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闽中四诗人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人论文,唐五代论文,闽中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五代闽中人文荟萃，负有时誉的文士云蒸霞蔚，可惜至今已多不为人知，对他们的研究更为不够。加强对他们的关注与研究，这无论是对唐代文学研究，或是对福建古代文学史研究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即先择取其中的薛令之、周朴、陈黯、黄滔等四人，对他们的生平创作等情况，做一简略的论述，以期引起学界对唐五代闽中作家的进一步研究。
闽人首登第者薛令之
隋朝开科取士，有唐承隋之制亦有进士科。进士科向为唐人所重，故《唐摭言》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因此中进士科者，多是饱学善文词之士。福建开发较中原为晚，文教发展较迟，故至中唐时，闽人登进士科者如凤毛麟角，以至其时世人对福建人的登科情况也不甚了了，连饮誉一时的大文学家韩愈也弄不清楚。他在《欧阳生哀辞》中说：“欧阳詹世居闽越，……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后常衮为福建观察使，“衮以文辞进，有名于时，又作大官，临莅其民，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辞者，衮亲与之为官主之礼，观游宴飨，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詹于时独秀出，衮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举进士由詹始。”（注：见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
韩愈此言一出，后来如《新唐书·欧阳詹传》等书皆取其说，以为第一登进士科的福建人是欧阳詹。其实这是错的。宋人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闽人始登第》条即辩林藻及第比欧阳詹早，“是言进士及第，始于林藻也。”但黄朝英也没有说对。林藻于贞元七年（791 ）登进士第，固然比贞元八年及第的欧阳詹早一年，但要推闽人始登第者，则应是比林藻早八十六年的薛令之。这点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闽人登第不自林藻》条已考明，只是误将神龙二年作元年，薛令之作薛全之罢了。这就把福建的登科史往前推进了近百年。而薛令之其人实在也是值得一提的闽中人物。
据《淳熙三山志》、《唐语林》等书所载，薛令之字珍君，长溪（今福建霞浦）人，唐中宗神龙二年（706）登进士第，累官左补阙， 兼东宫侍读，乃后来唐肃宗的师辈。薛令之虽任官东宫，却不趋炎附势，而是一位敢于揭短，不阿谀奉承，颇有铮铮铁骨的士人。据《唐诗纪事》卷二十载：“开元中，东宫官僚清淡，令之题诗自悼曰：‘朝日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筋易宽。无以谋朝夕，何由保岁寒？’上幸东宫，览之，索笔题其傍曰：‘啄木口嘴长，凤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谢病归”，“徒步归乡里。”开元时期史家号为盛世，但薛令之则敢于揭盛世之短，遭唐玄宗以诗讽退后，又不谢罪求宽恕，而敢于使气谢病归乡，实在颇有骨气。后来，唐肃宗即位，以旧恩召之，可惜他前此已辞世了。
薛令之之所以能成闽人第一位登科者，而又饱学博识，被选为太子侍读，这与他的好学苦读是极有关系的。他的《灵岩寺》诗向我们描述了他隐居寂静草堂，挑灯夜读的情景：“草堂棲在灵山谷，勤苦诗书向灯烛。柴门半掩寂无人，惟有白云相伴宿”。这种勤苦好学之风实在令人钦敬。没有这种精神，要想成为饱学有用之士是不可能的。薛令之还善诗。做为福建人，他热爱乡土，以诗歌深情地赞颂家乡山川景物之美。在他今存极少的诗中，尚有一首《太姥山》，实在值得一读：“杨舲穷海岛，选胜访神仙。鬼斧巧开凿，仙踪常往还。东瓯冥漠外，南越渺茫间。为问容成子，刀圭乞驻颜。”由此我们可以领略今福建福鼎县南的太姥山的胜景，逗引起前往一游之雅兴。
入闽诗人周朴
福建虽较偏僻，但因其山川之美，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或战乱之际，人们均喜入闽避乱。如唐代末年的韩偓、催道融、周朴等诗人均避乱入闽，并终老于此。
以苦吟著称的周朴即是一位较早入闽的诗人，其一生与福建关系尤为密切。周朴字太朴，原籍并非福建。林嵩的《周朴诗集序》记他“生于钓台，而长于瓯闽”，（注：《全唐文》卷829，下引林嵩语同。 ）因他入寓福建，所以此后典籍如宋代的《嘉定赤城志》称他为泉州人，而元代的《唐才子传》又说他是长乐人。他入闽大约在唐宣宗大中间，后虽时有外出，但以在闽时间为长，并终于闽。
周朴终生不仕，以诗才及孤高峻洁的人品为时人所推仰。林嵩称他“一篇一，脍灸人口”、“高傲纵逸林观宇宙，视富贵如浮云。蔑珪璋如草芥，惟山僧钓叟相与往还。蓬门芦户，不庇风雨，稔不秔，歉不变，晏如也。”他的诗才人品不仅为当时的诗人如贯休、张为所嘉许，也为福建观察使杨发、李诲所推重。林嵩记此事谓“闽之廉向杨公发、李公诲中朝重德，羽翼词人，奇君之诗，召而不往。或曰‘达寮怜才而子避之，何也？’先生曰：‘二公怜才，吾固不往，苟或见之，以吾之贫，恐以摄假之牒见黦耳。’亦接舆於陵未能加也。”周朴虽贫不愿为官，而喜与山僧钓叟来往。据《乌石山志》所记，周朴于“唐季避地居福州乌石山之神光寺，与寺僧灵观、侯官令薛逢友善。双峰寺法主、李中丞瓒、大沩寺僧懒安亦与朴为禅悦之交”。他寓居佛寺与僧人游处颇融洽。《唐诗纪事》记此事云：周朴“寓于闽中，于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饮酒茹荤，块然独处。诸僧晨粥卯食，朴亦携巾盂，厕诸僧下，毕食而退，率以为常。郡中豪贵设供，率施僧钱，朴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钱，有以三数钱与者，朴止受其一耳。得千钱，以备茶药之费，将尽复然，僧徒亦未尝厌也。”（注：《唐诗纪事》卷71，下引此书同。）这种虽贫寒而不贪，高洁自处的品格赢得了林嵩的敬仰，称他如“松蟠鹤翅，泥曳龟尾，一邱一壑，宽于天地”，至以“颜子圣声，与日月而不尽；黔娄贫誉，等江河而共存。”
作为一个诗人，周朴是以构思尤艰，精意相高，每有所得，必极其雕琢的苦吟诗风著名的。《唐诗纪事》记其苦心为诗趣事云：“（朴）性喜吟诗，尤尚苦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联一句，则忻然自快，尝野逢一负薪者，忽持之，且厉声曰：‘我得之矣！我得之矣！’樵夫矍然惊骇，掣臂弃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为偷心，执而讯之。朴徐往告卒曰：‘适见负薪，因得句耳。’卒乃释之。其句云：‘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彼有一士人，以朴僻于诗句，欲戏之。一日，跨驴于路，遇朴在傍，士人乃欹帽掩头吟朴诗云：‘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东。’朴闻之忿，遽随其后，且行。士但促驴而去，略不回首。行数里追及，朴告之曰：‘仆诗河声流向西，何得言流向东？’士人颔之而已。闽中倚以为笑。”他的苦吟诗句如“古陵寒雨绝，高鸟夕阳明”、“高情千里外，长啸一声初”即颇为唐诗人张为所称，取作《诗人主客图》之例句。林嵩亦记其“为诗思迟，盈月方一联一句，得必惊人，未暇全篇，已布人口。”故后人有以“月锻季鍊”称其为诗者。
周朴在福建也留下一些诗篇，而尤以登临福州寺塔之诗为著。在这些诗篇中，诗人描绘名胜风光，抒发人生感慨。如《福州神光寺塔》云：“良匠用材为塔了，神光寺更得高名。风云会处千寻出，日月中时八面明。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方戴福州城。相轮顶上坐浮世，尘里人心应总平。”此外如《登福州南涧寺》之“万里重山绕福州，南横一道见溪流”、“晓日青山当大海，连云古堑对高楼”以及《福州开元寺塔》、《福州东禅寺》等诗均为我们留下了解唐时福州名胜文物的宝贵资料。
闽南诗人陈黯
陈黯（805？—876？），字希孺，郡望颖川，福建泉州南安人。曾屡应进士举而落第，终生未仕。与著名诗人黄滔、罗隐交谊颇笃。晚年隐居于厦门同安，终老于乡间。黯早慧，少负文才，以能诗称。黄滔《颖川陈先生集序》（以下引文不注者均出此序）记其“十岁能诗。十三袖诗一通谒清源牧。其首篇《河阳花》。时面豆新愈（疮之如豆），牧戏之曰：‘藻才而花貌，胡不歌？’先生应声曰：‘玳瑁应难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满面与装花’。由是名声名大振于州里。”这《自豆花》诗的记载显示了陈黯文思敏捷（注：见《莆阳黄御史公集》上秩，下引黄滔语同。），诗才之巧妙。怪不得在他十七岁时，所作《苏武谒汉武帝陵庙》赋，“便为作者推伏”。陈黯身后文稿遭兵火之患，其子陈蘧收集遗稿“得其文三十一首，赋若干首。他处得诗若干首”，交黄滔编为五卷。黄滔推崇其文云：“先生之文，词不尚奇，切理也；意不偶立，重师古也。其诗篇词赋笺檄皆精而切。”所评诚是。
今存陈黯文虽不多，但大多属于意不偶立的切理之作，颇能启发人心，见其思想及文章风格。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代河湟父老奏》。（注：见《全唐文》卷767《代河湟父老奏》，下引其文均见同书同卷。 ）此文约作于唐宣宗大中初（827），其时陈黯正入长安应试。 自中唐以来，河湟沦于外族之手，此地百姓颇遭沦陷之苦，亟盼朝廷收复失地。陈黯深感河湟百姓的悲苦，为其爱国之情所动，故为之代言。文中他深情地记叙了边民的痛苦和爱国之心：“臣等世籍汉民也，虽地没戎虏而常蓄归心。时未可谋则俛
偷生，……虽力不支而心不离故居。河湟间，世相为训，今尚传留汉之冠裳。每岁时祭享，则必服之，示不忘汉仪，亦犹越翼胡蹄，有巢嘶之异噫。”进而希望唐宣宗收复失地，谓“今国家无事，三方底宁、独取边陲犹反掌耳。矧故老之心觖望复然。傥大兵一临，孰不面化？”此言实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意愿，而他以一布衣而敢为民请命，足可见他与沦陷区人民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亦显现其爱国爱民的赤诚之心。尤可贵的是陈黯并无大汉族主义，不主张扩大侵略而盼望民族和睦相处。他奏书末云：“戎翟者亦天地间之一气耳，不可尽灭，可以斥逐之。伊周汉之事如前所陈，今之所取，愿止于国朝已来所没秦渭之西故地，朗画疆城，牢为备御，然后辟边田，饱士卒，可以为永远之谋，迥出周汉之右。则臣得弃戎即华，世世子孙无流离之苦。”这种主张实在可贵，而且在他是以一贯之的。其《华心》一文即记叙大食国人李彦昇为宣武节度使卢某所荐而擢第，时人有非难卢某者，谓其“受命于华君，仰禄于华民；其荐人也则求于夷，岂华不足称也耶，夷人独可用也耶？”陈黯批驳此论而赞赏卢某，认为“华夷者辨在乎心”，推荐人材不能以地理上的华夷之别作为准则，认为李彦昇正是“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这种举贤推能应以才德，不以华夷的见解，在当时颇受外族入侵之苦的晚唐依然存在，这正可表现出唐人的雍容大度和民族自信心。
陈黯的小品文与同时的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同一风概，可见其时小品文之兴乃一时风尚。其文既有寓意讥刺者，又有直言痛斥者。《本猫说》记猫本是野中之狸，农人为了捕鼠而豢于家中。不料猫之后嗣养尊处优，“疑与鼠同食于主人，意无害鼠之心。心与鼠类，反与鼠同为盗。”故农人叹曰：“猫本用汝怒，为我制鼠之盗。今不怒已，是诚失汝之职，又与鼠同室，遂亡乃祖爪牙之为用而诱鼠之为盗，失吾望甚矣！”所记猫与鼠同为盗事，其旨乃借以讥刺民本养官制盗，而官反同为盗之现实。虽出以婉转含蓄之笔，而讥讽可谓犀利如刃。如果说《本猫说》以婉转托讽为其特色，那么《御暴说》则可谓怒目如金刚，直斥无隐讳了。他认为权倖之害甚于虎狼，“狼虎之暴，炳其形犹可知也，权倖之暴，萌其心不可知也。自口者不过于噬人之腥，咋人之骨血；自心者则必亡人之家，赤人之族，为害其不甚乎！”应该说陈黯的文章正是发出光彩和锋芒的晚唐小品文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重视。
陈黯的才德为罗隐所称赏，推崇他是“非常之人”；（注：见《全唐文》卷895，罗隐《陈先生集后序》。 ）黄滔亦称其“与同郡王肱、萧枢，同邑林颢，漳浦赫连韬，福州陈、陈发、詹雄同时而名价相上下”，是具有“不羁之才，出人之行”的“八贤”之一。由此可见，在晚唐诗人群体中，陈黯与其他诸贤一样，是闽中诗人的代表之一。研究福建文史，陈黯等八贤是值得一书的。
莆田作家黄滔
黄滔（840？—？）是唐末五代之际受辟于闽太祖王审知， 并为其所倚重的颇有文声的文士。黄滔字文江，唐泉州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明曹学诠《唐御史集序》（注：见《莆阳黄御史集》附录。），黄滔年轻时曾读书于福平山之灵岩寺，时间长达十年之久。他所以在此读书，乃因此地得山水之灵秀，闽中名士多有于此读书习业而出，扬名文坛者。黄滔《莆山灵岩寺碑铭·并序》记此事云：“初侍御史济南林公藻与其季水部员外郎蕴，贞元中谷兹而业文。欧阳四门（按即唐著名古文家欧阳詹）舍泉山而诣焉（自注：四门家晋江泉山，在郡城之北。其集有与王式书，云莆阳读书即兹寺也）。背后皆中殊科。御史省试《珠还合浦赋》，有神授之名。水部应贤良方正科，擅比干之誉（自注谓策云：臣远祖比干，因谏而死。天不厌直，更生微臣也）。欧阳垂四门之号，与韩文公齐名，得非山水之灵秀乎……大中中，颖川陈蔚、江夏黄楷、长沙欧阳碣兼愚慕三贤之懿躅，葺草斋于东峰十年。”文中所提到的林藻、林蕴、欧阳詹三人皆是读书于灵岩寺而后扬名的闽中文士。黄滔想效仿先贤，步其成名之路而隐居读书于此。然而时非欧阳詹等人所处的政治与文学中兴的贞元时代，黄滔身处唐季，命运坎坷得多。他于上引文中述及当时举场情景与自己的遭遇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故颖川之以家冤也，与二三子率不西迈。而愚奋然凡二十四年于举场，幸忝甲第”。在长达二纪的举场生涯中，黄滔倍尝落第之苦，曾赋《下第出京》诗自述其身世心情云：“还失礼官求，花时出雍州。一生为远客，几处未曾游。故疾江南雨，单衣蓟北秋。茫茫数年事，今日泪俱流。”（注：见《莆阳黄御史集》上秩，下引其诗同。）诗人于唐宗乾宁二年（895）登进士第，然而并不顺畅， 还经历了一场复试的风波。原来这一年刑部尚书崔凝知礼部贡举，放赵观文、张贻宪、黄滔等二十五人及第。唐昭宗因闻其时科场多有请托滥进之事，旋又复试于武德殿。据《莆阳黄御史集》所附《唐昭宗实录》载，经复试，“其赵观文、程晏、崔赏、崔仁宝等四人才藻优赡，义理昭宣，深穷体物之能，曲尽缘情之妙。所试诗赋，辞艺精通，皆合本意。其卢赡、韦说、封渭、韦希震、张蠙、黄滔、卢鼎、王贞白、沈崧、陈晓、李龟祯等十一人所试诗赋义理精通，用振儒风，且蹑异极。其赵观文等四人并卢赡等十一人并与及第。”而原登第之张贻宪、孙溥等五人“所试诗赋不副题目，兼句稍次，且令落下，许后再举。其崔砺、苏楷、杜承昭、郑稼等四人，诗赋最下，不及格式，芜颣颇甚，曾无学业”，“故令所司落下，不令再举。”主考官崔凝也因所试不公而贬合州刺史。尽管此次科考因唐昭宗过问而使得滥进者被黜落，但即此亦可见黄滔所讲的其时科场“豪贵塞龙门之路”等弊端确实存在。这也就怪不得他的诗中多有述及科场受挫之哀的诗行，如《下第》云：“昨夜孤灯下，阑干泣数行。辞家在早岁，落第在初场。”因此，当他久困场屋而一朝及第时，其欢快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其《放榜日》不禁咏出了这样的诗行：“吾唐取士最堪誇，仙榜标名出曙霞。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郄诜联臂升天路，宣圣飞章奏日华。岁岁人人来不得，曲江烟水杏园花。”其《二月二日宴中贻同年封先辈渭》也是同类之作。经过唐昭宗的这一次复试，黄滔以真才实学题名金榜，因此他这一首诗所咏的“帝尧城里日衔杯，每倚嵇康到玉颓……同戴大恩何处报，永言交道契陈雷”也就可以理解了。
黄滔在唐末五代的闽中文坛上是位颇有地位与贡献的作家。这不仅在于他本身的诗文成就与贡献，更主要的是他在闽国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因此在文坛所起到的联系、引荐、吸纳众多文士的特殊作用。
黄滔及第后，仕途虽未大达，但还算顺遂。更为重要的受到闽王王审知的器重。他于昭宗光化（898—901 ）中授四门博士， 天复元年（901）受太祖辟，以监察御史里行充威武军节度推官。 后梁时强藩多僭位称帝，王审知能“据有全闽，而终其身为节将者，滔规正有力焉。中州若李绚、韩偓、王涤、崔道融、王标、夏侯淑、王拯、杨承休、杨赞图、王倜、傅归懿避地于闽，悉主于滔。时闽中所为碑碣皆其文也。”（注：《莆阳志》，见《莆阳黄御史集·别录》。）今其文集所录碑文尚有《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灵山塑北方毗沙门天王碑》、《丈六金身碑》、《莆山灵岩寺碑铭》、《龟洋灵感禅院东塔和尚碑》、《华岩寺开山始祖碑铭》、《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等。此类碑铭多有奉闽王之命而撰者，另又有代闽王所撰之《祭南海南平王》文，此均可见黄滔在闽中为闽王所倚重及其在文坛上之重要地位。黄滔在闽中文人中所起到的“悉主于滔”的作用，史籍亦时有记及。如《十国春秋·崔道融传》载“崔道融，荆州人。以征辟为永嘉令，累官右补阙。避地来依太祖，未几病卒。道融素与黄滔善，其卒也，滔为文祭之，有云：‘识通龟策，耀握灵珠，《国风》、《骚》、《雅》，王佐谋訏。袁安之涕泣泫然，刘氏之宗祧莫扶。’”其祭文尚谓“某饮风永嘉，倾盖无诸。多君于士元廊庙，待我以叔度陂湖。交言既异，投分斯殊。方俟弹冠，仰修程于霄汉，谁云执绋，悲落景于桑榆。”（注：《莆阳黄御史集》下秩《蔡崔补阙道融》。）据此可知崔道融之来闽，当与黄滔之引荐不无关系。又《五代史补》卷二《黄滔命徐寅代笔》亦记“黄滔在闽中为王审知推官，一旦馈之鱼。时滔与徐寅对谈，遂请为代谢笺。寅援笔而成，其略曰：‘衔诸断索，才从羊续悬来；列在琱盘，便到冯驩食处。’时人大称之”。徐寅乃闽中著名文士，而其时处境尚艰。黄滔本擅笺奏碑表之文，其与徐寅交谈于幕府中，而又特地自己不做笺表，反转请徐寅代为谢笺，其用意或有以此荐扬宣夸徐寅之意。其多与文士交，而诸文士“悉主于滔”亦由此可见一斑了。
黄滔身处文风绮靡衰颓、风雅沉潜不振之世，对当时文风颇为不满，多有指斥之言，而对于李杜元白、元结、韩愈之诗文甚为称扬推崇。他的《莆阳黄御史集》中的《与王雄书》、《答陈磻隐论诗书》两文中所表明的论诗文主张是颇可注意的。
黄滔《与王雄书》中认为过于讲求骈偶、声律之文，乃是以文为戏，他提倡直写其意：“某不业文，诚可俪偶其辞以贽方寸。既再而思，夫俪偶之辞，文家之戏也，焉可赍其戏于作者乎。是若扬优啄、干谏舌、啼妾态、参妇德，得不为罪人乎！是乃扫除声律，直写一二，强名曰书。”他称赏指陈时病之类的文章说：“若复韩校书、两寓沈先辈、永崇高中丞、安邑刘补阙已上十篇书，指陈时病俗弊，叙述饬躬处己，讲论文学兴废，指切知己可否，虽常人俗士闻见之，亦宜感动，况吾曹乎。”他批评其时尚辞鲜质的文章，而称扬韩愈、元结之文，云：“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之衰，尝聆作者论近日场中，或尚辞而鲜质，多阁下能揭元次山、韩退之之风。故天所以否其道窒其数，使若作骚演易，皆出于穷愁也，复何疑焉。”他期盼王雄能“荐计贡闱，高取甲乙，然后使人人知斯之宝货异于是也，元次山、韩退之之风复行于今日也。”于此可见，在唐末，尽管骈俪之文复炽，但盛于中唐的古文运动还具有一定影响，仍有象黄滔这样的文家的提倡元结、韩愈的古文，期望古文风行于世。
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黄滔认为“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指出“圣人删诗，取之合于韶武，故能动天地、感鬼神。其次亦犹琴之舞鹤跃鱼，歌之遏云落尘，盖声之志也。琴之与歌苟尔，况惟诗乎。”鉴于这样的认识，他既批评晋宋以来的诗人，也推崇李杜元白等人的作品，同时指斥唐末的“郑卫之声”，谓“且降自晋宋梁陈以来，诗人不可胜纪，莫不盛多猗顿之富，贵叠隋侯之珍，不知百卷之中、数篇之内，声文应者几人乎！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然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致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哉。逮贾浪仙之起，诸贤搜九仞之泉，唯掬片冰；倾五音之府，只求孤竹，虽为患多之所少，奈何孤峰绝岛，前古之未有。咸通、乾符之际，斯道隙明，郑卫之声鼎沸，号之曰今体才调歌诗。援雅音而听者懵，语正道而对者睡。噫！王道兴衰，幸蜀移洛，兆于斯矣。诗之义大矣哉！”黄滔的诗论虽无新创，乃是承继前人之说，但在风雅不振，“郑卫之声鼎沸”之时，能指出时弊，倡元结、韩愈之文，李杜元白之诗，则是值得肯定，并具有一定作用的。而他对贾岛一派诗的既有批评又有肯定的态度，也是较为公允的。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取资研究。
黄滔所作诗赋文亦不少，《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黄滔集》十五卷、《泉山秀句集》三十卷。后者乃其所编自唐武德至天祐末闽中诗人所为诗，惜今已佚。但据此可知，将有唐一代闽中诗人秀句编为集者，黄滔可能是最早的。其诗文今存通行本有丛书集成初编本的《莆阳黄御史集》上下秩、四库全书本的《黄御史集》八卷。
前人于黄滔诗文多有称誉之言，洪迈于《唐御史公集序》称“其文赡蔚有典则，策扶教化。其诗清淳丰润，若与人对语，和气郁郁，有贞元、长庆风概。祭陈、林先辈诸文悲怆激越，交情之深不以昼夜死生乱离契阔为间断。《马嵬》《馆娃》、《景阳》、《水殿》诸赋，雄新隽永，使人读之废卷太息，如身生是时，目摄其故。为文若是，其亦可贵已。”杨万里《黄御史集序》则称“御史公之诗，如《闻新雁》：‘一声初触梦，半白已侵头。馀灯依古壁，片月下沧洲。’如《游东林》：‘寺寒三伏雨，松偃数朝枝。’如《上李补阙》：‘谏草封山药，朝衣施衲僧。’如《退居》：‘青山寒带雨，古木夜啼猿。’此与韩致光、吴融辈并游，未知其何人徐行后长者也。”黄滔二十三世孙黄起有亦称“御史公文崛奇而鸿硕，其诗新琢而密丽，皆岸然有振举一世之意。”（注：见《莆阳黄御史集》附录。）前人所评均值得我们将它置于唐代的文学发展流程中，特别是晚唐五代时期做为研究之参考。这不管是就诗文而言如此，即从律赋的角度也是如此。
尽管黄滔对俪偶之文时有微辞，然囿于时尚，他也多有律赋之作，且颇为人所称许，其赋名甚至在诗文之上。洪迈《容斋四笔》卷七《黄文江赋》谓“晚唐士人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如吴融、徐寅诸人是也。黄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驾经马嵬坡》隔句云：‘日惨风悲，到玉颜之死处；花愁露泣，认朱脸之啼痕。’‘褒云万叠，断肠新出于啼猿；秦树千层，比翼不如于飞鸟。’‘羽卫参差，拥翠华而不发；天颜怆悢，觉红袖以难留。’‘神仙表态，忽零落以无归；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马归秦，却经过于此地；九泉隔越，几悽恻于平生。’《景阳井》云：‘理昧纳隍，处穷泉而讵得；诚乖驭朽，攀素绠以胡颜。’‘青铜有恨，也从零落于秋风；碧浪无情，宁解流传于夜壑。’‘荒凉四面，花朝而不见朱颜；滴沥千寻，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寻，玉树之歌声邈矣；最堪惆怅，金瓶之咽处依然。’《馆娃宫》云：“花颜缥渺，欺树里之春风；银焰荧煌，却城头之晓色。’‘恨留山鸟，啼百草之春风；愁寄陇云，锁四天之幕碧。’‘遗堵尘空，几践群游之鹿；沧洲月在，宁销怒触之涛？’《陈皇后因赋复宠》云：‘已无为雨之期，空悬梦寐；终自凌云之制，能致烟霄。’《秋色》云：‘空三楚之暮天，楼中历历；满六朝之故地，草际悠悠。’《白日上升》云：’较美古今，列子之乘风固劣；论功昼夜，姮娥之奔月非优。凡此数十联，皆研确有情致。若夫格律之卑，则自当时体如此耳。”
黄滔现存赋二十二篇，而洪迈从以古事寓悲伤之意的角度即称引六篇，可见其赋之非无病生吟，或徒逞妍辞丽句之作，这与其时“尚辞而鲜质”的文风是颇为不同的。同时也可见，其赋作亦多可称道，不能因评家多贬骈俪之文而轻忽之。前人称他“以赋擅名”，杨慎《丹铅总录》谓其《明皇回驾经马嵬坡》等赋“殊可喜也”，这一评估是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