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拉伯“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沙特阿拉伯论文,伊斯兰论文,自由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下称“沙特”）兴起了由伊斯兰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共同参加的、致力于在伊斯兰教框架下通过修改官方瓦哈比教义进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政治运动，是为“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它试图弥合长久以来沙特国内伊斯兰主义反对派和自由主义改革派之间的诸多分歧，超越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教派界限，表达教俗各界要求改革的强烈愿望，标志着沙特民众政治发展的崭新趋势。本文拟分析“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考察该运动的政治实践和演进历程，探讨该运动的政治影响和发展前景，进而就沙特政治民主化的发展道路略陈管见。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基础
自由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作为沙特民众运动的两大流派，缘起于沙特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环境，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涉及思想、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构成活跃于沙特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主义运动，特指受西方影响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俗色彩的自由主义者在沙特国内掀起的思潮和运动。沙特的自由主义者主要来自包括商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新兴社会群体，崇尚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强调改革选举制度和扩大民众政治参与，主张完善法治和保障民众的公民权利，倡导加速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市场化进程。沙特的自由主义运动反对传统社会的主流政治架构，着力否定沙特家族的世袭制度和权力垄断，同时挑战瓦哈比派的官方特权地位，要求实现国内政治变革，提倡共和制或者以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具有相对温和的政治倾向。相比之下，所谓伊斯兰主义运动则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主张借助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否定现存政治制度。沙特的伊斯兰主义者来源广泛，分别属于逊尼派和什叶派，长期存在明显的教派差异。沙特的绝大多数人口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什叶派穆斯林作为沙特国内的宗教少数派，处于社会生活和政治舞台的边缘。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面临沙特政府的压制和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排斥，诸多什叶派领袖长期流亡国外。另一方面，沙特的伊斯兰主义者分为温和与激进的不同政治倾向。温和派大都来自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主张通过政治请愿等非暴力方式推动沙特国内的政治变革。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激进派以下层民众为社会基础，主张以暴力方式推翻沙特家族政权。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尽管同为沙特民众运动的主要派别，然而相互之间分歧甚多。20世纪80年代末，沙特的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围绕现代性和伊斯兰教展开激烈争论。伊斯兰主义者猛烈攻击自由主义者亵渎沙特社会的信仰理念和基本价值观，领导了一次全国性抵制自由主义和世俗化倾向的文化与社会运动。① 海湾战争期间，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分别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表达促进社会政治变革的愿望和要求。1990年11月，自由主义者在首都利雅德举行妇女驾车的示威运动，伊斯兰主义者则将妇女驾车的示威运动视为对伊斯兰习俗和伊斯兰法律的挑战，要求政府惩处这些妇女。② 同年12月，自由主义者在向国王法赫德递交的请愿书中，质疑瓦哈比派欧莱玛在宗教裁决过程中的特权地位，引起沙特教界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普遍不满。③
官方的统治政策与民众的反抗模式两者之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海湾战争前，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普遍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试图通过与沙特家族的广泛合作实现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而沙特家族亦对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相对宽容，寻求二者的支持。海湾战争是沙特政治变革进程的重要分水岭，沙特政府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合作引发民众普遍不满，沙特家族政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巨额军费支出亦加剧了沙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诸多矛盾。针对这些情形，沙特政府对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发起的民众政治运动实行高压政策，严厉打击政治请愿运动，并监禁诸多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反对派领袖。沙特政府的高压政策，导致民众政治运动的激进化倾向，暴力恐怖活动呈上升趋势。1995年11月和1996年6月，首都利雅德和胡拜尔地区相继发生暴力恐怖袭击，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激进倾向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威胁着沙特王国的政治稳定，以伦敦为基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组织又对沙特家族政权的合法性地位发起了挑战。迫于国内外的政治压力，沙特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调整政策，对民间政治反对派采用分化和孤立的手段，试图集中力量对付最激进的“圣战派”伊斯兰主义者。沙特政府试图通过吸纳和收买的政策，利用持温和立场的宗教学者的影响力引导国内民众的思想和情绪，进而打击持激进立场的极端宗教势力。沙特政府任命一些著名的民间宗教学者进入官方宗教机构并担任要职，释放“觉醒派谢赫”萨法尔·哈瓦里和萨勒曼·阿乌达，“觉醒派”伊斯兰主义运动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合法地位。此后的“觉醒派谢赫”接受政府的安抚政策，逐渐远离国内政治领域，减少在宗教领域的政治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仇视西方的激进态度，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人权思想在沙特社会广泛传播。面对激进派伊斯兰主义的挑战，沙特国内诸多政治群体普遍希望维持王国的稳定和发展，试图通过温和倾向的改革运动避免沙特社会陷入动荡的局面。在维护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政治改革，成为沙特国内诸多政治反对派共同的政治目标。90年代末，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愿望，该国诸多政治反对派捐弃前嫌，求同存异，开始走上寻求合作的道路。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逐渐放弃排斥自由主义者和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的态度，直至与自由主义者以及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结为政治盟友，进而在文化、宗教和政治领域形成“伊斯兰－自由主义”的崭新思潮。
世纪之交出现的“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潮，源于沙特石油繁荣时代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沙特政府推行以石油经济为基础的多元化经济政策，民间资本和私营经济随之得到长足发展。随着民间资本的壮大和私营经济的成长，中产阶级作为新兴社会阶层逐渐崛起。沙特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部分高级官员、商人、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分布在文教、医疗卫生、司法和其他专业技术部门的各类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阶层普遍具有较高的教育背景和文化水平，拥有现代科技和先进管理经验。中产阶级大都与新兴的现代经济活动相联系，是沙特最具现代性的社会阶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升迁机遇，他们在沙特经济和社会的诸多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沙特的中产阶级普遍缺乏相应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长期游离于政治舞台的边缘，由此导致他们对沙特家族政权的强烈不满。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和实现广泛政治参与的共同愿望，促使新兴中产阶级逐渐超越教俗差异和教派界限，旨在调和伊斯兰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即“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成为沙特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兼容宗教与世俗之不同色彩和吸纳不同教派成员的新兴政治运动，即所谓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随之始露端倪。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政治实践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成员，根据其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大致可以划分为4个主要派别。所谓的“批评派”，通常回避国内政治问题，致力于抨击国内社会现状和宗教现状。该派成员深受早期瓦哈比派和新萨拉菲主义，以及叙利亚学者纳赛尔·迪恩·阿拉巴尼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哈桑·马立克和曼苏尔·努凯达恩。④ 哈桑·马立克指责官方瓦哈比主义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源所在，阐释回归经训的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呼吁完善公民社会和舒拉体制。⑤ 曼苏尔·努凯达恩强调根据时代的变化而重新解读经训是实现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基础，质疑官方操纵的劝善戒恶委员会所具有的职能与合理性。⑥ 所谓的“政治派”，主要关注沙特国内政治问题，通过起草政治宣言和递交请愿书的方式表达“伊斯兰－自由主义”的改革诉求。该派成员深受萨赫瓦主义的影响，强调早期瓦哈比派理论和现代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的有机结合，抨击官方瓦哈比学说的僵化思想和保守立场，倡导通过论争形式实现瓦哈比主义的宗教改革。该派代表人物是阿布杜勒·阿齐兹·卡西姆和阿卜杜拉·哈米德。阿布杜勒·阿齐兹·卡西姆致力于调和伊斯兰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异，强调诸多现代政治理念与伊斯兰教具有一致性和非矛盾性，反对简单排斥和否定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保守倾向，呼吁穆斯林改革家应借鉴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的合理要素，制定法律和建立政府。⑦ 阿卜杜拉·哈米德从对宗教的反思入手，强调对经训进行创新性解读，从中找到解决当前面临的全球化、人权、公民社会和联合国等特殊问题。阿卜杜拉·哈米德指责沙特的官方瓦哈比主义已经成为日趋保守的意识形态，提出现代伊斯兰社会需要回归经训的传统，保障公民权利，建立民主政体。⑧ 所谓的“自由派”，深受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强调在伊斯兰教框架下实现政治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和保障公民权利，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卜。他强调伊斯兰教的核心地位，宣称所有问题都可以在经训中找到答案，并呼吁保障妇女享有经训赋予她们的权利。他认为自由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具有共同原则，两者应缔造和平、联合一致、达成协定，恢复和发展团结信任的友好关系。⑨ 所谓“什叶派”，倡导实现民主政治、保障人权和建立公民社会，同时强调捍卫伊斯兰教。该派坚称其具有沙特的国民属性，并将沙特民族主义与其政治言论相结合，代表人物是穆罕默德·马赫福兹和扎吉·米拉德。⑩ 穆罕默德·马赫福兹提出：“只有遵循伊斯兰教义，我们才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我们作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发展和进步的唯一道路是将伊斯兰教和民主政治结合起来”；“我们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民，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在沙特的国家框架下，我们要求解决什叶派的问题”。(11) 扎吉·米拉德呼吁沙特政府给予沙特境内什叶派穆斯林与逊尼派穆斯林同等的公民地位，在伊斯兰教框架下推动沙特民主化进程。
世纪之交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最初形式包括举办沙龙和互联网论坛，以及在报刊上发表政见，现代媒体提供了“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想得以传播的重要手段。1998年和1999年，《祖国报》和《开放周刊》在沙特相继获准发行，并开辟专栏，刊载不同政见的文章。“伊斯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在互联网论坛中积极讨论并传播他们的思想和言论。2000年，“伊斯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名为“穆恩塔达·瓦萨提亚”（意为“中间地带”）的互联网论坛，宣传温和的政治改革思想。2002年初创办的名为“图瓦”（意为“渴求”）的互联网论坛，标榜“尊重拥有自由思想的自由思想家的地域”，登录的网友涵盖了从世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伊斯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诸多群体。(12) 许多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知名人士还建立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提供发表观点与交流思想的社会空间。自由主义活动家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卜经常在《开放周刊》上发表言论，且创办著名的“星期二沙龙”，汇集相关领域的精英数十人。(13) 什叶派政治家扎吉·米拉德在利雅德组织每周一次的沙龙，许多“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受邀出席。
2001年九一一事件对沙特的政治生活影响甚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伊斯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付诸政治实践的催化剂。(14) 九一一事件后，“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聚合沙特中产阶级的诸多流派，公开发表政治宣言，向沙特政府递交请愿书，进而演变为具有“统一”倾向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2002年4月，“觉醒派谢赫”和“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共同发表题为“我们怎样才能共存”的政治宣言，由来自沙特诸多社会群体的150人共同签名。该宣言在强调沙特的国民属性和捍卫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础上，主张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存并展开对话，指责用武力方式强迫实施宗教统治，号召尊重他人的信仰。宣言号召西方要认识到：“穆斯林世界的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运动在本质上都是温和的……我们承诺要与恐怖主义对抗。”(15) 然而，迫于激进派伊斯兰主义者的巨大压力，“觉醒派谢赫”的首领不得不签署一份“解释性声明”，停止了对“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支持。2003年1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向沙特王储阿卜杜拉递交由104人签名的请愿书，标题为“国家现状与未来前景”。该请愿书明确地宣誓效忠沙特王室，同时要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实行重大改革，要求公平分配国家财富、严厉打击腐败和浪费、实现国家收入多样化，要求尊重人权、结束地区歧视和宗教歧视、改善公共服务设施、解决失业问题、保障妇女的地位和权利。该请愿书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权力分割，完善法治，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建立选举产生的协商会议，要求给予全体国民以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要求立即释放或者公正审判所有政治犯，恢复所有被解职的知识分子职务，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地表达意见。该请愿书强烈呼吁召开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的代表都能出席的全国对话会议，并详尽阐述了行动纲领，标志着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超越信仰和教派的差别，在寻求政治改革方面形成广泛的政治联合。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政治实践，迫使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做出让步和妥协的姿态。(16) 2003年6月，王储阿卜杜拉主持召开全国对话会议，邀请沙特境内诸多教派组织的代表出席。(17) 全国对话会议经过讨论，颁布了题为“沙特阿拉伯：关于多种教义、言论自由、妇女权利和对抗极端主义的诚挚讨论”的政治文件。该文件承认沙特民族中伊斯兰教派的多样性，承认实施改革、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合理分配公共财富的必要性，同时对官方瓦哈比主义的司法原则提出了批评。同年10月，沙特政府颁布“决定举行地方协商会议选举的公告”，宣布将于2004年举行部分地方协商会议的选举。“伊斯兰－自由主义”者最初对沙特政府的改革措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然而不久之后就开始批评政府改革的步伐太过缓慢。2003年12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再次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请愿书，题为“对政府和人民发出一次全国性的号召：首先进行宪政改革”。新的请愿书提出要在三年内实行立宪君主制度，号召“所有的阶层和群体，特别是乌里玛、法理学家和宗教学者支持宪政改革的要求”(18)。该请愿书将2003年5月以来王国经历的暴力恐怖事件归咎于美国对外政策，以及沙特国内缺乏政治参与的状况。然而，由于该请愿书中的某些思想和语言具有更强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色彩，“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成员中的“自由派”和“什叶派”拒绝在该请愿书上签字。该请愿书的思想及其支持者的伊斯兰化实际上导致“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
“伊斯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宪政改革要求，遭到沙特王室的拒绝。2004年1月，王储阿卜杜拉发表演讲，强调“国家将在安拉的帮助下，按照经慎重考虑后制定的改革路线逐步发展，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和阻碍改革”。沙特政府建立号称独立于政府的国家人权组织，但其所有成员均由官方任命产生。“伊斯兰－自由主义”者随即宣布另建民间色彩的独立的人权组织，这被沙特政府视为过分的挑衅行为。随后，沙特政府以“要求立宪君主制，在要求政治改革和质疑司法体制时‘利用西方术语’”的罪名，逮捕12名“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领导人，“伊斯兰－自由主义”改革运动告一段落。(19)
“伊斯兰－自由主义”的发展前景
“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源于世纪之交沙特特定的社会背景，是绝对主义历史条件下沙特王国现代化长足发展的逻辑结果。绝对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沙特的现代化模式，在经济社会领域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深刻变革，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沙特家族的政治集权和御用色彩的官方宗教政治。在此历史条件下，经济社会秩序的变动和极权政治的强化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悖论倾向。经济社会领域现代化长足发展与政治秩序相对滞后，构成此间沙特社会的突出矛盾。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在于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抑或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是此间沙特现代化进程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经济关系的变革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提供了民主与专制激烈抗争的客观物质基础。石油经济的发展，促使中产阶级开始登上沙特的历史舞台，成为区别于传统教俗贵族的新兴社会力量。然而，中产阶级作为新兴社会力量，在自身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却无缘分享国家权力，长期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代表中产阶级作为新兴社会力量的政治诉求，构建了一个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反瓦哈比主义的政治平台，阐述了法治和民主协商的政治原则，制定了新世纪沙特民主化进程的行动纲领。中产阶级之较高的文化背景和丰富的社会经历，赋予其思想意识的宽容性和开放性。他们在沙特社会中享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采用温和的改革主义和非暴力政治请愿作为主要的思想与行为方式。
特定的政治环境，塑造着相应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沙特深厚的宗教传统和教俗合一的国家制度，赋予民主挑战专制的政治实践之浓厚的宗教色彩，决定着政治反对派通常具有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明显特质。沙特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其实质在于通过强调《古兰经》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挑战具有极权倾向的家族政治和趋于僵化的官方瓦哈比主义。“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纲领包含宗教与政治的内容，对沙特的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该运动强调政治改革与宗教改革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同步性，强调在重新诠释经训的基础上推动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实现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理论工具和改革手段。该运动在强调不断完善君主立宪制的基本框架下，倡导尊重人权、保障妇女地位和公民言论自由，包含将伊斯兰教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有机结合的改革思想。“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沙特政治现代化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由沙特家族领导的自上而下的经济社会现代化改革和由民间政治派别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政治民主化运动相结合，构成沙特王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沙特的民众政治运动表现为温和倾向之请愿运动与激进倾向之暴力事件的错综交织。来源各异的诸多社会力量，通过温和与激进的不同方式，挑战沙特王国的现存政治秩序，深刻影响着沙特王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从90年代前期“觉醒派谢赫”主导的逊尼派请愿运动到世纪之交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反对派逐渐超越教派界限和教俗界限，社会基础不断扩大。该运动具有政治论述的新颖性和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两大突出特征，强调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原则，包含伊斯兰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倾向，形成不同教派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宗教政治反对派与世俗色彩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政治联盟。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沙特国内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对立冲突，初步实现了社会整合与民族凝聚，顺应了新世纪沙特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为沙特王国民主化改革向纵深领域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另一方面，“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期间，迫于民间政治反对派要求改革的压力，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主持召开全国对话会议，制定政治和宗教改革的宣言，承诺选举产生地方协商会议，建立国家人权协会。尽管官方承诺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许多改革举措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而未能付诸实践，国家人权协会的成员亦由政府任命，然而沙特家族毕竟表现出推动政治改革进程的姿态。沙特家族垄断国家权力和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冰山开始融化。
综观世界历史，政治发展的道路通常表现为艰难和曲折的过程，沙特亦不例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沙特的反对派政治势力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反对派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政治风暴的诸多征兆日趋显见，民众力量崛起与沙特家族权力垄断之间的激烈抗争则是引发政治风暴的源头所在。沙特家族的政策调整和官方承诺的政治改革，显然不足以平息民众广泛的不满情绪。世纪之交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可谓沙特一元倾向政治运动的首次尝试，在沙特的政治舞台留下了深刻印记。然而，伊斯兰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以及逊尼派与什叶派相互之间毕竟存在差异和分歧，诸多矛盾错综交织。由于缺乏多方共同接受的明确政治纲领，以及克里斯马式的政治领袖，沙特的政治反对派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联盟。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势力的逐步壮大，以及“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伊斯兰化倾向，导致该运动内部的不同派别经历由相互依存到彼此排斥直至分道扬镳的过程。另一方面，该运动尽管超越中产阶级内部不同意识形态群体的界限，却长期停留在精英政治的发展阶段，社会基础相对薄弱。加之中产阶级与沙特家族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在挑战沙特家族权力垄断和推动民主化进程方面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沙特家族垄断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在新世纪面临民众崛起的严峻挑战，然而形式各异的民众政治运动能否转化为颠覆现存秩序的政治风暴，尚且难以确定。
注释：
① See Mamoun Fandy,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London:Macmillan Press,1999,p.48.
② Joshua Teitelbaum,Holier than Thou:Saudi Arabia' s Islamic Opposition,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2000,p.31.
③ See Mordechai Abir,Saudi Arabia:Government,Society,and the Gulf crisis,New York:Routledge,1993,pp.186,188.
④ See Paul Aarts,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London:C.Hurst & Co.Ltd,2005,p.39.
⑤ See Paul Aarts,op.cit.,p.44.
⑥ See Stéphane Lacroix,“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Saudi Arabia's New ‘Islamo-Liberal’Reformists”,Middle East Journal,Vol.58,Summer 2004,pp.353-354.
⑦ See Stéphane Lacroix,op.cit.,pp.347-348.
⑧ Ibid.,p.350.
⑨ Ibid.,pp.355-356.
⑩ See Madawi Al-Rasheed,Contesting the Saudi State:Islamic Voices from a New Generation,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66.
(11) Stéphane Lacroix,op.cit.,p.557.
(12) Stéphane Lacroix,op.cit.,p.358.
(13) Ibid.,pp.355-356.
(14) See J.E.Peterson,Saudi Arabia and the Illusion of Secur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59.
(15) Madawi Al-Rasheed,op.cit.,p.87.
(16) See Stéphane Lacroix,op.cir.,p.363.
(17) See Madawi Al-Rasheed,op.cit.,pp.88-89.
(18) Paul Aarts,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pp.52-53.
(19) See Tim Niblock,Saudi Arabia:Power,Legitimacy and Survival,New York:Poutledge,2006,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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