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增长奇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中国论文,要素论文,劳动力转移论文,奇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2—0044—04
自建国以来，我国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第一次是1968～1977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当时有3000余万的知识青年从城市奔赴农村，这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以及与世界平均收入水平差距的持续扩大；第二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向非农行业的转移，这带来增长奇迹，经济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持续增长，与世界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得以收敛。本文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探讨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增长奇迹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就继续鼓励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与服务业部门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二元经济结构与劳动力转移
与发达国家单一的现代经济不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个部门，传统的占优势的农业部门与刚刚开始起步的现代部门。从地域来看，前者位于农村，后者一般位于城市，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构成二元经济结构。目前我国农业的就业份额为46.9％，而日本为5％，NIEs(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为4％。与亚洲其它先行国家相比较，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我国要完成经济结构由不发达到发达的转换，必须将人口和经济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自经济起飞以来，我国农业部门就业比例已经由69.8％下降为46.9％，降幅为22.9％，其中的4.9％由工业部门吸收，18％由服务业部门吸收。
劳动力转移的动因有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推力来自农村过剩人口的压力，它推动由于生活贫困而无望的人们移向城市，拉力则强调城市光明的吸引和城乡间工资收入的差距。有研究表明，目的地与出发地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目的地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拉动影响比较显著，而出发地劳动力的流动倾向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则是非单调的，农村推力并不必然导致更多劳动力转移。对劳动力转移来说，教育成本与择业过程中的等待成本都很高，成功实现劳动力转移必须承担较高的教育成本与择业过程中的等待成本以及信息搜寻的成本。绝对贫困会抑制农村人口向外转移，农村中最贫困的人口并不构成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部分。
距离对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其中交通成本的影响较小，更为重要的是心理成本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可得性。特别是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且缺乏信息网络的民工来说，距离的负相关系数更大。这表明劳动力转移存在阶段性，农村地区的人口移民到附近的小城镇，而小城镇的人口又移民到大城市。如果城市按规模大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层级体系，那么，阶段性劳动力转移将成为普遍的形式。由于大城市在城市人口分布中占很大权重，短距离移民不能满足其对移民的大量需求，目的地的关系和朋友对劳动力向大城市的转移而言非常的重要，这种累积进程使大城市发展起自己长期稳定的移民来源。
刘易斯(1954)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的工资水平上能够得到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供给，在现行工资水平上，现代部门的劳动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大量农村劳动力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农耕，加之资本投入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必然很低，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事实上是剩余劳动力，他们对生产毫无贡献甚至是妨碍了别人的劳动。其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者所得到的收入，只能维持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且，这一收入不是来自分配，而是来自分享。只要农业剩余劳动力没有完全被城市吸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就会保持不变，不会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业部门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在刘易斯看来，城市中不存在失业，任何一个愿意到城市工作的人都可以在城市的现代部门找到一份工作，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决策仅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这与我国情况不符，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对城市就业形成的巨大压力，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上升，而与此同时，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持续增长。
根据发展中国家城市与农村普遍存在失业的现实情况，哈里斯与托达罗(1970)认为，由于政府与工会的作用，工业部门的工资具有下方刚性，城市存在失业，农民即使流入城里也未必能找到工作。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不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增加工资的保证，而是由于一种赌博心理，移民为了获得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从而较高的持久收入，甘愿在一定时间内承受失业或者城市的低收入工作。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欲向工业部门流动时，考虑的不是实际收入差距而是期望收入差距，即在工业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乘积。只要工业部门的期望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向工业部门迁移。随着劳动迁移人数的增多，工业部门的期望工资会下降，当期望工资与农村部门的工资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便会停止。工业部门的发展促使期望工资上升，这在增加劳动力迁移规模的同时也会扩大工业部门的失业规模。所以，促进农业部门的发展与发展工业部门是同样重要的。
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异质性，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构成二元劳动力市场框架。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劳动力转移，一种是短期转移，劳动力并未切断与农村的联系；另一种是永久转移，劳动力永久离开了农村的居所。稳定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城市正规部门重视稳定劳动供给的效率价值，制定足够高的工资水平来吸引稳定的永久性劳动力转移。效率工资原理对正规部门工资水平较高的解释是，工人的工作效率与工资的提高成比例增长，由于工人的生产效率信息是不对称的，提高工资对厂商而言有利可图。实际上，每个厂商都面对着无弹性的劳动供给，这些劳动力具有潜在的生产效率，他们对于高工资反应敏感，一定程度的工资提高将提高工厂中此类工人的比例，从而导致更大比例的劳动效率的提高。短期性劳动力转移则由于其高流动性，更多进入非正规部门。城市经济的非正规部门容易进入，且其工作形式不妨碍继续寻找正规部门的工作，移民进城后如不能在工业部门找到正式工作不会处于完全失业的状态。非正规部门包括按天雇佣的临时工、受雇于小规模企业之中的常规工人，以及从事擦鞋、卖报等工作的自我雇佣。非正规部门灵活收入的平均水平不但低于正规部门的工资，而且可能低于农村的平均工资水平。移民把在非正规部门等待期间的收入损失作为一种投资，为的是将来找到一个高工资的正规部门的工作。
二、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
索洛模型确认了工人平均产出的两种可能变化来源，即工人平均资本的差异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导致工人平均产出的永久性增长，而工人平均资本的变化对工人平均产出的影响则是适度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除了劳动与资本之外的其他影响产出因素的杂物袋，可解释为抽象的知识、劳动力的教育与技能、产权的力量、基础设施的质量、对企业家精神与工作的态度等。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的强劲增长可以从人口发展、劳动与资本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部门内的要素积累以及技术进步等角度来考察。
首先，从人均产出增长的源泉考察。我们把人均产出增长分解为劳动生产率(每工人产出)、参与率与依靠率三个方面的变化，其中参与率定义为劳动人口占工作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例，依靠率定义为不工作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结果如图1所示，中国和亚洲其它先行国家的经济起飞都主要是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驱动的，参与率和依靠率加总的影响均小于每年1％。
图1 人均产出增长的源泉(自经济起飞开始)
资料来源：IMF，2006年9月《世界经济展望》
其次，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来考察。我们进一步把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资本深化(每工人实物资本的增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三个部分。如图2所示，中国的实物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远较亚洲其它先行国家要快。亚洲其它先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源自快速的实物资本积累，对中国而言，劳动生产率增长则主要源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迅速提高。
图2 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自经济起飞开始)
资料来源：IMF，2006年9月《世界经济展望》
第三，从增加值的部门份额与就业的部门份额的比较来考察。如表1所示，中国工业增加值份额远高于基于人均收入、国家大小与人口等基本面特征决定的预测值，服务业的增加值份额远低于预测值；与此同时，农业的就业份额远高于预测值，服务业的就业份额远低于预测值。这意味着中国的农业生产率相对较低，而工业生产率相对较高，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使平均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
目前就世界平均水平而言，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约比农业部门高3倍。我国自1979年经济起飞以来，农业生产率的增速为年均4.1％，工业为8.0％，服务业为4.8％。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这意味着劳动力的跨部门配置将使我国未来的增长潜力得以持续。
通过以上对每工人平均产出增长的分析，我们发现了劳动力转移、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增长奇迹之间的逻辑关系，大量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这保证了我国经济近二十几年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持续增长。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宏观经济稳定、制度变革、金融发展以及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是中国与亚洲其它先行者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近二十几年的强劲增长，一方面是资源投入增加带动的，更重要的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的。大量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所引发的跨部门配置效率，与部门内的增长效率一起解释了我国的增长奇迹。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关键在于继续鼓励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同时积极鼓励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品转移，以及加强服务业部门的开放与竞争。2004年我国总就业人数为7.52亿，其中农业的就业份额为46.9％。但是，按我国目前人均收入、国家大小与人口等基本面特征，农业的就业份额应该是23.7％，这表明我国还有约1.74亿农民需要转移到工业与服务业部门。在“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中，国家期望五年转移农业劳动力4500万人。按这一速度，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还要持续约20年，可谓是任重道远。可以说，工业反哺农业最大的反哺就是工业部门为农业部门提供劳动力转移的机会，城市支持农村最大的支持就是城市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其工业与服务业的有序转移。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本文的研究表明以下几点政策含义值得引起重视：
1.距离对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且缺乏信息网络的民工来说，距离的负相关系数更大。所以，为实现劳动力有序转移，必须扶持县域经济发展，引导乡镇企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和县城集中，同时健全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
2.出发地劳动力的流动倾向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则呈倒U形，农村“推力”并不必然导致更多劳动力转移，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农村中较富有的家庭比较容易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转移。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农村的金融市场，疏通劳动力转移的融资渠道。
3.我国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与卫生等公共资本的分布明显集中在城市，这一方面与劳动力的分布不匹配，另一方面不利于引导私人资本流入农村地区，加剧了城乡之间的不协调。因此，必须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更多公共资金用于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与生活环境。
4.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劳动力转移属于短期性的，他们在城市非正规部门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分配自己的时间，赚取低水平的收入。为缓和劳动力转移进程中收入分配的矛盾，政府一方面要打破城市正规部门的垄断，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保障。
5.永久性劳动力转移由于其较高的稳定性更多流入城市正规部门，而短期性劳动力转移则由于其高流动性更多进入非正规部门。由于稳定的劳动力转移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将使劳动力转移的增长效应最大化。
6.城市正规部门较高的工资水平吸引超过城市空缺岗位的劳动力转移至城市，使得城市失业率持续存在。在移民追求其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可能带来社会成本，这一方面是因为转移到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生产率较低，更重要的是过度移民所带来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成本很高。
7.我国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可归纳为两个原因，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有所减小，更重要的是因为城市本身失业率的持续上升影响了劳动力转移的预期。城乡期望的收入差距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决策，当城市失业率很高时，即使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很大，农业劳动者也不会简单地作出迁移到城市去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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