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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突出矛盾：
“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51％)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被调查者的判断明显区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40％以上被调查者认为是突出矛盾的，共有两个，即“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51％)和“城乡矛盾”(45.5％)。
二是20％以上被调查者认为是突出矛盾的，也有两个，即“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27.6％)和“干群矛盾”(20.3％)。
三是20％以下但在15％以上被调查者认为是突出矛盾的，也是两个，即“区域矛盾”(17.1％)和“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矛盾”(16.4％)。
此外，也有少量被调查者认为突出矛盾是“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矛盾”(5.2％)、“中央和地方的矛盾”(4.2％)和“不同部门之间的矛盾”(1.7％)。
调查结果表明，“人民内部物质利益矛盾”是排在首位的突出矛盾。
需要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
“社会保障问题”(51％)
我们列出了14个社会问题，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判断，从中选择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重点解决的3个社会问题，并依重要性排序。
从本次调查限选3项的合计结果看，有4个问题的选中率很低，选择这几个问题的人均在10人以下，因而这几个问题不具有显著性。根据选择每一问题的人数所占比例，其他10个社会问题则相对明显区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51％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保障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重点解决的头号社会问题。
第二层次是超过30％的被调查者所选择的社会问题，共有3个，依次是“腐败问题”(35％)、“城乡差距问题”(32.5％)和“贫困问题”(31.1％)。
第三层次是20％左右的被调查者所选择的社会问题，共有5个，依次是“居民收入差距”(26.5％)、“三农问题”(26.6％)、“地区发展差距问题”(25.2％)、“失业问题”(24.5％)和“社会风气问题”(19.6％)。
第四层次是10％以下的被调查者所选择的社会问题，除“社会治安问题”的选中率为9.8％外，其他社会问题的选中率均很低。
与2002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信息。一是2006年调查结果中，失业问题、贫困问题、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位次明显低于2002年；二是社会保障问题和城乡差距问题凸显，在2002年的调查中还进入不了社会问题前10位，这次调查则分别位列第一位和第三位。三是腐败问题、贫困问题和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位次变化不大。对这些信息，我们可以作多方面的深入解读。
应特别注意防范的风险：
“贫富悬殊”(60.8％)
2002年调查问卷中只设了5个选项，且选项的设计更多地考虑了当时我国加入WTO这一宏观背景。除2.9％的被调查者未填答这个问题外，“金融危机”被61.5％的被调查者认定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应注意防范的主要风险，居第一位。40.4％的被调查者认为，“民族工业受到严重冲击”是我们应该注意防范的主要风险，居第二位。38.5％的被调查者认为，“农业受到严重冲击”是我们应该注意防范的主要风险，居第三位。30.8％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是我们应该注意防范的主要风险，居第四位。居第五位的风险是“政府债务危机”，20.2％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我们应该注意防范的主要风险。
2004年的调查问卷设计了9个选项，与2002年问卷调查一样，要求被调查者限选2项。根据选择的人数所占比例，“金融危机”仍然是居第1位的主要风险。它被73.8％的被调查者认定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中应注意防范的风险，这样高的认同率，是其他风险所不能相比的。居第2位的风险是“贫富悬殊”。44.8％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富悬殊”是我们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该注意防范的主要风险。其他风险则依次是：“政府债务危机”(19.6％)、“高失业率”(17.7％)、“生态严重失衡或大规模生态灾难”(13.1％)、“粮食危机”(13.0％)、“台海危机”(8.4％)和“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7.4％)。可见，在被调查者看来，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应注意防范的风险，最主要的还是金融危机和贫富悬殊。
2006年调查问卷设计了13个选项，因而相应增加了被调查者的选择，即由限选2项增加到限选4项。与前两次调查结果相比，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而最主要的变化，莫过于一直高居第一位的“金融危机”，下降到了第三位，且尽管增加了选项，每个被调查者可能选出自己认为的4个主要风险，但只有51％的被调查者认为“金融危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应特别注意防范的主要风险，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前两次调查结果。相应的变化是，“贫富悬殊”在所有可能的风险中上升到了第一位，60.8％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应特别注意防范的风险，超过六成的被调查者选择的风险只有这一个。另一个重要变化，是57.3％的被调查者选择“社会信任度下降”，认为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应特别注意防范的主要风险，居第2位。这可能既与社会诚信方面出现的问题有关，又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有关，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的社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必然比过去更加重视诚信和社会信任。除超过半数被调查者选出的前三位风险外，还有两个风险的选中率超过40％，分别是“出现大的社会动荡”(43％)和“高失业率”(42.3％)，分别居第4位和第5位；有4个风险的选中率超过20％，分别是“大规模生态灾难”(29.4％)、“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21.7％)、“台海危机”(20.6％)和“农村中的不安定因素”(20.2％)。
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内主要因素：
“‘三农’问题仍然严重”(60.1％)
因为2002年的问卷设计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用词不准确，加上设置的选项过少，所以调查结果只能作为参考。我们在这里也不再把它同2004年和2006年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
2004年问卷中列出了12个因素，要求被调查者选择出四项主要因素。调查结果表明，“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被认为是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选中率为81.3％，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因素。列第二位的因素是“‘三农’问题严重”。72.0％的被调查者认为，“三农”问题严重是影响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三位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占52.3％。在所有12个因素中，只有前述三个因素的选中率超过50％。这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些因素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第4—11位的其他主要因素依次是：“法制不健全”(49.5％)、“腐败问题”(32.7％)、“科技创新水平低”(28.0％)、“人口基数过大”(23.4％)、“劳动力素质低”(19.6％)、“资源不足”(15.9％)、“失业率上升”(13.1％)、“人才外流”和“台湾问题”(均为4.7％)。
从2006年的调查结果看，超过60％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只有一项，即“‘三农’问题仍然严重”(60.1％)；50％—60％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也只有一项，即“收入差距扩大”(52.1％)；40％—50％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有两项，分别是“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46.5％)和“法制还不健全”(40.9％)；30％—40％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有三项，分别是“科技创新水平低”(33.2％)、“生态环境恶化”(32.2％)和“腐败问题”(31.1％)。此外，还有5个因素被10％—20％的被调查者认定为主要影响因素。
比较这两次调查结果，我们不难发现，“三农”问题仍然严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都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内主要因素的前三甲。但是，三者的位次发生了值得重视的变化。在2004年调查结果中居第1位的“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在2006年调查结果中下降到了第3位；相应的变化是，“‘三农’问题仍然严重”从第2位上升到了第1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从第3位上升到了第2位。这既可能同当前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凸显的客观现实以及全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三农”问题的宏观背景有关，也可能是各方面体制改革取得进展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是调查样本本身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重要信号。(执笔人/青连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