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国际秩序——来自历史视角的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秩序论文,历史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的有一个国际秩序吗？
长期以来，要求中国遵守国际秩序下各种规则的呼声不断。尽管今天的一个普遍看法是，中国已经在按照大多数国际行为准则行事，① 但仍有人认为，中国还没有完全担当起国际舞台上负责任国家的角色。国际社会正在对国际秩序的现实性及其意义进行公开讨论。已经有不少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报告，其中有关安理会的部分最具争议，因为这个机构的性质有可能被彻底改变。同时，最近有关人道主义干预以及帝国时代传统的优劣的研究也有很多，特别是有关美国入侵伊拉克和对美国下一个入侵目标的猜测，都明确显示出一些不确定性。尽管如此，有一点大家还是普遍认可的，那就是二战后由胜利一方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仍然是当下国际秩序的基础。②
1945年，中国成为新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对于能够进入大国行列，它也曾感觉良好。但是到了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迫使国民党领导人退守到了中国台湾之后，它就被这个体系拒之门外。直到1971年，联合国大会才最终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在此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有理由指责这个把它排除在外的机构，不过除此之外，中国还花了22年的时间，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取代它的东西。③
1971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为数不少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参与了这个体系内各个组织的活动，他们变得越来越游刃有余。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对联合国的态度才有了真正的改变，中国的外交官才开始更为积极地在不同层次上与这个庞大的组织展开接触。紧接着，联合国的各个机构和世界银行也都开始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开展工作，派出专家以帮助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向一种更能适应全球市场需求的经济体制转变。通过外部的观察和在中国国内获得的工作经验，这些专家团队系统地向中国介绍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新见解，以及能够帮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尽管最初他们遭到了冷淡、怀疑和抵制，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是非常惊讶于中国人能够如此迅速和积极地掌握这些机构所提供的新东西。这些专家中有很多向世界介绍了他们在中国的经验，使世界认识到中国正在经历怎样的转变。同时，大量的中国官员也开始习惯用这种观点去审视世界，并且掌握了国际体系中通行的各种语言和行为方式。当这样做了之后，他们变得日益自信了，明白这个体系也可以为我所用。④
可以说，中国人所做的并不仅仅是遵守国际关系准则。在一些时候，中国甚至可能比联合国的那些老成员国表现得更为纯粹。中国对于其现状大国地位的态度影响了外界对其行为的看法。以下的情况恰好提供了与此契合的事例。从1949年到20世纪90年代，那时候的中国急于改变于己不利的“现状”，而现在，中国的表现则更像是一个力图维持现状的大国，希望不仅保持国家边界的现状，还希望保持现有的全球结构不变。大部分联合国的成员们都日益认识到，这就是中国新的国际行为准则。与此相反，美国主张单边干预他国事务的立场，成为各方批驳的靶子，特别是在美国国内。中国一直以来就公开反对这种做法，一些与它有同样担心的国家也对其主张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这并不是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比美国更值得信赖，而只是说，在这个或者与此类似的问题上，中国对国家主权的低调支持为其赢得了不少朋友。⑤ 对于这个已经沿用了60年的框架，很多人认为这仍应是国际秩序的基石，而中国看起来是这一框架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
但是，我们有理由知道，中国是否真正地认可了这个框架。中国自己也经常观察到，联合国无法对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的重大力量变化做出必要的反应，不能保护弱小国家的主权不受强邻的侵犯，不能帮助穷国实现经济发展，也不能在人为的冲突和自然灾害面前拯救生命。因而，对于由现存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构成的体系是否真的有效，中国也不是很有信心。所以，中国是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利用眼前这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框架去保护和加强自己的国家利益。它可能不信任这个体系，也不准备费力地去维护这个体系。从目前来看，只要这个体系还适合他们，中国人就会采取支持态度。
对于中国在这个国际秩序中的地位，由外而内所作的观察与由内而外的观察，得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比较这两种观点，看看他们是否重合，看看中国对国际事务的认知和行动是否开始以更有预见性的态度为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找到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和外界如何评价其行为之间的确切联系并不容易。关于中国人认识世界的问题，似乎中国的领导人及其智囊团是以3500年以来塑造了他们的文明和国家的深层次结构作为出发点。他们不时地借助与外部列强打交道的所有历史经验，这是他们被引入西方主导的世界后积累下来的。在这些经验中，可以发现一些始终不变的、基础性的内容。由外而内看中国，其观点则有着更为复杂和范围更广的历史渊源。例如，蒙古和新疆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对中国的认知就与那些满洲里丛林的人们不同，与那些从青藏高原进攻中原的人们也不同。这些从不同方向对中华文明展开的进攻又与那些自16世纪从海上而来的、好战的西方贸易国家的进攻完全不同，与企图分裂清帝国和中华民国的日本人和俄国人的行为更不同。在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新的国际秩序中的政治权力问题和外部关系问题。
在国际关系中，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与两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分离。一是长期以来的文官武将都有战略思考的传统。现在及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领导人会依然习惯于此。二是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世事无常，正所谓“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种观点取自《易经》，是5000年来中国人的最普遍的行动指南。⑥ 在其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有充足的证据支持这种观点，也告诫中国的统治者要时刻做到未雨绸缪，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因为在变化面前措手不及而惨遭失败，这种例子也有很多。
战略思考最初始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时期。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这三百年间，不同城邦国家的国君都在向他们的大臣、官员以及哲学家征求治国良方。这些城邦国家都面临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应对频繁发生的权力转移？历史的发展最终指向了唯一的答案——缩减邦国的数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数百个邦国减少到7个交战的国家，最终只有秦国一国胜出。秦国国君自称为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作为天子，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统率天下，即以文明为基础的帝国。那一时期的战略思想家们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战术和阴谋，还留下了非常有价值的理念以及丰富的材料，为下一个阶段的战略思考提供了良好基础。⑦
秦以后的战略思想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因为前提的不同，即不去侵略和吞并王国边界以外的任何邻国，但要确保天下（文明为基础的帝国）——国家——不受攻击，可能的话扩大疆土。对于秦汉以及之后继起的王朝，需要文官武将去建立和维护的，既不是一个国际秩序，甚至也不是一个帝国秩序。相反，这些文官武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了统一的价值体系上，而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城邦国家相互交往、不同价值观相互融合的结果。对于政治精英而言，一整套统一的价值体系远比国君、帝王甚至王朝的兴衰更重要。所以，天子不仅仅是帝国的君主，而且也是使中国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价值体系的象征。人们将天子比作救世主、比作天空中独一无二的太阳，因而用这个世间最有权力的人及其王朝来象征整个文明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导致权力集中到了君王手中，形成了寡头政治，由此中国人民承受了深重的灾难。⑧ 但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员们，认为这些苦难是他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深信，只有这种秩序和权力结构才能体现他们对中国文明的信念。
对于中国人而言，随时为即将到来的变化作好准备并不意味着事情总是在变化，当然也不是说事情很快就要发生变化。这主要是一种预期，即世事无常、世事难料，即使人们认为绝对的、永不变化的那些价值观和制度也会发生变化。基于此，人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不应该期望什么事情是永恒的。这成了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态度，也常应用于他们对国际秩序的理解。
中国人从来没有视任何一种政治秩序为永恒的，特别是一种秩序所包含的政体，即使现在是好的，并不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永远是好的。历史教会了他们，好的制度或是好的想法，就是在其存续期间应该尽最大努力充分利用的东西。中国的统治者至多也就是在某种东西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尽可能延长其时限，完善它以便于不断从中获利。但他们依然想到它会发生变化。他们并不是进步狂，知道变化未必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今天中国人眼中所看到的根本不是一种国际秩序，更不是所谓的唯一的国际秩序，而不过是半个世纪之前列强相互竞争的结果。与之前国联的实践相比，今天联合国强调主权平等和普遍适用的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然而，现实是虽然列强们之间更加平等了，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的优势也更加明显了。这样一个体系必定是不完善的，因为1945年之后的大国关系是立足于前帝国的非殖民化以及随后而来的冷战，还有主导世界近四十年之久的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情况后来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现在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因此，中国人不可能还视这个体系是永久不变的。
很明显，这个在1945年设计出来的体系不可能到了21世纪还一成不变。所以，中国预料到会有变革，但它也知道所有改革的努力都会是艰辛的，而结果也总是难以令人满意。改革总会令一些人欢欣鼓舞，而另一些人垂头丧气。中国人希望做到的，是改革进程一旦开始，就只能提高而不能降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而当下，维持现状也有一定的价值，如果中国人能够学会更充分地利用现有体系，那么他们就会更努力地去维护它。这个体系固有的一个特性，即安理会的设置——由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所组成的机构，正好适合他们当前的“大战略”。这样一个机构奠定了多极世界的基础。在中国人眼中，多极世界要比单极世界更稳定。⑨
当然，我们还不清楚，当整个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中国文化遗产的这些特征是否也会发生改变。但是，即使全球化的进程已经使中国人远离了自己的历史根基，使他们不再仅仅关注于区域内权力的变化，中国近代史的许多方面依然充分证明了古人的智慧。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人在20世纪的经历将会有助于理解其战略思考，也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他们对变化的现实主义预期以及对未来变化的合理期许，即何种变化能够使他们从中获益。
对于中国而言国际秩序的理念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有关世界新秩序的渐进式认识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威胁到要彻底摧毁中国人曾有的关于世界的认知，但是每个阶段似乎又都引导着中国人更好地调整自身以应对外部压力和向新的世界观挑战。最终，每个阶段又都鼓励中国人在面临危险境地时审视自己的思维习惯和传统行为模式。这个过程始于19世纪下半叶。两次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外部秩序的看法，但是由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习以为常的世界真的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因而最初并没有认真对待这种变化。他们不愿意承认新的帝国秩序已经降临到了自己身边，而且有可能完全取代延用千年之久的朝贡体制。
随后，中国人认识到确实有一种由主导世界的列强们所构成的新秩序。这些列强要么是帝国、要么就是有志于成为帝国的国家。尽管在中国人的眼中，个别欧洲强国更像是单一民族国家。对于中国人而言，在一般国家和那些侵害了中国利益的列强（包括帝国和渴望成为帝国的强国）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等级。中国人认为有些国家太小以致无法成为帝国，他们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受到了一种建立在主权基础上的体制的保护。至于其他政体，则根本不是民族国家，而不过是一些被置于列强之下的殖民地、保护国或部落酋长国等。无论如何，清政府将自己视为大国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帝国（用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天下一统），与其他列强处在平等的地位。然而，中国的官员们也看到，那些活跃在中国的各个条约港口的列强们才是真正的帝国，他们的出现挑战了清帝国对世界的看法。由于对自己的传统体制充满信心，中国认为没有必要去做大的变革。秩序是基于对权力现状的认同，以及对和谐、秩序和稳定的洞见。
事实上，欧洲国家发展了一套威斯敏斯特国家体系，该体系日益受到民族意识和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出现的公民意识的影响。结果，最终形成的制度体系是中国所不熟悉的新的民族帝国，其建立并不单单基于封建制或者军事的胜利，更是为了获得贸易的好处，并且受到了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的支撑。当时的新观点是，民族国家是建立未来帝国更有效的机构。一些国家如荷兰、英国、法国都是如此才形成帝国的，新崛起的国家德国和意大利也非常推崇这种模式。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并不为之所动。旧的“帝国秩序”——主要是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都还存在，不过，他们正面临来自英法新帝国、紧跟其后的其他欧洲强国，以及近代不断扩张的日本的挑战。尽管如此，清王朝依然故我、不思求新。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894年～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之后不久。中国人这时才意识到以往遭遇的挑战是如此严峻，意识到原来通过朝贡体系向外传递的天下理念已经彻底瓦解。对日战争的失利打碎了中国人的幻觉，他们曾经以为中国面临的困境只是暂时的，中国依然有时间使自己适应新的现实，而不会丧失在该地区的权力和威望。
紧接着是一段非常混乱和动荡的时期，这一特征在欧洲更为明显。当时根本没有公认的国际秩序和准则。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权力竞争非常激烈，新的列强拒绝接受由英、法、俄帝国利益所决定的全球格局。这些准帝国们不仅在亚洲、非洲而且在欧洲本土向那些帝国发出挑战。
新一代的中国外交家们和国际法学家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衰弱尤其在八国联军为解除对外交使节团的围困而攻入北京之后，已变得昭然若揭。这些外交家们努力使中国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中获得平等的一席之地，但是在清王朝结束之后，实现这样的诉求变得越来越困难。⑩ 新的共和国在1912年成立不久就陷入内战，其间又遭受了日本的入侵，战争状态持续了近40年，直到1949年结束。如果中国人曾经有过一丝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与其他列强平起平坐，那么这个幻想早在1919就被《凡尔赛条约》击碎了。
一战结束后诞生了国际联盟。不管是当时的北洋政府还是之后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都发现，这个组织只是充分证明了国际秩序的无效。在国联无法阻挠日本人在满洲国建立傀儡政权之后，中国人就对这个组织彻底失去了信念。在苏联革命使蒙古成为俄罗斯人的附庸后，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很快，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日本人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中日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外，战后的秩序也没有阻止二战的爆发。正是这些事件，使中国人对任何一种国际秩序都抱有怀疑态度。
这就是他们学到的所有东西吗？1945年在盟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之后，中国人曾一度又燃起了希望。当国民党政府重新回到南京之后，战后建立联合国的想法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开始认为，建立一个能够让中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际秩序是可能的。他们的外交家一直在与自己所认为的不平等条约作斗争，并且熟练地使用“民族平等”等话语来保卫国家的主权。作为新的中华民族国家的基础，中国人一直高度关注由清王朝的边界所确立的领土完整。他们希望新的秩序能够承认这些边界。国民党在这方面的成功对于中国人接受新的国际秩序非常关键。(11) 中国人因而曾短暂地陶醉其中。
最初战后的岁月是一段不稳定的间歇期。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之后，中国外交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中国人眼中，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之后，冷战和两大超级大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使超级大国完全凌驾于任何国际秩序之上，也可以说是置身于任何国际秩序之外。毛泽东曾谈到“天下大乱”。(12) 对于中国而言，这个秩序所要求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拒绝这样一个体制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它一直致力于推翻这个体制，并建立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体制。事实上，中国一直担心再度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无助状态中，并被两个超级大国所钳制。为了抵制这样的命运，在这种大的无序状态中幸存下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积极运用平等和主权原则。同时，中国也在寻找着其他可能的选择，例如，参加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与新的盟友组成第三世界；向外传递一种真正的中国革命的声音；推动在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保持自治的第三势力的发展，等等。(13) 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所学到的是不可能依赖其他列强。它不得不先思考自己的战略利益，然后再努力去影响已有的国际机制。一直到冷战结束的1991年，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情况依然如此。
第四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我在前文已经描述过，这里要说明的是，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从前三个阶段吸取了大量的经验教训，现在他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将他们所遇到的有关中国人看世界和世界看中国的各种观点，与他们认为文化遗产中仍然有用的部分结合在一起。
未来会怎样？
这里我要引用约瑟夫·奈发表在2003年6月《外交》的文章。该文章总结了2001年出现的新保守主义的世界观。这种观点“主张一种‘新的单边主义’，即美国不仅要拒绝扮演‘温良的国际公民’的角色，而且要赤裸裸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对于大多数分析家而言，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不过是外交策略图谱上的两个端点。很少有领导人会仅选择其中之一。但是新单边主义者又进了一步。他们认为，今天美国政府所面临的威胁是如此严峻，以至于它必须跳出多边框架的束缚，而这个多边框架正是美国在二战后帮助建立起来的……他们更倾向于修改迪安·艾奇逊那部名著的书名，把‘参与创造’改为‘参与毁灭’”。(14)
这里描述的新秩序是以占优势的军事实力为基础的，这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后者虚弱的实力根本无法在世界上建立秩序。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有强烈责任心的大国来担当世界合法的霸权者，以保护世界不致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国人能够理解一个霸权国家处在防御地位时的所作所为，正如他们过去在对付势力范围之内的近邻时所做的那样，那时它可以毫无顾虑地进行野心勃勃的扩张。但是，在内心深处，中国人并不相信那个用来满足唯一超级大国利益的体制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中国不会向那个强国发出挑战，也不希望其他国家那么做。(15) 那么，中国认为，作为一个更有秩序的世界，其基本架构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9世纪前后以及20世纪的战略经验使得中国人主要关注三个领域，而这三个领域已经包含在了“体制”之中。中国人希望尽其可能加强这三个已有的制度框架。这三个方面是：
1.一个平衡的、受到一定限制的多极体系；
2.一个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全球市场经济，其中的所有成员在越来越多的层次上相互依赖；
3.一个由多个现代的、理性的、世俗的文明组成的世界。
关于第一个方面，尽管上文已经进行了足够的论述，但必须强调的是：中国人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可以为未来的多极世界提供一个可行的模式。中国人愿意尽他们的一份力量来使这个机构变得更有效率。
第二个方面也没有必要再阐述了。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的经济崛起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分析，表述相关希望和恐惧的文献也已经汗牛充栋，将来还会更多。目前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市场经济的贡献仍然有限。但一个统一的、稳定的中国，凭借其日益强大的国力和庞大的人力资源，在未来更长的一个时期内必定会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明确的一点是，中国已经与其他东亚经济体，包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一起为世界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不同的发展模式，而这些模式实际上要比世界银行或IMF提供的模式更为有效，至少他们可以提供一些具有更细微差别的刺激和支撑经济增长的手段。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帮助和引导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观点已为各国普遍接受。尽管中国政府的“手”并不总是那么明显可见，但在经济改革方面，国家的作用却一直是非常积极的。现在中国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在战略层次上精心培养国家的长期利益，因为这将有助于其经济增长。(16) 它决定通过积极建立一个和平的战略环境以保障自身的发展。如果成功，那么它向发展中世界提供的这个模式将会有更多的追随者。
第三个也是确定性最少、近期最不可能实现的方面，就是关于世界将由多个现代的、理性的、世俗的文明组成的理念。这样一个世界是中国领导人所愿意看到的，部分原因在于这将有助于证实中国在世界历史中曾享有的历史地位，同时，还在于他们知道，如果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由多文明组成的世界，中国人将会变得更加幸福和快乐。而且，通过将当代进步的价值观与自己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相结合，中国可以为世界提供一种更新、更有价值的理念。
许多中国当代精英们以乐观进取和持之以恒的态度，努力保持文化和文明议题的活跃性，因而他们能够利用下述方法去构建一个现代的、理性的、世俗的世界：
1.新儒教精神的回归。新儒教是以儒教主义为核心，同时兼顾佛教、道教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多数民众喜闻乐见的流行文化产品。“理性”一词是这种文化遗产的核心，它解释了现代科学之所以在20世纪能够迅速被几乎所有人接受的原因。
2.中国的“世俗主义”应该更准确地描述为“尘世主义”，因为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西方国家所经历的教堂与国家的分离，因而“世俗”这个词更适用于西方。中国人更强调的是人类自身的理性，这与另外四个强国在18世纪经历的启蒙运动相一致。换句话说，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文明如果不是与西方相同，那至少也是相似的。他们因而相信，对于他们而言，吸收现代的价值观不存在多大的障碍。此外，中国人有着与众不同的社区价值观和家庭理念，这对于现代文明是一种有益的补充。(17)
3.现代性符合“变”的原则，而“变”是所有中国哲学都强调的一点。变化是所有文明生长、成熟的力量源泉。但是在过去的百年中，中国经历的动荡使其文明承受了巨大的得失。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在20世纪失去了三代思想家和文化的传播者。之后，幸存者又对本以为可以取代旧文化遗产的毛泽东思想失去了信念。他们怎么还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未来的变化不会进一步破坏文明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正是其文明所需要用于保持自身可靠性和自尊的关键。中国人知道，如果他们要评估从外部接受到的东西，自身就需要拥有一定的文化沉淀。(18) 如果他们希望对国际秩序作出贡献的话，他们就更需要这种积淀。这看上去是一种期望，但如果一种国际秩序不能帮助新中国提供更多的文明选项，那么，等待它的就有可能是更大的损失。
在与西方世界进行了150年的互动之后，中国人已经充分地融合了外部和内部的观点，开始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自己。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必须使他们在海外的行为方式更加可靠和更具感召力。总之，中国要想对建设一个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有所贡献，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看起来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决心建立这样一种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将不仅有助于提高中国人的安全感和福利，同时，还将确保中国在其中拥有一定的领导权。
注释：
① 美中经济安全观察委员会副主席Carolyn Bartholomew在提交美国国会的2006年度报告中表述的观点。报告承认，中国针对国际组织的政策确实有一些变化，但同时也建议，中国还应该做得更多。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Paul Evan研究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See Alastail Iain Johnson and Robert S.Ross,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Emerging Power,Routledge,1999.
② 在最近几份针对联合国改革的报告中，有一份就提出了对现行制度不满的根由。报告的题目是《平等的代表权和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扩大及其相关问题》，2005年7月6日在第59届联大的第53项议题中被提交与会者进行讨论。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研究，See Rosemary Foot,“Introduction”,in Rosemary Foot and John Gaddis,eds.,Order and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③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参见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 黄安余：《新中国外交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⑤ 郭树勇：《论和平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大国形象》，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11期。
⑥ 对于《易经》最易理解的翻译版本，See John Blofeld,trans.,The Book of Change: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I Ching,Allen & Unwin,1965.
⑦ James I.Crump,translated and annotated,Chan-kuo Ts'e,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rev.edn.1996；关于中国一些战略思想的总结，See Richard Louis Walker,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Shoe String Press,1953.
⑧ 关于中国帝王政治最好的论述，See Wm Theodore de Bary,“Introduction”,Wm Theodore de Bary,trans.,Waiting for the Dawn:A Plan for the Prin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⑨ 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56.
⑩ 关于两代中国外交家所做努力的完整论述，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十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史记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2) 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3) Wang Gungwu,“China's Long Road to Sovereignty”,in G.Doeker-Mach and K.A.Ziegert,eds.,Law and Legal Culture,Franz Steiner Verlag,2004.
(14) Joseph S.Nye,“U.S.Power and Strategy after Iraq”,Foreign Affairs,Vol.82,No.1,2003,p.64.
(1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版。
(16) 王绍光曾经分析了中国政府在经济中作用的有限性，并对“看得见的手”的影响及范围进行了界定。参见Wang Shaoguang and Hu Angang,The Chinese Economy in Crisis:State Capacity and Tax Reform,M.E.Sharpe,2001.
(17) Wang Gungwu,“Secular China”,in Gregor Benton and Hong Liu,eds.,Diaspora Chinese Ventures:The Life and Work of Wang Gungwu,RoutledgeCurzon,2004.
(18) 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很多。能够主动把握中国现实文化需求的学者是李慎之。李慎之：《二十一世纪的忧思》，《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报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