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本质及其转型的宏观约束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化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城镇化本质与新型城镇化转型 (一)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两翼 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表明：现代化既不能工业化孤行，也不能城镇化独行，现代化需要两者并行。但在通往现代化的轨道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却为后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工业化先行”的先例，并产生了示范效应。有些国家甚至走上了工业化独行的轨道，出现了“农业病”、“工业病”和“城市病”三害共生的情形。忽略城镇化犹如折断一翼的现代化，使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遭遇困境。一方面，工业化追求生产的现代性，城镇化追求生活的文明性，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工业化和城镇化都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生产的现代性和生活的文明性才是现代化的精髓所在，生产的现代性归根到底也只是实现人的现代性的手段而已；另一方面，工业化与城镇化并行，是对两者关系的一种概括性表述。“先行”实践并不有悖于“并行”理论，但“先行”极易发展成为工业化“独行”。因此，处理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并行关系非常重要。 (二)城镇化的本质在于消除社会经济结构的对立性 城镇化并不意味着消灭农业和农村，而在于消除经济结构的二元对立，在现代性上实现统一。对于二元结构尤其顽固并且发生异化的国家而言，建立上述认识非常重要。二元结构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但由于历史的因素，中国二元结构不断被强化并发生了异化。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民进城运动，逐渐打破了城乡之间流动的制度藩篱。城市的扩张又进一步推动了进城农民工和进城小商贩规模的扩大。这种农民流动性带来的变化，一是使20世纪50年代后期依靠户籍制度、粮油关系和统购统销机制形成的二元体制逐步松解，存在于地理单元之上的静态二元对立有所弱化。从表面看，这是基于社会流动的变化，实质却是市场与上述制度及其惯性较量的结果；二是市场因素对农民形成进城激励的同时，也使得城乡地理单元之间的二元对立被携带到城市内部，在其中一个地理空间——城市内部形成对立，城市内部的二元分治就是这种内部对立的典型表现。二元结构的外部对立因此演变为外部对立和内部对立相互叠加。静态二元对立由于农民的频繁流动具有动态性，静态二元对立开始转变为与动态二元结构叠加。双重叠加的二元结构就是传统二元结构的异化形式。 以往对城镇化的认识总是基于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城镇化的理解止步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要借助于农民进城的路径实现，但是按照上述逻辑，进城人口在外延上的扩大，并不能实现城乡之间的等值化，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除，某种程度上由于异化变得更加复杂。城镇化不仅没有因为农民大量进城而实现，反而城市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被归咎于进城农民。传统的城镇化观点和战略由于只关注城镇发展的空间形态，忽略了城镇发展的质量形态；只注重城镇发展的速度形态，忽视了城镇发展的稳定形态，其结果是推动了进城运动、造城运动和房地产投机，阻碍了农业集约化并使耕地红线受到威胁，粮食安全遭遇危险以及舌尖安全遇到挑战，农村和农业持续衰败等。由于城乡对立转移到城市内部，进城农民的社会流动受阻，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需求和利益交叉、重叠、错位，社会矛盾因此显性化，社会治理的挑战日益严峻，城乡之间的对立性也开始异型化。因此，推进城镇化不是继续进行城市扩张，也不是单纯鼓励农民进城，而是通过城乡协调发展，致力于消除城乡之间经济社会结构的对立性，才是城镇化的本质所在。 (三)新型城镇化承载着多重目标 继续推进城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因此必须对传统城镇化继承、纠偏和进行重大发展，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战略要以异化了的二元结构为根本性约束前提，一是要解决城乡之间静态意义上的二元结构问题，解决城市内部动态二元结构以及两者叠加产生的二元分治问题。二是要解决农村土地的集约化经营问题和土地合理利用问题。既要坚持土地家庭承包的基本经济制度，还要努力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土地制度的创新既要在家庭农场与小农经济之间进行协调，还要解决进城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退出问题以及征地利益分配不公衍生出的腐败、官民冲突和浪费问题。三是新型城镇化战略要维护粮食安全，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中。四是做好农民市民化的转化工作。进城农民的职业、身份和地位随着空间流动都发生了变化，既表现为一个社会流动的过程，也表现为一个阶层分化和新型群体形成的过程。两亿多农民工全部市民化，成本太大，其职业和户籍身份的转化通过制度改革短期内就可实现，但农民心理的适应性和与城市的完全融入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因此单纯指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进城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并不现实，必须启动农村的内源式发展，实现就地城镇化。五是新型城镇化应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能力。据研究，1997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每年平均增长4％，同期城镇居民收入每年则增长8％。6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额增加了532元，城镇居民却增加了3312元，平均每年增加552元，农民6年收入增加总额不及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增加总额。①由此可窥农民、农业增收困难之一斑。从2004年到2011年，按照相关数据进行测算，8年中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约8.6％，城镇居民人均年增长9.3％。农民人均收入增长总额为4041元，城镇居民增长总额为12388元，城乡差距仍为3倍之多。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间人口流动的内生动力，是造成城乡各种对立性的根源，通过新型城镇化逐步消除城乡收入差距，是稳定城镇化的内在要求。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一翼，农村城镇化又是城镇化的一翼，两翼必须平衡发展。中国依然行进在工业化中期的时空背景上，加上已经失衡的两翼，放大了中国城镇化转型的艰难性，突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对城镇化转型面临的内外约束进行分析，是新型城镇化内涵定位、外延拓展、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重要依据。 二、城镇化转型的外部约束：来自世界性危机的传递效应 美国历史上最近一次经济危机已经过去近6年，但是，这场危机却以不同形式传输和扩散到了世界各国，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的流行病。这场危机在特定时空坐标上引发的传递和连锁反应，推动了各国调整核心战略的步伐。中国要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必须加快解决多年积累并受“时空压缩”的结构性矛盾，实现战略转型。[1] (一)典型国家工业化实现的常规路径 从工业化实现路径的理论看，配第—克拉克法则提示：随着经济在时间坐标中的推移，劳动人口会形成从农业向制造业，进而从制造业向商业和服务业转移的一般规律。从工业化发生与实现的历史进程中发现，工业化先发国家美国从1890年至2006年，第一产业比重仅占1.1％，第二产业比重占22.4％，第三产业比重则高达76.5％。[2]后发国家日本则从1946年农业劳动力比重近半的“轻工业重农业”结构，经过50年代的“重化学工业”结构，于80年代开始向“知识密集型”结构蜕变。以知识密集为特征的各类服务业比重至2007年已高达67％。[2]3就工业内部结构而言，许多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重工业比重的经验值一般会收敛并稳定在60％左右。[2]7重工业的内部结构演变则基本遵循了由以原料和基础工业为主，向高加工度、技术密集转换的基本规律。从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观察，以满足基本衣食住行为内容的传统服务业会呈现下降趋势，邮政、金融等社会服务业比重基本稳定，而房地产服务业则持续呈现上升趋势。这是典型国家工业化实现的常规路径。 (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打破了工业化实现的常规路径 国内学者由来自美国的经验数据指出，从1975～2008年，美国近30年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基本停滞，自2006年已开始呈现下降趋势。[3]如果美国的数据能被进一步证明对多数后工业化国家的实体经济利润率变动趋势具有映射作用，那么如下的演绎在这一前提下就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实体经济领域利润率下降，因而使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的获利空间被挤压，资本的本性驱使其从实体领域转向虚拟领域寻求新的获利空间。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实体经济领域的利润率继续下降，另一方面资本被迫通过金融化追求新的投资和积累。资本金融化的过程需营造松弛的信用制度以及信用链条的扩张机制，但是信用链条被延伸得越长，信用风险被放大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只要某个环节出现信用危机，整条信用链就会崩溃，金融危机由此爆发并迅速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并通过各国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按其亲远程度和联系深度传播和蔓延，形成世界性危机。 这种传递效应，打破了发达国家工业化实现的常规路径。2008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开始践行“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长”的新政主张。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基于工业在各产业中地位不断降低、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下降而促使资本重回实体经济，让工业投资在国内重新集中的“再工业化”战略。[1]“再工业化”的转型战略一方面会收紧向中国转移制造业的步伐，另一方面推行清洁技术支持的新型制造业战略又会对中国形成潜在的竞争压力。 (三)发达国家工业化转型的启示以及对中国城镇化转型的约束 世界性危机的传递效应加速了典型国家“工业化转型”意识的觉醒。与这些国家大多处在工业化基本完成阶段或后工业化时代相比，中国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长期锁定在工业化超越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上。这种模式集中表现为大量资源导向工业化，尤其是制造业，造成工业产能生产过剩，农业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内需长效机制难以形成，因此形成出口依赖惯性。一旦由于国外危机等因素造成外需萎缩，经济增长就面临陡然下降的危险。国家为启动内需和引导投资采用的财政手段，往往又会产生投资工业化的私人激励，难以走出传统工业化的循环陷阱。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不仅会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进口需求减少，还会限制其国内价值链的分解和向国外转移，依赖人口红利和出口依赖的工业化路径将不可持续。一方面，由于大量进城农民无法在上述发达国家的“世界工厂”实现就业，人口城镇化的工业化路径将受阻。另一方面，进城农民三成分布于制造业，三成分布于建筑业，另有三成分布于个体商业，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需求构成了城市需求的层次性，制造业如果萎缩将使城市需求结构和多样性受到影响，而一般性服务业如果缺乏此类需求支撑，进城人口城镇化的服务业路径将难以打通。 三、城镇化转型的内源约束：来自经济社会多重结构性矛盾的累积效应 (一)供求的常态矛盾难以转换为内生增长机制 宏观经济的供求矛盾既可能表现为需求结构失衡，如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可能分布不均；还可能表现为供给结构失衡，如过度储蓄或产能过剩。美国次贷危机后，由于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需萎缩形成的缺口，但也增强了中国经济增长对资本等低成本生产要素的进一步依赖，②这种来自供给结构方面的矛盾会逐步传递到需求结构中的出口方面。随着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升级，将会降低对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的进口需求，使中国经济面临新的外需收紧约束，结构失衡最终会以总量失衡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来自结构方面的总量失衡已经逐渐发展为常态。 (1)从理论上看，形成需求结构的因素：一是消费—投资—净出口，被称之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套马车。二是基于前两种因素形成的“内需”和后一种因素形成的“外需”。三是每种因素内部的比例关系以及每种因素对增长的贡献比例。因此，对制造供求失衡矛盾的需求结构应全面分析。一是要考察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和拉动速度，以此判断每类动力的潜在空间和自然马力。这就如同汽车的各个档位一样，在汽车从启动到行进产生不同速度时对档位的要求和其作用是不同的。如果这个比喻算是恰当的，那么就能启发我们在遇到经济波动时思考如何调整好三个需求档位的次序，适应不同增长阶段的特殊要求。 (2)从中国2007年前后形成的需求结构看，2003～2005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在10％以上的高速位运行，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到2008年，中国出口增长率由25.7％下降为17.2％，下降幅度为8.5％。投资由24.8％上升到25.5％，上升了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由16.8％上升到21.6％，上升了4.8％。三个因素有升有降，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造成当年GDP增长率由11.4％下降到9％。到2009年出口导致的GDP增速下降则更为明显，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下滑到-16％，GDP增长率仅为8.7％。[4]这说明，由于受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出口的逆向波动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主要原因，这种来自外部冲击的不可预期性首先引起震动的必然是与外部环境联系半径最小的进出口。另外也说明，中国经济多年持续高档位运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外部依赖性经济，从2008和2009年中国GDP的变化看，这一结论则表现得更加明显。③ 中国经济增长中长期形成的外部依赖惯性不可能短期内消除，因此世界经济复苏的速度和程度必然直接影响中国出口贡献率的回升。如果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恢复缓慢，中国外需扩大和进出口贡献率的提升将同样需要漫长等待，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将难以及时恢复。如果世界各国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及时转型，那么我们漫长等待的结果则有可能是“守株待兔”。基于此，需求结构的调整策略应进行适应性调整，关注外需恢复和变化的同时关键是启动内需。因此，现阶段重新调整内需与外需以及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关系便显得尤为重要。 (3)一定意义上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力量。基于消费的国内需求应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发达经济中消费的贡献一般稳定在GDP的2/3水平。同时投资增长累积的产量最终要靠消费来消化吸收。短期内依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极其容易与历史性的过剩元素叠加在一起加剧新的产能过剩，可见短期内的投资刺激在产生“激素效应”的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副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呈现出不稳定性。由此看，稳定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形成可持续性消费的内生机制。这一机制的形成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提高居民实际收入，二是“去储蓄化”。 从居民收入水平变化角度看，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中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相当于城镇居民90年代的收入水平)，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2010年这一比例为10.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实际增长8.4％。比较城乡居民收入可以发现，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持续增加为持续消费积累了物质基础，但城乡收入差距近5年数据(2007～2011年)结果显示基本维持在3∶1，无进一步缩小趋势，从而限制了农村居民购买力。2011年，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0.4％，城镇为36.3％，两者比值接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趋于一致。有专家称，从现阶段中国居民的消费趋势看，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正逐步从衣食消费向住行消费转变，处于住行消费的推广阶段。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增加可能导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城镇发生的家电和通讯消费革命在农村得到复制。[5]由此可以推断，农村在未来几年经验上存在一个家电消费的升级阶段，除上述原因，政策上的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危旧房改造也客观上对家电更新存在后续需求。不仅如此，新生代农民在城乡之间穿梭形成的消费习惯也是农村消费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都是农村潜在的消费增长点，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改善城乡收入分配体制，形成农民工收入稳定增长的持续机制，形成流动商贩收入稳定获得的良好管理秩序，就能将消费增长点拓展成一个扩大的消费空间，为产能过剩提供更大的消化空间。 从居民储蓄水平变化角度看，中国自1978年之后居民的储蓄在总额持续增加的基础上又呈现为三个明显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分水岭：一是1992年年底居民储蓄额突破万亿元；二是2003年年底储蓄余额突破10万亿元；三是2008年年底储蓄余额突破20万亿元。[6]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和2011统计公报数字连续显示，储蓄余额已经突破30万亿元。高储蓄以及储蓄率的不断增加意味着中国居民收入在储蓄、消费和投资三方面分配结构上是失衡的。如此多的储蓄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转换为资本品或通过一定途径向消费分流。有专家称这是一个现阶段必须经历的“去储蓄化”的过程。 上述分析的意义在于：供求结构常态失衡要恢复为常态平衡，需要形成内需支撑的内生机制，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并转化为现实消费力，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要进一步提高。不仅要形成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的农业经营模式，形成有利于进城农民非农业收入增长和保障的长效机制，还要形成农民收入增加部分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的制度形式。解决好他们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和子女受教育问题，堵住收入增加部分形成过度储蓄的漏洞。这样，解决中国供求结构矛盾的两个前提条件：提高收入和“去储蓄化”的条件就具备了。 农民实际收入提高具有两个积极意义：一是农民和进城农民潜在的需求空间一旦被开发，城市扩张的产业基础就有了更广阔的支撑，有利于形成“产城”良性互动机制。二是农民进城后可以被各种产业和各类企业所吸纳，就能实现稳定就业。产业发展与城市扩张的速度、规模相互匹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房地产投机和经济泡沫，促使进城农民工由建筑行业转向实体经济领域。产业发展基础夯实，进城农民工在企业之间的频繁流动就能减弱，从而激励企业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进城农民在城市才能安居乐业，农民市民化的转化工作才能进一步推动，城镇化作为经济发展内生增长点的目标才能实现。 (二)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矛盾被再次放大 (1)从理论上看，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宏观层面上，政府和企业收入比例有所提高，居民收入比例不断下降；二是中观层面上，不同产业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尤其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三是微观层面上，居民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7]突出表现为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高、劳动所得偏低的偏斜结构。收入分配格局因此呈现出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断下降的态势。形成中国收入分配偏斜结构的原因除了城乡二元体制，关键在于长期低要素成本依赖的增长模式。低工资和低利息一方面压低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难以形成提高机制，另一方面低利息又助长了大规模的投资活动，使资本精英群体的规模不断膨胀，资本自然的和历史的优势被进一步放大。资本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资本所有者上市套利提供了隙缝，挤压了一般居民的投资财富效应。产权交易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新生事物，也面临监管不足的问题，为资本和权利精英结盟侵蚀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留下了机会。 此外，整个社会在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就业和创业机会方面的制度缺陷和能力局限也是造成居民个体收入不高的主要原因。如农民工被认为是新型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能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多工资性收入，但户籍分割制度却使其无法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支出会降低其实际工资水平，即便存在户籍制度松解的空间，技术性门槛也会成为户籍门槛的替代品对农民工发挥限制作用。 (2)偏斜的收入分配结构首先会影响到消费结构，有效需求不足短期内导致乘数效应产生抑制，从而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效果。长期则会对社会资本积累的数量、结构和效率产生影响。[8]失衡的分配结构不仅不利于实体资本的形成，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④在强资本弱劳动的体制短期无法逆转的体制中，除了抑制资本的投机空间，适度规范资本的增值秩序，还需通过教育、培训等渠道实现劳动力资本化，从而使人力资本的价值逐步在收入中得到体现，这是一般劳动者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许多进入后工业化的国家已经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存量推动经济增长。[2]一国经济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将更多地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和知识创造能力的程度。因此，通过教育和培训形成劳动力资本化的长效机制微观上对于提高劳动者报酬、宏观上对于城镇化转型都具有深刻意义。 (三)人口资源与环境叠加的生态结构矛盾难以化解 (1)从理论上看，人口系统和资源环境系统彼此作用会形成一个更高级次的复合生态系统。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间的单线物质交换过程表现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因此经济系统是嵌套在上述复合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由这一关系看，经济系统的健康和持续运转需要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系统的维护。人口的衣食住行无论通过非商品性资源(如空气和水)满足还是相反都离不开资源环境系统。不仅如此，资源环境系统还是经济活动产生的废物的接受场所。如果生产废物不经过处理直接进入资源环境系统，就会影响人口素质进而使人口系统失衡。可见，人口、资源环境系统协同发展须依赖于经济系统中人类的适度经济活动。具体讲，人类要生存须依赖三大基础性资源：空气、水、能源和食物。有些资源和环境可以直接使用，有些需要经过生产加工才能使用，而有些则需要经过交换和分配才能使用，正是后者形成了人类的经济活动。而对于直接使用的空气、水等资源环境也部分通过产权设计和市场交易的方式促使人们向资源环境消费的可持续模式转变。 (2)每个地区的资源环境系统具有多样性并形成一定的差异性。这是资源环境地理性分配和社会性分配的结果。地理性分配所形成的资源分配的地区差异造成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特殊匹配形式，并为人口利用资源环境的比较优势展开经济活动提供了客观基础。这正是每个地区形成具体而微的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前提。无论哪种经济发展方式，都在内容上表现为一个利用和索取自然的过程。但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应该是能通过给养和回馈机制实现“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平衡的方式。人口系统的失衡抑或资源环境系统的失衡必然要求嵌套其中的经济活动在方式上做出新的调整以平衡二者的关系。 (3)从中国人口与资源系统看，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最新数字，2010年年末中国全国总人口达13亿4100万人。中国人口增长的经验数据表明，年净增人口相当于一个世界大国人口的规模在递增(每年净增1400万～1500万人)，由此估算，204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16亿。在总量递增的基础上，中国人口系统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其一，与其他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相比，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下实现这一结构转换的时间会更短，这无疑会使与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伴生的老龄化、空巢化和高龄化问题以被压缩和被重叠的特点呈现出来。有专家称，目前中国的城乡空巢家庭已超过50％，而在部分大中城市则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城乡部分丧失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老人比例也在迅速递增。[9]其二，中国总人口、老龄人口和就业人口“三峰叠至”，扩大了与稀缺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在中国人口基数大、总量大以及增速快的前提下，形成了8亿～10亿劳动力需要就业的压力。不仅如此，由于老龄化负担剧增，中国人口系统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根据预测，204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是20多岁人口的2～3倍。中国人口发展的这些新特点很明显地与中国有限的自然资源的现实发生矛盾。 从土地资源看，一方面，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40％。另一方面，建设用地的规模却在逐年递增，仅2010年全年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就达到41.05万公顷，转为建设用的耕地达到25.30万公顷，同比分别增长21.6％和19.4％。矿产资源短缺严重，尤其是大宗矿产资源的供需缺口依然较大。⑤大宗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高。石油、铁矿石、铜等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超过50％，就连以往大量出口的煤炭也出现大量进口局面。[10]从水资源看，一方面，中国水资源严重短缺，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增多和城市化等因素造成的过度开采已经使自然界的负反馈以路面和农田塌陷等多种形式凸显出来。人口发展、人口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逐渐爆发，本质上需要战略转型以逐步缓解矛盾以及矛盾积累形成的自然界负反馈。 从人口与环境系统看，我们必须注意到，灾害与异常从2010年以来已经在政府和各类传媒的具体报告中不断被强化。低温、冷冻以及雪灾、冻雨等非常态的自然灾害(异常灾害)正频繁“造访”人类，自2009年11月开始持续地影响着中国。水、空气、土、森林、草原以及湿地等形成的环境系统表现为一种生态也同时表现为一种资源。作为生态，人类不仅生存其间，还活动于其间，会持续地产生废弃物。作为资源，人类在不同时期技术的持续改进对其进行着不可持续的利用。人类现有的生存发展方式已经在快速逼近生态环境系统的承载极限。从全球环境系统发生的失衡情形看，选择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恢复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的平衡应成为各国的共识性意识。 四、结论 从世界范围看，后工业化国家受危机传递效应的影响，工业化转型意识已开始觉醒。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不仅处在工业化中期，还受制于二元结构顽固性和异化的困扰。传统工业化思路折断了现代化的一翼，使工业化畸形发展，城镇化发育不良。出口依赖惯性、国外工业化转型均由内到外加剧了国内供求结构的常态失衡，偏斜的收入分配结构又难以支撑内需启动的物质基础。人口、资源与环境叠加的生态环境矛盾既是传统工业化和城镇化实践的不良后果，同时又构成了城镇化转型的客观约束。城镇化偏重城市扩张，又过度倚重工业发展；忽视“三农”问题，又偏废了城市融入问题。畸形的工业化和短腿的城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的路径依赖必须彻底打破，这需要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思维。新型城镇化不再是城市和工业单边主义，而应该以二元结构的异化为约束前提，以“三农”为研究起点。启动农村内源式发展模式，以城乡一体化为目的，一方面做好农村就地城镇化，提高农村生产的现代性和生活的文明性；另一方面，夯实城市扩张的产业发展基础，做好进城农民市民化的转化工作，使其真正融入城市。走出一条“城乡协调”、“产城互动”内涵式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从根本上消除经济社会结构的对立性。 注释： ①陈锡文：中国农村的五大问题，2004年9月29日。王景新：现代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2005年1月，总序部分。 ②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土地以及环境和能源方面的低成本优势。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会放大投资者对资本等生产要素低成本获得的预期。长期的增长依赖会固态化为路径依赖，而低成本生产要素对高成本生产要素的替代依赖一旦形成，就会强化低成本生产要素的非节制使用和粗放型经济模式的强化。 ③2010年中国GDP增长率官方统计被认为是10.3％，2011年增长率为9.2％，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会对后期的GDP产生拉动作用，这样可能不便于观察出口这一单一因素变化对GDP的影响，所以此处暂不比较2010年之后的数据。 ④Gregorio等(2000)对于受到借贷约束的低收入者教育投资行为的研究，都支持了“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结论。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http：//www.mlr.gov.cn/zygk/。标签：农民论文; 二元经济结构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再工业化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农村论文; 三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