形成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国家综合经济部门可以通过制定产业政策，鼓励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利用国债等渠道进行投资引导，在各行各业促进循环型生产环境的形成。国家相关部门应研究制定对使用循环再生资源生产的企业的产品减免税收及给予优惠贷款的措施，可实行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多种形式的所得税优惠措施，鼓励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的发展。另外，可在资源开采环节适时扩大征收范围，尤其要对不可再生、非代替性、稀缺的资源从重课税，并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有偿使用制度。对造成污染的经济行为，可采取征税的经济手段将污染导致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通过价格机制来有效调节对环境有污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
(六)建立绿色GDP政绩考核体系
要建立循环经济，关键之一就是要改革现行的经济核算体系，彻底摒弃GDP至上的政策目标，推行绿色GDP制度。“官念”必须更新，通过绿色GDP指挥棒的作用逼迫官员放弃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企业到国家建立一套绿色的经济核算制度，包括企业绿色会计制度、政府和企业绿色审计制度、绿色国内经济核算体系等。核算体系改革的核心是改变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的方法，因为这种统计方法没有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是一种不真实、非绿色的统计核算。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已注意采用新的绿色国内经济核算方法，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扣除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破坏的损失。我们建议采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EDP)概念，EDP比较全面体现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的框架。EDP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减去资本折旧、自然能源消耗、环境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损失)之值。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得出的结果可供各级政策领导部门使用，让他们看到传统国内生产总值和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的巨大差异，促使他们放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
注释：
①潘岳.直面中国资源环境危机[N].环球时报，2004-0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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