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和论文,心路历程论文,君宪到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2)03-0013-15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节制湖北所属各军，督办剿抚事宜。过去的研究说袁世凯对这个任命很不满意，不愿出征，借口脚病未好，报复摄政王载沣三年前给他的胯下之辱，甚至想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实现颠覆王朝自己称孤道寡的政治抱负，于是在后来各方面不断请求下勉强出山。而对于南方革命势力，过去的研究说袁世凯利用清军力量给予打击，然后又利用南方危机倒逼清廷。袁世凯在过去研究者的笔下简直就是南北之间的权力掮客。清廷和南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如此信任了，但是袁世凯还是在最后时刻背叛了清廷孤儿寡母，逼退了孙中山，“窃夺”了革命果实。这是过去一百年一个不断重复的历史故事。今天重新检讨，这个故事好像并不真实，许多论证似乎都是以洪宪帝制反推当年。
化危为机：推动君宪主义落实
传统叙事强调袁世凯之所以在武昌起义后难为朝廷，见死不救，是因为袁世凯三年前受到了摄政王载沣胯下之辱，心有不甘，故意如此。其实，这个前提是不真实的，因为袁世凯三年前被开缺并没有原先所说的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平常的人事任免案。即便有不少言官夸大其词向朝廷举报袁世凯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但对袁世凯个人来说，他心里比谁都清楚，除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王朝规律在起作用外，他主要还是因为生病而免职，因而并不影响他对朝廷的感情，更不存在他在重出江湖后公报私仇，否则我们就不容易理解为什么在袁世凯故乡养疴三年间南来北往前来拜谒的络绎不绝，这里不仅有政界、军界、实业界大佬，而且还有那些自命清高、洁身自好的学界领袖①。
武昌起义第二天就是袁世凯的农历生日。那一天，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旧友新朋、部下幕僚云集袁世凯故乡彰德府洹上村袁家庄园为之祝寿。武昌起义的消息自然会引起袁世凯和在场所有人的注意。袁世凯对此事究竟有何反应，过去的说法五花八门，但很多都是猜测。有的根据孙中山、黄兴等人后来的说法，以为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后就心怀不满，与孙、黄有过联系，试图反清，加入革命阵营②；更厉害的是与袁世凯有过密切接触的莫里循甚至推断说，他们那些知道内情的人当时就晓得袁世凯即将表示赞成共和③；甚至还有人如倪嗣冲、段芝贵、张一麐、袁克定等希望袁世凯趁乱而起，黄袍加身，直接取代清王朝，重建汉人帝国④；还有一种貌似阴谋论的看法是，袁世凯一开始就对武昌局势有过清醒判断，以为瑞徵、张彪都是无能之辈，不可能平定叛乱。而摄政王载沣少不更事，妒贤嫉能，庆亲王奕劻昏庸贪鄙，更没有处理危机、奠安大局的能力。所以他老袁终于等到了出头的日子，终于有机会重出江湖叱咤风云⑤。
这些分析或许有道理合乎逻辑，但并不合乎事实。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帝制自为之类的事，那么起袁世凯于地下，他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些分析判断就是他的看法。作为传统体制的受惠者，袁世凯和他的老师李鸿章及太老师曾国藩一样，打死了也没有僭越的想法，他无论如何不可能看到武昌的一个小火星就想着要夺取大清两百年的江山。此其一。
第二，君主立宪是自1901年新政开始后，袁世凯和那一代中国政治精英孜孜追求的东西，也正是因为这场立宪运动，方才使袁世凯在平庸的清末官场异军突起，成为大佬。预备立宪到了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大致轮廓已经划定，只是由于皇上和皇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突然去世，中央政治中心发生些微偏移，摄政王载沣在随后两年间也确实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出台，铁路干线国有化方案公布，确实有考虑不周密的地方，但这些政策也不能说有什么明显的过错。第一届责任内阁不用这些人还有人可用吗?铁路不果断国有，还有机会纠正问题加快发展吗?要不了几年，各省铁路筹集的资金真的都像四川川汉铁路公司那样被消费掉、挪用掉，那可真的要出大问题。袁世凯对于这些并没有表示反对，而是认为有其合理性，给予相当支持⑥。
第三，对于武昌事变，袁世凯起初并不认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变。他清楚地看到军队中不稳，主要是因为朝廷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出台后，军队将领和各省立宪党人因失去分享权力的基础而相当失望。所以袁世凯此时的反应不是要推翻清廷，而是要帮助清廷渡过难关。当然，他也希望利用来自武昌和稍后独立各省的压力，促动清廷早点觉悟，纠正在责任内阁上的失误，调整铁路国有化方案中的问题，更重要的还要促使清廷接受一些宪法方面的改革，如此则武昌的叛乱以及各地的骚乱将失去矛头而不久就会被粉碎⑦。这应该是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所能作出的合乎情理、合乎逻辑也合乎历史事实的本能反应。
基于这种判断，袁世凯在重出江湖后主要做的事情不外乎两点：一是寻求与武昌方面和解，答应南方他一定会促动朝廷进行政治改革，充分照顾立宪党人和军队将领的利益；对朝廷，袁世凯则是利用武昌和南方各地的压力，促使朝廷重启政治改革，重新制定政治变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真诚而不是虚情假意地糊弄人民，一定要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的轨道。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思考重心就是怎样说服朝廷尽快调整政策，继续改革。
10月14日，朝廷接受列强及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的建议，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朝廷宣布袁世凯有权会同荫昌、萨镇冰调遣。如果仅就前线用兵来说，朝廷的这个授权当然不算小了。但问题是，“该省军队”差不多都随着武昌新军造反了，对袁世凯来说无从统帅了；外省的援军都在路上，无从节制；至于会同调遣荫昌和萨镇冰所统帅的水陆各军，也只是说说。因此从袁世凯的立场上看，10月14日的授权显然是不充分的，是根本无法对付湖北局面的。袁世凯当然不愿就此赴任。
朝廷宣布起用袁世凯的当天，庆亲王奕劻有亲笔信委派阮忠枢专程送达洹上村，解释朝廷的用意，劝袁从大局出发，尽早出山。袁世凯在收到这封信之后就与幕僚进行讨论，据说杨度建议袁世凯不要出山，不要去挽救清王朝，就让清王朝这样烂掉好了。袁克定、王锡彤大致同意杨度的看法，以为可以静以待变，保持猛虎在山之势，为将来多留一些选择。而只有从北京来的阮忠枢竭力劝说袁世凯接受庆亲王的建议，接受朝廷的任命，但可以再提条件。据说王锡彤当时和袁世凯有一段对话，大致可以反映袁世凯此时同意出山的真实想法。
王锡彤问：袁公之出山是为了救国，可是朝廷是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即便不发生武昌事变，这样的国家还有救的可能吗?
袁世凯说：这样的国家确实快到了不能救的程度了。天之所废，谁能救之!谁也没办法与天命相抗衡。
王又问：袁公既然认识这么清楚了，为什么还答应朝廷的任命呢?
袁世凯答：托孤受命，鞠躬尽瘁，仅此而已。
王又说：专制国家绝对不会容忍大臣功高震主，家族且不能保，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已经很多了，同是汉族且不能免，何况现在中国所面对的情形那么复杂呢?
袁世凯闻言稍怒，他坚定地表示：我袁世凯不能作革命党，我更不会同意我的子孙作革命党⑧。
对于袁世凯的这个表态，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认为这是袁世凯的策略性考虑，他就是要东山再起，就是要重登政治舞台⑨。其实，设身处地替袁世凯想想，他所接受的教育，他多年来的政治理想，就是要为朝廷分忧，就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化解一场政治危机。这是优秀政治家最亢奋的事情。所以不必以太小的心胸去揣测袁世凯重出江湖的用意。
基于各方面考虑，袁世凯在接到朝廷的任命后立即给予回复，一方面表示武昌事变确实是关乎我朝安危的大事，不可掉以轻心⑩；另一方面表示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痊愈，去年冬天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然气体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只是这段时间天气突然变冷，有点发烧咳喘，引发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袁世凯要表达的意思是，现在既然武昌方面的情形那么紧迫，我袁世凯也不敢贸然向朝廷请假，只是这几天身体确实有点问题，现在已请医生加紧治疗，另一方面加紧筹备，一俟身体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朝廷高厚鸿慈于万一(11)。
对于袁世凯的解释和理由，后来人差不多都不相信，以为这是袁世凯在向朝廷特别是向摄政王拿架子，要报一箭之仇。其实，如果知道1908年事情真相的话，就不会以这样狭小的心胸去揣测袁世凯。这个推迟赴任电报发出第二天即10月15日，奉命前往武昌平息叛乱的陆军部大臣荫昌专程前往洹上村拜访袁世凯征求意见。荫昌是袁世凯的老朋友老部下，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然而当荫昌抵达时，袁世凯也没有出来迎接，而是在卧室中与荫昌进行交谈。过去的研究大多从阴谋论立场猜测袁世凯装病。其实，仔细分析袁世凯与荫昌之间的关系，袁世凯似乎没有任何装病的必要。一来荫昌是他的好朋友，荫昌不会出卖他；二来真的是装病，荫昌一定会看出。所以在没有证据证明袁世凯在和朝廷讨价还价时，还是应该以宽容心看待一切历史记录。
袁世凯与荫昌进行了交谈，语重心长告诫荫昌不要轻敌，不要妄动，不要以为湖北新军无人，要妥协处理，争取和解，但也要有武力解决的准备(12)。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对荫昌的交代叮嘱也是对的，并非有意让荫昌鲁莽扩大事态，加重自己出山砝码这样的雕虫小技。如果一定要说袁世凯在用智谋的话，他的智谋大约也就是请求朝廷尽快推进政治变革，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的要求，平息各省怨气。
根据这些原则，袁世凯在那段时间通过梁士诒、唐绍仪、张謇等人向朝廷建言或施压，希望朝廷接受立宪党人先前的要求，加快立宪和政治变革的进程，以政治变革去消弭南方各省军事叛变的压力。袁世凯曾经明白无误托人转告梁士诒，根据他对中国目前时局的观察，南方的军事并不是一件难事，很容易结束；中国现在最难的还是北京的政治，中国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办法，军事上就很难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不言而喻，就是他们这些绝对君宪主义者一直渴求的宪政。在袁世凯的政治概念中，朝廷只有向这个方向去用力，才能化解南方各省立宪党人的压力，也才能将压力转变为动力，化危为机，推动中国政治由此上一个大台阶(13)。这才是袁世凯的大智慧。
根据袁世凯的委托和提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谈政治的梁士诒重新活跃起来，与唐绍仪等相互呼应、配合，从事政治运动。梁士诒、唐绍仪等人运动的详细情况现在虽然并不是太清楚，但可以看到原先混乱不堪的北京政界开始逐渐向袁世凯所期待的方向发展，那就是利用武昌和南方的政治危机，促动朝廷尽快兑现君主立宪政治承诺。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关注重心并不在武昌前线，他在组织了一次有限但非常有力度的武装反击后，就兵临城下按兵不动，利用各方面关系施展政治诱降，希望湖北新军将领相信他袁世凯一定会说服朝廷做到这一切，朝廷一定会下诏罪己，开放党禁，实行立宪，皇族一定不会在未来的责任政府中担任要职，过问国政(14)。
通过谈判就化解武昌危机是袁世凯的既定方略，也是当时最可行的一个步骤，因为袁世凯和他的幕僚还有清廷中的许多人都清楚，武昌的政治危机主要是因为朝廷的倒行逆施，假如不是将责任内阁变成了皇族内阁，假如不是那样不合时宜发布铁路国有化政策，政治危机或许也会发生，但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与南方进行和平谈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15)。袁世凯向黎元洪和湖北新军将领扔过来的橄榄枝，就是期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和解南北纷争，恢复秩序，重建和平。
袁世凯对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抛出的橄榄枝是真诚的，他确实有把握做到这两点，即让朝廷趁着这次危机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另一点就是赦免包括这次武昌起义参与者在内的过去十多年蒙冤受苦的政治犯，实行民族和解，重建君主立宪体制。
正如当时许多人所意识到的那样，湖北新军发难并不是要推翻朝廷进行体制外革命，新军的要求非常简单，就是借款、收路和亲贵内阁三件事。
借款与收路就是一回事，即政府准备向四国银行团举债，然后用这笔钱赎回各省原来享有的铁路修筑权，实现铁路干线国有化。至于亲贵内阁，就是5月8日发布的皇族内阁，这在新军将领和各省立宪党人看来，必须撤销，必须按照君主立宪的原则另外选拔非皇族的贤能。所以现在要想通过政治手段化解危机，就必须直切主题，在这三个问题上有所反省有所表示。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向朝廷所作的政治改革建议，大约不出这几个问题。而清廷在袁世凯等人不断游说后也在改变着原来的强硬立场，特别是当与武昌起义性质相类似的滦州兵谏发生后，清廷政治改革的步伐突然加快，一是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甚至连带处理了参与铁路国有化方案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二是宣布撤销皇族内阁，敦促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织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三是用最短时间颁布修正后的宪法文本《宪法重大信条》19条。应该说，清廷在各方面压力下能够做的在这个时候都做了。这些让步肯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因素，但肯定有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一批重臣尤其是老立宪党人的建言和敦促。
从武昌到上海：君宪主义渐成历史
《宪法重大信条》19条是一份重要文件，也是清廷的关键性让步，极大缩小了君主的权力，扩大了议会和政府的实际权力。这个仓促出台的新文件虽说并不尽善尽美，但为有效化解南方政治危机重建和平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11月2日，山东巡抚孙宝琦致电袁世凯，表示朝廷已经发布立宪诏书，宣布不会秋后算账、追究党人，已有息事宁人的意思，不再视革命党人为政治异己。在这种情形下，孙宝琦建议袁世凯对待南方适可而止，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迅速派遣得力人员往见黎元洪，面对面谈判，和平解决。对于黎元洪和南方党人的所有要求，能答应的就答应，一时不能答应的，也不要拒绝，许为代陈。如此诚心，一定会感化黎元洪和南方党人，一定能够尽早平息全国扰攘不宁的恐惧和危机(16)。
孙宝琦的建议其实就是袁世凯的想法。在孙宝琦发电同一天，袁世凯指示刘承恩抓紧再与黎元洪联系，刘承恩当即致信黎元洪，强调朝廷已经下诏罪己，宣布立宪，开放党禁，禁止皇族干预国政；大家还是应该重建共识，结束对峙，和平了结，共同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对于袁世凯的橄榄枝，黎元洪确实有意接受。这不仅因为黎元洪是被迫参加革命，而且因为他发自内心认为中国目前还根本走不到民主共和那一步。中国在政治上的唯一选择，在黎元洪等新军将领看来还是君宪主义，所以他对袁世凯的和平建议并不反感，更不反对。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军人出身的黎元洪当然知道北洋军的实力，知道北洋军如果真的痛下杀手，湖北新军肯定不是它的对手。再加上清廷发布了十九信条，未来的政治架构已经大致描绘出来了，君主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不再拥有实质性权力，新的政治架构与革命党人的共和理想并没有多大差异了，所以黎元洪发自内心对刘承恩的传话表示欢迎和理解，并不反对南北双方坐下来谈谈。
如果仅仅按照黎元洪或者湖北军政府的意见，南北和谈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此时的武昌毕竟注入了新的因素。就在袁世凯通过刘承恩向黎元洪发出和平倡议的同一天，湖北军政府在阅马场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拜将典礼，任命著名革命党人黄兴为军政府战时总司令。这些新因素可以看作湖北军政府以软硬两手对抗袁世凯的软硬两手，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说，这个新因素严重制约了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的和谈企图，因而使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并不那么好使。
当然，袁世凯绝对没有将和平看作唯一的手段，他从一开始就是软硬兼施，两手准备。他在同一天电奏朝廷汇报下一步计划，表示在官军攻占了一些战略要塞后已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派人给黎元洪送信，争取和平谈判，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如果湖北叛军在未来几天不能给予明确的肯定的答复，那么官军已经做好随时强攻的准备。袁世凯似乎真的相信，他的软硬兼施一定会使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就范。
然而三天过去了，湖北军政府并没有对袁世凯的喊话作出回应。不得已，刘承恩于11月7日再派心腹密探王洪胜往见黎元洪，打探消息。王洪胜在向黎元洪介绍了一些北方情况后表示，袁世凯的意思已经很明白，北洋军之所以不立即向湖北发动猛烈进攻，并不是没有力量，而是不希望相互残杀。
听了王洪胜的介绍，黎元洪也坦然说出自己的思考和担心。他表示，朝廷尽管现在已经同意进行重大改革，然而估计现在什么都晚了，南方各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宣布独立了，如果现在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如果还归他，那么他一定会比过去更加厉害，秋后算账，打击报复，有什么能够保障杜绝呢?所以现在南北僵局并不在湖北军政府和北洋军之间，而是能否推翻清廷，重建一个新政府(17)。同一天，黎元洪就致电独立各省军政府，征询共同组建统一政府的意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黎元洪对王洪胜说的话并不是假的。
对于黎元洪的回答，袁世凯肯定不会满意，但这个结果肯定又在袁世凯谋划之中，只是袁世凯并没有像他先前向朝廷所许诺的那样，一旦南方拒绝了和平，那就大兵压境万炮齐轰踏平武汉三镇。相反，袁世凯却有了一点气定神闲的意思，不厌其烦与南方周旋，谋求和谈，谋求息兵。11月10日，袁世凯接受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建议，委派特别代表蔡廷干、刘承恩携带他的一封书信前往武昌进行谈判。
袁世凯写给黎元洪的信已由刘承恩、蔡廷干提前转交，袁世凯在这封信中所表达的立场依然是希望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接受朝廷的君主立宪，坐下来谈判，和平解决南北纷争中的一切后续问题。袁世凯也暗示，如果湖北方面不识时务，执意抗争，那么北洋军一定奉陪到底，武力解决(18)。
对于袁世凯的和平呼吁，军政府内部进行了缜密研判，对于各种可能进行了沙盘推理和演绎，毕竟北洋军大兵压境，断然拒绝袁世凯和平呼吁不仅道理上说不过去，力量上也真的不一定行。会议决定可以与刘承恩、蔡廷干尝试着谈，走一步算一步。但对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必须做好反击准备。
第二天(11月11日)下午，刘承恩、蔡廷干代表袁世凯与黎元洪及军政府其他成员进行了谈判，双方就是否应该推翻清廷进行了激烈争论。军政府发言人孙发绪(19)用分化瓦解的策略批评袁世凯真是愚蠢至极，清廷明明对你老袁如此不信任，你还这样护着它?南方表示，假如袁世凯向南方发起和平攻势，让南方放下武器，继续听命于清廷，就不必了。
南方显然想用满汉冲突、袁世凯政治上受压制等理由将袁世凯与清廷切割，他们无法理解袁世凯对清廷的维护究竟有多少是真心多少是虚假。刘承恩尽其所能向他们介绍了袁世凯的内心焦虑，说明老袁真的不想在这个时候抛弃朝廷另起炉灶，这不仅有个道德底线问题，而且也是因为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是大家多年追求，现在化危为机就要实现了，各位为什么一定要放弃呢(20)?
黎元洪听了刘承恩的介绍稍有触动，态度也比较温和，表示一切都可以商量，一切都可参照袁宫保的意思进行讨论。不过，他也委婉表示了自己的为难，就是他个人当然继续认同过去十几年的政治追求，君主立宪，只是现在他不仅不能代表其他独立各省，甚至也无法无权代表湖北军政府和湖北人民追求民主共和的要求。态度的温和并不表明就应该如此，或许这就是军政府预案中的红脸与白脸。
在军政府的预案中，就是要借力发力，顺势而为，一定要用民族主义、满汉冲突打动袁世凯，将袁世凯从满洲人那里切割出来，成功了，不仅拯救了袁世凯，而且必将严重削弱清政府的实力，即便失败了，也一定会在袁世凯与满洲人之间打下一个楔子，这个楔子迟早都会发酵都会发生作用。
依照《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原则，资政院于11月8日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几天后，袁世凯离开武昌前线返回北京就职。由于袁世凯此次组建的内阁具有君主立宪体制下的特征，因而湖北军政府及南方独立各省与清廷之间的对立谈判立马转变为与袁世凯政府之间的谈判，清廷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具有虚君的意味。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对君主立宪政体并没有丧失信心，就像他在受命之初向各国公使所表示的那样，他此次北上组阁，主要任务就是要保存大清王朝既有体制同时又要进行体制创新，既要留存本朝皇帝，又要施行人民多年来期待而一直没有真正实现的君主立宪政体。至于从前的满汉歧视，自当在此次变革中一扫而空。更为重大的问题，则在于保存中国，避免中国因此次动荡而导致分裂，因此他期望各党在这个大目标上能够建立起码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能够牺牲小我的政策，为保全大我的中国作出贡献(21)。出于这种考虑，袁世凯表示他将要建立的政府一定是一个强固的政府，一定能够化解危机，重建秩序。
11月14日，清廷责成各省派代表来京公议国事，寻找解决办法，并派遣张謇、汤寿潜等立宪党人前往各省宣讲朝廷政治改革的宗旨和决心。第二天，杨度和革命党人汪兆铭等一起筹组了一个“国事共济会”，倡导和平，建议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之争。这些活动显然都是袁世凯支持进行的，由此可见他在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的政治设想依然没有离开君宪主义的立场。
然而，袁世凯这些和平姿态始终无法获得南方革命党人的认同，相反，孙宝琦却在11月19日致电袁世凯，表示各省军民多主共和，代表不欲赴京，且已去上海议设新政府，为转圜计，孙宝琦建议袁世凯，不如由京派员去上海参加会议，俯就舆情，顾全大局。
袁世凯的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达成南北和解的目的，所以对各种方式和手段，他都不会拒绝尝试。11月20日，袁世凯通过俄国驻汉口领事，再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俄国领事馆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等人谈判，向南方介绍新内阁的情况，表示皇族已经完全退出政府，不再与闻国政，所以将来的政治改革必将能够顺利进行。刘承恩等人还重申外交危机，忧虑外国干涉。南方的态度依然很坚决，表示已不会重新回过头来承认清政府，清政府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南方执意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政府。
南方革命党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南方独立各省代表联合会就在这一天议决以武昌为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并请以中央军政府名义，委任伍廷芳、温宗尧为民国外交总副长。以武昌为中心的南方各省临时政府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
面对这样一种情势，袁世凯并没有立刻转变自己的既定立场。他在11月21日答《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时一再强调，如果一旦灭除了清政府，中国必然发生内乱，而内乱发生，又必须引起列强干涉甚至瓜分，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君主立宪，只有君主立宪才能保全中国，发展中国。
按照袁世凯原先计划，既然和平对谈这条路走不通，走得不顺畅，那就来点武力吧。刘承恩、孙发绪谈判失败的第二天(21日)，袁世凯就示意清军加大了对南方的进攻。李纯统帅的北洋军第六镇这一天由蔡甸渡过汉水，进攻汉阳。守卫汉阳的民军虽然有黄兴的高超指挥与灵活调度，但其实力显然不是北洋第六镇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损失严重的民军只得退守三眼桥。
南北开打引起了列强不安，俄国驻汉口领事出面调停罢兵和谈，刚刚发起攻击的北洋军当然不会就此罢手，清军在此后几天发动一连串进攻，相继占领一些战略要塞，稳步向前推进，逐步取得了绝对优势。27日，清军占领了汉阳，武昌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滞留在武昌的革命军士气低落，总司令黄兴愤不欲生，痛恨自己无面目见一班死去的同志，发誓唯有一死以谢同胞(22)。
袁世凯的军事目的当然不是要踏平武汉三镇，他的目的就是要用绝对优势的军事进攻迫使南方革命党人和湖北军政府在政治上让步，重回君宪主义谈判轨道。应该说，袁世凯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27日，湖北军政府召集紧急会议，黄兴在会上报告了汉阳战事失利情形，黄兴提出在目前兵力根本无法与北洋军对阵的情况下，应该主动放弃武昌，进取南京。对于战事失利，黄兴认为，不是军队不够不多，不是防御阵地不坚固，也不是弹药粮草不充足；失利的主要原因一是长官不用命，不听指挥，二是军队缺乏教育，三是缺乏机关枪。有这三个缺点，所以每战必败。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武昌城中的所有部队，都是有过战败经历的部队，在目前情形下根本不能再用，用则必败。为长远计，为今日计，军政府只有放弃武昌而援南京。若得南京，或许以后有机会重新夺回武昌。
黄兴的主张当然是一种大战略，是从全国大局着眼，但对湖北军政府大多数人来说毕竟太过痛苦，因为正是他们这一个多月来的坚守，吸引了清政府的主要兵力，从而使全国各省有机会起义有机会光复，所以这次会议没有通过黄兴的弃守方案。所以黄兴一怒之下当夜渡江至汉口，翌日晨乘轮东下。这又为革命党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张振武等人提出的坚守武昌的动议在这次会议上获得了通过，但实事求是地说，军政府的力量根本无法继续坚守了，甚至军政府也没有办法坚守民主共和的理想和要求了。同一天，黎元洪准备接受袁世凯先前的动议，准备接受立宪政府，在呼吁各省都督迅速派兵援助湖北的同时，又派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往访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顾临，请其斡旋南北停战。黎元洪提出的几项条件是：一、停战十五天，在此期间内，目前各方所占领的领土应各自驻守；二、已加入革命党的所有省份的代表在上海集会，他们将选出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所指派的代表进行谈判；三、如有必要，停战继续延长五十天(23)。
如果仅仅从军事战略角度说，北洋军此时已经占领战略高地龟山和整个汉阳，军政府的那些残兵败将全部撤退至武昌。这个时候，如果袁世凯接受前敌总指挥冯国璋的建议乘胜追击，渡江作战，即便会有相当牺牲，也一定会占据武汉三镇，进而平定湖北。然而，袁世凯没有这样做，他在接到冯国璋的请示后，直接打电话制止冯国璋渡江作战，指示他只要保持住军事上的高压就行。
第二天(11月28日)，段祺瑞抵达汉口，接任署理湖广总督。同一天，袁世凯奏请朝廷颁发上谕，命刘承恩、蔡廷干前往汉口、武昌，继续开导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的政治轨道，重开和谈。
战争终归不能永远打下去，军事的进攻原本就是为和谈作准备。然而当袁世凯真的这样做了，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普遍批评和后人广泛质疑。后来的研究者从权谋的视角认为袁世凯此举就是要用南方革命党人的势力压制清廷，攫取更大的权力，为自己登上总统宝座铺路。而时人特别是满洲贵族以及那些保守汉人则自作聪明以为洞察了袁世凯的奸谋，以为袁世凯在龟山大捷、汉口收复之后不愿乘胜追击渡江作战，一定隐藏着和南方革命党人合作的巨大阴谋。
实事求是地说，后来的研究者是以后来的语境回望前事，而满洲贵族也只是站在非常狭隘的立场上去猜疑袁世凯，这种猜疑究竟对袁世凯发生了怎样的作用现在还不好评估，但毫无疑问不会是正面的激励和信任，而是引起袁世凯的反感和愤怒。袁世凯当时就不软不硬地回敬那些满洲贵族说：是的。汉口已经收复，但是你们可知道南京又告陷落?南京的地位有多重要，你们知道吗？你们能想到黄兴为什么弃守武昌赶往南京吗?南京的地位，倍于武汉。革命党人的势力日益强大，国人受其蛊惑，人心浮动，军心不稳。重开和谈，稳定军心，重回君宪主义，这才是我袁世凯为什么不去乘胜追击渡江作战的根本原因。议和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过是要收抚那些反叛的党人和军人，这是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与朝廷自武昌事变发生后的决策是一致的。目前的叛乱已经传遍全国，如果以天下为孤注，殷鉴不远，噬脐何及?平定这样全国规模的大叛乱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如果你们这样疑神疑鬼，前方将士如何安心坦然作战呢(24)?
袁世凯的这段话，你可以说他是义正词严，你也可以说他是花言巧语，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清廷整体利益进行考量，重开和谈是最好的选择，强攻硬打可能适得其反。北洋军能够踏平武汉三镇，能够平定湖北，但能够在短时间内平定全国吗?答案显然不乐观。
然而满洲贵族的怀疑或许真的是在袁世凯背后狠狠地推了一把，使革命党人将袁世凯从清廷中切割出来的反间计又进了一步。
不论从政治战略还是军事战略上说，袁世凯此时停止对武昌的进攻，重开和谈都是对的，因为在那短短的时间里，全国的形势在急剧变化，特别是东南各省相继光复，宣布独立，清军对武汉对湖北发动强攻是没有出路的，袁世凯的唯一的选择就是谋求与南方革命党人、反叛的军队领导人坐下来谈。而且足够的信息表明，全国许多省份的新军之所以那么迅速地发动起义，宣布光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支持革命党人，而是担心革命党人插手本省事务，所以急匆匆宣布独立宣布光复，宣布脱离清政府(25)。
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南京光复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使南方革命党人终于有了与清廷南北对峙的可能。进，可以发动北伐直捣京师，即便不能用武力统一全国，也能为南方的稳定提供一种保障；退，可以南京为根据地据守东南半壁江山，这可是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维持基本的生存毫无问题。至于对清廷和袁世凯来说，南京沦陷或者说失守，当然也意味着一个重大转折，全国已有十四个省脱离了清廷的政治统治，使清廷的实力削弱了不少，不过中央军依然掌握在朝廷和袁世凯的手里，除了极少数发生哗变外，中央军的主体并没有变化。所以清廷和袁世凯都面临着两难选择：战，像当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征战南北那样，以时间换空间，持之以恒，终能打败这些造反者；和，这对维持国家生机与活力当然至关重要，朝廷通过对既往政策的反省、调整，重新赢得大多数人的信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这个蜕变也非常艰难，没有脱胎换骨的勇气也就无法获得新生。权衡利弊，清廷和袁世凯还是选择了后者，以和为目标，以战为手段，以战促和，化解国内纷争，重建和平与秩序。
12月1日，袁世凯电令武昌前线第一军总统冯国璋停止渡江进攻武昌，并以内阁的名义提出停战条款共五条，规定息战日期为三天，两军不得于此期间开战；息战之约须有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画押为中证人。袁世凯内阁的这份停战协议是由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用电报发给英国驻汉口代理领事葛福的。由于牵涉英国驻汉口领事要居间作证，所以这个电报又是经过英国外交大臣批准的。
袁世凯在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的时候同意停战，其目的就是要拉住黎元洪，重回君主立宪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在这次和谈攻势开始之后，并没有放弃君宪主义的主张，并没有想摆脱清廷的什么想法。这不是袁世凯刻意要这样做，而是形势使然，也是东西洋各国比较一致的态度。
对于黎元洪来说，停战议和确实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被迫走上革命道路后，并没有转变成一个像孙中山、黄兴那样的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他的知识、经历和修炼，都使他继续在君宪主义理想中空转，他觉得朝廷的君宪主义确实遇到了挫折，但并不意味着这条路不通，只要有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驱逐了政治上的障碍，君宪主义依然是中国最不坏的选择。所以他尽管没有在第一时间获知停战的消息，但获知后还是非常欣慰的，甚至使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都有所提高，因为清廷毕竟将他视为谈判对手，这就是不一样的政治待遇，所以他在此后就很容易顺着袁世凯君宪主义的思路走，一步步离开革命党人民主共和的道路。
在黎元洪的影响下，湖北革命党人的思想也在悄然变化，像军务部部长孙武等，就越来越觉得既然朝廷现在开始慎重考虑造反者的意见了，开始考虑朝着君宪主义道路前进了，那么革命党人是否应该作出适当让步，减少流血，重建和平呢?所以在停战开始后，湖北军政府就向独立各省征询意见，询问各省可否照政府条件结束战争，而这个条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仍然沿用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26)。
袁世凯和朝廷将黎元洪作为谈判的主要对手，但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并没有节制独立各省的权力和能力，相反，在袁世凯、北洋军与黎元洪和军政府停战的那几天里，南方的形势继续变化，特别是随着革命党人占领南京，南方军民受到了极大鼓舞，各省援助湖北的军队也相继出发，这为南方革命党人增加了抵抗的勇气和谈判的筹码，然而这一切变化，并没有改变袁世凯对君宪主义的信仰和追求，他依然认为存在重回君宪主义的可能，只是条件越来越苛刻，难度越来越大而已。所以当停战三日还未届满时，袁世凯就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进行商榷，不和黎元洪或湖北军政府进行谈判，他们就于12月4日制定了一个继续停战的协议框架共五条：一、三日停战期满，续停十五天；二、北军不遣兵向南，南军也不遣兵向北；三、总理大臣派遣各省居留北京的代表人，前往南方与南军代表讨论大局；四、唐绍仪充任总理大臣代表，与黎元洪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五、以上所言南军，山、陕及北方土匪不在内。由此，人们或许能够感觉到袁世凯对君宪主义的真诚和迫切，或许觉得他太过幼稚，根本不知道南方革命党人的真实想法和政治诉求，不知道君宪主义与民主共和是完全不能相容的两码事。
对于袁世凯和清廷的和平呼吁，南方当然不会反对，至于和平条件就很难说了。当是时，各省代表正在汉口开会，他们在第二天接到英国领事转来的这些条件后，立即决定同意与袁世凯的代表进行谈判，密电伍廷芳尽快来汉口与袁世凯的代表会商，争取南北冲突和平解决。同意北方的部分条件，同意在停战期间清军不攻民军，民军亦不攻清军。但是南方所理解的民军，包括山、陕及北方义军在内。
南方的回应给袁世凯一种新的希望，使他觉得重建和平又多了一份信心和机会，所以为了推动和平尽快恢复，为了使南方相信他所推动的君宪主义是真的，他在那几天又苦口婆心地向清廷向皇族做了大量的工作，迫使清廷在政治改革上作出重大让步，为重建一个能够使南方革命党人大致满意的立宪政府奠定基础。12月5日，袁世凯将与英国公使共同拟定的续停战协议上报给朝廷，在呈递报告的同时还与摄政王载沣面谈了很长时间(27)。摄政王载沣究竟在这一天面谈时说过什么，或者说袁世凯究竟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出什么要求，我们现在都不太清楚了，我们唯一能知道的是结果，是摄政王载沣在第二天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引咎退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办理，各国务大臣担承责任。很显然，袁世凯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帮助下，成功说服清廷对南方的要求作出了重大让步，摄政王退位，其实就像皇太后懿旨所说那样，是让摄政王载沣承担全国乱局的责任，以摄政王载沣退位换取南方的让步。
清廷走出了最艰难一步。袁世凯希望通过清廷的政治改革唤醒独立各省对朝廷的同情，隆裕皇太后也希望此举对于改善朝廷的处境，对于重建和平恢复秩序有正面的积极作用。皇太后表示，她个人深处宫闱，未闻大计。惟自武汉事起，各省响应，兵连祸结，满目疮痍，友邦商业，并受影响。每一念及，寝馈难安，亟宜察内外之情形，定安邦之大计。现在已将监国摄政王辞退了，责任内阁也不再有什么约束了，凡我国民，都应该知道朝廷不私君权，实行与民更始，务望谨守秩序，各安生业，庶免纷争割制之祸，而登熙嗥大皞之治。
第二天(12月7日)，摆脱了监国摄政王束缚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入对于养心殿，奏对了大约一个小时，皇太后终于发了一句话：“余一切不能深知，以后专任于尔。”也就是说，大清国的命运和我们孤儿寡母的命运，就在你袁世凯手里，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个授权虽然说是有限的，其实相当于无限。袁世凯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幅度推动改革，为重新赢得南方及独立各省的信任提供条件。同一天，朝廷批准资政院提出的剪发、改历两个议案，终于准许大清国的臣民自由剪发自由留发，不再将头发作为顺民、良民的标志。同一天，朝廷还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委托唐绍仪为代表，又委托严修、杨士琦两人参与讨论。朝廷不仅加快了政治改革，而且为南北和谈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纷扰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南北纷争终于有了解决的迹象，至于朝廷的让步能否换回独立各省对朝廷的忠诚和信心，南北各方能否由此走向和解，重建秩序与和平，端赖袁世凯和南方独立各省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了。
对于通过谈判解决政治纷争，袁世凯是信心满满。一百年之后重新观察，很容易发现袁世凯之所以这样信心满满，不仅因为他发自内心认为君宪主义是化解时局危机的唯一出路，而且在他的背后和面前，既有列强的支持、认同，甚至可以说正是列强认为中国应该维持一个君宪主义的国家体制，才使袁世凯对此信心满满。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过去的研究以为南方革命党人是铁板一块，以为他们都主张走向共和走向民主，都主张废除君主。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独立十四省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省份的领导权都在革命党人手里，而且有许多省份之所以宣布独立宣布反正，其实就是担心外来的革命党人，是反被动为主动。所以在独立十四省，也不乏主张君宪主义的声音。这都是袁世凯力推和谈，坚持君宪主义的依据。
独立十四省的情形不好一概而论，是因为他们各自背景和主张有着很大不同。在许多省份的领导层，既有革命党人，又有立宪党人、旧官僚，当然还有许多政客、投机分子，以及由各种政治势力重新组合起来的地方实力派、政治集团，所以各省意见并不那么容易统一，所以他们面对袁世凯的和平攻势，也很容易被分化瓦解。
按照率先起义的湖北军政府和黎元洪的意思，既然是和谈，当然包括未来政体一类的事情都必须谈，但是湖北以一省力量去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和朝廷交涉，也实在是力不从心，所以他对袁世凯的和平呼吁虽然有心响应，但实在难以单独面对，而且上来就提出双轨思路，以此瓦解袁世凯的意志，或者以此撕裂袁世凯与清廷之间的关系。11月7日，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军政府，征询共同组织政府的意见，以便各国承认这个共同政府为交战团体，方才有可能应对袁世凯的和平呼吁和谈判要求。同一天，黎元洪还在与刘承恩的信使王洪胜的谈话中抛出一个重要诱饵，那就是南北和谈不是不可以，但条件还是必须推翻清廷。黎元洪的理由是，尽管袁世凯已经让朝廷进行了重大政治改革，但如果皇上还是皇上，谁能保证他在秋后不再算账，况且南方各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独立了反正了，在这群龙无首的时候，谁能说服这些人接受朝廷的改革方案呢?
多米诺骨牌仍然在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南方谈判的气势也在逐渐由弱转强。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的名义再度致电独立各省军政府，呼吁他们尽速派遣全权代表前来武昌会议，讨论组织临时政府的事情，以便以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与北方进行谈判。黎元洪的这一着显然是想以首义优势，掌控谈判的主动权，尤其是对独立各省的掌控权，希望以武昌为中心组建一个与北方对峙的中央政府。
对于黎元洪的想法和做法，袁世凯并不反对，甚至是愿意支持表示欢迎的，因为如果让袁世凯的内阁面对十几个独立省份分别谈判，这中间的难度与可行性似乎都很值得怀疑，南方如果能由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出面，组成一个大致统一的谈判阵营，虽然谈判的难度会加大，但相对于分头面对还是要好得多。
袁世凯和南方独立各省的隔空喊话，其实都是为即将到来的谈判制造舆论，争取谈判的优势地位和讨价还价的筹码。11月24日，南方的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等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监国摄政王载沣联名电，以为目前的僵局非共和无以化解，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君主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他们希望监国摄政王载沣认清形势，当断则断，若能幡然改悔，共赞共和，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
对于张謇、伍廷芳等人的建议，清廷也没有什么好忌讳的了，既然大家愿意公开讨论皇室的未来、大清国的前途，那么就公开讨论吧。而且事实上，除了北京有限的范围还在忌讳这个议题外，全国到处都在公开谈论此事。所以朝廷借势发力，于11月25日发布诏令，要求张謇迅速来京，与廷臣详细讨论共和政体及政治改革事宜。朝廷显然希望化被动为主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南方的想法越来越清楚了，袁世凯的思路也就越来越明朗了，他知道要想让南方屈服就范，仅凭口说已经意义不大，所以他在安顿了后方，安抚了清廷之后发动了对武昌的军事攻势，决心用武力迫使南方就范屈服。就在江浙联军向南京发动攻势的同时，清军在湖北在武汉向革命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占领了汉阳，并对武昌形成了一种高压态势。
袁世凯统帅的北洋军攻占了汉口，对武昌保持着军事上的巨大压力，也可以说挽回了先前清军的被动局面。这都为双方接触谈判提供了外在条件，所以袁世凯决定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开展和平攻势。12月1日，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停止渡江作战进攻武昌，紧接着提出停战三天，并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进行谈判。
对于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南方革命党人沉着应对，他们利用这个短暂的不知何时会中断的和平间隙，抓紧时间制定和平方略，制定谈判原则。11月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议同意袁世凯通过英国领事提出的停战和谈要求。但在两天后(12月2日)的会议上却作出了两项非常重要的决定，一是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既然是临时政府了，谈判的情形就不一样了，就不是清廷的下属了，而只是袁世凯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南方革命党人急于通过这个大纲的主要目的；二是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如果袁世凯反正，那么南方独立各省即临时政府当公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推举袁世凯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解读，第一种解读当然是带有挑拨离间的意味，还是革命党人要将袁世凯从清廷中切割出来的意思，以为清廷本已人才不济，如果能够将袁世凯分化出来，或者因此而被满洲人从清廷中排挤出来，未尝不可以减轻南方的压力。这是第一种解读，不过从当时情形看，朝廷甚至在北京的汉人高官并不相信袁世凯变了，不忠于朝廷了，他们一眼就看穿了这只是一种离间手段(28)。
第二种解读是南方革命党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确实认为只有袁世凯有力量解决时局危机，只有袁世凯可以使中国重建统一，所以他们相信那时一个公开的国内外共识“非袁莫属”，因而愿意不惜代价争取袁世凯反正，争取袁世凯反戈一击，用最小的代价达到革命推翻帝制的目的。
第二种解读中还蕴含有对这场革命的不同认识，由于先前十多年特别是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出台后，满汉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许多参加革命的人以为革命就是推翻清朝，就是一场民族革命，只要袁世凯反正了，反手将清廷推翻了，哪怕拥戴袁世凯称帝，做汉人的皇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最好还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袁世凯最好还是反正归来做共和国的总统。这第三种认识在当时也是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
或许是武昌会议的这些决定并不符合南方革命党人的利益，特别是不能符合不能满足江浙地区独立省份的要求，所以到了12月4日，陈其美、程德全和汤寿潜等人，趁着南京光复，武昌危机的机会，又一次将南方的中心拉回到上海，将留在上海原本只负责联络工作的各省代表召集起来举行会议，并作出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推选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由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也同意，在临时大总统举定之前，仍认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有代表各省军政府的权力。
对于上海革命党人的决定，湖北方面和黎元洪当然大为不满，以为上海的代表只有联络的责任，并没有选举之权，所以并不能承认黄兴的大元帅之职。只是这种承认与不承认都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本来大家都是草莽，都是临时的，最终的结果其实都还很难说。不过从此之后，武昌的分量确实在一步一步减弱。
12月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对南北议和提出了几项先决条件：一是推翻“满清”政府；二是主张共和政体；三是礼遇旧皇室；四是以人道主义待满人。会议还决定议和地点设在汉口，公举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实事求是地说，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确实有点儿对湖北对黎元洪不太公正，但其大刀阔斧向前推进，确实为南北和谈扫除了障碍，使南北和谈从南北双方隔空喊话一下子变成了现实，速度突然加快。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的议和四条件是对袁世凯先前和平倡议的正面回应，袁世凯对此还是相当满意的，使他对和平的期待又增加了几分可能。同一天(12月5日)，袁世凯与英国公使商量了一个续停战协议并上报朝廷，这个协议的基础依然是君宪主义，只是为了让南方信服让步，袁世凯更多地强调了君宪主义的实质，希望清廷不要再以假招子蒙人了，否则错过这次机会，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袁世凯在将这个报告呈递朝廷的时候，向监国摄政王载沣当面作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汇报。载沣很快向隆裕皇太后提出了退位的请求，隆裕皇太后成了袁世凯的唯一领导。在获得皇太后授权后，袁世凯于12月7日派出强大的谈判阵容，自己身兼全权大臣，委托唐绍仪为代表，又委托严修、杨士琦两人参与讨论，南北和谈终于紧锣密鼓开始了。
唐绍仪是袁世凯的铁杆，由他出面与南方议和，也是袁世凯几天前就确定了的事情。12月2日，袁世凯在锡拉胡同官邸召集南下和谈代表团成员及各省代表二十多人开会，年纪大点的有陈宝琛，所以当袁世凯穿着便服出来见到陈宝琛就客气地说，这番和议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请老世叔出来，并希望老世叔为国宣劳。陈宝琛谦逊地说，近来年岁大了些，身体也不是很好，还是请严又陵严复这样年富力强的人去，要好得多了。严复等人也都在这个各省代表名单中，也参加了这次谈话会(29)。
在这次谈话会上，与会者提出不少建议，根据严复的手记，至少有这样六个主题：一是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这大概是说不要让朝廷让皇室成员感到恐惧而离开北京前往其他地方“狩猎”，那样的话，南北和解可能难度更大。二是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辩白。这大约是要办个政府公报之类的事，或者是设立一个新闻官、发言人，专门为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发言。三是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这大约是因为梁启超到现在依然站在君宪主义立场发言，且活跃，且有很大影响。四是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这就是希望内阁能够很好利用当前时机，推动和平推动南北和解。五是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这都是涉及礼制改革、体制改革。六是设法募用德、法洋将(30)。这六点建议或许是严复个人的看法，或许严复是记录别人的看法，但这六条大致反映了北方对南北议和的一般立场。
12月8日，袁世凯又与各代表进行了谈话，强调此次谈判，君主制度是万万不可变更的，我袁世凯家族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为此君宪到底，不知其他。袁世凯就这个意思反复推论之数十分钟，语极沉痛。听众也深受感动，如代表刘若曾、许鼎霖等出来之后无不喜形于色，以为君主制度的保存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至少在袁世凯在内阁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31)。
袁世凯的谈话为南北和谈定了调子，这既是对朝廷对隆裕皇太后的承诺，也是对南下代表的训示，是向全国发表的宣言，所以不能像过去那样一概以欺骗舆论愚弄人民而视之。其实，从代表们留下的文字看，他们对袁世凯的态度并不曾怀疑，而且他们也相当认同这一主张。
正如许多当事人和研究者早都意识到的那样，南北和谈表面上是唐绍仪与伍廷芳两个总代表在谈判，其实是南北各界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谈判，谈判的重点也不是停战之类的琐事，而是未来中国的政治前途，即中国究竟是应该在大清国已有政治架构基础上重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还是应该抛弃清朝，直奔现代，仿照美利坚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呢?
第一次谈判的焦点在停战等具体问题上，第二次(12月20日)谈判上来就触及到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是实行民主共和体制还是君主立宪问题。这次谈判比较奇怪的是，代表北方、代表朝廷前来谈判的唐绍仪，竟然在谈判的时候表示自己个人是倾向于民主共和的，以为未来中国的政治安排，大约应该走上民主共和的路。
就个人政治立场而言，唐绍仪原本就是清廷内部比较倾心于共和的开明派，正如他坦然告诉过黄兴，也告诉过伍廷芳的那样，当武昌起义发生后，他就向朝廷上过一个折子，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他对伍廷芳说，他个人现在还是持这种观点，以为只有这样的办法，才能使袁世凯接受，也才能将军队解散。开国会以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所以唐绍仪认为和平解决未来国体政体问题，只有这条正路。
唐绍仪的表态可能确实超过了袁世凯内阁的授权，更有点明显违背朝廷的利益，不像是朝廷的代表，反而很像来自革命党方面的代理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唐绍仪和伍廷芳两个人都有留学美国和英国的经历，他们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对民主共和体制与君主立宪体制的优劣，当然也较一般人认识的更清楚。南北双方选择他们去对谈，不知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
其实，唐绍仪的这个表态是有深意的，是对舆论的一个公开测试。因为就在唐绍仪与伍廷芳此次谈判的同一天，另一场更为机密的谈判也在上海秘密举行。其南方代表是顾忠琛，北方代表是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顾忠琛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曾任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参谋总长，此时为黄兴的特别顾问。廖宇春早年留学日本，后协助冯国璋、段祺瑞创办北洋陆军学校等军官学堂，此时为直隶陆军学堂总办。靳云鹏为段祺瑞的老部下，深得段祺瑞的赏识与器重，与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同列，被视为段祺瑞皖系四大金刚，时任北洋军第一军总参赞官。夏清贻此时为北京红十字会会员。
廖宇春、靳云鹏和夏清贻等人认为，现在南北兵力相当，长此下去，不是造成南北分裂，就是和平永无了期，长此以往，受难的还是老百姓，是全国人民。现在南方革命军的宗旨就是实现共和，而这一点北洋军并不反对，北洋军只是忠于袁世凯才与革命军作战，所以南方能够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共和可望，和平可期。他们以此意上报段祺瑞，获得认同，因为正在湖北的段祺瑞当然知道战争的后果，知道最终的结局只能如此。
有了段祺瑞的首肯，廖宇春等人来到上海找到顾忠琛，说明来意。由于黄兴先前已有这样的动议，所以也就很容易接受这个方案，顾忠琛代表黄兴表态说，袁世凯果真像各位所说的那样颠覆清廷，为民造福，那么大总统一席，南方革命军一定会全力支持袁项城。黄兴获知这个情报后也表示，自己之所以在这几天不愿接受各方面拥戴出任临时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项城。于是正式授权顾忠琛与廖宇春等人在上海甘肃路文明书局进行谈判，并于12月20日达成五项秘密协议：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32)。
廖宇春、顾忠琛的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只是段祺瑞悟了出来，代为进行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揣测。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命令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禀报，请其赞成共和，重建秩序时，袁世凯还是发了一通脾气，强调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
顺势而为：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真实的，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袁世凯生气是因为这实在牵涉道德层面的东西，这是传统政治家最忌讳的东西。靳云鹏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段祺瑞等军方将领首肯，甚至会说这就是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如果继续坚持先前的立场究竟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袁世凯转变的关键。袁世凯再问：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样的考虑呢(33)?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相信靳云鹏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对过口径，靳云鹏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段祺瑞统帅的第一军一致主张共和，并拟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以为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这不是明明白白要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不就是要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34)?
袁世凯的这段表白，研究者根据其后来帝制自为的经历总以为是一种虚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诚实的表现，甚至说袁世凯真是老奸巨猾，竟然对北洋嫡系都不愿说真话露真情。其实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那时还是帝制时代，像袁世凯这样的传统政治家更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形象，现在事情既然闹到了这个份上，要相信袁世凯生气也并非完全是做作。
当然，生气归生气，事情还得接着往下办。北方谈判总代表唐绍仪将与伍廷芳第二次谈判的情形报告内阁和朝廷后，其情形与靳云鹏所说大致相似。伍廷芳的要求就是那么简单，清廷如果不能承认共和的话，那就不要耽搁功夫进行什么谈判了，言下之意有谈判决裂的意思。唐绍仪当然不愿意谈判决裂，所以他答应向北京请示，希望朝廷能够同意回到由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
由国民大会去决定未来国体政体，对于朝廷来说原本就是一个废弃的方案，唐绍仪此时旧话重提，实际上是将球踢给了袁世凯踢给了朝廷。但是朝廷在随后几天都没有任何表示，袁世凯和他的内阁也就没有办法。12月25日，清廷绕开国民大会这个话题，指示袁世凯可以办理国会选举，并且同意国会选举及开会地点可以酌量变通，这似乎要用国会办法去冲淡去抵消唐绍仪提出的国民大会办法。
朝廷的方案当然无法满足南方的要求，当然也就无法化解危机，重建和平，更不要说继续维护君宪主义了。所以到了第二天(12月26日)御前会议时，袁世凯只好宣布南方革命党人的要求，并对变通国会选举及开会地点、选举区等问题提交了自己的建议。这显然没有正面回应唐绍仪的建议。于是又过了一天(12月27日)，唐绍仪再电袁世凯，强调民军坚持共和，请朝廷即明降谕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体，并撤退汉阳、汉口兵队，以示相见以诚。
唐绍仪的紧迫感是因为南方的形势在急剧地变化着，孙中山的到来为南北和谈注入了新因素。然而唐绍仪的着急是没有用的，没有朝廷的决定，谁也做不了这个主。28日，袁世凯将唐绍仪的这个建议报告给了朝廷，明白表示南方革命军力主共和，唐绍仪请开国会，建议朝廷尽快召集王公会议，请旨以决大计。
对于袁世凯的这个请求，隆裕皇太后这次倒是有了爽快的答复，很快召集王公大臣会议，明白告诉袁世凯，君主民主，我与皇帝无所容心，并不懂得，袁世凯可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伍廷芳，召集国民大会公决国体。隆裕皇太后终于作出重大政治让步，然而能否由此挽救时局，拯救朝廷，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
孙中山的到来，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将要建立的消息终于使清廷内部的强硬派再也硬不起来了。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内阁，报告南方民军坚持共和，请即明降谕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国体。
唐绍仪的报告引起了袁世凯内阁政治危机，内阁当即召开全体会议，以南方坚持共和，和议难以进行为由，议决总辞职。这当然也是对朝廷迟迟不就君主民主给予明白表态的软性抗议。第二天(12月28日)，袁世凯在御前会议上提出总辞职的请求，朝廷这时感到恐慌了，感到真的离开了袁世凯，可能更加玩不转，于是在诚恳慰留的同时，也爽快批准了袁世凯的建议，责成他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并命袁世凯将此意迅即电示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伍廷芳，显然是希望民军能够接受这个方案，一起去拟定选举办法，协定施行，并请唐绍仪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以便让清廷度过这次政治危机。
袁世凯内阁代转的清廷电令是当天(12月28日)夜里送达唐绍仪之手的，唐绍仪迅即约定伍廷芳于第二天(12月29日)举行会谈。会谈伊始，唐绍仪解释了朝廷的意思，表示朝廷已同意南北协商召集国民会议，然后由这个会议去决定未来的国体和政体。就停战及国民会议或者说临时国会等问题，唐绍仪和伍廷芳进行了讨论，或许是因为唐绍仪发自内心已经认定即便召集国民大会也必然是通过实行共和的方案，既然要实行共和的方案，就必然要让清帝退位，于是唐绍仪的谈判不是怎样挽救清廷，而是与伍廷芳一起讨论了退位后的清帝待遇以及满蒙回藏之待遇。而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两人商量了几个会议条件，这些条件不是让这个国民会议去决定中国的未来，而是实际上已先期认定中国必然走上民主共和，于是由此去约束清廷的行动。这种谈判已经不是双方相互妥协，而只是善后，是清廷必须接受南方革命党人的安排，必须配合行动的善后。清廷其实已从对等的一方变成屈从的角色，成为一个令人可怜的对象而不再是对手。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心理上的转变，南方革命党人确实不再太在意清廷了，甚至也不太在意袁世凯了。就在唐绍仪与伍廷芳进行第三次会谈的同一天，17省都督府代表会在南京举行选举临时大总统典礼，每省一票，投票结果是孙中山以16票当选，另外一票投给了黄兴。
孙中山的当选当然是辛亥年的最大事件，这一下子将南北纠缠不清的问题快刀斩了乱麻，将南方的革命对象一下子变成了第三者，可有可无，因为十七个省份的独立和投票选举，不管怎么说已使清廷失去了合法性，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黎元洪、黄兴等人先前对袁世凯的承诺。假如袁世凯不接着做，南北僵持一段时间，或南方找准机会北伐，直捣黄龙；或清廷重新振作，利用剩下来的几个省份，找准机会南征。总而言之，清廷如果誓不和平退位，中国就将立即陷入南北对峙之中，袁世凯的价值就在这非常微妙的环节中。所以孙中山当选后尚未就职前，立即致电袁世凯进行解释，强调之所以在南方组织临时政府，主要是因为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构，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我孙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袁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所以我孙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天下。孙中山在这份电报结尾，呼吁袁世凯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望(35)。孙中山所曲折表达的意思，就是要袁世凯遵守承诺，早日劝退清帝，那么我孙文还会遵守黎元洪、黄兴等人的承诺，将大总统交给你袁世凯。
南北之间的问题由此转换成了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问题了，清廷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用孙中山的话说，南北之间继续谈判，已非议和，只是一种善后安排，盖清廷必须完全服从民军，服从南京临时政府(36)。
对于南方的变化，袁世凯的反应还是慢了半拍。当他还在落实南北第三次和谈成果，为南北双方撤军进行动员时，南方就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甚至直到12月29日即孙中山电告他当选大总统，不得不勉为其难暂时承乏时，好像袁世凯都还蒙在鼓里，所以他的代表唐绍仪在第二天(30日)依然还和伍廷芳谈谈撤军，谈怎样召集国民会议，在哪里召集国民会议，并拟定了四条办法。然而，也就在这一天(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清内阁代表唐绍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一事，议决由伍廷芳答复唐代表毋庸再开，理由是已经选举了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国民会议已经失去意义。还是在这一天(12月30日)，袁世凯电告唐绍仪，承认第三次议和协议，又电告否认第四次议和会议所议办法。
根据袁世凯的指示，唐绍仪与伍廷芳于12月31日举行第五次议和会议，伍廷芳提议明年1月8日在上海召开国民会议。唐绍仪旋将此意电达袁世凯。袁世凯接电后，即将内阁所拟国民会议选举法九条电唐，并力主国民会议在北京召开。
唐绍仪接到袁世凯的电报指示后，以为自己与伍廷芳所议条款不被袁世凯内阁认可，而袁世凯要他设法阻止南方选举临时大总统又无法做得到，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于是遂与北方议和代表十三人联名于12月31日致电袁世凯内阁请辞。
袁世凯接到唐绍仪等人的辞职电报后，竟然以唐绍仪职权所限，只以切实讨论为范围，而唐与伍所达成的协议，没有提前与他袁世凯商量，遽行签订，逾越职权，因而准唐绍仪辞职，并电告伍廷芳，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唐绍仪，所以此后南北之间有什么需要商量的事件，就请你伍代表廷芳先生与本大臣袁世凯直接电报联系吧，以期简捷，冀可早日和平解决南北分歧(37)。袁世凯以撤销唐绍仪代表职务为代价从根本上否认了先前南北所达成的协议，从而使南北和谈突然陷入僵局，濒临破产。
按照过去的说法，袁世凯此时突然变卦，是因为孙中山用南京临时政府和当选大总统的办法堵塞了袁世凯的总统道路，粉碎了袁世凯的总统梦。这个说法在后来袁世凯因帝制自为被妖魔化之后确实很动人很动听，其实在当时，袁世凯大约还真的不是这样想，而是另有原因在。这个原因就是清廷还没有退位，他个人还有重大责任，南方的立宪党人也就是赵凤昌、张謇等那些老朋友以及革命党人中的黄兴等人，都还会遵守而且有把握让孙中山遵守革命党人先前的承诺，只要袁世凯将清帝和平退位，大总统还是要移交给袁世凯的。这既是赵凤昌等人与孙中山达成的妥协与谅解，也是黄兴等人坚持的结果，据说当孙中山被定为大总统时，黄兴就拿出顾忠琛与廖宇春所订那五条秘密协定，并确认孙中山到时候不会让国内外失望，不会在政治上失信。
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一个过渡，“非袁莫属”是一个国内外公认的定论，不会因孙中山这个偶然因素而改变。而且说真话，孙中山非常可怜，他只是在这场被规范的戏剧中充当一个白脸的角色，他往后的功能主要是以强硬的姿态去逼清廷就范。换言之，他的这种强硬其实就是配合着袁世凯的红脸，让袁世凯继续在清廷那里充当着好人、忠臣的角色，所以袁世凯在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大变动中几乎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亏欠，不论是他的政治同盟者、追随者，还是他的政治反对派，除了极个别的宗社党之外，几乎一致肯定了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这就是1911年中国大革命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情节。
对于袁世凯出任新中国的大总统，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这样认为，甚至可以说他最初并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轮到他这个并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老革命家(38)。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之后，复杂的中国问题趋于简单，就是孙中山、袁世凯和清廷这个三角关系，假如袁世凯如约逼退了清廷，那么孙中山就会如约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而怎样让袁世凯顺利而不受伤地逼退清廷，这就是政治智慧。
在孙中山就职第二天(1月2日)，袁世凯直接致电伍廷芳，决定再延缓停战期限十五天。而就在这一天，北洋系将领姜桂题、冯国璋、张勋、曹锟、张作霖等十五名将领致电袁世凯内阁，发誓要维护君主立宪的原则，坚定不移地反对共和。对于南京方面不断抛来的橄榄枝，袁世凯始终不愿表态，不置一词，他甚至到了1月4日，依然义正词严致电伍廷芳，指责南方违背了双方达成的谅解，单方面决定了国体政体。他指出，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经你伍廷芳和南方确认，现在大家正在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现在你们突然在南京宣布成立什么政府，甚至宣布什么驱逐“满清”政府，这些言辞与举动显然都违背了南北双方先前所达成的共识和谅解(39)。应该承认，袁世凯的这些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双方就国民会议等问题已有共识，北方即朝廷并没有就此断然拒绝，现在突然出现了新政府，确实有点让袁世凯比较恼火，相信袁世凯这通脾气不是装的。
孙中山有段至理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古代圣贤也一再告诫国人：识时务者为俊杰。从这个视角进行观察，我们应该说袁世凯在辛亥那一年的政治表现还是值得称道的，尽管他没有在武昌起义之后迅即迎合共和投奔革命，尽管他在那之后两个多月中一直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但他确实坚守了做人的原则，受命于危难之中，确实想救大清王朝于既倒。
然而形势比人强。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战火、争夺和几轮和谈之后，君宪主义理想逐渐破灭，共和民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由于清廷毕竟是一个满洲贵族组成的利益集团，两百年来的罪恶到了这个时候更显得格外突出，历历在目，因为清廷在最关键时候表现出了一个王朝本来不应该有的自私狭隘：亲贵内阁就是不愿向广大汉人开放政权，铁路国有化就是与民争利。这两项新的罪恶唤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先前久已淡忘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又非常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于是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战争与谈判之后，反满的情绪不仅没有获得必要舒缓，反而日趋高涨，先前并没有多少这种民族种族见解的立宪党人也逐渐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满洲人和皇帝成了那时中国人非去不可的两个东西了。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一味坚守，即便真的像满洲贵族中有人所指责的那样，拿起大炮去猛烈轰击南方革命党人，但其后果也必然像袁世凯所认识的那样，革命党人或许能够杀绝，但你能把那些汉人都杀死吗?你们要我袁世凯去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但你们要我袁世凯去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我袁世凯实在是办不到，因为他们代表了老百姓，老百姓是斩不尽杀不绝的(40)。
所以袁世凯在勉力支撑至1912年1月中旬之后，在各地的反叛根本没有停息反而越演越烈的时候，袁世凯实在有点支撑不下去了，他遂于1月16日与内阁大臣联衔向朝廷上了一个密折，分析当前形势，建议朝廷尽快召集皇族会议，讨论究竟是否能够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共和方案，如果不能接受，那么应该怎么办。
在这份密折中，袁世凯详细回顾了南北议和的全过程，强调现在是海军尽叛，军饷无着，强邻虎视辽东，库伦不稳，人心涣散，继续僵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为朝廷计，为皇太后和皇上计，袁世凯态度明朗，建议接受南方民军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这样不仅能保证皇室尊严和体面，也为大清国历来宣扬的爱民如子树立一个典范，提供一个证据。袁世凯说，我朝继承历代帝系，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已垂法守。根据现在与南方民军谈妥的条件，民军表示他们会尊重历史，尊重皇室，尊重大清国的过去。现在南北战争已经僵持数月，东西友邦均因战祸而付出相当代价。列强现在还乐于调停者，是因为他们看到南北纷争说到底只是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和改善，所以他们还能坚守中立不介入不干预，但是如果这种僵局不打破而持续下去，谁也没有办法保证列强不出手，因为他们毕竟在这里有着重大经济利益。到那时，列强的抱怨，南方民军的抱怨，都会将朝廷视为乱源，视为罪恶之首。感情既恶，谁又能保证朝廷未来还会享有什么样的优待条件，谁又有办法去约束去规范南方民军的行动呢?袁世凯说到这里不露声色警告道：读法兰西革命史，假如法王路易十六能够早点顺应舆情，接受妥协，何至于让其子孙后代一起受戮。现在南方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41)。袁世凯给隆裕皇太后戴上了一顶高帽，端看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如何回应。
袁世凯的态度是诚恳的，所作的分析也是真诚的，隆裕皇太后听了之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据说只能默默垂泪，不知如何是好。不过，皇太后答应按照袁世凯的建议尽早召开御前会议去决定大清国的未来和命运，她同时也请求袁世凯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撂挑子，不能放下他们孤儿寡母不管。隆裕皇太后把他们母子的未来和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她相信只要袁世凯想办法，一定会让他们母子体面有尊严地存在。
这大约是袁世凯第一次向朝廷表明自己已经从先前的君宪主义上动摇了，他个人此时已经开始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场上了，这个转变当然很痛苦很痛心，但大势所趋，谁也没有办法。只是袁世凯的转变可能还是比较肤浅，只能算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因而他的转变虽然有助于和平解决当时的政治军事纷争，但却又为民国之后的政治纷争留下了契机。
注释：
①袁世凯1908年开缺回籍养疴是清末民初历史上一个并不真实存在的悬案。清廷档案和公开的文书将这个故事说得很清楚，但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后来的民国野史笔记刻意重塑这个故事，演绎成一个冤冤相报的传闻。参见马勇：《1911年中国大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7页；《黄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页。
③(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页。
④张一麐：《心太平室集》(1)，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⑤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⑥1911年6月22日，袁世凯致信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批评各省风起云涌的所谓保路运动简直就是“无理取闹，亦足见人民程度之太低”。见陈善伟、王尔敏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9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61页。
⑦(美)李约翰著，孙瑞芹、陈泽宪等译：《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⑧王锡彤：《抑斋文集》卷4，民国二十八年线装本，第17页。
⑨一个比较通行的猜测是，“袁之志在得天下，不出，名不正难争权势，难以组织袁氏战线，遑论争天下呢?”这显然都是以后来的历史反推当年。参见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页。
⑩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近代稗海》(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8页。
(11)《袁世凯奏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7页。
(12)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7页。
(13)《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00页。
(14)刘承恩致黄兴信，《黄兴集》，第81页。
(15)《时报》1911年11月3日。
(16)《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
(17)黎元洪11月7日对袁世凯的答复是：“现在要说和，须将皇族另置一地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们汉人的事情，如果此时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将来更无法子了。”《刘承恩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9页。据说，这是最早提出清帝逊位别居但给予优待的方案。
(18)曹伯亚：《武昌革命真史》正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页。
(19)关于孙发绪，参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页。
(20)郭孝成：《议和始末》，《辛亥革命》(8)，第66页。
(21)马震东：《袁氏当国史》，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22)曹伯亚：《武昌革命真史》中编，第339页。
(23)《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电》(1911年11月28日发自北京)，《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6页。
(24)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
(25)日本政府当时指示驻英国代办说，中国各省现在争相宣布独立，并非他们真有实力这样做，而是为了自保，希望避免与革命军冲突。详见《日本政府给日本驻英代办山座圆次郎的指示》，《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8)，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26)《宣统三年十月九日路透电》，《辛亥革命》(8)，第196页。
(27)《许宝衡日记》(1)，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81页。
(28)《许宝蘅日记》(1)，第380页。
(29)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6)，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357页。
(30)《严复集》(5)，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3页。
(31)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9页。
(32)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别记》，《辛亥革命》(8)，第103页。
(33)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
(34)夏清贻：《运动北军反正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404页。
(35)(36)《孙中山全集》(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6、581页。
(37)《北京袁世凯来电取销唐代表》，《辛亥革命》(8)，第102页。
(38)《与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9页。
(39)伍廷芳：《共和关键录》，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40)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页。
(41)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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