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向《新序》的社会政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思想论文,社会论文,刘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0)03-0042-06
《新序》是西汉著名学者刘向编撰的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
刘向（公元前77年－6年），字子政，本名更生。汉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成帝即位后改名为向。刘向生活的西汉元、成之世，正是外戚、宦官交相干政、刘氏皇权日渐衰亡之时。元帝时，外戚许、史在位放纵，宦官弘恭、石显恣意弄权，刘向与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等一起，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刘向两度下狱，被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刘向复被任用。其时，“赵氏乱内，外家擅朝”[1]，尤其外戚王氏日益专权，以致形成“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2]的嚣张局面。统治集团内部陷入权力错置、政治失序的混乱状态。作为“累世蒙汉厚恩”[2]的宗室遗老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谦谦儒者，刘向目睹朝风日下，社稷日衰，忧心忡忡。“吾而不言，孰可言者”[2]的强烈历史责任感，促使他频频上书极谏，试图匡扶皇权。他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作《洪范五行传论》，以弹劾时政；他采集《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作《列女传》，以感悟时君；他摭拾战国秦汉以来百家传记，以类相从，著《新序》、《说苑》，以规戒天子；他不畏权势，直陈忠言，矛头直指当时专权的宦官、外戚。其苦心孤诣，灼灼可见。
《新序》成书于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是现存刘向所编撰的最早的作品。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受诏领校秘书，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先秦至汉的典籍，他凭借其博学洽闻，以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作为取材标准，编撰了《新序》这部既具很强的故事性，又具浓厚的政治讽刺意味的著作。关于其编撰宗旨，《汉书·楚元王传》云：“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缺。”南宋高似孙《子略》说：“至其正纪纲、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清人谭献也指出：“《新序》以著述当谏书，皆与封事相发，董生所谓陈古以刺今。”[3]可见，刘向编撰《新序》有着十分明显的政治目的。
《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列女传颂图》也。”《隋书·经籍志》著录：“《新序》三十卷，录一卷。”至北宋初年，《新序》已亡佚二十卷，仅存十卷而已。现存十卷，分杂事五、刺奢一、节士一、义勇一、善谋二。分卷较为笼统，尤其一至五卷杂事，占全书卷数之半，而不别立篇目。如此分卷，令后世研究者殊感费解。台湾学者许素菲就此问题指出：“刘向撰作《新序》，既为节士、刺奢、义勇、善谋分卷，而不为杂事分类立名，其可怪也欤！——由此可知此书篇章未加整理也。”但“审其一至五卷，虽以杂事为题，然所述无出政事者，且要归于仁政”。[4]可见，刘向如此分卷，也是有其道理的。刘向撰此书之目的既然是向成帝“言得失，陈法戒”，那么，于政事的部分占很大比重，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内容上，《新序》包括了先秦至汉代政治家们的德行修养、用人艺术、治国之道、功过是非、成败得失、智谋韬略以及守节之士、义勇之士的典型事迹等等。它虽不像其后完成的《说苑》那样分类细密，且亡佚大半，但就现存十卷来看，仍能系统地体现出刘向的社会政治思想。
一、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
仁政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先秦儒家无不以仁政作为君主治国的准则。作为汉代儒家的典型代表，刘向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仁政思想。在《新序》中，刘向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故事，将仁政具体化了。所谓“仁政”，就是要“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新序·杂事二》，以下所引《新序》之文均仅标篇名），就是要“恤鳏寡而存孤独，出仓粟发币帛而振不足，罢去后宫之不御者，出以妻鳏夫”（《杂事二》），就是要“有德于天而惠于民”（《杂事二》）。总之，实行仁政，就是要给老百姓以宽松的生活环境。而要实现仁政，就必须做到“为政以德”。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5]刘向十分赞同孔子的观点。他认为，“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世之长短，以德为效”，“三代积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秦项严暴而良，汉王垂仁而帝”。[2]因此，他极力主张仁政德治，希望君主正己率道，化及万民，进而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为政以德，首先就要宽容仁厚。刘向认为，君仁厚，则民归之。商汤网开三面而致四十国来归，周文王泽及枯骨而天下归心，晋文公用其盗则国皆安，齐桓公不计前仇任用管仲则得以霸（《杂事五》）；所以，宽容仁厚是君主得以使人宾服的重要德行之一。这与孔子“宽则得众”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要重义守信。信，是人立身行事的基本道德素质，国君是否重义守信，是能否取得国民信赖和他国信任，从而保有社稷的关键。对此，《新序》着墨颇多，在讲述故事的基础上，刘向亦给予较多评价。如对齐桓公守柯之盟，刘向给予极高的评价：“天下诸侯翕然而归之。为鄄之会，幽之盟，诸侯莫不至焉。为阳谷之会，贯泽之盟，远走高飞国皆来。南伐强楚，以致菁茅之贡；北伐山戎，为燕开路。三存亡国，一继绝世，尊事周室，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为五伯长，本信起乎柯之盟也。”（《杂事四》）对晋文公伐原期五日而守信，刘向同样给予高度评价：“于是诸侯归之，遂侵曹伐卫，为践士之会，温之盟，后南破强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齐桓，本信由伐原也。”（《杂事四》）可见，刘向对君主守信之德是十分推崇和提倡的。
其三要崇俭抑奢。刘向认为，君主应当俭以率下，力戒奢靡。在《谏营起昌陵书》中，刘向曾列举周秦以来君主躬亲节俭而昌，残暴奢靡而亡的史实，尖锐地批评成帝大兴陵墓之弊，并把实行薄葬与否当做衡量君主德之厚薄的标准，他指出，“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后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2]，抒发了对于君主奢侈罢民的深恶痛绝之情。正因为如此，在《新序》中，刘向专设《刺奢》一卷，对君主的奢侈淫乱、残害百姓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其四要以至诚之心对待臣下和百姓，“君不能施君之所轻”，就不能“求得士之所重”（《杂事二》）。君主只有与臣下同甘苦，共患难，臣下才能为他出生入死。刘向特别强调至诚对于百姓的感化作用。他通过“钟子期夜闻击磬声而悲”的故事，发表评论说：“人君苟能至诚动于内，万民必应而感移。尧舜之诚，感于万国，动于天地，故荒外从风，凤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杂事四》）他还通过“射石饮羽”的故事，说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指出：“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杂事四》）可见，刘向把诚信看作君主不可或缺的德行之一。
刘向还把德治思想与“天道”紧密地联系起来，要求君主注重德行的修养。在《杂事四》“楚惠王吞蛭”中，他借楚令尹之口指出：“天道无亲，惟德是辅，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他赞赏孙叔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思想，认为“有阴德者，天报以福”（《杂事一》），老天对人不分亲疏厚薄，只辅佑有德行的人。《杂事四》中“宋景公愿受国之不祥”的故事，同样反映了“天道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
刘向认为，修德是为君者保有天下最好的办法，卜祝、风水等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如《杂事四》“齐有彗星，齐侯使祝禳之”一章中，刘向通过晏子之口指出：“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刘向评论说：“若德之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又如，在《杂事五》“哀公问孔子曰”中，哀公问孔子东益宅是否不祥之举，刘向借孔子之口指出：“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弃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释贤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说到底，不论大国小家，都必须行德，这才是吉祥。
同时，他还认为，只要修德，不祥的征兆就会得到化解。在《杂事二》中，刘向通过晋文公之口指出“诸侯梦恶则修德，大夫梦恶则修官，士梦恶则修身，如是而祸不至矣。”“神不胜道，而妖不胜德，祸福未发，犹可化也。”刘向强调天人之间有“理”可据，人应“究理”而“行德”，天之所以施恩泽于君国，是因为其“有德于天而惠于民也”。反之，不修德而行恶，吉祥的征兆也会变成灾祸。刘向举了宋康王见祥而为恶，导致灭亡的故事，从反面为自己的观点作了有力的佐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刘向天人感应思想是以“德”为中心的，是以能否保护“民”的利益为前提的。（《杂事二》）这种天人感应思想完全是为其仁政德治思想服务的。
二、贤人治国的思想
贤人治国是儒家仁政德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主张“举贤才”，“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6]孟子则更提出：“不用贤则亡。”[7]荀子也对任贤给予极大的重视，指出：“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8]“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9]在《新序》中，先秦儒家的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刘向认为贤人是国家之宝，治国之本。在《杂事一》中，他通过秦使者观楚之宝的故事，强调“国之所宝者乃贤臣”；在《杂事四》中，他又通过麦丘邑人之口指出：“金玉是贱，人为宝。”他还借魏文侯之口指出：“仁人也者，国之宝也；智士也者，国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国之尊也。故国有仁人，则群臣不争；国有智士，则无四邻诸侯之患；国有博通之士，则人主尊。”在这里，刘向从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具体地强调了仁人、智士、博通之士的重要作用。在《杂事二》开篇，刘向历述自五帝三王至秦汉之世大量任贤而治、失贤而亡的史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任贤的重要性。他说：
昔者唐、虞举九贤，布之于位，而海内大康，要荒来宾，麟凤在郊；商汤用伊尹，文、武用太公、闳夭，成王任周、召，而海内大治，越裳重译，祥瑞并降，遂安千载，皆由任贤之功也。无贤臣，虽五帝三王，不能以兴。齐桓公得管仲有霸诸侯之荣，失管仲而有危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缪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吴阖庐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杀之，而国卒以亡。燕昭王用乐毅，推弱燕之兵，破强齐之仇，屠七十城；而惠王废乐毅，更代以骑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见也。故阖庐用子胥以兴，夫差杀之而亡；昭王用乐毅以胜，惠王逐之而败，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孙通，项王不用陈平、韩信而皆灭，汉用之而大兴，此未远也。夫失贤者其祸如彼，用贤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贤以自辅，然而国以乱亡者，所谓贤者不贤也。或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图之，与愚者谋之。不肖嫉贤，愚者嫉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载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贤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终也，或不肖子废贤父之忠臣，其祸败难一二录也。然其要在于己不明而听众口，愬不行，斯为明也。
与先秦儒家相比，刘向有关贤人治国思想更为具体，因而亦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第二，作为君主，治国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举贤任能，充分发挥贤人的作用。那么，怎样才能得到贤才呢？刘向认为，国君只有礼贤下士，广开才路，贤人才乐意跟他合作。在《杂事三》中，他记载了郭隗向燕昭王讲述“千金买骨”的故事，燕昭王采用郭隗的建议，敬士从郭隗始，于是“士争走燕”的故事，藉以说明礼贤下士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刘向还多次强调，礼贤不仅能够招徕各国的贤能之士，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使四国宾服，达到匡治天下的效果。在《杂事五》“魏文侯轼段干木”中，他通过魏文侯礼待段干木这样的贤人，秦君慑于天下舆论，放弃攻打魏国的故事，说明礼贤在两国交战中还能够起到退兵的作用。在《杂事五》“齐桓公见小臣稷”中，他通过齐桓公以万乘之主，见小臣稷，五往访乃得见，天下之士因此相率而朝，桓公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故事，说明只要君主以诚恳的态度对待士人，就会得到各方的拥护。相反，如果国君不礼贤，而对臣下肆意侮辱的话，那么，必然会招致“智者不为谋，辩才不为使，勇者不为斗。智者不为谋，则社稷危；辩者不为使，则使不通；勇者不为斗，则边境侵”（《杂事一》）的严重后果。
第三，广开才路，各尽所长。对于如何识贤、选贤，在《杂事五》中，刘向通过闾丘卬之口提出了他的看法：“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骅骝騄骥，天下之骏马也，使之与狸鼬试于釜灶之间，其疾未必能过狸鼬也；黄鹄白鹤，一举千里，使之与燕服翼，试之堂庑之下，庐室之间，其便未必能过燕服翼也；辟闾巨阙，天下之利器也，击石不缺，刺石不锉，使之与管
决目出眯，其便未必能过管也。”因此，上至耄耋老者，下至童颜后生，内至至友亲朋，外至己之仇家，都要惟才是举。对于贤才，不可求全责备，而要用其所长。在《杂事五》“齐桓公任宁戚”中，宁戚以饭牛干齐桓公，桓公在了解了宁戚的才能之后，要任用他。而群臣则认为应该到卫国去了解一番方可任用。桓公则说：“问之恐其有小恶。以其小恶，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难全，权用其长者。”对齐桓公的做法，刘向极为赞赏，他评论说：“当此举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第四，爱贤、任贤必须发自内心，诚心诚意。刘向认为，那种“善善不能行，恶恶不能去”（《杂事四》）的做法，是得不到真正的贤人的。在《杂事五》中，刘向通过“叶公好龙”这则寓言，尖锐地讽刺了那种自称好士，实际上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的“叶公”式的君主。
第五，爱贤、任贤，就要招纳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栋梁之材。在《杂事五》中，刘向借固桑之口说出：“夫鸿鹄高飞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飞不为高下。”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真正的贤人对于国家的巨大作用。然而，要识别真正的贤人并非易事。在《杂事五》中，刘向举了著名的“卞和献玉”的故事，来比喻识贤之难。刘向感慨说：“进宝且若彼之难也，况进贤人乎？贤人与奸臣，犹仇雠也，于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奸臣进其仇于不合意之君，其难万倍于和氏之璧，又无断两足之臣以推，其难犹拔山也，千岁一合，若继踵，然后霸王之君兴焉。其贤而不用，不可胜载，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献耳。”元帝时，刘向一直在为进贤而退不肖作着不懈的努力，结果像萧望之、周堪、张猛这样的贤臣，一个个被迫害致死，刘向本人也被免为庶人。成帝时，刘向虽复被任用，但因“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不为王氏及居位者及丞相御使所持”，始终不得重用。所以，在识贤问题上，刘向是深有感触的，这种感慨完全是发自肺腑的忠悃之言！
第六，任用贤人，前提条件是用人不疑，毋信谗言。刘向认为，“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2]“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图之，与愚者谋之。不肖嫉贤，愚者嫉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杂事二》）在《新序》中，刘向记述了“三人言而成虎”、“曾参母听三人言而投杼”等故事，说明谗言可畏。刘向一生几次进用，又因谗言而几次下狱，深受谗言之苦。元帝时，他曾在《上封事疏》中指出：“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2]他还作《疾谗》以发泄内心的痛苦。可见，刘向对谗言是有着切齿之恨的。因此，他出自内心地发出“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谗乎？！”（《杂事二》）的感叹。
第七，刘向认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帮助的关系，君臣合力，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在《杂事四》中，刘向借师旷之口，阐明了这一思想：
晋平公问于叔向曰：“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识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对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缝，宾胥无善纯缘，桓公知衣而已，亦臣之力也。”师旷侍曰：“臣请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断割之，隰朋善煎熬之，宾胥无善齐和之。羹以熟矣，奉而进之，而君不食，谁能强之？亦君之力也。”
这段故事出自《韩非子·难二》，《难二》中，韩非强调的是君主的功劳，因而借师旷之口得出的完全是另一种结论：“臣请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后草木硕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而在《新序》中，则突出了君臣两方面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
刘向认为，君主所要做的就在于识贤、任贤，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无为而治”。他指出：“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杂事四》），“天子居宫阙之中，帷帐之内，广厦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众贤左右也”（《杂事五》）。在《说苑·君道》中，刘向更加明确地重申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人君之道，清静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可见，在刘向的思想中，任贤与无为而治是互为因果的。
总之，贤人治国思想在《新序》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已经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思想体系。刘向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藏富于民的民本思想
儒家学说有着鲜明的民本思想的特点。孔子主张富民，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最高的道德追求。孟子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强调“天生之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提出了著名的“舟水之喻”；管仲则提出“君人者以百姓为天”，“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刘向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新序》中，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民为君本。在君民关系上刘向把民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重申了先秦儒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观点，并评论说：“夫执国之柄，履民之上，懔乎如以腐索御奔马。”（《杂事四》）作为君主，受天的旨意来统治百姓，就好比用腐烂的绳索驾驶奔驰的骏马，如履薄冰，“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焉用之？不去何为？（《杂事一》）为此，刘向强调”王者以民为天（《善谋下》），要“无得罪于群臣百姓”（《杂事四》），“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婶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谢之，君能赦之”；而“君之得罪于臣者”则“莫为谢”、“不为赦”。（《杂事四》）因而，必将像夏桀、商纣那样招致覆灭的下场。
第二，保民而王，与民同乐。保民而王，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孟子重民思想的核心内容。在这一点上，刘向同样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这一思想。正因为看到了民对于君主统治的重要性，刘向提出“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杂事二》），君主的责任乃是“安国保民”（《杂事五》），要保民，就要爱民，要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他引用孟子的话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新序佚文》）在《杂事三》中，刘向节取《孟子·梁惠王下》中梁惠王与孟子谈论“寡人有疾”的故事，说明为君者要与民同乐而安天下。刘向还列举了许多君主爱民保民，最终取得百姓拥护的故事，作为其保民而王思想的佐证。如在《杂事二》中，刘向通过梁君出猎，猎得善言的故事，借公孙袭之口，表明其保民而王的思想：
梁君出猎，见白雁群，梁君下车，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谓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群骇。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孙袭下车抚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袭不与其君而顾与他人，何也？”公孙袭对曰：“昔齐景公之时，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为有德于天而惠于民也。”
第三，藏富于民。保持政权的稳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省刑罚，薄赋敛，藏富于民。在《杂事四》中，刘向通过“陶朱公论二璧”的故事，表明其施政宜厚的思想：
梁尝有疑狱，群臣半以为当罪，半以为无罪，虽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国，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问曰：“梁有疑狱，狱吏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罪，虽寡人亦疑。吾子决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当狱，虽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然其价，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径与色泽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梁国大悦。
刘向评论说：“由此观之，墙薄则亟坏，缯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刘向认为，施政宜厚的具体措施就是要采取不穷民力的原则。他通过颜渊之口指出：“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尽其马，是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并明确指出穷民之力的危害：“兽穷则触，鸟穷则啄，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有穷其下能无危者？未之有也。”（《杂事五》）为政“以苛为察，以欺为明，以刻为忠，以计多为善，以聚敛为良。譬之其犹鞟革者也，大则大矣，裂之道也，当先亡”（《杂事一》）。在刘向看来，刑罚、赋税、徭役的轻重，直接关系着政权的存亡。
他认为，为君者聚敛财富、奢侈浪费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从而招致民怨，最终导致亡国。他指出：“夫舟车饰则赋敛厚，赋敛厚，由民怨谤诅矣。”（《杂事一》）“盖闻囷仓粟有余者，国有饿民；后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夫；余衍之蓄聚于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鱼，厩有肥马，民有饿色。是以亡国之君，藏于府库。”（《杂事二》）
在《刺奢》中，刘向还进一步通过邹穆公以秕喂鸟的故事从正面宣布了他的“富民乃富邦”的主张，强调指出：“夫君者，民之父母，取仓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粟乎？”这种“富民”思想，在后来的《说苑》中则提到了“治国之本”[10]高度。刘向的“富民”思想，较之先秦儒家更为明确、具体了。
四、从善纳谏的思想
从善纳谏的思想是与刘向贤人治国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刘向认为，纳谏，是对君主的基本要求；进谏，是为臣的重要职责。首先，受谏乃人君之福。“不幸不闻其过，福在受谏，基在爱民，固在亲贤”（《新序佚文》），理想的政治氛围应该是“主明臣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争正谏。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杂事五》）。听不到刚直正谏之臣的直言相谏，是国君的悲哀。“众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昔纣昏昏而亡，武王谔谔而昌。”（《杂事一》）人君如果不闻其非，国家就要灭亡。因为“独视不如众视之明也，独听不如众听之聪也”（《杂事五》），天子要想居帷幄之中而知天下，就必须集中众人的意见，从而明察万事，作出正确的判断。“朝臣千人，发政举事，无不曰‘吾君圣者’；侍御数百人，被服以立，无不曰‘吾君丽者’”（《杂事五》），这样内外不闻过，必然导致离国家、失社稷的后果。喜听阿谀之辞，终身不知悔悟，就会导致国破家亡。刘向还列举诸多国君纳谏的故事，有史之尸谏、楚之献鱼者之隐谏、任座之讽谏、周舍之直谏、渔者之谏、无盐女之谏、鲍叔之谏、麦丘邑人之谏、农夫之谏等等，人物形形色色，形式多种多样，意在规劝执迷不悟的成帝及早醒悟过来，认识到朝廷危机四伏的严峻现实。
其次，进谏乃人臣的应尽之责。刘向认为，“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罚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乃是国之大患。他赞同晏子关于忠臣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的观点，认为为臣的职责是“能纳善于君”，而非“能与君陷于难”，臣子并非君主的附庸，他们有向君主进谏的责任，而没有为君主殉难的义务。在《说苑·臣术》中，刘向再一次选录了这则故事。这种思想也正反映了刘向骨子中那种重视“自我”的独立精神。刘向一生，对宣、元、成三朝皇帝，无一不是直言劝谏，甚至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称之为一代“谏臣”洵不为过。
综观《新序》，其所体现的政治思想无疑是以儒家“仁政”、“贤治”思想为核心的。不论从《新序》的编撰宗旨，还是从其内容来看，都充分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
尽管刘向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其编撰《新序》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走向衰亡的刘汉政权，同时受到当时社会及刘向本人思想的局限，存在不少封建的糟粕，但其中“省刑罚，薄赋敛”、“藏富于民”的思想，任人唯贤的思想，从善纳谏的思想以及反对奢侈浪费，要求统治者体察民间疾苦，轻财富，重人才等思想，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1999-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