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企业家如何形成社会创业意向：理论模型及实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合作社论文,企业家论文,意向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创业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媒体中，它主要指组织或创业者通过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在使组织得到发展的同时，实现社会福利的增加。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一样，具有“创业”维度，但它的特点在于具有“社会”维度。社会创业不在于获取最大的私人创业利润(Shane等，2000)，而是具有经济与社会双重目的(Alvord等，2004)。由于社会创业尤其关注社会问题，其机会寻找过程始终贯穿创造社会价值的尝试(Dees，2007)；其机会利用也不在于取得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优势，而在于尽可能地最大化社会改变(Chell，2007)。社会创业由于嵌入在特殊社会、社区或市场背景下，通常采取混合的组织形式，从而使组织既具有盈利的特征，也有使命驱动的非盈利特征(Townsend等，2008)。 农民合作社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组织，它既具有企业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徐旭初，2013)。农民合作社的双重属性决定，其对外要参与市场竞争，对内要追求普惠。农民合作社的双重属性和社会创业的双重维度正好一一对应，这说明农民合作社的事业本质上是一项社会创业。农民合作社的社会创业目的在于，既要达到组织盈利的经济目的，又要达到社员普遍增收、社区可持续发展等社会目的。 农民合作社企业家(以下简称为合作社企业家)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提法，意指我国农民合作社的领头人，其才能出众，往往既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又是合作社的经理人。合作社企业家的社会创业意向指其通过商业模式来解决农民增收、社区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倾向。 合作社企业家是我国农村社会变化的重要责任人，他们通过商业手段在农业行业引领创新时，始终保持社会创业意向极为重要。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企业家才能、资金和技术的稀缺以及法律法规的缺位放大了合作社企业家的权力(周应恒等，2011；王曙光，2010)。只有当合作社企业家具备较强的社会创业意向时，合作社的社会目的才能得以坚持。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提出合作社企业家的公益心的重要性(徐旭初，2013；胡同泽等，2011)，但围绕公益心缺乏更深层次的探索。因此，探究合作社企业家的社会创业意向的形成机理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创业意向究竟如何形成？其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创业事件理论，另一个是计划行为理论。创业事件理论认为，当突发事件使个体觉得创业比其他选择更加合意和可行时，个体就会形成创业意向(Krueger等，2000)。计划行为理论则认为，个体对创业行为结果的态度、行为控制感以及社会评价标准共同作用于创业意向的形成(Ajzen，1991)。 社会创业意向的背后有创业者强烈的社会动机或其他情感因素支撑，其形成是个长期过程，不可能单纯由突发事件引致；同时，由于社会创业涉及创业者与环境的互动(Robinson，2006)，创业者的行为结果具有更大不确定性，社会创业意向的计划色彩也会随之减弱。因此，创业事业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对社会创业意向的形成而言，均不是理想的理论视角。Mair等(2006)曾提出一个企业家社会创业意向形成模型。该模型中，移情和道德判断作为情感因素影响了社会创业的认知愿望，而企业家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作为使能因素影响了社会创业的认知可行性。最后，认知愿望和认知可行性共同影响个体社会创业意向的形成。该模型的缺陷在于，没有深入探讨创业者和环境的互动质量对社会创业意向的作用方式，但他们的模型对本文仍有重要启示。 社会创业比商业创业更加强调企业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而就农民合作社这一特殊的社会创业形式而言，由“自我服务”和“民主控制”的本质规定性(黄祖辉等，2009)决定，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之间理应存在更多互动。合作社企业家与社员的长期交换影响了前者社会创业意向的形成。因此，本文试图从领导—成员交换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一个合作社企业家如何形成社会创业意向的理论模型。接下来，本文在大样本数据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完善该理论模型。本研究的理论意义首先在于，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出发，提出并完善了社会创业意向形成模型，从而丰富了创业意向研究；此外，本文首次提出农民合作社的事业本质上是一项社会创业，这就从创业研究角度，强调了农民合作社的创业属性和社会属性。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引导合作社企业家、社员和政府改进一些做法，以提高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的关系交换质量，进而维护合作社的社会目的。 二、理论分析及假设 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之间的互动较复杂。二者的社会性交往通常可以追溯至合作社成立前；在合作社成立之后，虽然章程规定合作社企业家和全体社员共同对合作社实施民主控制，但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前者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合作社企业的总经理(舒歆等，2012)，而农民社员则类似企业成员。也就是说，二者既共同对合作社进行民主管理，同时二者也是上下级关系。为了厘清这种复杂的互动，本文选择了领导—成员交换理论这一理论视角。 领导—成员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简称LMX)是指领导和成员之间交换关系的质量(Dienesch等，1986)，它对领导和成员的心理和行为均有影响。LMX包含情感、忠诚、专业尊敬和贡献4个维度(Liden等，1998)。Maslyn等(2001)认为，情感、忠诚和专业尊敬好比“社会性货币”，用于领导和成员之间的社会性交换，而贡献则是“与工作相关的货币”，用于领导和成员之间的工作性交换。Bhal等(1996)将情感、忠诚和专业尊敬划归为交换的情感维度(LMX-Affect)，而将贡献作为交换的工作维度(LMX-Contribution)。参照Bhal等(1996)的做法，本文将合作社企业家和全体社员之间的交换分为情感交换和工作交换。前者指合作社企业家所感受到的来自社员的喜欢、忠诚以及对其各种能力的认可程度，后者指合作社企业家所感受到的来自社员的工作贡献大小。 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之间的情感交换可追溯至合作社成立前。合作社企业家大多数具有农村社会背景或农业行业背景，他们的经历走廊中留有深刻的乡土文化的烙印，报效家乡父老、改变家乡面貌很可能是大多数合作社企业家的愿望，而合作社的成立则提供了实现愿望的平台。合作社成立之后，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之间的情感交换会因工作接触而更频繁。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之间的情感交换质量越高，越容易引致合作社企业家的移情(Empathy)，使其站在社员的立场，认知到社员的内部状态，进而产生跟他们一样的情绪体验，如劳作的艰辛、农产品销售困难、农民议价能力低等。合作社企业家在充分体验到社员的情绪后，会对扶弱济贫等亲社会行为产生再认知或欣赏，从而形成感戴(Gratitude)心理。McCullough等(2002)将感戴定义为“正面体验及其影响所带来的，认可他人的善举并产生感激之情的倾向”。合作社企业家的感戴是指其对父老乡亲的感激之情。感戴心理是合作社企业家形成社会创业意向的情感基石。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1：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之间的情感交换质量越高，合作社企业家的感戴心理越强。 社员进谏是指社员对合作社事业的意见或建议。进谏概念由Hirschman(1970)提出，意指在总体满意或者特别满意的背景下，对不满意的回应。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之间的工作交换主要发生在合作社成立之后。前面已经提到，合作社成立后，社内既有共同民主管理也有科层管理。同样，二者之间的工作交换可能发生在民主管理场合，也可能发生在科层管理场合。不管是哪一种场合，只要工作交换进行得既深入又通畅，对社员来说就能起到两个作用，一方面激发社员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从而完善合作社企业家的决策；另一方面鼓励社员积极反馈意见，从而对合作社企业家的错误决策进行纠偏。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2：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之间的工作交换质量越高，社员进谏质量越高。 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之间高质量的工作交换还有一个积极产出，那就是合作社企业家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得以增强。Bandura(1977)将自我效能感定义为一个人对自己制定和执行行动路线的能力的信任程度。本文将合作社企业家的自我效能感定义为对其组织合作社资源争取市场成功的能力的自信程度。深入的工作交换使合作社企业家能快速知晓自己的不足并通过学习来查漏补缺。有针对性的学习和随之采取的行动往往带来正面效果，而正面效果反过来刺激合作社企业家的自我效能感提升。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3：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之间的工作交换质量越高，合作社企业家的自我效能感越强。 社会创业的经济可行性是指合作社企业家所估计的、以合作社现有的内部资源、可利用外部资源和他的企业家才能取得市场胜利的可能性。一项社会创业的经济可行性主要受制于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资源本身，另一个是合作社企业家对资源创造性使用能力的大小。 高质量的社员进谏有三大好处。第一，能让合作社企业家充分了解所能调动资源的多寡和质量。第二，能提高合作社企业家对资源的使用效率的预期。高质量的社员进谏使得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之间的信息充分对称，合作社企业家能够快速识别资源使用过程中可能的低效率节点并对其进行整改。第三，能降低合作社企业家对管理成本的预期。因为，畅通的、程序化的进谏渠道能增强社员的主人翁意识，使其工作主动积极，从而有效降低农业生产监督成本。 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则意味合作社企业家有较高的资源使用能力。在商业创业中，企业家自我效能感已被证明是创业意向的重要前因变量之一(丁明磊等，2009)。自我效能感提升后，合作社企业家脑海中可能产生更多、更具创造性的行动方案，他们对行动方案有更正确的筛选，对行动后果有着更加准确的预判，对突发事件的处理会更加灵活。通过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4：社员进谏质量越高，合作社企业家的自我效能感越强，社会创业的经济可行性的水平越高。 McCullough等(2002)曾提出，感戴不仅是企业家道德水平的显示器，同时还具有强化其道德动机以及道德行为的功能。合作社企业家的感戴心理越强，在其对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中，就越有可能摒弃一己私念，真正从全体社员的整体利益出发，使合作社的实际运行不偏离其社会目的。 合作社企业家有了感戴心理，只表明他们具有带领乡亲共同富裕的愿望。良好的愿望要变成社会创业意向还需要另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所从事的创业项目具有经济可行性。只有项目在经济上可行，合作社的社会属性才能得以持续表达。社会创业的经济可行性水平越高，感戴心理就越能顺利地变成行动规划，而不是只停留在愿望阶段或者流于蛮干。正是由于社会创业项目本身的经济可行性，才将合作社企业家的感戴心理有力地向前推进一步，从而最终形成社会创业意向。但是，如果只有社会创业项目的经济可行性，而合作社企业家不具有感戴心理时，这样的合作社日后必然异化为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所以，要形成社会创业意向，感戴心理和项目本身的经济可行性缺一不可。据此，提出假设H5：合作社企业家的感戴心理越强，社会创业的经济可行性越高，其社会创业意向就越强。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根据合作社企业家的内涵，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各类农民合作社的理事长。样本选取采用了便利抽样方法，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数据来源渠道。首先，在湖北省农业厅农民专业合作社办公室的支持协调下，于2013年12月2日在“全国农民合作社市场营销能力建设培训班”上发放问卷138份，回收93份，有效问卷68份。其次，利用2014年在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机会，对全国部分省市的农民合作社进行问卷调查，完成有效问卷81份。此外，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实地调查了山东省潍坊市、江西省崇义县、湖北天门县和汉川县等地的农民合作社，获得了有效问卷64份。三次共得到有效问卷213份，所调查的农民合作社涉及中、东、西部三大地区共20个省份，所覆盖的行业包括鲜活水产品养殖、牲畜养殖、禽类养殖、粮食种植、水果种植、茶叶种植、药材种植、坚干果种植、食用菌栽培和农机服务等。样本特征分布情况见表1。 (二)变量测度 调查问卷设计中，合作社企业家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所在行业等题项采取填空方式，而其他观测变量则采取李克特五点量表方式，量表的答项1、2、3、4、5分别代表其赞成态度由弱到强。所有量表的测量对象为合作社企业家。 “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的工作交换”、“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的情感交换”、“合作社企业家的感戴”、“社员进谏”、“合作社企业家的自我效能感”以及“合作社企业家的社会创业意向”的初始量表分别在Bhal等(1996)、Watkins等(2003)、LePine等(2001)、Barbosa等(2007)和Wai-sum Siu等(2013)”的工作成果基础上进行了中国农民合作社情景化处理。在测量工作交换和情感交换时，测量水平放置在合作社企业家和社员整体之间。这样处理的依据在于，Dansereau等(1998)曾提出，LMX的分析水平可以放在垂直对子上，但如果将LMX作为一种关系概念，LMX的概念适合于在任何水平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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