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设：宏观逻辑与微观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逻辑论文,机制论文,和谐社会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谐社会的概念已经提出了一年多的时间，从落实的情况来说，并不乐观。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宏观的逻辑转变为微观的机制。
对和谐社会概念的理解
在最近一年里，和谐社会成为我们社会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一个目标性的理念要转化为具体的实践，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和谐社会也不例外。从目前来看，至少存在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和谐社会概念的泛化和虚化问题。和谐社会这个概念当然涉及到非常广泛的内容，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等。在每一种关系中，又必然会涉及到多个方面的因素，如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防止的一个倾向，就是将和谐社会的概念泛化，使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东西。应当说，在我们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一直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在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提出后，很快就会将其泛化。结果就是这个有意义的概念本身很快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当一个概念包括了所有东西的时候，它也就什么都没有了。相应的，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泛化的结果，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被虚化，从而成为一个缺乏操作性和具体内容的口号。应当看到，和谐社会的概念尽管包括了广泛的内容，但其最基本的内涵和侧重点，是调整社会中的利益关系，以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
二是将调整利益关系与发展对立起来。在目前我国现实的情况下，和谐社会的理念之所以容易泛化和虚化，就在于不少人认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如果处理不当，建立和谐社会与发展经济之间很容易出现脱节，甚至形成对立。尽管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对和谐社会的具体理解是很不相同的，但在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地方官员和企业家当中，包括在一部分学者当中，事实上是存在这样一种担心的，这就是建设和谐社会会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负面的影响？有人甚至担心这是不是意味着对前一段某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的纠偏？一些人经常用这样的表述来表达他们对建立和谐社会的理解：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不能由于强调和谐社会而将中国变成一个再分配国家。应该说，这些表述和道理都是不错的，但话里有话，话外有音。因此可以说，和谐社会的理念要落到实处，关键的问题是解决建立和谐社会与发展经济的接口问题；而建立接口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协调利益关系与转换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
三是将调整利益关系与发展看作是没有内在联系的两件事。在相当一部分实际工作者的头脑中，对和谐社会的理解普遍持这样一种思路：即坚持的仍然是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准备用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增长成果来扶助弱势群体，以为这样就可以建立和谐社会了。
我认为，要充分理解和谐社会的概念，需要将这个概念与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理念结合起来看。虽然这3个概念本身的内涵都是丰富的，但每一个发展理念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科学发展观着重要解决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问题，就是转换发展模式。这一点在“十一五”规划中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有人认为，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转换发展模式，是因为过去的发展模式出现了种种问题，带来了种种矛盾。我觉得这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的关键是，即使我们愿意去忍受这些问题和矛盾，这样一种模式也已经基本走到了尽头，它内在的动力已是强弩之末，因此要转换发展模式。我觉得科学发展观主要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主要是要解决执政党的定位和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过去讲的是“打天下，坐天下”，也就是正式文章中讲的“党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但是仅有这样的论证逻辑显然是不够的，所以要解决执政党的定位和合法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可以说更主要的是要从党和主要社会群体的关系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和谐社会的提出，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主要是要解决社会上利益关系的问题，即要协调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各种矛盾。因为目前我们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可以说绝大部分都和利益关系的失调有关联。我们今天再度来讨论和谐社会的问题，主要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
协调利益关系与转换发展模式
首先应当看到，近年来我国社会中利益关系的失衡，是与当时的经济增长模式有着密切关系的。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以赶超为目标，二是片面追求GDP的增长，三是高度依赖投资特别是对外出口。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这种增长模式中埋下了利益关系失衡的种子。为了赶超，就要努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可以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非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则无情地被淘汰；在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却没有实现同步增长，经济增长的成果无法被充分地分享，特别是无法被公平地分享；对于投资和对外出口的高度依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近几年中，在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出现的大面积民工荒现象，实际上就是与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模式有直接关系的。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利益关系的失衡看作是收入分配政策或收入分配制度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将建立和谐社会仅仅看作是对增长引起失衡的一种“弥补”，而必须看到利益关系的失衡与过去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调整利益关系，必须以转换发展模式为前提，没有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相对均衡的利益关系的形成是不可能的；进一步说，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的形成，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现在的情况是，过去20多年中形成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首先，从投资的角度说，依赖高投资率的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目前中国的投资率已达40%左右，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也将近40%。这样高的投资率及其增长速度，在未来是难以为继的。其次，中国出口高增长难以持续。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的一份报告表明，中国出口高速增长难以持续，预计最迟在2006年上半年出口增长将出现转折性变化。2005年7月，出口增长在该年度首次降到30%以下，总值655.84亿美元，同比增长28.7%，比去年同期回调了5.1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增长27.7%，较上个月回落了5.4个百分点，也是年度首次增幅回落到30%以下。[1]因此，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转换经济发展的模式，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而这个新的基础，是离不开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的。
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扩大内需，使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充沛动力。我们应当看到，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由于种种制约因素形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内需的严重不足。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将大量的产品制造出来的能力，但制约的因素仍是这些产品在国内没有足够的市场。据统计，1995-2002年全国市场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所占比重由14.6%增加到86.3%，2003年进一步达到90%左右。[2]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居民消费的缓慢增长。按人均居民消费不变价格计算，1990-2003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8.2%，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年均增长6.6%，农村居民消费年均增长5.6%，分别比人均GDP增长低1.6个和2.6个百分点。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15-20个百分点。而且，在缓慢增长的消费中，政府的消费还起了很大的作用。1991-2002年政府消费年均增长16.3%，居民消费年均增长14.8%，居民消费增长低于政府消费增长1.5个百分点。[3]
可以说，疲软的内需与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并形成了一种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的关系。消费率不够高，市场疲软，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有研究表明，近年我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73%、2001年的48%、2002年的40%，降至2003年的37%，这样经济增长就只能高度依赖投资和对外出口。[4]现在，我们需要一种转变，即从过去的“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这样一种良性循环。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实践情况来看，尽管这种转变是困难的，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这种转变是必需的。
将宏观逻辑转化为微观机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社会发展理念被相继提出。从更现实的层面来说，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高速度、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已经被视为世界上的一个奇迹。但正如上面的分析所指出的，如果要实现中国经济未来10年、2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重造新的基础和动力。而这种新的基础和动力，集中体现在充沛的内需能否形成之上。进一步说，为了形成这种充沛的内需，就必须调整利益关系，因为在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富人饱和的需求和穷人的缺少购买力会双重严重遏制内需的形成。从最近一两年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
然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并非易事。有人在查找资料时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类似的转换发展模式的思想就在不断提出，如在10年前的“九五”计划中，曾经明确提出“要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有专门研究发展模式的专家指出，这些观念和提法对于实际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形成明显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现实中的发展模式与理想的发展模式之间的距离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吴敬琏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应是高新技术基地、创新基地，但发展了两年，财政收入、GDP都上不去，于是选择了汽车业，创造了200天的“现代奇迹”。此外，有望成为世界性企业的两个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都在深圳，而作为信息中心的深圳在反思其发展道路时，认为问题是结构过轻，要向重化工业转化。这些都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的体制和机制为什么没有对新的发展模式提供有效的支持？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困难，我认为，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宏观的逻辑有效地转化为微观机制，因为就全国而言的宏观逻辑与在地方层面上的微观机制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可以说，要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的动力，就需要技术创新、需要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效率、需要减少环境污染、需要创造内需、需要调整利益关系等等道理，在整个社会的意义上来说是谁都懂的，但一旦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地方，逻辑往往就不是这样了。比如，假如有一笔资金，是将其投入到一个粗放型的项目上去还是投入到环境污染的治理上去？很明显，前者可以出政绩，出财政收入，后者就没有立刻可以见效的收益。同样是有一笔钱，是将其投入到一个工程上去还是投入到农村义务教育上去？也同样明显，前者可以很快带来经济收益，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很重要的财政收入，而后者得到的只是潜在的未来收益。因此可以说，越是在具体的工作中，宏观逻辑和微观机制的不一致就越是突出；不需要花钱的时候，两者很容易一致，需要钱的时候，两者的矛盾就会凸现出来。
要建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机制，必然要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上就涉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各个方面。在这里我只讨论与地方政府有关的因素，因为在目前我国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仍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落实新的政绩观。由于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中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和配置资源的权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就成为能否形成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和落实构建和谐社会具体措施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一个对下负责的社会中，政府的行为会更多地为民意所左右，使经济发展直接造福百姓，治理污染、改善环境、发展教育、强化社会保障等工作必然会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但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仍然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而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就是政绩。前些年，在政绩中，GDP的增长速度是一个几乎压倒一切的指标。为了追求这个指标，大上、快上项目成了不少地方官员的首选，效益、环境、社会问题，都只能为其让路。尽管这两三年提出了新政绩观，GDP的指标有所弱化，但在实际工作中，经济增长、经济实力等，仍然是评价官员最重要的甚至是最硬的指标。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其他政绩指标的实现，也往往需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贯彻新政绩观，就是造就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机制的首要因素。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仅仅有政绩观或政绩考核指标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只要是用指标体系来考核干部，即便这种指标非常科学，也还会出现种种问题。比如，由于近年来倡导新政绩观，加入了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在有的地方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地方政府超越自己的财政能力，大量向银行贷款来建绿地，结果使地方财政负债累累，而这些绿地大多却是严重浪费水资源的草坪。可以说，只要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完全依赖政绩，无论这种政绩指标多么科学，实施起来都会走样变形。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能够有效影响和制约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内在结构。由于我国的民主选举制度还不健全，当前，应当充分发挥和强化地方人大的制约作用。之所以强调这个结构性因素，是因为政府是有任期的。正如有人指出的，地方官实际上就是两年半到3年的政治生命周期，如果任期内搞不出来能让他人看得见的成果，就升不了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有一种天然的短期行为取向，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府莫不如此。因此，关键是要有制约的结构。与政府相比，人大虽然也是有任期的，但由于人们对人大没有像对政府那样的政绩要求，因而人大会比政府有更长远的考虑，对未来也更为关心。这就如同在西方，议会也要比政府更加关心环境和教育等问题一样。当前，要形成这样一种制约机制，尤其要强化人大在审批政府预算上的作用，因为政府的行为取向往往要通过公共开支预算来实现。单就这个问题来说，目前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审议还是远远不够的，有的仅仅是走过场而已。
建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机制，还有一个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税制改革。现在一些地方正在进行从生产型增值税到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这个改革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构建和谐社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项改革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的，但实际上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我们知道，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财政收入。但我们现在的税收主要产生在生产的环节上，流通的环节上有一部分，消费的环节上很少，财富的环节上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多地关心上项目、搞建设，而较少关注民众收入的提高，几乎是必然的。因此，必须在税收和财政的环节上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构建和谐社会造就与宏观逻辑相一致的微观机制。
附图
唯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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