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春秋》解释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仲舒论文,方法论论文,春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1）01—0106—11
一、感应时代课题
任何时代任何政治统治，都必须建立在对该统治合法性、合理性的信念上；这种信念，又通过一种信念系统与政治哲学的确立或援引来完成。在中国的汉武帝时代，其信念系统与政治哲学的确立或援引，就表现为独尊儒术、兼容百家的政治文化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当时的时代课题。
汉代初期的七十多年里，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对新的形势，原本行之有效并且极受尊崇的黄老之学与“与民休息”的法制国策，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儒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则不甘于非主流地位，也乘时而起，重新活跃起来。具有多欲多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即位不久，就逐步形成了对新形势的清醒认识。他对内要实行“改制”，以加强有效的一统政治；对外要大举用兵，以解除匈奴的长期威胁。为此，他急于探寻一种能为及时“改制”和全面“攘夷”提供信念系统的新的政治哲学。他三次以诏举贤良对策的方式，真诚地向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改制有无规律可循？是要等到政治衰败之后还是应当及时改制？上古改朝换代的根据何在？采用何种政策能实现百姓和乐、政治清明、天时正常？更能显示其英明的是，他不要人们就事论事，而是“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汉书·董仲舒传》）。在一定意义上，这其实是表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新的思想课题。
在一百多位对策者中，《公羊春秋》学者公孙弘提出了一个调和儒法思想而以儒术“缘饰史事”的建议：“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汉书·公孙弘传》）。另一位《公羊春秋》学者董仲舒，则倡议以他从《春秋》中阐释出来的儒学理论作为新的信念系统，以此促进社会文化的“更化”；并且强调：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如果仅就这一著名议论而言，董氏的主张确实可以像班固那样在《汉书·武帝纪赞》中将其概括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也可以像司马光那样在《资治通鉴》中将其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必须看到，董仲舒的哲学理论，是适应现实社会需要，以《春秋》和《公羊传》为主要依据，沿着“外王”路线发展儒学精神，兼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而以探讨“天人合一”、建构“天人感应”学说为最大特色，与孔孟原始儒学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他重新塑造的“儒术”，他倡议“独尊”的“儒术”，其实是开放型、修正型的。在哲学实践中，他没有“罢黜百家”，而是兼融百家，使之既不能与儒家“并进”，又可以辅翼儒学。
汉武帝独具慧眼，在众多对策者中，将公孙弘擢为第一，对董仲舒大加赞赏；并且以此为契机，逐步兴起了一个以“更化”为旨趣的“运动”。但是，对于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却不应简单地称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因为，汉武帝雄才大略，着眼于一统政治，一贯注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史记·龟策列传序》），大力“广道术之路”（《汉书·夏侯胜传》）。他确曾“独尊儒术”，那是以儒学为主导；他并未“罢黜百家”，而是以百家为辅翼。他认可的政治哲学，是以儒学仁、义、礼、智、信等基本理论为主导，兼融法家“法、术、势”等观念以扩充其“外王之道”，并且饰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新型哲学体系。后来，汉宣帝刘询告诫其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六帝纪》），倒是很真实地总结了这一运动的本质特征。事实上，依年记事的《汉书·武帝纪》中也并没有关于“罢黜”、“独尊”事件的具体记载。所以，在我们看来，这一运动其实是一个开放性的独尊儒术、兼融百家、促进“更化”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教育运动。惟其如此，它才具有历史意义。后世学者将这一运动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是运用了后世学者的眼光，掺和了后世学者的目的。现在我们则应该澄清千年的误会，还它本来的面目。
值得注意的是，倡议和推动这一独尊儒术、兼融百家、促进“更化”运动并因此受到汉武帝赏识而跻身显要的学人领袖，主要是公孙弘和董仲舒，他们都是《公羊春秋》学大师。而据《汉书·儒林传》记载：“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率用董生。于是上（武帝）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大量相关的历史事实也都表明，当时“独尊”的儒学，就儒学内部而言，其实主要是《春秋》学；而在《春秋》学中主要是《公羊》学。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西汉儒家学者大都相信：“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议法，王道备，人事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也就是说，《春秋》为孔子编著，孔子在依据鲁国史记编次《春秋》的过程中，以“约其文辞，去其烦重”的方式，融进了自己所理解的“王道”，寄托了自己一生的政治理想；他实际是在诸侯“莫能用”的情况下为后世“制义法”。他们接过孟子的一段名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进而强调《春秋》的文本结构有“史事”、“史文”、“史义”三层；其“史义”隐含在“史事”与“史文”中，宏通广大，兼有“内圣外王”之学，是孔学的精髓，是《春秋》的灵魂。他们还相信，对于《春秋》无限的“微言大义”，虽有三《传》作解说，但只有《公羊传》的解说最为精当。
作为《公羊》学的嫡派传人，董仲舒对《春秋》一经的思想体系与著书体例，有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他既集中了当时大多数儒家学者的见解，又获得了自己不同寻常的认识，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春秋》文本观念。他立足现实，观照《春秋》，第一个向汉武帝、向天下人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论断，强调《春秋》政治哲学的基本宗旨是论证君王“受命于天”、顺天之志，“以王之政，正诸侯之位，正境内之治。”此义放之四海而皆准，超越古今而通用。这就深得汉武帝的认同，也与时代课题相契合，同时也正是他较为自觉的历史使命。
至此，我们已经逐步认识到：是社会文化的变革，引发了汉武帝“欲闻大道之要”的要求；是汉武帝的这一要求，表述了时代的思想课题；是这一时代的思想课题，引发了独尊儒术、兼融百家、促进“更化”的政治文化运动。而董仲舒基于自己的《春秋》文本观念以解释《春秋》，既是对时代课题的感受与回应，也是对“独尊儒术”的引导和促进。然而，在那个奋发有为的时代，感受时代课题而自肩历史使命的学者，热衷参与政治而自争立于学官的学者，观照五经文本而自创解释方法的学者，为数很多。因此，当时经学派别纷起，“师法”林立，竞争激烈。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里，如何能在《春秋》解释中阐发“大道之要”，并且上能动帝王之听，下能服学人之心，关键在于新颖而正确的解释方法论。正是由于董仲舒在自己《春秋》文本观念的基础上，创建了自具特色的解释方法三论，即“名号论”、“辞指论”和“事例论”，从而完成了独特的《春秋》解释，回应了时代课题，他才赢得了当时学者的普遍赞誉：“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他的主要论著《春秋繁露》（注：据考证，《春秋繁露》一书，虽然偶有后人掺附的语句，但仍可以信为董仲书著作。本文征引，皆自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以下只随文注出篇名。），才成为新儒学的典范。
二、名号论
创建新的《春秋》解释方法论，董仲舒非常重视“名号”问题，因而特著《深察名号》等篇进行多方论述。何谓“名号”？他倡言：“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也犹绳之审于曲直也。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已”；“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徧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深察名号》）可见，“名”与“号”，都是用来别其物、辨其事、以分类和概括的方式反映天地间事事物物的，都是事物的名称、语言的词语。由于人们在为事物命名造词时，往往是以事物的某些特征为“理据”而在名称中反映了事物的某些特征，所以“名生于真”，“可以真物”，所以能依据事物的名称去探寻事物的某些特征。在现代词汇学上，这是“词的内部形式”问题；而在董仲舒的学说里，它被称为“诘其名实”问题。不过，董仲舒所谓的“名”，是“详而目”，是“徧辨其事”，相当于《荀子·正名》所说的“别名”，是下位词，表达种概念；而他所谓的“号”，是“凡而略”，是“独举其大”，相当于《荀子·正名》所说的“共名”，是上位词，表达属概念。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董仲舒进而指出：正因为事物的名称反映了事物的某些特征，所以人们就可以依据事物的名称去审察事物中的某些是非，“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已。”这一见解，在现代学者看来，有颠倒名实关系之嫌；而在董仲舒心目中，则十分正确，非常重要。为此，他又向前跨进一步，提出：“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深察名号》），首先就是要从深入考察词语—概念—事物的关系入手。这很容易使人想起孔子的“正名”论，想起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论说。但是董氏的思想又不如此简单。他以举例的方式说：
深察王号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运周；德不能匡运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故曰：“天复无外，地载兼爱，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之谓也。”（《深察名号》）
这一段论述：从浅层次看，是在分析名词“王”的得名“理据”和内部形式，并用声训的方法探讨其语源，系联起“皇、方、匡、黄、往”五个词，从而描写出“王”的词义特征以及所表现的事物特征。可是从深层次看，它则是通过审察“王”的得名理据和内部形式，发掘名词“王”的“符号内容”中指称物以外的特定“涵义”，一方面将其“涵义”中不合时宜的历史经验悬置起来，另一方面又用新的政治经验代入到“涵义”之中。从而阐发出一套以“风行令而一其威”为核心内容、以“大一统”为主要特色的“王者之术”。可见董仲舒“深察名号”方法论的主旨，不在语言学上，不在逻辑学上，而在解释学上，而在政治学上。
然而，董仲舒的“深察名号”方法论，由语言逻辑领域走向伦理政治领域，步履是艰难的，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于“天”。他强调：“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也。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以发天意”，并将阐发的成果融贯在经书之中。这样，他不仅将“深察名号”以阐释天意的权力归于了圣人，而且又将圣人之书对于名号的运用抬到了天意的高度（《深察名号》）。于是，学习圣人经书，正确而深入地理解圣人对“名号”的把握与运用，加以适当的阐发，就是至关重要的，关系到是否“顺于天”的问题。
至此，可以看到，董仲舒的“名号论”，是一种经典（主要是《春秋》）解释方法论，主要用于“名号”亦即词语的解释。它强调，正确解释名号亦即词语，是解释经典的首要任务。而其具体方法，则在“深察”二字，也就是发掘其“符号内容”中指称物以外的“涵义”，从自己的文化视界出发，发现、选择、整合、建构“涵义”中的意义要素，从而阐发出“名号”中隐含的礼义本原、上天意志和圣人的微言大义。
【例1】诸侯来朝者得褒，邾娄仪父称字，藤、薛称侯，荆得人，介葛卢得名。内出言如，诸侯来朝曰朝，大夫来曰聘。王道之意也。
这样一段解释，即是汇集《春秋》若干常用“名号”而“深察”之。在董仲舒和公羊家们看来，《春秋》称人的“名号”都寓有褒贬之义，并且有等级之分，即《公羊传·庄公十年》所谓“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例如，对邾娄仪父称字，隐含着褒义，因为他能在鲁隐公即位时，首先予以承认，并前来缔结盟约；对于葛卢这个夷狄之君称名，也寄寓着褒义，表扬他能向往礼义，前来朝见。但是，董仲舒在解释中强调指出的都是更深一层的“微言大义”：《春秋》称人如此慎重地选用“名号”，其意决不仅仅是实现对某些个人的褒贬，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某些个人行为的评价，彰显出了“王道之意”；而这种“王道之意”是汉代人们应该领会与参照的。
【例2】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 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为本。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楚庄王》）
“制礼作乐”，在儒家心目中，是治理国家、教化民众、发展文化的头等大事。为此，董仲舒汇集儒家经典里常常称道的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四代国乐的“名号”而“深察”之。用声训的方法揭示其本原，指出它们都表现了各自时代民之所乐的共同心理；并且从中推导出两条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一是任何时代，“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表现时代精神。这既是“制礼作乐”的根本原理，也是治国化民的基本原理。二是时代不同，时代精神不同，“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这一结论，显然与他的“更化”论互为表里。而汉武帝时代，正是合和有为的时代，因而也正是“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的时代。这也是他向汉武帝贡献的“大道之要”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辞指论
董仲舒认为，“《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精华》），因而极为重视对“辞指”的分析。何谓“辞指”？他未作界说，但云：“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竹林》）；“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精华》）合而观之，我以为，他所谓的“辞”，是变易近义词语而构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是今文经学家们所谓的“书法”或“说法”，而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解说的“名词概念”。他所谓的“指”，是特定表达式所隐指的特定意义，正如苏舆在《义证》中说的：“指，即孟子之所谓义”。运用这样的“辞”，可以收到引导读者“于所书求所不书”的表达效果。例如《春秋·庄公十年》记载：“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从表层看，这是冷静而客观的叙写，没有任何褒贬色彩。但《公羊传》却能分析其“辞”，发掘其“指”：“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明明是楚国俘获了蔡侯，明明是作者贬斥了被人视为“夷狄”的楚国因而“不言其获”，可这一切在经文中都“不书”，而要为读者留下广阔的解释空间，使之通过分析“辞指”而“于所书求所不书”。这是《春秋》文本的一大特征。
“辞指”的重要意义远远不止于此。董仲舒已经将其提升到“体天之微”与“《春秋》为学”的高度，并且指出，对于《春秋》的“辞指”，“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这很能使人肃然惊警。可是，区区“辞指”何以竟会如此重要呢？我们只有从他所分析的实例中去体察与检验。例如，《春秋·宣公十二年》记载：“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这是一则平平常常的记事，一般人很难发现其中有何奇异之处，真所谓“弗能察，寄若无”。董仲舒则郑重揭出：“《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竹林》）。原来，按照《春秋》“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的原则，对于楚国这类“夷狄之国”的国君，一般不称其爵位。可是在这里，《春秋》却一反惯例，称楚君为“楚子”而称晋大夫以名氏。这一表达式的改换，隐指着两层“大意”：从浅层次看，它是以发展的眼光和求实的眼光看人看事，在褒扬楚君这次行动有礼而贬斥晋国这次行动无礼；从深层次看，它说明孔子不是按地域种族而是以文明道德来区分“诸夏”与“夷狄”。这种开明进步、能够促进文明的文化观念，正是“体天之微”，符合天意，值得我们民族发扬光大。经他这一分析，《春秋》之“辞”例真可谓“能察之，无物不在。”
为此，董仲舒对《春秋》“辞指”及其演变规律作了详尽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春秋》一书：有“常辞”，即常规之“辞”；却无“通辞”，即能随处套用的“辞”。有“正辞”，即正面如实叙写的“辞”；又有“诡辞”，即变换写法以隐讳实情的“辞”。循此以进，他又发现了“辞指”变化的总规律与总原则：“《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一以奉天”（《精华》），亦即没有一成不变而可以到处套用的“辞”例，所有“辞”例都要“从变从义”，服从“大义”的表达。
针对《春秋》“辞”例的这些变化规律，董仲舒提出了两种相应的更为具体的解释方法：一是“见其旨，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以适道矣”（《竹林》）。这里的关键词“任”，苏舆注释为“用”，而我则理解为“听任”。这一解释方法的要旨是，重视其“辞”，而又不拘泥其“辞”；深入其“辞”，而又能超越其“辞”。重要的是在“辞”中见法，于“辞”外通类，“从变从义”，一切解释均以“见其旨”为归。二是“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精华》）。我以为，这里的“一端”，是指特定表达式所启发的思路；这里的“一空”，构成了《春秋》文本的“召唤结构”。而这一解释方法的要旨是，紧紧抓住文本特定表达式所启发的思路和所留下的“空白”，广泛联系，多方类比，“精微妙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能如此，“则天下尽矣”。当代学者徐复观认为，董仲舒“所说的‘指’，是由文字所表达的意义，以指向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意义：由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大概不出于《公羊传》的范围。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指’，则突破了《公羊传》的范围，而为董仲舒所独得，这便形成他的《春秋》学的特色。”（注：徐复观：《两汉思想史》，香港中文大学版，第2卷，第213页。）此论大体符合实际。而董氏《春秋》学的这一特色，正是上述解释方法所取得的解释效果。
至此可以看到，董仲舒的“辞指论”，是一种与“名号论”相衔接而又深入一层的经典解释方法论，主要用于“辞”例亦即特定表达式的分析与解释。尽管在理论上不无偏颇，在实践中未免牵强，但毕竟在《春秋》解释中突破了前人范围，多有新的创获，理所当然地成为董仲舒《春秋》解释学的一大特色。
【例3】《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
本来，《公羊传》已经从“辞”例入手，细致地分析过这一问题，并且得出了“大一统”的著名结论。而董仲舒却能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重新对这一关键性“辞”例进行新的分析和解释。首先，他接过《公羊传》将“王正月”之“王”坐实为“文王”实即周文王并欲藉此以尊周室、“大一统”的解释，却又利用其“文王”在字面上的不确定性即所谓“一空”，抽换其实质性的内容，将“文王”解释为所有“受命而王”的“新王”。这样就使其超越特定王朝、超越特定个人而具有一贯古今的普遍意义，因而可以从中推论出普遍性的可以适用于当今的历史法则。接着，他以此处之“王”为“文王”、为“新王”的解释为前提，以在《玉英》篇中阐释的“一元大始而欲正本”论为依据，参用孟子大力倡导的“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方法，“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从经文推论出“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天下”的政治哲学学说。在这一学说里，既有“君权天授”、以天制君的观念，又有促进“更化”、应名“改制”的精神，很能契合时代的思想课题，因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后，他又沿着“天人感应”的思路，将放开的解释话题收回，归于《春秋》原文“故谓之王正月”，从而自以为圆满地完成了《春秋》这一则记载的解释。实际是巧妙地完成了对原始儒学的部分改造。
四、事例论
何谓“事例”？董仲舒在专说《春秋》大旨因而具有自序性质的《俞序》篇中指出：孔子一向“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又强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说《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十指》）。由此可见，他所谓的“事”，是《春秋》为“正是非，见王心”而采自史记并重新加工的史事。在他看来，《春秋》一书，决不仅仅是史书，更重要的还是经书；《春秋》重新叙写史事，决不仅仅是为了记写历史，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借史事以明王道、立王法。孔子的本意是，要传播自己的历史经验与政治理想，与其“见之空言”，不如托诸史事；以史事为“例”，宣传“大义”，要比空言论说更为“博深切明”。这就是“事例”。千百年后，理学大师王阳明申言：“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习录》上）：史学名家章学诚著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在一定意义上，也都是对董仲舒“事例论”的认同和发展。
以事为例而“正是非，见王心”既然是《春秋》文本的一大特征，那么，据事释例以阐发“微言大义”，自然就是一种适当而且有效的解释方法。为此，董仲舒强调：“说《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凡”者，皆也。这一段话，既是总结过去众多学者的解释经验，同时又是将其经验升华为一种新的解释方法论。至于这种解释方法论的具体涵义和操作程序，董仲舒在《玉杯》篇中已有深刻的论述：
《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以为不然？今夫天子逾年即位，诸侯于封内三年称子，皆不在经也，而操之与在经无异。非无其辨也，有所见而经安受其赘也。故能以比贯类、以辨付赘者，大得之矣。
仔细体察这一段有理论有方法、有论据有论证的论说，至少可以得到三点认识：第一、在《春秋》文本中，以事为例而“正是非，见王心”的具体特点，是“即事类以布其法，例不必同，文不必备。左之右之，参之错之，在读者善会耳”（苏舆注语）。第二，针对《春秋》文本运用“事例”的这些具体特点，解释者的具体解释方法就应该是：集合全书相关的事例以会通其奥义，依据此种事例以推论相关事例；对于经文已经明白言说者，则综合之，引申之，类推之；对于经文尚未直接言说者，则探析之，发掘之，昭显之。第三，即使是对于经文尚未直接言说者加以发掘与昭显，也是合乎著书之理与作者之情的。因为，“天地万物之事蕃矣，圣人不能一一辨之，有能代圣人辨之，足见圣心者，视之与正经同，而经不遗憾于赘矣。但不可贸然无见而以臆说之”（苏注）。有此三点认识，大致也就把握住了“事例论”的基本精神。
为了加以印证，不妨选取一段《王道》篇留下的实践范例：“观乎卫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观乎执凡伯，知犯上之法；观乎公子羽，知臣窥君之意；观乎世卿，知移权之败。……由此观之，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未有贵贱无差，能全其位者也，故君子慎之！”在这段解释的每一类“事例”中，前面“观乎”二字以下数语，都是《春秋》先后叙写的史事，“相为左右”，“其居参错”；后面“知”字以下数语，都是董氏分析其史事而阐释出来的大义，其间经过了“合而通之”、“缘而求之”等等程序，并且大都是经文尚未直接言说而由仲舒“代圣人辨之”的产物。解释完全部“事例”之后，又引出总的结论，告诫现实众多的人君，要牢牢集中权力以“制其势”、“全其位”、发展“大一统”局势。在董氏看来，只有如此解释《春秋》“事例”，才能真正总结历史经验、阐发“大道之要”。
至此可以看到，董仲舒的“事例论”，是一种与“名号论”、“辞指论”相衔接而又深进一层的经典解释方法论，主要用于《春秋》所记史事的综合分析与解释。如果说，在《春秋》一书中，“名号”和“辞指”都是服从于并运用于史事的记叙；那么，在董氏《春秋》解释学里，“名号论”和“辞指论”，则都是服从于并融贯于“事例论”的确立。“事例论”显现了作者与读者两种反向的思路：在作者，是据理写事，以事明理，将理想具体化为史事的叙写；在读者，是据事寻理，以理说事，从史事的叙写中抽象出思想。在这两种思路里，“事”其实都成为了一种意象符号，具有意象符号常见的那种“可以使人想起许多思想，然而又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与之完全适应”的特性与功能（注：转引自陈植锷：《诗歌意象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86页。 ）。它比“空言”更能获得“博深切明”的表达效果和解释效果。
【例4】《春秋·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传》：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己也。……
《春秋繁露·竹林》：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间，故大之也。……今子反往视宋，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理。礼者，庶于人，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礼？
为了使解释能够深入，董仲舒首先就事论事，为自己提出了一道难题：在楚宋之战的关键时刻，“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本来是应该严厉贬责的，可是《春秋》不仅不予以严责，反而大加褒扬。这是为什么？接着，他给出了这一重要问题的初步答案：《春秋》是为了褒扬司马子反的仁人之心。然后，他又回到史事本身，潜心体验，以意逆志，揭示出司马子反“闻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以至不顾切身利害的仁人心态，以及他“心骇目动而违常礼”的真实原委。这样，他就“览其绪，屠其赘”，既证明了自己给出的初步答案，又发掘出《春秋》并未直接言说的褒扬司马子反的艺术原因。然而，董氏选取《春秋》此则记事重新进行解释有更深刻的目的。况且，他的这一初步答案本身，也留下了新的重要问题：司马子反有仁人之心、许宋人之和固然应该褒扬，但他“废君命”、“违常礼”又是应该贬责的。而《春秋》对他，却只有褒扬而没有贬责，这又说明了什么呢？为此，仲舒又给出了进一步的答案：仁是礼的质，是礼的灵魂，仁重于礼，“大失其仁，安著其礼？”具体落实到“宋人及楚人平”这一历史事件之中就是，司马子反的仁人之心大大重于违礼之举。所以，《春秋》对他只作褒扬而不予贬责。在董仲舒看来，这些“大义”虽然是经文尚未直接言说的，却是历史的法则、大道的要旨。既要解释《春秋》，就不能不“代圣人辨之”而给后人以启示。
综观《春秋繁露》对《春秋》的解释，其“名号论”——深察名号，其“辞指论”——剖析辞指，其“事例论”——通释事例，大致构成了解释的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里，“深察名号”一层最为基础，常常运用了传统训诂学所谓的“形训”、“声训”、“义训”的方法；“剖析辞指”一层最为关键，常常运用了语法分析、修辞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通释事例”一层，综合比较，最多创意，常常运用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三层解释互相贯通、互相发明，构成了董仲舒《春秋》解释的基本模式。他的这一解释模式，与毛亨《诗古训传》创建的“诂——训——传”解释模式，原理相通，特色各异，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中国古典解释学的成立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