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及阶级斗争现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人阶级论文,阶级斗争论文,战后论文,发达国家论文,现状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 期曾发表的刘保国的论文《发达国家阶级斗争沉寂的现状及原因分析》认为：“战后以来，发达国家阶级斗争的形势渐趋缓和，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逐渐沉寂，工人的罢工斗争、工会活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浪潮回落。”[1] 应该说，冷战结束前这一概括是准确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推行，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用“沉寂”一词再来概括就已经不太合适了。诚然，工人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已经改善，社会地位业已提高，工人阶级已今非昔比，但是其阶级地位、阶级实质依然如故，甚至与财富越来越集中的资产阶级相比，他们比以前更为贫穷，与有产者的差距加大，他们的命运在风雨飘摇的全球化中也更不确定了。这种状况预示着阶级斗争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变化，不是趋于沉寂，而是静水深流，潜潮涌动。
一、工人阶级的处境未有好转
1.工人对资本的依附程度加深
冷战后，新自由主义日占上风，保守主义的福利政策受到普遍怀疑，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和从属程度相对于冷战结束前趋于加强。一方面，资本的扩张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不断加强，资本在全球市场上自由流动，它总是能找到更为廉价的劳动力，而劳动力的流动却有很多限制，它只能面临被动的选择，甚至是别无选择。结果工人对资本的依附程度加深，资本的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工人阶级则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化而在联合力量上被削弱。资本的随意迁移，生产机构的分流，分级承包制的实行，劳动分工的细化，使劳动被划分为许多空间上完全分离的单元，工人们不在一起干活，甚至连雇主是谁都不知道，集体谈判能力下降，劳资关系处在资本牢牢控制之下，越来越不利于工人阶级，工人斗争多年来的成果渐渐化为乌有。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中部分产业的转移、移民劳动力的竞争、临时工用工制度的推行、社会福利和保险的减少、技术因素部分地取代劳动力，也使工人阶级的地位更加脆弱，而工会力量的削弱又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些都使劳资关系更加不平衡，劳资收入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明显加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逐渐加大。七个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生产率在不断提高，其每工时产出（以1992年为100计算）1970年平均为44.7，1980年为67.9，1990年为94.5，1998年为118.7。[2] 与此同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比例却不断攀升，在美国是16.5％，英国是15％，德国是10％。[3] 工人遭受盘剥的程度日益加重了。老牌资本家福特给他的工人大幅度地涨工资，为的是让他的工人三个月挣到的钱就能买一辆该公司生产的T型汽车。今天再也不会有这样的老板了。因为各公司到世界各地去销售，“它们可以活得很好，而不必再依赖美国工人阶级的购买力”。[4] 总之，发达国家劳资关系出现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
2.实际收入下降
全球化并没有使劳动者分享红利。资本争夺市场的无限竞争，使劳动力呈螺旋曲线越来越快地贬值，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为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竞争，被迫贱价出卖劳动力。而政府为追求经济的发展，不惜牺牲劳工的利益吸引资本。它以立法形式干预收入分配的政策越来越不利于工人阶级，不仅工薪阶层的社会福利不断压缩，而且与其收入相比还过多地承担纳税任务。据美国学者的调查研究，劳工税与开放度的扩大正相关，而资本税与开放度负相关。[5] 可见，全球化中工薪阶层，而不是富可敌国的跨国资本家，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因此工人收入在全球经济增长的大好形势下不升反降。美国经济从1991年开始复苏到2001年连续十年有较快增长，但工人的收入却没有什么增长。美国最大的900家大型跨国公司1999年的年利润增长率为19％，而这一年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上升了1.8％，工人的收入与公司的利润显然是不成比例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80年代初期，德国和日本工人的工作时间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创造的价值大大增加，但工资却与以前相差无几，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大部分落入了大资本家的手中。工人的收入即使从绝对量上增加了一点点，但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指出的那样：这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而已。相对于工人创造的价值来讲其收入实际上是下降了。何况美国非农业生产性雇员每小时可支配工资与可支配收入的确是下降的，1995年以后虽有上升，但直到1999年还是低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与资本家相比，他们的相对收入更是一落千丈。美国行政总裁与工人的薪酬差别已达326比1。[6] 美国最底层55％的人口，他们的财政资产为零，甚至是负数，家庭资产净值和耐用消费品是他们仅有的还是正值的财富。[7] 美国前劳工部长瑞奇曾说过：“经济成长与一般劳工的福祉已没有关联。数百万白领管理人员和中级经理，正加入蓝领生产工人的行列，成为黄金年代中衣领磨损（frayed-collar）的工人。”[8] 白领生活蓝领化，蓝领生活贫困化，这并非危言耸听。
3.失业率上升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飞速向前，跨国兼并成为浪潮，企业强强联合打造生产航空母舰，但与此同时工人的劳动岗位却未见增加，反而进入了有史以来裁员最多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共体国家的失业率大都在9％左右， 推行高保障“莱茵模式”的德国，其失业率一路攀升，1995年为9.4％，2000年为9.6％，2002年达到9.8％。（注：德国2003年年度社会经济结构表，资料来源于斯图加特大学贝格曼教授（Theoclor Bergmann）2004年11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演讲）美国、日本、加拿大的失业率比欧洲国家低，但也都呈现上升趋势，其失业率在2000年分别为4％、4.7％、7.6％。[9] 自从美国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迹象以来，工业减产，股价连跌，宣布赢利下降的世界顶级公司不胜枚举，朗讯、通用电气、戴姆勒·克莱斯勒、摩托罗拉、英特尔和宝洁公司相继裁员。2001年7月份美国公司裁减的工作岗位达到20.5975万个，创下了单月裁员的最高记录。2002年美国裁员人数为1，466，823人，2003年为1，236，426人。[10]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约有3000万人没有工作，人数之多是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前所未有的。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的研究，美国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中，有14％的人丧失了正常的工作。如果再把一年只从事一段时间劳动的人计算进来，那么就业不足者大军的比重就上升为28％。在过去10年，非全职工作者的数字已经增长了25％，美国30％的工人现在都是“有条件”的工人——临时的、兼职的、合同的、 独立的顾问人员。[11] 裁员给失业者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和创伤。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布伦纳的调查，美国失业率每上升1％，监狱里的囚犯便增加4％；被谋杀的人增加5.7％；自杀的人增加4.1％；到精神病院看病的男子增加4.3％、妇女增加1％；死于心脏病、肝硬化和其它疾病的人增加1.9％。[12] 即使没有丢掉饭碗的幸存者也要蒙受损失。失业工人的增加，给在业工人也带来压力，资本家趁机对在业工人工资、劳动保护、退休金等方面进行削减或克扣，从而恶化了在业工人的工作条件，也给在业工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失业者再就业面临着低薪化、兼职化、临时化、劳动条件恶劣化的困境。他们当中三分之二的人不得不满足于低得多的报酬和更糟糕的工作条件。以至于出现了“有工作的贫民”，他们虽然有工作，但工资不足以糊口。
4.部分工人劳动和生活缺乏保障
工人劳动和生活缺乏保障的一个表现是“血汗工厂”这种最原始的、最野蛮的资本主义企业形式的出现。在科技水平达到人类史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时代，血汗工厂竟然雨后春笋般地重新冒出来。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服装业96万个工人中约有60％在血汗工厂条件下工作。[13] 血汗工厂的工人的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条件差、收入少，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工作记录。完全有违于国际劳工组织1998年提出的“体面工作”的目标——注重工作质量，工作要在自由、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进行。其次是工人工作岗位的暂时性和不稳定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过程变的越来越具有弹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更加增强了，为了降低劳动成本和保持竞争力，企业不断降低长期雇佣的固定职工人数，大量使用小时工。近10年来，硅谷新创造的70％的工作是小时工。1996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在美国本土的16万多雇员中，小时工就占65％。[14] 第三世界大量存在的既廉价且不受法律保护的劳工成了发达国家资本家与工人谈判的筹码：如果工人提出过高的要求，那么工作就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工人为保着饭碗，不得不答应资方苛刻的要价，大量工人沦为无工会依托、无劳动保护、无福利保障的临时工和半日制工人。再次工伤事故率也越来越高，据国际劳工局调查，每年因工作的病痛与意外丧生的人，比战争死亡的人数还要多。2000年全球共有200万人死于工伤事故，平均每天有5000多人。[15] 2003年美国工伤事故创记录达5559起，每10万工人中有4人致死。[16] 除天灾人祸外，资方还把经营风险转嫁到工人头上。2002年12月，居世界500强第7位的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破产，该公司总值超过21亿美元的职工养老基金中，安然股票占了58％。29名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价崩跌之前已出售173万股股票，获得11亿美元的巨额利润，但却禁止2.1万名职工出售大幅贬值的股票，使他们投资于该公司股票的养老储蓄金全部泡汤，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职工成为公司丑闻和败局的最大受害者。
二、阶级斗争并未沉寂
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不是阶级斗争”，[17] 也有一些人认为阶级斗争已经过时，好像谈论阶级斗争是“左”的表现。但经济关系的演变，决定了阶级关系的变化。扶资本抑劳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急剧两极分化使发达国家的阶级斗争正在酝酿着新的变化。“多数雇员十分怀念这样一种社会观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古老公式对于描述社会的与经济的现实似乎又变得非常恰当了。”[18] “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19]
1.工人阶级的队伍在壮大
冷战结束后，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工会入会率都有所恢复。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世界约有25亿人直接或间接地靠出卖劳动力来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与1975年比人数翻了一番。[20] 白领工人中的工会人员开始上升。据估计，现在美国各级政府雇员约1／3是工会成员，约是私人企业雇员参与工会的2.5倍。[21] 中产阶级在分化，白领回归工人阶级。中间阶层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明确的划分定位标准，主要是指技术知识分子和一般企业管理人员。他们为数不少，拥有一定的物质财富，但其社会地位不稳定或者说没有独立的地位。他们在行使管理权的同时，也需出卖自己的劳动，并且不享有剩余价值；和工人一样，作为雇佣劳动者，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生存。多数人常常受到生活水平降低的威胁，和普通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相近。而且科技在生产中的广泛深入应用，使许多专业性工作同质化或标准化了，劳动者之间的差别缩小，这种标准化降低了白领生产者的社会地位。美国资深记者隆沃思以翔实的材料论证了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哀歌”，“贸易夺走了下层的工作，科技接管了中层的工作，而原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为了争夺仅存的低薪工作，与原来的劳工阶层斗得头破血流。”“现在已经没有新的家庭晋入中产阶级。美国的富人和贫民都比以前多，可是中产阶级却减少了。”甚至面临解体的危险。[22]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发达国家社会并非橄榄型而是金字塔型结构， 工人阶级仍是主体，2002年德国工资和薪水领取者共有3246万人，占88.88％，其中工人3024万，占82.80％，白领阶层222万，占6.08％，独立人员365万，占10％，家庭经济者41万，占1.12％。（注：德国2003年年度社会经济结构计划表，斯图加特大学教授Theoclor Bergmann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演讲，2004—11—29）另外，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在提高。 美国工人接受教育的时间从1948年的10.6年增加到1999年的14年以上；同期，25岁以上居民接受高等教育比例从14％提高到50％[23] 知识工人的数量急剧增长，劳动者的科技知识、文化水平和民主意识、民主素养进一步提高。随着各国无产阶级文化素质和觉悟意识的普遍提高，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可能重又赢得了新的气候和土壤。
2.工人罢工再掀波澜
资本权力的强化与劳工权利的被侵害和被剥夺，打破了二战以后多年形成的国际劳资关系相对平衡的态势。罢工这种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形式重新复燃。全球化时代的罢工与传统的罢工相比虽然罢工次数有所减少、罢工形式日益缓和，但这一阶级斗争依然产生着广泛的影响。1997年夏，美国包裹服务公司（UPS）的工人发动了为兼职者要求工作保护和福利的罢工，并赢得了公众的支持，最终公司签订了有利于工人的新合同。该罢工的胜利打破了以往工人斗争大多以失败而告终的状况。在此鼓舞下，1998年美国通用汽车工人发动罢工，管理方再次向工会达成妥协。令人鼓舞的是，被视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也行动起来了，1989年和1995年美国波音公司发生了两次大的罢工，都广泛动员和吸引了过去极少参加这类行动的工程技术人员即白领人员。从2000年12月至2002年4月，美国就先后发生8起罢工风潮，参加人数达12万人以上，包括了社会各个层面，其中都有不少中产阶级人员。美国罢工风潮表现出的这种广泛性，说明白领人员已经不再能够保证自己稳定的收入和地位了，资本疯狂掠夺的本性使他们对工人运动无法再置身事外，这壮大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力量。“……劳工，并非指原来组成美国中产阶级的工业精英和专业人员。一旦这个阶级起来造反，国家绝不可能维持安全稳定的政治体系。”[24]
3.反全球化运动在一定程度孕育着工人运动的再度复兴
1999年12月的WTO西雅图会议期间，工会等团体组织几万人的示威游行，以“保护工人权利”和“反对不公平竞争”为号召，要求解散世界贸易组织。示威遭到美国政府的镇压，几千人被逮捕拘禁。此后以劳工为主体的反全球化运动在全球也愈演愈烈，一直到魁北克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歌德堡欧盟峰会和热那亚八国集团峰会，都伴随着反全球化的公众示威游行，抗议血汗工厂、维护妇女与童工的权利、反对国际制度安排成为抗议的重要议题。因此反对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发达国家，真正的‘蓝领’阶层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是最反对全球化的。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国医疗保险体系、政府干预相对少的美国，尤其如此。”[25] “从阶级结构来看， 反全球化的力量主要表现在处于社会底层的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近年来阶级结构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26] 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工人失业下岗、收入锐减，加上原有的“福利国家”制度在全球化冲击下开始崩溃，一般工人的福利水平大幅下降，从而沦为全球化中的受害者，因此他们把全球化当成了怨恨资本主义的出气筒，而投身于反全球化的大潮中。“反全球化浪潮是发达国家弱势群体的呐喊。与跨国公司的巨额利润形成对比的是人力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雇员的低工资、低福利，在经济增长的阴影下，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生活贫困，因此反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发达国家中穷人的心声。”[27] “围绕全球化所发生的这些冲突，无疑表明国际性的劳资矛盾已经发展到无法妥协的地步。”[28] 反全球化运动可视为工人运动的一种表现或一个侧面，工人运动借助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的外壳有可能重新复兴。有人预测工人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合流对未来革命形势大有裨益，“脱离当代反全球化运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就不可能真正复兴和重整旗鼓。”[29]
4.联合斗争已见端倪
工人阶级处境的恶化使工人联合斗争成为可能和现实。西方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将资本全球化了，压迫和剥削全球化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也全球化了。近年来，跨越国界的工人阶级的联合斗争此起彼伏。1997年，发生了以法国工人为首，欧洲各国工人联合起来反对雷诺汽车公司关闭比利时分厂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使大多数工人在工厂关闭后仍受到雇佣；1999～2000年，针对与雷诺进行资本合作的日产汽车关闭日本工厂和企业管理重组计划，日本全国工会总联合会、法国总工会、墨西哥真正劳动阵线等工会组织发起了国际性联合斗争等等。2002年，美国西海岸码头爆发大规模封港事件，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三个州的29个主要港口陷于瘫痪，其连锁反应波及到亚欧诸多国家。有的学者对此满怀信心，“近年来，有组织的劳工尽管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他们开始加强跨国合作。事实上，工会之间彼此声援，实行跨国联盟的例子越来越多，各国的工人罢工互相配合，颇能取得跨国动员的功效。”[30]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国际团结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在世界市场上日益集中化和中心化，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不但有共同的根本利益，而且只有以最广泛的劳动者联合对抗国际性的资本联合，工人阶级才可能不被民族性、区域性的局部利益所分化和削弱，工人运动才能成为真正有前途的世界性的事业。另外，工人阶级正在加强同其他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如妇女解放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反贫困组织、失业者组织、保卫人权组织等的合作，争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与垄断资产阶级斗争。在波澜壮阔的反全球化运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联合的希望。
总之，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工人阶级的斗争并未沉寂，虽然没有像以前那样轰轰烈烈，但静水深流，新自由主义强资本弱劳工的倾向一天不改变，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和行动就一天也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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