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特质论文,历史进程论文,社会主义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20世纪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它自身同时也是由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所构成的前后相接、依次推进的历史进程。90多年前，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1](P563)100多年前，马克思也曾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2](P92)马克思、列宁的论述对于今天研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201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写道，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作为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日载入史册”，同日，“成立人民委员会作为管理国家的政府机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紧接着，该书又写道：“到1918年春，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已经转归苏维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3](P151)限于篇幅，该书未能详尽论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1917年11月7日到1918年春的历史进程。我参加了该书绪论、第一章初稿的撰写和部分章节的修改和统稿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我着重对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特质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思考。
一、革命的内涵与革命的类型
思维和逻辑始于概念。在对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研究和评判时，同样首先需要对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等概念的内涵进行厘定。
在古代中国，以天子受天命称帝，故凡朝代更替、君主易姓，皆称为革命。例如，《周易·革卦·彖传》提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即变革；命，即天命。它是从神权政治观出发对“革命”做出的解释。在近代中国的清朝末期，孙中山从日本的翻译著作中选择“革命”这一概念作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口号。
在近现代西方世界，革命则指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刻变革。同时，革命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革命是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狭义的革命则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当代美国的亨廷顿等，则从不同的维度对社会意义上的革命和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进行了诠释。诸如，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革命是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革命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等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继承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关于“革命”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社会意义上的革命和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赋予了科学的、新的内涵，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革命进行了新的阐释，诸如：其一，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其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其三，革命是任何试图取得统治的阶级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这些重要观点，仍然是我们今天思考革命问题的理论基础。
19世纪以及之前的革命，其内容和形式是丰富多彩的。20世纪的世界革命继承了19世纪以及之前革命的遗产和经验，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和形式。概括起来，20世纪的世界革命大致包括三种类型，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们与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都有着密切的甚至直接的关联。
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等概念一直是被混用的，它们甚至被作为约定俗成的同义语。从宏大的叙事维度来理解和使用，这是非常便捷的。但是，细加推敲，它们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
在没有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前，只要是无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革命，都可被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是无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革命，但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地位之后，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它不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因而它同以往的一切革命有着根本的区别。
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常被合称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唯一的生产者阶级即无产阶级，不但要担负起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任务，而且还要担负起创建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撰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4](P368)因此，20世纪上半叶东方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总是被称之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由于没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巩固政权的成功的先例，因此，也就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是20世纪的产物，而不是19世纪的产物。即使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应该包括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阶段，这是革命运动客观过程的真实反映。对这两个阶段进行区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们的任务、特点、战略、策略都是不相同的。同时，这两个阶段又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轴所连结成的统一的逻辑进程。
资产阶级革命一般呈现为三种类型。其一，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在推翻封建王朝后建立共和制或类似于共和制的政体。诸如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及此后的革命进程，就是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过程，他们先后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年)、第二共和国(1848年)、第三共和国(1875年)、第四共和国(1946年)、第五共和国(1958年)。其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民主主义改造，这个过程持续了几百年。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又一种形式。诸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漫长的宪章运动。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了共和国，掌握了政权，但是封建主义的观念并未完全湮灭，封建主义的法则并未完全停止运行，对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改造依然任重道远，甚至还要一再付出血的代价。其三，无产阶级领导和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全新类型。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既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的情况，也有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的情况，还有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的情况。一般而言，民族民主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任务，因此它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但是，在进入20世纪特别是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体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即民族解放运动，就成为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阵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又赋予它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性质和内涵。
二、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历史进程
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日子被美国著名记者、现代新闻写作之父约翰·里德称之为“震撼世界的十天”。但是，人们迄今并未提供一个严整的诠释体系来揭示其历史进程和逻辑进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精微的耙梳以还原历史的真实。
十月革命前的1915年，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只有“下层不愿”、“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这样一些不以政党和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才会产生革命。[5](P460-461)在同一年撰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还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5](P551-552)
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摒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它所应做的一切，即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6](P436)在回顾十月革命的经历后，列宁又说，“当时，战胜国内敌人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任务。建立政权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因为群众已经为我们创立了这个政权的骨骼，即基础。苏维埃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可是还剩下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革命在最初几月间所经历的那种胜利进军的方式来解决”。这两个任务，“第一，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即“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根据目前的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容许像我们从前解决内战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第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6](P437-439)列宁的论述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国家内战胜国内敌人，推翻阶级敌人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相比较而言，这是“极其容易的”，“苏维埃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但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不是革命的结束，革命还要向前发展，还要去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任务”和“国际革命”或“世界革命”的任务。这就是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之后，凭借自己掌握的政权领导全体劳动人民组织社会主义新社会和推进世界革命的任务。特别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要完成这个革命任务是“非常困难”的，是不能用夺取政权的方式来进行的。一般来说，不论是在先进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在这个革命阶段，革命的对象已经不是推翻哪一个阶级统治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阶级政权下领导全体劳动人民如何改变旧社会私有制，建立符合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问题。
1918年4月间，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环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一文中，列宁又一次阐述过去历次资产阶级革命同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并要求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员及一切劳动群众的“觉悟分子”理解这一区别。他说：“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灭封建制度、君主制度、中世纪制度这种消极的或者说破坏性的工作。组织新社会的积极的或者说建设性的工作，是由占人口少数的有产者即资产者来完成的。他们能够不顾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反抗而比较容易地完成这种任务，原因不仅在于受资本剥削的群众由于自身的涣散和不成熟，当时的反抗极其微弱，而且还在于自发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是在无政府状态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组织力量。”相反，“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工作，就是要把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这种革命，只有在人口的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大多数进行独立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建立了使被压迫劳动群众能够十分积极地参加独立建设新社会的新型国家，即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还只是解决了困难任务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6](P475-476)“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削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6](P490)
在这里，很显然，列宁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一个过程。列宁的以上论述，清楚地指出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1917年10月25日(俄历)才开始的。这就是说，在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之后，才开始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即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位。列宁还特别指出，这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即不管是先进国家的还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实际情况都是如此。
但是，在论述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时，人们往往大而化之，并未细加区分。而无论是从列宁的论述来分析，还是从历史的真实来考察，都应承认，我们一直以来所讲的“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有较长的时间跨度的，它实际上是由前后相接、依次推进的三个历史进程所构成的革命链条。
革命的第一个进程，是以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作为起点的，这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俄国就已经孕育着革命的种子。当交战国在近3年的战火中力量消耗殆尽、战争进入胶着状态之时，本来就落后的俄国更是雪上加霜，和平、面包、土地已成为引发社会爆炸的三根导火索。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彼得格勒几家纱厂女工因买不到面包而罢工，她们集合起来到市政厅游行抗议。这次“饥饿进军”点燃了革命的火焰。几小时内，9万工人走向街头，迅速演变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起义，并发展成为反战和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史称“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长达300余年之久的封建专制统治。3月12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成立，这是当时存在的唯一的实际权力机关。但是，掌握领导权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袖却放弃了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机会，他们把资产阶级邀请出来组织政府。这样，俄国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它掌握着各级政府权力和机构；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它得到武装工农的支持，拥有实际权力。两个政权交织叠加、同时并存是俄国二月革命后阶级力量对比的特殊产物，它的“阶级根源和它的阶级意义在于：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不仅推翻了整个沙皇君主制，不仅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已经达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6](P40)“这时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还没有到达‘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6](P41)两个政权并存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出现的奇特现象，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的、不稳定的状态。“毫无疑问，这种‘交织’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一国之内决不能有两个政权。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6](P41)俄国革命的前途主要取决于这一点：是资产阶级掌握全部政权，还是无产阶级掌握全部政权。
革命的第二个进程，就是1917年十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即十月革命本身。
在1917年3月至11月间的俄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层面的矛盾：一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苏维埃的矛盾，二是苏维埃内部的矛盾。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成效，诸如宣布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承认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遭受社会、宗教或种族方面的歧视；通过了劳动法规，其中包括8小时工作日，等等。但是，它从未扎根于这个国家，特别是它从一开始就拒绝考虑绝大多数俄国人所需要的两样东西——和平与土地。而苏维埃则要求立即实现和平，立即分配土地，并以此争取人民大众。1917年4月3日夜，列宁由瑞士回到彼得格勒。次日，他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著名的“四月提纲”。列宁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已基本完成，俄国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6](P14)并提出了立即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尽管并非每个俄国人都能理解列宁的思想，但是，临时政府极力阻碍人们获得极为想往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所作所为，却也无可争辩地加速了它自己走向崩溃的过程。四月示威、六月危机、七月事变，正是俄国工人、士兵及广大人民群众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和平运动。这也是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矛盾重新组合后所引发的。
第二个层面的矛盾是在苏维埃内部展开的。苏维埃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实际上表现为三大政治集团，即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党之间的斗争，三个政党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争夺苏维埃领导权的斗争。
从即将发生的事情来看，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要求是合乎自然的、合乎逻辑的。但是，在苏维埃内部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甚至在一些布尔什维克中，列宁的这些要求都引起了许多异议。引起争论最大的，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二月革命后，虽然被选入苏维埃的代表起初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但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十分荒谬的和不负责任的。大多数苏维埃代表把二月革命看作是一次资产阶级的起义，并认为，在俄国经历长时期经济发展之前，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的策略是允许临时政府继续执政，同时经常督促它进行适当的社会变革和改革。为了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采取了与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合作的政策。然而，时间和实践都证明，列宁的判断是正确的。
列宁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和要求，也有一个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演变过程。二月革命后，在两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没有用暴力压迫群众的现象”，而且“群众对这个资本家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因此，用“革命和平发展”的方式把全部政权收归到苏维埃手中，是正确的和可能的。[6](P14)七月事变后，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苏维埃“变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因此，应该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而代之以“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7](P1-2)此时，藏匿在芬兰的列宁，完成了《国家与革命》一书，阐明了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是，布尔什维克党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不意味着准备放弃苏维埃这种政权形式，它放弃的只是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把持的、已成为资产阶级的帮凶和附属品的苏维埃。8月25日，科尔尼洛夫发动反革命叛乱。临时政府、孟什维克都无力应对。布尔什维克党积极组织群众进行反叛乱的斗争并取得胜利。这一胜利使得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许多地方的苏维埃的领导权，“奄奄一息的苏维埃在斗争的烈火中又复活起来”。[8](P285)于是，布尔什维克党重新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而且这一口号仍然是与“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连在一起的。在群众性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也发生了分化和分裂。资产阶级政府则频繁更迭。所有这些，都标志着革命形势已经成熟。
列宁审时度势，在10月8日和10日，从芬兰给党中央先后写了《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指出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必须把起义当作一门艺术，周密地进行准备。10月20日，列宁秘密回到彼得格勒。10月21日，列宁写了《局外人的意见》和《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省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必须立即夺取政权，不要迷信苏维埃代表大会，只有武装起义才能解决问题，拖延就是犯罪，就等于自取灭亡。10月2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举行会议，讨论武装起义问题。经过讨论，以10票对2票的多数通过决议，确认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各级党组织应以武装起义作为实际行动的目标。10月29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扩大会议召开，再次讨论武装起义问题，结果以19票赞成、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加紧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
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上午10时，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告俄国公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归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下午1时，起义者攻占了玛丽娅宫；6时，起义者包围了冬宫；6时40分，起义者占领了军区司令部大楼；9时45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起义者向冬宫发起冲击。11月8日凌晨2时10分，攻占冬宫的战斗全部结束。临时政府的16名部长被捕。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早在7日中午11时就乘坐悬挂美国国旗的美国大使馆的汽车化装出逃。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了最后胜利。11月7日晚10时45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宣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政府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合约进行谈判，实行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土地法令》规定无偿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制，将土地、耕畜和农具交给从事耕种的劳动者平均使用。大会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前成立工农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管理国家，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但是，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并不是十月革命的全部，此后，革命很快从首都扩展到其他中小城市，并从城市扩展到农村。11月15日，莫斯科起义取得胜利。接着，在各省城和工业城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到1918年春，全国90％以上的地区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列宁称这一时期是“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时期”。由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完成，并标着这十月革命的最终胜利。
在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基本上是通过城市武装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的过程。后来，把十月革命一般地概括为暴力革命，把十月革命的道路一般地概括为暴力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是与这一阶段的革命进程相关联的。但是，客观地说，作为一个过程，十月革命是通过和平与暴力这两种方式的转换来完成的，而不仅仅是暴力这一种方式。从十月革命中也可以看出，它所完成的，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结束战争，分配土地，恢复人民的正常生活，换言之，就是完成了二月革命以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所以，仅就1917年而言，无论是二月革命还是十月革命，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探索，实际上为此后的东方国家和落后国家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先例、提供了一个伟大的经验，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可能有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完整的时期，而必须是直接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掌握政权。历史的真实和逻辑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进而进入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作为后来者的范例之一，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这样做的。
革命的第三个进程，就是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它是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从1918年1月立宪会议的解散开始的。早在二月革命后，俄国各阶层人民就普遍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建立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被推翻后，俄国民众特别是农民依然认为工兵代表苏维埃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只有立宪会议才是全体人民意志的表达者。12月11日，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组织游行，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并策动武装叛乱。苏维埃政府坚决镇压了这次叛乱。为了照顾群众的实际觉悟，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开幕。但是，社会革命党代表操纵多数，拒绝讨论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反对《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不承认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措施。于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宣布退出立宪会议。1月6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法令，宣布解散立宪会议。1月23日至31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布俄国为苏维埃共和国，其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联邦制。7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俄国为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要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没有阶级划分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属于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家的一切政务管理权属于人民委员会。第一部苏维埃宪法的制定，标志着苏维埃国家的创建阶段胜利结束。
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地位即取得政权并不表明革命的结束，革命还要继续推进到新的阶段，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的新的阶段，亦即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用社会主义原则全面改造整个经济生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苏维埃国家首先将原来官办的工厂企业、交通、邮电等部门收归国有，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则采取逐步改造的方针。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阶段，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1917年10月8日颁布的《土地法令》，宣布无偿废除地主、皇室、教会土地私有制，将一切土地收归国有。1918年2月19日颁布的《土地社会化法令》，规定土地按农民人口平均使用的原则进行分配。1918年3月3日，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此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及时将工作重心从夺取政权和镇压资产阶级反抗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但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却发动了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叛乱，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
面对险恶的战争环境，苏维埃政府采取非常措施，将整个国家生活转上战争轨道。从1918年夏开始，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得持续近三年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以苏维埃俄国的胜利而告结束。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宣布：“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和基本的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电气化计划，列宁把它称为“第二个党纲”，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P363-364)1921年3月8日至16日，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决定从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实施新经济政策。实施新经济政策，其目的在于建设社会主义。可以认为，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至此基本告一段落。
由上可见，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相接、依次推进的三个历史进程是相互交织的，也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就宽阔的宏观视野和悠长的历史视野而论，把十月革命夺取政权的行动及以后的革命进程统称为社会主义革命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并无不妥。但是，仅就十月革命夺取政权的行动自身而言，把它简单地确定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十月革命仅仅是一场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性历史事件。它既是无产阶级的正确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时的条件下，唯有如此才是解决俄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别无他途。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十月革命的认识所存在的问题，其症结就是把上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前后相接、依次推进的三个历史进程相提并论、简单归一。
三、十月革命的当代价值
十月革命迄今已有90余年，十月革命所缔造的苏维埃俄国和苏联也已成为历史的遗迹。人们不禁提出一系列问题，诸如十月革命到底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它的发动到底有无必要，它的当代价值到底在哪里，等等。实际上，在弄清了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特质之后，所有这些疑问便迎刃而解了。
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甚至从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在十月革命前夕的1917年10月23日的党中央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认为起义条件还未成熟，反对立即组织起义，并投了反对票。但是，这并未妨碍他们进入由列宁、斯大林等7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在10月29日的党中央扩大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次对武装起义投了反对票。10月30日，加米涅夫在接受孟什维克国际派主办的《新生活报》记者的访问时表示，他和季诺维也夫及其他许多搞实际工作的同志都认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发动起义会导致革命的失败。该报主编把谈话的内容透露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10月31日，《新生活报》刊登了《尤·加米涅夫谈“起义”》的访问记，文中表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关于最近几天内发动武装起义的决议。得知此事后，列宁非常气愤。11月2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作出决定，禁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发表任何反对中央决定的言论，并把加米涅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也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
在20世纪初，考茨基很关注俄国的事态，预察到俄国革命的来临，并作出了精辟论断。1902年，他撰写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泛滥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1901—1916年)拉夫人和革命》一文，断言“革命中心正在从西方移向东方”，“新的世纪开始时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使人们感觉到我们正面对着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亦即转向俄国”。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尚处于上升阶段时，列宁认为考茨基等人起草的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是一个好纲领，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仿效。列宁还亲自翻译考茨基的著作。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都把考茨基称为俄国先进工人的自己的作家。在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考茨基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布尔什维克党人。但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他立即就“认为自己有义务反对它”。
十月革命后，考茨基撰写《无产阶级专政》(1918)、《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等文章，对十月革命进行批判，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的倒退。他将俄国革命比喻为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不能忍受的怀孕的痛苦，而疯狂万分地猛跳引起早产儿，并认为这样生下来的孩子是活不成的。[9](P295)列宁于1918年10月发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长文，驳斥考茨基背叛无产阶级革命。普列汉诺夫也曾说过，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10](P462)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也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撰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的认识和估计也是越来越清醒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其晚年的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1](P796)但是，与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P777)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1](P778)这样，他就既响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内涵，即它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列宁一系列论点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的巨大贡献，而这也恰恰是列宁的高超、英明和伟大之处。因此，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它的死亡证就写在它的出生证上的”的说法，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际上，无论在认识观上还是在历史观上，都是错误的、荒谬的。它只能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十月革命具有其必然性。十月革命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谁也阻挡不了的革命。因此，十月革命本身并不存在任何问题。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价值后来被各国共产党人有意无意地放大了，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通过共产国际的各党布尔什维克化运动以及共产国际“六大”的“第三时期”理论被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经验被神圣化、唯一化、教条化、禁区化、纪律化，并且成为20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左”倾错误的主要根源之一。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人们反而认为十月革命一点价值都没有了，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原罪”。这就是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余年来，苏联东欧剧变、苏联解体20余年来在十月革命认识问题上存在的二律背反。反思并不应是否思。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一体化的进程，在俄罗斯是一种状况，而在中国又是另外一种状况呢?并导致俄罗斯和中国的革命进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呢?其原因就在于：一是东方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封建势力异常强大；二是在封建统治下长成的工业和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反而比较强大；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比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性、彻底性、人民性更加凸显，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所创造的这种革命形式在东方国家特别是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并凝结成东方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十月革命的当代价值就在这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因和酵母，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中介和桥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土壤和果实。这就是历史的结论。2013年1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习近平从6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内容包括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所展示的宏阔的历史观，对于我们从历史进程的维度考察十月革命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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