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时代问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基础性问题
——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
桑明旭
(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当代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阐释该方案重大意义的逻辑前提是深度解答三个基础性问题：(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坐标在何处；(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能够成为有效应对当代全球发展危机的治理方案；(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能够推动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迈入新阶段。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坐标，就在现代性后果严重化、普遍化并且依靠单一国家无法解决以及“主体性输出”逐渐失去效力的新全球化阶段。当代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不同国家通往现代化道路的差异性、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赋予中国方案的公共主义特质，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备了现实基础，而且比当前全球治理的其他方案更加优越。现代性世界历史是以资本原则为内核的，中国方案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具备了超越资本原则及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世界历史意义不仅在于为当代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行性应对措施，更在于其可以推动资本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进而开辟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现代性世界历史；中国方案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在当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共识性议题，对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系统阐释也已经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相关理论探讨中，我们不能仅仅流于对该方案有关提法的表面理解，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缺乏深度理论逻辑支撑的某种不证自明的主观描述层面，否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重大、最深远的意义和价值就将会被遮蔽。因此，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正面回答三大基础性问题：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何种类型的共同体？它在人群共同体历史发展中处于哪一个阶段？其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能够成为有效应对当代全球发展的治理方案？在过往若干方案因缺乏现实基础而很难有效施行的情况下，中国方案是否已经具备了扎实的现实基础？在当前多样化、差异化的全球治理方案体系中，中国方案为何会比其他全球治理方案更优越？其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是否仅仅在于提供一种应对当代全球发展的有效治理措施？它是否能够推动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迈入新阶段？现代性世界历史是以资本原则为内核的，中国方案在实践和理论层面是否具备超越资本原则及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只有对这些重大基础性问题给予具有历史深度的回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得到清晰呈现。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坐标在何处
共同体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共同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共同体意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共同体的形式有很多种，并且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既然人类自其从动物中走出来之后，就始终过着一种共同体的生活，那么在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明确这种共同体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共同体。这是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准确回答该问题，其前提条件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坐标予以准确定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诸如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盲目地等同于“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等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混淆和理论错置，才能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旨趣与世界意义。
马克思对共同体的研究是全面的(1)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马克思在其相关著作中曾使用过十余种不同的共同体概念，如真正的共同体、现实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共产制共同体、古代共同体、劳动的共同体、原始共同体、部落共同体、天然的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社会共同体、货币共同体等。 ，他不仅对若干类型的共同体进行了详细分析，还对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细致考察。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逻辑的产生、发展及其内在矛盾演化为基本线索，详细考察了伴随着这一线索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明确提出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依次递进的三种共同体类型：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尚未分离时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共同体形式；抽象共同体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后个体在交换价值抽象支配下形成的具有相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心理习惯的群体或集体，即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共同体形式；自由人联合体则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更高层面相结合时的“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2]745，即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的共同体形式。这三种共同体形式分别为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阶段的共同体。从这一坐标轴线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处在从抽象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阶段，因此它还不是所谓的“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
在人类社会共同体发展历程中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方位，虽然可以帮助我们防止犯混淆概念的错误，但由于从抽象共同体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时间跨度会很长，因此，这种把握虽然是正确的，但仍然会显得过于宏观。如果我们想要更微观地厘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坐标，就需要将其置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进行考察了。
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人类交往的时空范围才由区域性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388。以资本为原则的世界历史也就是现代性世界历史，其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地理全球化”，即资本为实现原始积累而进行的地理大发现阶段，以货币掠夺、土地占领为主要标志。第二阶段是“商品全球化”，即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标志的销售市场全球拓展阶段。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4]404第三阶段是“资本全球化(狭义)”(2) 在这里，用“资本全球化”来指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全球化拓展形式，这一概念是在狭义上讲的，为了阐明这种全球化是以“资本输出”而不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标志。从广义上讲，自世界历史形成以来，一切全球化都是“资本全球化”。后文在讨论“资本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时，就是在广义上使用“资本全球化”这一概念的。 ，即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全球化阶段。列宁将“资本输入”看作是这种全球化的主要标志，与商品输出不同，资本输入就是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以及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地普遍推行和设立，这样，“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是布满了全世界”[5]630，世界上所有地区都被金融资本所控制。第四阶段是当前的全球化阶段或新全球化阶段，典型表现为在生存论意义上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现代性危机的严重化、普遍化、深层化。
综上所述，岩溶地区地形切割强烈，地下河天窗、有水溶洞、溶井较多，矿体开采对地下水水质没有微生物、毒理及化学污染，但会使地下水浑浊度增加。矿区全部属靖西县县城供水水源—龙潭地下河补给区，矿区地下水污染将对靖西县县城供水源的水质浑浊度产生一定的影响。采矿剥离表土在降雨冲刷作用下泥浆可能堵塞地下河通道，改变地下水流场，容易引起旁边洼地经常性的洪涝灾害，尤其在爱桐至果隆一带以及新光等地低洼处，易引起内涝。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可行性及其相对于其他方案的优越性，前文已经做出了论证。但是，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仅仅将其看作是应对全球性发展问题的策略和方案还是不够的。我们认为，其最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不在于维持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的现有秩序，而在于推动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迈向新的阶段。
从本质上说，现代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危机，这种危机的现实效应是双向度的，不仅影响资本价值增殖，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比如，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每一次爆发，既对资本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也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沉重灾难。但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三个阶段，现代性危机是可以通过“主体性输出”相对缓解或阶段性克服的。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标志的全球化发展，是资本为了缓解地域性消费不足带来的生产过剩危机所采取的手段，以“资本输出”为主要标志的全球化发展，是资本为了缓解一定地域范围内资本过剩、生态危机、劳动力成本过高等所采取的“空间修复”方式。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的阶段性发展是资本为了缓解内在危机以持续获得利润而推进的。罗莎·卢森堡、大卫·哈维等都不同程度地指明了这一点。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至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遇到的危机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不论是周期性经济危机还是严重的生态危机，都不再是地域性的危机，而是全球性的危机。这种严重化、普遍化的危机是每个国家都要同时面对的，也需要各个国家携手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以牺牲他国发展来维持自身发展的战争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等在过往看来行之有效的各种“主体性输出”方式都将逐渐失去效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遭遇严重化、普遍化、深层化危机的时代语境中出场的，因而对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的各种危机进行有效治理，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直接的历史使命。作为一种全球治理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举措已经得到理论界的系统阐释。我们这里想重点思考的问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应对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危机的治理方案？因为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虽然具有逻辑统一性，但毕竟是两件事情。这一重大问题需要分两步解答：第一步要解答的是，在当前的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否具有现实基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产生了第二步要解答的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何以比其他全球治理方案优越？
正是基于对现代性世界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阶段的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8]在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赞同和认可，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对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现阶段的把握是极其深刻准确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坐标，就在现代性后果严重化、普遍化并且依靠单一国家无法解决的阶段，就在“主体性输出”逐渐失去既往效力的新全球化阶段。把握这一点，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理论建构和实践开展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能够成为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危机的治理方案
资本的本性在于价值增殖，因此，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性世界历史遵从的是一种“丛林法则”或霸权法则。正因如此，康德虽然在1795年就写下了《永久和平论》，并系统地提出了保障世界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6]100-148，但在那个现代性世界历史起步阶段却没有产生实际效应，并且被黑格尔批评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在现代世界格局中，“国家是个体，而个体性本质上是含有否定性的”[7]388，因而持续的和平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否认康德“永久和平论”的崇高和伟大，也不能否认黑格尔对于那个时期主体间、国家间关系本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深刻洞察力，但我们要清晰地看到，今天的世界历史已经远不同于这两位思想家所分析和判断的世界历史了。当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当每个国家的主体性输出都不仅无法提升自身的主体性反而会制约和破坏自身主体性的时候，现代性的“丛林法则”或霸权法则就将会逐渐动摇，在这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会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任何一种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其现实性都根植于时代发展之中。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2因此，如果我们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困境的可行性方案，那么首先要证明当今时代的生产方式发展已经为这一方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切共同体都是发展共同体，共同体成员之所以认可并自觉维护共同体，是因为其发展对共同体有依赖性，共同体的发展可以为其发展创造条件。反之，任何一个共同体成员如果得不到发展，必然会退出和反对这一共同体。一切发展都是需要条件的，除了主观条件之外，客观条件更是必不可少。但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可以用于发展的客观条件是有限的，不论是用于对象化劳动的生态条件、能源条件，还是作为生产场域的物理空间条件，都不足以支撑和满足各个国家无限发展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发展客观条件的争夺必然是愈演愈烈的，争夺到一定程度时则一定会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正如美国前国务卿黑格指出的那样，不仅两次世界大战是由争夺发展客观条件而引起的，甚至冷战在实质上也是一场资源战。[10]这表明，只要不能解决全球发展客观条件有限性和全球发展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无法在国际范围内构建起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推动资本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迈进，依然是现代性世界历史阶段的任务，因为这一任务所要构建的共同体形式还不是人类发展最高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虽然它将推动人类向“自由人联合体”阶段迈出坚实一步。在现代性世界历史框架下，推动世界历史迈向新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工程要在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上同时展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当之无愧地作为应对全球现代性发展危机的治理方案，除了当前物质生产方式的上述变化为其提供坚实基础之外，不同民族国家通往现代化道路的差异性也为其提供了充分证明。如果像某些西方中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注定要走一条西方经典现代性的道路，都要经历从原始积累到大工业再到后工业的发展过程，都要先污染后治理，都要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开启生态文明道路，那么处于不同现代化阶段的国家在发展权(如排放权)上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还存在对实体性发展条件的漫长的、激烈的争夺，已经走在生态文明道路上的国家也不会轻易允许全球范围内高污染、高排放的现象长期存在。马克思是坚决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者的上述论点的。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指出：“他(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2]730
7.牛腺病毒病。感染率高达30%以上，病毒通过粪便、呼吸道、眼等的分泌物传播，以直接或间接接触经口及呼吸道感染，潜伏期约2周，也可垂直感染，发病程度取决于饲养管理条件、运输以及是否有其它病原的混合感染等。寒冷天气及其它致病因子，如病毒性腹泻病毒，可以促进牛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相当深刻的，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充分证明了它的正确性。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任何后发展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可以通过继承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减轻甚至跳过现代性的后果和困境，极大地缩短工业化和工业文明的进程，快速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这也充分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像其他一些区域共同体那样，只是少数发达国家的共同体，而是一切国家，不论其现代化程度如何，不论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可以在其中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共同体。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不仅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它还是一种真正意义上开放包容的共同体形式。
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后，就要解决第二个问题了：这一全球治理方案为何会比其他全球治理方案更优越？在多样化、差异化的全球治理方案体系中，只有更加优越的方案才会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才会被各个国家所肯定和认可。
如果仅仅从具体措施的可行性方面来看，可以列举出的原因有很多。但我们认为，最能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较之于其他方案的优越性的地方，不在具体措施的可行性上，而在于如下两个最重要、最深层的原因：其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经典现代性的发展道路，证明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的，各个国家不是必须要经过长期的现代性阵痛才能实现现代化，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并不依赖于“主体性输出”，完全可以通过走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道路来实现。因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方案不具有排他性，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其二，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集体性、公共性、和平性、包容性，表明中国所倡导的发展模式从古至今始终都是开放包容的。正如西方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文化塑造了西方原子化的个人一样，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性格特征。因此，中国的启蒙进程不可能是个人主义的兴起，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是西方自由主义式的现代性，在中国不存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文化土壤，也不存在强大后必然要走霸权道路的肉弱强食的文化逻辑。
现代性世界历史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机。正如吉登斯指出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13]6现代性的危机是人们可以切身体会到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危机，人们很早就认知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及其严重影响，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总体上收效甚微。比如，黑格尔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就呼吁人类不能完全无视自然，“征服自然中的普遍东西，也不能使这种东西服从自己的目的”[14]7，但这种警示并没有阻止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到来。再比如，近代以来人类就认识到“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重要性，但这一原则却没有让人类避开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严重浩劫。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告诉我们，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一切生产环节和交换环节的主体是资本，连资本家都不过是“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15]178。现代性世界历史是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的危机是由资本逻辑导致的，因此，如果不超越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的资本原则，只是在资本原则的基础上制订各种应对时局的治理方案，则很难在根本上解决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的危机和冲突。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能够推动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迈向新阶段
五路ST188的光电传感器放置在小车的底盘，位置如图3所示。建议三角形排布，把一路传感器放置于小车的最前方，便于提前获取道路信息，及时做出姿态调整。另外的四路分别位于小车的两侧，成三角形形状。五个传感器获取的数据构成一个字节的高5位，经过施密特触发器放大后滤波，反相送入STC12C5A60S2的P0口。
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的这些特性决定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推动华夏文明复兴，其主要目的在于公共主义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不是要构建一种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霸权文化。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某些学者认为中国道路和华夏文明复兴无法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只能说明他们对中国道路和中华文化缺乏正确认识，这种判断不过是将西方经典现代性道路和自由主义文化生搬硬套给中国而得出的结论，完全是一种错误的主观推断。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坚定地、郑重地甚至是骄傲地宣称：相对于基于西方现代性发展道路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化基础而提出的相关全球治理方案而言，基于中国道路和中国传统文化基础而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是一种更加优越可行的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危机的治理方案。
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不仅体现于为应对当代全球发展危机而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还体现于这种方案是超越现代性资本原则的全新方案，不仅体现于要解决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难题，更体现于要推动资本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向新阶段转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实现这一转变，这一转变实现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构建成功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种“新阶段”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相对于前一方面来说，后一方面的世界历史意义无疑是更加深刻的。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86.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781，P=0.040)。见表1。
关于这一矛盾的解决办法，我们可以在当今时代发展中找到答案。以传统意义上造成“增长的极限”的两大制约因素——生态条件、空间条件来说，当前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已经初步实现对它们的突破。从发展的生态条件和生态需求的矛盾来看，当今世界，高污染、高耗能的机器大工业生产规模逐渐减少，低污染、低耗能的生产方式日益兴起，这使得发展对自然资源尤其是非再生资源的需求量逐渐减少。随着一系列高科技、新能源产业的不断出现，尤其是奈格里、哈特等人所指认的“非物质劳动”的兴起(3) 在这里，笔者承认“非物质劳动”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化，但这并不代表笔者认可奈格里、哈特基于“非物质劳动”理论而提出的其他相关论断。 ，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告别了实物形式，原材料的主导形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发展的空间条件和空间需求的矛盾来看，当今时代发展的空间需求总量和需求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生产方式依赖于充足的物理空间，不论是农业所需要的土地，还是工业所需要的厂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对物理空间的需求量将逐渐减少，同时，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不足也将逐渐被虚拟性的网络空间所弥补。作为一种新的空间形式，网络空间具有“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扩展，只要能在网络中沟通，亦即只要能够分享相同的沟通符号(例如价值或执行的目标)，就能够整合入新的节点”[11]570，可以使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地理空间有限性的制约，变得更有可持续性。从趋势上看，随着全球发展所需要的自然材料、空间等客观条件的总量不断减少，形式不断变化，各个国家对生产条件的态度将逐渐从激烈争夺转向自主创新，其结果将是各个国家对彼此科技创新成果的相互依赖，而不再主要是相互觊觎和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生产方式上的基础。
从实践上看，在资本全球化所导致的现代性后果严重化、普遍化并且依靠单一国家无法解决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措施已经稳步展开。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中国倡导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等等。随着这些实践措施的深入推进，国家之间的合作必将进一步加深，当每个国家都深切感受到不合作就不能发展、不共赢就不能单赢、限制他国发展不能成为自我发展的条件时，近代以来就已经形成的以武力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等“主体性输入”为标志的全球化发展格局就将会被冲破，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就将会迈入新阶段。
推动资本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迈进，相关实践的稳步推进是基础性工作。但是，在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中，“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彼此支撑、彼此拱卫的，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一样，后者乃成为前者的观念领域，成为它的理论纲领、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以及它获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16]。关于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关系，正如葛兰西等人所指出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文化和意识形态逐渐成为维护资本主体性原则的第一道堡垒。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资本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还需要构建一种能够有效对抗和超越资本形而上学的新的思想理论。
军事的技术容不得半点马虎，微电子技术的精确性足以满足军事中的需求。通信指挥系统追求高速、灵活、准确；不同兵种之间的配合和战略模拟，无不依靠微电子技术。通过微电子技术取胜的战役也是不在少数。比如海湾战争，就是通过摧毁敌方的通信系统，瓦解对方战力最终取得胜利。因此，若想在强强竞争的世界之林获得一席之地，微电子技术就必须发展，而且是大力发展、作为重点发展。
Design of Shore Power Supply Supervisory and Control System……………GUO Shengjun, ZHENG Xiaoming, CHEN Yunyu(3·29)
以资本原则为基础的现代形而上学是多种多样的，要克服其理论局限性，首先要把握其最本质的理论特性，而把握其最本质的理论特性，就必须要追溯其理论来源。现代形而上学来源于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所塑造的现代形而上学的轴心是与上帝进行对抗的人的主体性，即康德所强调的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6]23和“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6]25。在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中，资本以主体性为旗帜，构造了适应其发展的系统化形而上学体系，我们可以将它们统称为主体性哲学。“知识就是力量”“我思故我在”“人为自然立法”“人是人的最高价值”等，都是主体性哲学的重要命题。在主体性哲学掩饰下，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力输入、商品输入、资本输入，在观念上取得了“合法性”依据。因此，要超越资本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就要超越这种以资本原则为基础的主体性哲学。
人人都喜欢吃新鲜菜，但吃剩菜就不那么积极了。其实，除了蔬菜之外，剩菜翻新并不难，无非就是改刀、加配料、改调味这三大技术。
当今理论界对主体性哲学的超越主要有两种理论进路：一种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它们认为由人类中心主义、发展主义、经济主义、科学主义等导致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的主体性，因而消除现代性危机的唯一办法是消解人的主体性，“人之死”“主体之死”“作者之死”“主体性的黄昏”等等，都切实反映了它们的这一主张。应当说，后现代主义在批判极端主体性方面是有其深刻之处的，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超越以资本原则为基础的主体性哲学并不代表要消解现实的人的主体性，消解人的主体性(哲学层面)并不代表能够消解隐藏于背后的资本原则。另一方面，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实质来看，它们要反对的主体性哲学，不过是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单一化、规模化的资本增殖方式的意识形态表现，并不反对资本逻辑本身，因此，“后现代主义不过是资本逻辑在当代发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已”[17]。另一种是李普曼、阿伦特、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桑德尔等人倡导的公共性理论或公共哲学，这种理论试图通过重构公共领域、恢复交往理性、达成重叠共识、实现承认的政治等方式超越传统的主体性哲学，在当代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应当说，构建一种公共性哲学以实现对主体性哲学的超越，这一思路是正确的。公共性是共同体的属性，既超越个体的私独性，又强调“个体-共同体”的辩证关系，是一种超越单一主体性并对主体性进行合理安置的哲学思维。但遗憾的是，当前西方公共性思潮还仅仅停留在政治、道德等问题的讨论层面，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回避了主体性哲学背后的资本原则。
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迈向新阶段，不仅在实践层面提出了一系列超越资本主体性原则的具体可行性措施，还基于对时代发展现实和趋势的准确把握，构建了一种超越资本主体性哲学的公共性哲学。[1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不仅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公共主义思想(4)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含有丰富的公共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概念本身就包含公共主义的意思，从词源上讲，“Communism”一词本身也可以被翻译为“公共主义”。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什么是共产主义者呢？共产主义者是个拉丁词，communism一词是‘公共’的意思。共产主义社会就意味着土地、工厂都是公共的，实行共同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3页。) ，也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等公共主义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充足养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等，这些思想和理念无一不体现出对上述主体性哲学、后现代哲学、西方公共哲学的根本超越，因此，其必将在推进现代性世界历史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伟大的世界历史工程，是在世界历史发展到现代性后果严重化、普遍化并且依靠单一国家无法解决的阶段提出的，这构成其当代出场的历史坐标，也决定了其肩负的历史使命。应对现代性世界历史发展危机，提出一整套具有可行性并相对于其他方案来说更优越的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和治理措施，是其直接性世界历史意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资本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则构成其更具变革性、更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说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把握是深刻的、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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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桑明旭(1984— )，男，江苏东海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批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研究”(项目编号：19ZXC00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 2019) 05-0020-07
收稿日期： 2019-04-17
DOI： 10.19563/ j.cnki.sdzs.2019.05.004
[责任编辑：赵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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