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唐诗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现存资料看，唐诗的当时传播速度非常迅疾，传播地域非常广泛，即使边远地区也能较快了解到当时的诗人和得知当时诗人的诗作。白居易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时从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写给远在通州（今四川达县）的元稹一首以诗代信的作品（《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元稹一个月就收到。元稹元和十年（815）到通州以后，于江馆柱心见到白居易诗歌，其《见乐天诗》云：“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馆无人虎印泥。忽向破檐残漏处，见君诗在柱心题。”① 可证边远地区白诗也在流传。敦煌唐诗写本如李峤诗、王梵志诗、李白诗、韦庄《秦妇吟》等，也都是迅速地从辽远之东南传播至偏远之西北。这些诗作是怎样被带往四面八方？又是如何使得这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得以实现？笔者认为，唐代驿传为唐诗的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 驿路无障：唐代驿传的发达状况
唐王朝中央集权统治力量强大，其统治力量得力于唐王朝的政治制度体系，驿传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唐王朝的驿传体系空前发达，水陆驿路线覆盖全国各个角落，通达四夷边远之地，为大唐帝国传达政令、运送官员、交流物资、传播信息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给唐诗的传播带来便利。
（一）唐代发达的驿传线路体系
唐朝统治者对驿传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清楚，非常注重驿传体系建设，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除大量的钱财支持外，国家还采取“捉驿”（以州里富强之家担任驿长，主持驿站工作，以待行李之往来，谓之“捉驿”）、“帖驿”（驿站的驿马、钱财不能满足驿传需要的情况下，驿路两旁百姓用自己的私马和钱财补贴驿站的临时需要）、另行供给（驿站实在供应有缺时，国家临时拨款）等手段，以保证驿站的正常经营。
在国家和百姓强有力的物质支持下，唐王朝建立起发达的驿路网络。据柳宗元《馆驿使壁记》一文所记，唐代驿路以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干道，呈放射状通往全国各地：
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奉贡输赋，修职于王都者，入于近关，则皆重足错毂，以听有司之命。征令赐予，布政于下国者，出于甸服，而后案行成列，以就诸侯之馆。故馆驿之制，于千里之内尤重。
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界于栎阳，其驿六，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蓝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自长安至于盩屋，其驿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关曰华阳。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畴，其驿三，其蔽曰凤翔府，其关曰陇关。自渭而北至于华原，其驿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阳而西至于奉天，其驿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华人夷人往复而授馆者，旁午而至，传吏奉符而阅其数，县吏执牍而书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寓望迎劳之礼，无旷于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传馆。其饮饫饩馈，咸出于丰给；缮完筑复，必归于整顿。列其田租，布其货利，权其入而用其积，于是有出纳奇赢之数，勾会考校之政。②
这七条主要干道，又与各州郡县之间的驿路环环相连，而各州郡县也是驿道密布，层层衔接，形成了完整有序的交通网。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唐代交通状况甚详，共计四十卷，有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陇右道十个大的交通方向，每一道主线之外又分若干支线，每一条支线又有若干个重要交通点，每一个重要交通点距京都长安和上都洛阳有多少距离，距较重要的交通点有多少距离，每一个交通点的“八到”之地是哪里，都一一排列清楚，全国的交通状况一目了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由这些驿道汇集到一起，形成了以驿传为中心的管理体系。
（二）驿站的设置和配给
为满足驿传供给之需，唐代设置了许多驿站，其驿站之多，可用星罗棋布形容之。据《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郎中”条记载：“（驿站）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③ 其中水驿二百六十个，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个，水陆兼驿八十六个。
驿站的设置有固定的里程，一般三十里置一驿，但不是所有的地方均为三十里一驿，而是根据驿务繁简确定何处置驿。驿务需要之人、马、船之类，亦根据驿务繁简配备。《唐六典》说：
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都亭七十五匹，诸道之第一等减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为差，第四减十二，第五减六，第六减四，其马官给。有山阪险峻之处及江南、岭南暑湿不宜大马处，兼置蜀马。凡水驿亦量事闲要以置船，事繁者每驿四只，闲者三只，更闲者二只。凡马三名给丁一人，船一给丁三人。凡驿皆给钱以资之，什物并皆为市。）④
从上则资料可以看出，唐代驿站设置灵活机动，完全根据驿务需要，物资和人员配备亦同，原则就是既能满足驿务需要，也不浪费国家资财。需要说明的是，驿站相隔的远近距离可能差距很大，据王宏治先生考证：“三十里置一驿是唐代的法定驿程。但在西北、西南等边远处，或‘须依水草’，或‘地势险阻’，驿程往往超过三十里，为六七十里，甚至达百里之遥。而在京畿腹地，则因事繁剧且急切，又往往少于三十里，甚至仅八里。”⑤
驿站的物资配备，除上引《唐六典》的这则资料所涉及的人、马、船等以外，更重要的是钱财和土地，否则，人马船只的开支用度无法解决。
关于钱财。《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⑥ 也就是说，当每三年有二百四十万贯钱财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时，同时有二百三十万贯钱财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在这组数字的对比中，不难看到统治者对驿传的重视。以三年一大税、每年一小税的三年税收额除以驿站总数，所得结果是每个驿馆三年平均一千四百零三贯，即每年平均四百六十七贯。这还不包括驿站用国家钱财生利所得。
关于土地。唐制，根据驿站马匹数给驿站牧田，杜佑《通典》说：“诸驿封田皆随近给，每马一匹给地四十亩。若驿侧有牧田之处，匹各减五亩。其传送马，每匹给田二十亩。”⑦ 根据《唐六典》的驿站马匹规定数字测算，大的都亭驿馆有马七十五匹，牧田可达三千亩；最小的六等驿馆有马八匹，牧田亦可达三百二十亩。附带说明一下，刘广生、赵梅庄编著的《中国古代邮驿史》认为唐代驿田最多给四百亩⑧，笔者认为，这个数字恐怕不是很准确。《新唐书》说：
驾部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舆辇、车乘、传驿、厩牧马牛杂畜之籍。凡给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以下二匹；给传乘者，一品十马，二品九马，三品八马，四品、五品四马，六品、七品二马，八品、九品一马；三品以上敕召者给四马，五品三马，六品以下有差。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⑨
根据这则引文所言，皆是国家供给官员马匹，不同等级马匹数量亦不同，而明确给官员用以“传乘”者，一品可达十匹，按一匹马给牧田四十亩测算，恰好可达四顷（四百亩）。这很显然不是驿馆牧田的最高限度，而是官员牧田的最高限额，当然不适合用于驿馆牧田数量的估算。根据实际情况推测，如果一匹马可以给牧田四十亩，十匹马就能够达到四百亩，八匹马是最小的驿馆，牧田可达三百二十亩，接近“四顷”之数，如果最高限度的牧田是四百亩，恐怕最大的有七十五匹马的都亭驿馆之牧田数字与最小的六等驿馆牧田数字就只有八十亩的差别，大小驿馆牧田数量如此接近不符合唐代驿馆的等级差别实况，且四百亩的牧田恐怕也不能供养都亭驿馆七十五匹驿马、驿站相关人员以及传马等各方面所需。由此推测，最大的驿馆牧田应该能达到三千亩。
驿传物资不许挪用。《全唐文》卷八九唐僖宗《南郊赦文》云：
江淮运米，本实关中，只缘徐州用军，发遣全无次第。运脚价妄被占射，本色米空存簿书，遂使仓廪渐虚，支备有阙。缘循弛慢，全自职司，宜令转运使速具条流，分析闻奏。才及春缓，便须差清强官吏节级催驱，严立科条，须及旧额，苟或踵前容易，必举朝章。邮传供须，递马数目，素有定制，合守前规。河南馆驿，钱物至多，本来别库收贮，近日被府司奏请，衮同支用，遂使递马欠阙，料粮不充。宪司又但务缘循，都不提举。宜令东台馆驿使速具条流，分析闻奏。……自今以后，如辄将上供钱物支用者，并当加谴责，不在原贷之限。⑩
驿传物资不准挪用，挪用者必加谴责，且不在宽宥范围之内，这样就可保证必要的驿传物资供给。
驿传物资有缺必补。《旧唐书》卷一九《懿宗纪》：
如闻湖南、桂州，是岭路系口，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顿递供承，动多差配，凋伤转甚，宜有特恩。潭、桂两道各赐钱三万贯文，以助军钱，亦以充馆驿息利本钱。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
比于潭、桂，徭配稍简，宜令本道观察使详其闲剧，准此例与置本钱。(11)
驿传物资缺乏，会影响军国传驿，故此，一旦出现驿传物资缺乏的情况，统治者要想办法补给充足，以使驿传不受影响。
各州府官员也特别重视驿传体系的建设。刘彤《河南府奏论驿马表》曰：
臣某言：今月一日，中使魏光胜至。伏奉手诏，当管每驿更加添鞍马，不得停留往来使命者。伏以所到邮传，以备急宣，由臣术无方，致令马畜有阙。忽奉恩诏，忧惶失图，臣某中谢。臣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官之日，惟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驱驰石路，毙踣实多。比于陕虢已西，及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管一十六所，常加填备，动以久阙。此皆臣无政术，上轸圣心，蹐地局天，不足所处。臣今分遣官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阙。臣某中谢。(12)
各州府官员认真执行朝廷的驿传制度，并高度重视，尽最大努力保证驿路通畅。
唐代的百姓也支持驿传建设，驿路两旁的百姓在驿站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时对驿馆实施“帖驿”。“帖驿”就是当驿站钱财马匹入不敷出时，驿路两旁百姓对驿站实施补贴，主要有“帖钱”和“帖马”两种，王梵志诗云：“里正追驿来，坐着南厅里。广设好饮食，多酒劝且醉。追车即与车，需马即与使。需钱便与钱，和市亦不避。”(13) 老百姓也是很支持驿传，要车给车，要马给马，要钱给钱，“和市”（驿站用东西作价换老百姓的东西）也能接受。
由于国家的特别重视和政策支持，在国家供给、驿站自主经营、百姓支持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唐代驿站的物资供应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这是驿传效率的重要保证。
（三）驿传的传递速度
唐代的驿传管理归属尚书省六部中的兵部，属于兵部所属四大部（兵部、职方、驾部、库部）之一的驾部，为军事化管理机构。驾部有驾部郎中一员，从五品上；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主事三人，从九品上；此外，令史十人，书令史二十人，掌固四人。其中，“郎中、员外郎之职，掌邦国舆辇、车乘、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数”(14)。除中央部门外，地方诸道各设馆驿巡官四人，诸府州由兵曹司兵参军分掌，诸县令兼理。
由于是军事化管理，在驿道上乘传驰驿，规矩严格：行人须带“传符”，乘驿日定里程。
关于“传符”。对于需要奔走于驿道上的各类人员而言，若要依靠驿馆供给，必须持有通行证件“传符”。驿传的传符由门下省发放，《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规定：
凡乘驿者，在京于门下给券，在外于留守及诸军、州给券。若乘驿经留守及五军都督府过者，长官押署；若不应给者，随即停之。(15)
《唐六典》卷八《门下省》规定：
凡国有大事则出纳符节，辨其左右之异，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二曰传符，所以给邮驿，通制命。（两京留守及诸州、若行军所，并给传符。诸应给鱼符及传符者，皆长官执。其长官若被告谋反大逆，其鱼符付以次官，无次官心受告之司。）(16)
由此可知，“传符”有专门的管理机关，不是随意发放的。
不同地方不同级别的乘驿人员所持传符不同，在京乘驿人员的传符，由中央三省中的门下省审批，可以发给往还“传符”，相当于“往返车票”；各州郡县乘驿人员的“传符”，由所在州郡颁发，不得发给往还“传符”，返回“传符”由所到州郡发给。《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贞元八年）闰月癸酉，门下省奏：‘邮驿条式，应给纸券。除门下外，诸使诸州不得给往还券，至所诣州府纳之，别给俾还朝。……’（朝廷）从之。”(17) 可见对“传符”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
关于日行走里程。驿道上的乘驿人员的行程并不是随心所欲，每天想走多远就走多远，而是有明文规定的日行走里程。按《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度支员外郎”条规定的一般驿程是：“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18) 这应该是一个大略的规定。以两京行程为例：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说：
两京行旅所需之时间，除诏令急宣，通常盖日行三驿，共需时十日。故白居易诗云：“石渠金谷中间路，轩骑翩翩十日程。”缓或日行两驿，共需时十六日，故白诗有云：“北阙至东京，风光十六程”也。(19)
统计里程，由西京长安……至东都……总计两都间最捷里程约八百里，最迂里程约八百六十五里，志书所记两都里程，多则八百六十里，少则八百里，盖取南北道之异也。(20)
日行三驿，就是九十里；日行两驿，就是六十里。两京间距离迂路八百六十五里，近路八百里，将两京间驿务繁忙、驿站设置较近考虑在内，白诗的描述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唐六典》的“马日七十里”，与“轩骑翩翩十日程”则有一定差距，而骑驴与步走日行五十里（近于两驿），可大体合于“风光十六程”之数。《唐六典》的规定应该是比较明确的，而白诗说明，乘驿人员有较小范围的机动。
倍道兼驰的驿传速度与本文探讨唐诗传播关系不大，此略。
（四）驿使违程的处罚
为了保证信息的及时沟通，唐朝统治者制定了对驿使违程的严厉处罚措施。《唐律疏议》对驿使有十条规定，包括驿使稽程、驿使以书寄人、文书应遣驿不遣、驿使不依题署、增乘驿马、乘驿马枉道、乘驿马赍私物、长官及使人有犯、用符节稽留不输、公事应行稽留等十条。其中，驿使稽程、乘驿马枉道、公事应行稽留的军法式处置保证了乘驿人员必须按驿传制度规定的里程和时间行进。三条内容分别是：
［驿使稽程］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或作“三”）年。若军务要速加三等；有所废阙者，违一日，加役流；以故陷败户口、军人、城戍者，绞。(21)
［乘驿马枉道］诸乘驿马辄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越至他所者，各加一等（谓越过所诣之处）。经驿不换马者，杖八十（无马者，不坐）。(22)
［用符节稽留不输］诸用符节，事讫应输纳而稽留者，一日笞五十，二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23)
其惩治之严厉，远逾笔者之想象。
乘驿人员也必须严格按照规定乘驿，不能随意羁留。《唐会要》卷六一载开元十五年（727）的一道敕令：“两京都亭驿，应出使人三品已上清要官，驿马到日，不得淹留。过时不发，余并令就驿进发，左右巡御使专知访察。”(24) 有此，驿吏便获得权力驱赶或呵责羁留者。
严格的制度，为驿传提供了保障，故此唐代的驿传快速而准时。不唯重要信息如郭孝恪击匈奴的战报能以几千里之遥而准时抵达（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就是迁徙流播的官员也能准时到达目的地，甚至朋友间的通信都能按时接收。如元稹充剑南东川详覆使，三月初七日从长安出发，按驿程计算，三月十七日左右当到梁州，白居易牵挂友人，于京中醉后诗中写道：“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25) 后旬日，得元稹书信，中有《梦梁州》一诗，告诉白居易，这一天元稹恰宿梁州驿站。
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保证了唐王朝的信息畅通及时，也为诗歌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 驿路诗魂：驿传在唐诗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唐代诗歌的当时传播，驿传之功不可埋没。通过驿站邮递诗歌、通过驿站转送诗人、驿站题壁诗的传写、驿传对诗歌传递速度的保证是驿传体系传播诗歌的四大功能，有此，才有驿路所到、诗花盛开的唐诗当时传播之盛况。
（一）通过驿站邮递诗歌
由于科考、仕宦、贬谪、游历等多方面的原因，唐代诗人聚聚散散、离合无期。诗人之间的诗歌往来往往通过驿站邮递。
以元稹、白居易之间的诗歌邮递为例。
元、白贞元十年（794）同登书判拔萃科，遂成莫逆，其友谊深厚，见诸诗章。如元稹有病，白居易寄药：“已题一帖红消散，又封一合碧云英。凭人寄向江陵去，道路迢迢一月程。未必能治江上瘴，且图遥慰病中情。到时想得君拈得，枕上开看眼暂明。”（《闻微之江陵卧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云膏寄之因题四韵》）(26) 元稹所居通州环境恶劣，白居易寄生衣并于封上题诗：“浅色縠衫轻似雾，纺花纱袴薄于云。莫嫌轻薄但知著，犹恐通州热杀君。”（《寄生衣与微之因题封上》）(27) 白居易守丧，元稹则三次分俸救济白居易。白居易在江州，元稹亦寄衣物于白：“湓城万里隔巴庸，纻薄绨轻共一封。腰带定知今瘦小，衣衫难作远裁缝。唯愁书到炎凉变，忽见诗来意绪浓。春草绿茸云色白，想君骑马好仪容。”（《酬乐天得稹所寄纻丝布白轻庸制成衣服以诗报之》）(28) 元、白之交谊，不因双方地位而有变化，不因相距遥远而有隔阂，虽然终二人一生，共在京都没有几年时间，而唱和诗歌几百首，“寄”“赠”字眼比比皆是，是驿传成就了他们传诵千年的深情厚谊。尤其是“通江唱和”，一个在“三千里外巴蛇穴”的通州，一个在“住近湓江地低湿”的江州，中间远隔千山万水，交通极其不便，一年依然有诗章往还两三次（不算元稹治病突然中断联系的一段时间），没有驿传，其诗歌递送根本不可能实现。
“杭越唱和”也能说明驿传邮递诗歌的作用。长庆元年（821）元稹出为同州刺史，旋即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此时白居易已经求为外任，在杭州刺史任上。元稹上任途中，路过杭州，两位诗人汇聚于杭州，旋即分开。元、白在杭越期间，互寄诗歌和与其他诗人驿寄诗歌屡屡见诸诗章。如长庆二年（822）十月，张籍从京城长安寄给杭州刺史白居易二十五篇诗歌，白居易把玩赏咏，之后转寄越州刺史元稹。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也曾多次亲写诗卷寄赠元稹，其《写新诗寄微之偶题卷后》可证。他们身为两州刺史，利用邮传，用诗筒传诗，月内便可往还，完全是驿传之利。今检白居易诗集，提及诗筒传诗者有《醉封诗筒寄微之》、《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秋寄微之十二韵》等，诗中明言：“一生休戚与穷通，处处相随事事同。未死又怜沧海郡，无儿俱作白头翁。展眉只仰三杯后，代面唯凭五字中。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醉封诗筒寄微之》）(29) 可见其诗歌往来传递对驿传的依赖。
（二）驿站题壁诗是诗人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
唐代的驿传虽然发达，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仍然不能完全通过邮递的方式完成，但奔波于驿路上的诗人们也有他们另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即：通过题壁诗互相了解情况、沟通感情。唐代诗人在邮亭驿馆的墙壁、廊柱、诗板上留下了许多互相交流的信息。以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诗歌为例。
元稹元和四年（809）三月充剑南东川详覆使，行至骆口驿，有《骆口驿二首》之一记录骆口驿邮亭壁上题诗情况：“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诗题下有题注：“东壁上有李二十员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韶使云南题名处，北壁有翰林白二十二居易题《拥石》、《关云》、《红树》等篇，有王质夫和焉。王不知是何人也。”(30) “不离墙下至行时”显然是元稹路途休闲时的一种消遣方式，而他在墙上留下的题注，一方面说明了白居易与王质夫之间通过驿壁唱和、互相交流的情况，另一方面也通过驿壁留字表达了希望了解王质夫其人的心愿。
元和五年（810）二月，元稹自东川返回长安，过武关，忆白居易，题诗道旁墙上。其后，白居易《武关南见元九题山石榴花见寄》记此事：“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31) 元稹又回赠诗：“比因酬赠为花时，不为君行不复知。又更几年还共到，满墙尘土两篇诗。”（《酬乐天武关南见微之题山石榴花诗》）(32) 元白交谊深厚，却难得相见，彼此的情感联系，题壁诗成为历史的见证。
元和十年（815），元稹由江陵赴京，至蓝桥驿，题诗于柱，留呈刘禹锡、柳宗元、李景俭。诗名《留呈梦得子厚致用（题蓝桥驿）》，可见元稹是要通过这首题壁诗与其他三位诗人进行交流。笔者未查三位诗人是否见到此诗，但查到白居易观看此诗的情况，白集中有《蓝桥驿见元九诗》，这首诗是白居易自长安赴江州路上见到元稹诗后所作，诗云：“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33) 这说明，白居易也很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友人行踪和近况。“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的举动，恐怕不只发生在元稹和白居易之间。
由此可见，诗人们习惯于在邮亭驿壁上书写诗歌，也习惯于通过邮亭驿壁题诗读诗的方式进行彼此的感情交流。作为朋友，如能在旅途寂寞时看到朋友的诗歌，自然会在精神上获得极大安慰和享受。
（三）驿路转送迁徙中的诗人到新的诗歌集散地
在唐人的诗文中，驿路奔波乃是常事。宦海的浮沉升迁、行万里路的游历、“无衣思南州”（杜甫）式的就食等等原因，使得诗人们很少安居一地。他们到达新的生活之地的方式主要通过驿站转送，而他们所到的生活地就会因为诗人的到来成为新的诗歌集散地。以杜甫、元稹、白居易为例。
杜甫一生分为四个时期，走过地方无数，仅清楚可知的通过驿站到达的地方就有：长安、奉先、鄜州、凤翔、华州、秦州、同谷、成都、绵州、梓州、阆州、云安、夔州、荆湘等。杜诗纪实性特别强，凡所走过之地都在诗人笔下留下痕迹，故有“老杜诗歌是图经”的说法。比如诗人从长安到奉先诗中有“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句，可见是分别通过陆驿、水驿而后才能到奉先；西南至成都，诗人从秦州到同谷，经过了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两当县到达同谷，又经过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最后到达成都府。从秦州到成都，只有很小一段路离开官路驿道，绝大部分都是行走在官路驿道上。诗人从成都到绵州、梓州、阆州、云安、夔州，不管水路还是陆路，基本都是驿路行进。杜诗中可以清晰看到诗人驿路行程的作品除秦州到成都的大部分作品外还有：《龙门（驿）》、《秦州杂诗》之三（同谷驿）、《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发刘郎浦》（官渡渡口）、《宿凿石浦》（官渡渡口）、《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使君》、《舟月对驿近寺》、《宿白沙驿》、《双枫浦》（官渡）、《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长沙驿）、《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等等。正是驿路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递送到他曾经生活过的长安、奉先、凤翔、鄜州、秦州、同谷、成都、梓州、阆州、夔州等地方，使得这些地方成为诗人借以生活和抒情的依存之所，也就形成了诗歌的创作地和传播地。
元稹、白居易的例子更为典型。
元稹一生在京城的时间很短，主要的外任地是东川、江陵、通州、虢州、越州、鄂州。白居易除长安外，一生走过的地方也很多，如江州、忠州、杭州、洛阳等。与杜甫不同的是，杜甫走过很多地方，多是因生活所迫投靠朋友，而元稹和白居易都是宦海沉浮，故此元、白所到任所绝对是经过驿路，这在元、白诗中屡屡言及，如元稹诗中有《青云驿》、《阳城驿》、《褒城驿二首》、《使东川·骆口驿二首》、《使东川·嘉陵驿二首》、《使东川·西县驿》、《使东川·望喜驿》、《使东川·望驿台》、《留呈梦得子厚致用（题蓝桥驿）》、《望云骓马歌》（青山驿）、《三泉驿》、《蔷薇架》（清水驿）等。白居易诗中有《宿蓝溪对月》（蓝桥驿）、《自秦望赴五松驿马上偶睡睡觉成吟》、《邓州路中作》（驿路）、《祗役骆口驿喜萧侍御书至兼睹新诗吟讽通宵因寄八韵》、《邯郸冬至夜思家》（邯郸驿）、《宿樟亭驿》、《蓝桥驿见元九诗》、《襄阳舟夜》（汉阴驿，非实名）、《早发楚城驿》、《棣华驿见杨八题梦兄弟诗》、《商山路驿桐树昔与微之前后题名处》、《宿阳城驿对月》、《答微之泊西陵驿见寄》、《茅城驿》、《望亭驿酬别周判官》、《梦苏州水阁寄冯侍御》（扬州驿）、《临都驿答梦得六言二首》等。
元稹和白居易通过驿路到达他们的为官之所，也就到达了新的诗歌集散地。他们彼此将诗歌源源不断地寄往对方，还在所在地抄写对方的诗歌以助传播，如元和十二年元稹在通州时，壁写白居易诗；同年冬天，白居易在九江贬所书写元稹诗歌于屏风以慰思念，并明确说：“安知此屏不为好事者所传，异日作九江一故事尔？”(34) 并重题一绝，末二句云：“障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35) 可见诗人自己也很清楚，他们的到来自然就会使当地成为新的诗歌集散地。
（四）驿站作为诗歌传播源
驿站，是奔波于驿路上的诗人们得以喘息停歇的落脚点，旅途的劳顿、升迁的感慨、思家的情怀，使得他们心潮起伏，而这得以栖息的落脚点给了他们抒情的机会，成为他们抒情的场所。而从传播条件讲，驿馆不仅有粉壁、亭柱，甚至还有专用的诗板以备诗人书写诗歌。当诗人们诗兴涌动时，他们可以尽情地题诗于馆壁、亭柱或诗板。
题写的诗歌，内容丰富多彩，有专门以驿站为诗题的作品，如前文所举杜甫、元稹、白居易等人以驿站为诗题的诗作，也有思乡恋家、羁旅情怀的作品，还有就是书写其他诗人的诗作。本文开头所举元和十年（815）元稹在通州江馆柱心发现的白居易诗，应该是白诗的爱好者所题。元和十二年（817），元稹从兴元养病回通州，路过阆州，游开元寺，思念白居易，遂题白居易诗于壁，还写诗记录此事：“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36) 元稹题诗的行为，既是一种思念的方式，也是一种传播的手段。对于这一点，元稹是十分清楚的，其《白氏长庆集序》曰：
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37)
这“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正可说明驿站是重要的诗歌传播源之一。刘洪生编著之《唐代题壁诗》共选唐代题壁诗八百四十一首(38)，其中大部分与驿馆有关，由此可见驿站题诗传播之风尚。
驿站作为交通要道上的休憩之所，来往人员繁杂，人员阶层不一，去向四面八方，他们在驿站休闲时欣赏诗歌，倾听与这些诗歌有关的故事，或有意或无意间将书写于驿馆亭壁的诗歌带往四面八方。如此，唐代诗人在迁徙流转的过程中于驿亭邮壁所写之自己诗作或友人诗作，即以驿站为传播源，成辐射状态广为传播，驿站便成为诗歌的中转站，发挥出强大的传播功能，成为重要的诗歌集散地。
（五）驿传保证诗歌传播速度
前文已言，唐代驿传的惩治制度非常严厉，为此，正常情况下，通过驿传邮递的诗歌不会耽搁。以白居易与元稹以诗代信的诗歌为例。
白居易元和十年（815）七月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元稹八月即在通州（今四川达县）贬所闻知。白居易集里有《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合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也就是说，白居易元和十年七月被贬江州，自长安出发时或出发后即将此消息通报友人，是以诗代信。而元稹诗中有《酬乐天东南行一百韵》，同样是以诗代信，是接到白居易诗信后的回复。元诗中有“我病方吟月，君行已过湖”句，句下自注：“元和十年六月至通州，染瘴危重。八月闻乐天司马江州。”(39) 通州在唐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南二千三百里，按“马日七十里”的一般驿传速度计算，元稹得到消息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而元稹确实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得知友人被贬消息，几乎没有任何耽搁。元稹和白居易一生聚少离多，唱和诗篇竟有千余首，彼此交流，全靠驿传之功，而几无耽搁，这不仅为诗人之间的彼此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且为诗歌的下一步传播奠定了基础。
唐人诗歌的敦煌唐写本更是这方面的典型。
敦煌，在唐朝遥远的西北边陲。《元和郡县图志》“沙州”条云：“皇朝以敦煌为燉煌……东南至上都三千七百里。东南至东都四千五百六十里。”(40) 距离虽然遥远，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比如战乱的阻隔），诗歌就能按正常速度传至敦煌。根据上文提供的一般驿传速度，大约从上都（长安）到敦煌，骑马需要一月又二十天，骑驴或步行要两个月，几乎可以和内地同时接受共同的诗歌风尚的影响。从传播到敦煌的唐人诗歌情况看，现存敦煌唐写本唐人诗歌二百八十多种，不仅有传自京都长安的作品，也有来自更加遥远的地区的作品。可见敦煌与内地的诗歌传播息息相通。
三 驿传体系与诗歌发展之关系
由于驿传在唐诗的当时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驿传也就与唐诗的发展产生了密切关系，择其要者，主要是诗歌团体的形成和诗歌风尚的影响。
（一）驿传与诗歌团体的形成
诗歌团体的形成，一般有如下要素：大体生活于同一时代的诗人，诗人之间有较为密切的交往或至少有一定的交往，必须有大致相同的审美追求。比如“吴中四士”、“初唐四杰”、“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盛唐边塞诗派”、“大历十才子”、“元白”等等。这些诗人团体，其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出身、交游、经历、自身文化背景等等，但驿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唐代诗歌团体中，元白诗派的形成得力于驿传之功最为典型，故以之为例做如下说明。
白居易（772—846）与元稹（779—831），是著名的诗人和朋友。两人贞元十年（794）同登书判拔萃科，遂成莫逆。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云：“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分定金兰契，言通药石规。交贤方汲汲，友直每偲偲。有月多同赏，无杯不共持。”(41) 《忆元九》云：“眇眇江陵道，相思远不知。近来文卷里，半是忆君诗。”(42) 元稹《阆州开元寺壁题乐天诗》云：“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43) 可证二人交谊之深厚。但二人早年均性情耿直，敢于直言，与权贵多有抵牾，因此仕途坎坷，时或被贬远地或求放外任。他们很少时间相聚一地，简列二人经历便可见一斑：
白居易仕途起伏，一生辗转多地。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被刺上书请求缉拿凶手而被参多事，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从驿路到江州，一路上经过蓝田、仙娥峰、襄阳等地，到达江州。元和十四年（819），转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从江州出发，三月十一日在黄牛峡石洞遇元稹，停舟夷陵，三日而别，二十八日抵达忠州。长庆二年（822），因上书言事不被采用，惧祸，请求外任，出任杭州刺史，因汴路未通，取道襄阳、汉口赴任，经清源寺、蓝溪、望秦、五松驿、邓州、桐树馆、紫霞兰若、商山、蜀江、洞庭湖口，顺流而下，到达杭州。白居易又曾几度在京城任职。还在盩厔、东都洛阳等地任过职。
元稹情况亦相类。元稹元和四年（809）三月充剑南东川详覆使，自长安出发，经骆口驿、汉川驿、褒城、西县白马驿、百牢关、七盘岭、嘉川驿、大小漫天岭、利州嘉陵驿、望喜驿、西南行至东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使东川时，共作诗三十二章。元和五年（810），因与宦官争驿，宪宗包庇宦官，贬元稹为江陵（今湖北江陵）士曹参军，元稹溯灞水，入商山路，经清源寺、四皓驿、曾峰驿，过青云驿、阳城驿，渡汉江，过襄阳谷隐寺、岘山、清水驿至江陵。一路有道旁题诗、寄白居易诗等。元和十年（815），诏命元稹为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元稹取沣水通向骆谷一路前往，经青山驿、褒城、大小漫天岭、阆州、新政、渠州、涪州至通州。长庆元年（821）八月由同州刺史改为越州刺史，经泗州、苏州、杭州，渡钱塘江至越州。大和三年（829）九月，元稹诏为尚书左丞（任职期间在长安），大和四年（830）正月又出任鄂州刺史兼武昌军节度使，一年后暴死于武昌。而白居易从大和元年（827）至元稹死，一直在东都洛阳。
从他们的经历不难看出，两人确实不常居一地，而交往始终未断。他们常常互通书信，辞章往来，著名的“通江唱和”和“三州唱和”（杭州刺史白居易、越州刺史元稹、湖州刺史崔玄亮）就发生于他们谪居或放外任时，而他们的这种诗歌往还，正是驿传之功，上文所举白居易诗“为向两州邮吏道，莫辞来去递诗筒”即是明证。
而正是这样一种对驿传的依赖，元、白之间实现了远距离互相探讨诗歌的艺术主张和审美追求，如白居易著名的诗歌理论论文就是在寄给元稹的书信《与元九书》中完成的。元稹的很多诗歌，是收到白居易诗歌以后的刻意追和之作。也正是因此，他们能够互相切磋诗歌的写作技巧，互相影响诗歌的创作风格，在创作的某些方面逐渐趋向一致。如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曾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44) 诗中的“每被老元偷格律”句下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行赠，自后格变。”“苦教短李伏歌行”句下自注：“李二十常自负歌行，近见予乐府五十首，默然心服。”就可见白居易诗歌对元稹和李二十的影响。这显然对诗体的发展有重要帮助，为形成诗派制造了机会。新乐府诗派的形成，“元和体”称谓的出现，都与元白诗歌的驿传传播有重要关系，这是唐诗得以繁荣的又一非常重要的因素。
（二）驿传与唐诗风格的变化
由于驿传的准确及时，使得诗歌传播如风之迅疾，一种新的风格的诗歌出现后，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传遍全国，唐人文集中谈及此方面情况甚多，如魏颢《李翰林集序》：“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45) 赵儋《大唐剑南东川……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拾遗（陈子昂）之文，四海之内家藏一本。”(46) 刘禹锡《和乐天南园试小乐》：“花木手栽偏有兴，歌词自作别生情。多才遇景皆能咏，当日人传满凤城。”(47) 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新诗才上卷，已得满城传。”(48) 王建《哭孟东野》：“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首《杏殇》诗。”权德舆《吴尊师传》：“凡为文词理疏通，文彩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49) 都是当时传播盛况的真实写照。
唐代诗歌的这样一种传播情况，往往由诗人的创作带动着当时人们欣赏趣味的变化，而诗人们也会在读者群的欣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创作更多的符合人们审美趣味的作品，于是，诗歌风格就会在自觉不自觉中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波及整个文坛，形成新的诗歌创作风格。元稹说：
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50)
这不是元稹夸张，杜牧的《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反映的也是这样一种情况：
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51)
诗章互答和复相酬寄的作品，通过驿传达于对方，再通过彼此的题壁、题屏、抄写等形式外传，遂被递相仿效，还被命名为“元和诗”，可见驿传对一代诗风之影响。杜牧虽然痛恨元、白诗歌影响如此广泛，但他的话恰恰证明了元、白诗歌的影响。由此可以推想：“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52) 的诗歌风尚变迁，也必然与驿传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涉及内容尚多，篇幅所限，不述。
综而观之，驿传体系的完善为唐诗的当时传播提供了制度保障，没有驿传，诗人难以实现远距离交往；依赖驿传，诗歌传播速度迅疾，传播地域辽远。由此，唐诗在当时即可实现远距离、大范围互相影响，诗风（如元和尚怪之类）随之变化，诗派（元白、韩孟等）得以形成，真可谓：驿路所到，诗花盛开。
注释：
① 《元稹集》，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4页。
② 董诰《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58页。
③④ 李林甫《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版，第163页。
⑤ 王宏治《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⑥ 李林甫《唐六典》，第77页。
⑦ 杜佑《通典》，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1页。
⑧ 刘广生、赵梅庄《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⑨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98页。
⑩ 董诰《全唐文》，第931—932页。
(11) 刘昫《旧唐书·懿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56页。
(12) 董诰《全唐文》，第3053—3054页。
(13) 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4页。
(14)(15) 李林甫《唐六典》，第163页。
(16) 李林甫《唐六典》，第253页。
(17) 刘昫《旧唐书·德宗纪》，第375页。
(18) 李林甫《唐六典》，第80页。
(19)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2页。
(20)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87—88页。
(21)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8页。
(22)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第211页。
(23)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第213页。
(24) 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8页。
(25) 《白居易集》，顾学颉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1页。
(26) 《白居易集》，第276页。
(27) 《白居易集》，第309页。
(28) 《元稹集》，第235页。
(29) 《白居易集》，第505页。
(30) 《元稹集》，第194页。
(31) 《白居易集》，第313页。
(32) 《元稹集》，第234页。
(33) 《白居易集》，第312页。
(34)(35) 《白居易集》，第361页。
(36) 《元稹集》，第227页。
(37) 《元稹集》，第224页。
(38) 刘洪生《唐代题壁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9) 《元稹集》，第135页。
(40)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5—1026页。
(41) 《白居易集》，第245页。
(42) 《白居易集》，第285页。
(43) 《元稹集》，第227页。
(44) 《白居易集》，第349页。
(45) 董诰《全唐文》，第3798页。
(46) 董诰《全唐文》，第7549页。
(47) 彭定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063页。
(48) 彭定求《全唐诗》，第4323页。
(49) 董诰《全唐文》，第5165页。
(50) 《元稹集》，第224页。
(51) 董诰《全唐文》，第7834页。
(52)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