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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12)06－0045－05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及儒家学派创始人，也是古人顶礼膜拜的偶像。用以祭祀孔子的礼制建筑——文庙最早出现于公元前478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宣传儒家思想学说的庙宇。文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与象征，随着历朝历代的尊孔，从家庙发展到国庙再到遍地开花，至清末全国共有孔庙1560多座[1]2。近年来学界对文庙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多数研究成果是从历史沿革、遗存状况、祭祀从祀、建筑装饰等角度谈及文庙，具有一定的知识普及性和资料汇编性，从学术深度看则稍显不足。同时，对各地文庙的研究不够平衡，与山东、四川、湖南、江西等内地文庙的研究相比，边疆地区的文庙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关注，无论是数量还是深度都稍显薄弱[2]37。而以往对于位处北部边疆民族交错带的归绥城文庙的研究[3]第2集，415－416[4]70，也多着眼于对其历史沿革的研究。其涉及边疆地区历史发展方面的研究，尚付阙如。归绥城在清代边疆内地化背景下建立的3座文庙，不仅是重要的祭孔设施，而且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加强了对蒙古地方各族官民的统治，为边疆内地化提供了文化支持。它们作为归绥城空间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建成区形成过程中明确的标志性建筑，对其周围的人文环境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
一、文庙的建立
清代，归绥地区人口结构最大变化在于民族结构的改变。在明末至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开发过程中，不断的移民改变了这里的居民构成，由明末的蒙古游牧地转化为蒙、汉、满等族的聚居区，其中汉族人口居多数。因此，从清雍正初年到光绪初年，在归绥城这个远离中原且文化多元的城镇里兴建文庙，推广儒家文化，引导、规范各族居民的文化认同，就不会有来自民族文化差异方面的阻力，这是清代归绥城能够兴建起蒙、满、汉3座文庙的重要原因。蒙文庙，也叫土默特文庙，俗称南文庙；汉文庙，俗称北文庙或县文庙；满文庙，俗称新城文庙[5]764。在同一座城市中同时存在3座文庙，是归绥城作为北部边疆民族交错带城镇的重要特征之一。
归绥城中最早建立的文庙是蒙文庙，据《归绥识略》记载，雍正五年，“归化城商民卜地庀材，为都统丹津①建立生祠，欲以所奉费大将军者奉之。都统固辞弗许。而材木俱以齐备，势难中止。乃与尚书通智奏请改建文庙。……春秋祭祀，亦副都统主祭。”[6]84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二年正月庚子，“建孔子庙于归化城，左右两翼各设满学教官一员，从都统丹晋请也”[7](一)卷15，十二，242。这条史料证明蒙文庙建于雍正二年，《归绥识略》等方志中蒙文庙建于雍正五年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而《大清一统志》中关于蒙文庙建于雍正元年的说法[8]143却不能算错，因为雍正二年正月庚子为正月二十五日。以此推断，动议之日必在此前，故雍正元年之说不能算错。蒙文庙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蒙古族的汉化趋势。
对于蒙文庙的历史沿革，在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的几部地方志②中有不同的记载，其最主要的争论，为宋朝在丰州建的孔庙与雍正二年所建孔庙有无关系这一点上。实际上，二者之间没有沿革关系。因为宋辽金时期的丰州城位于归化城东四十里的地方；雍正二年所建文庙位于归化城南门外，与丰州城相距过远，二者不可能有关系。
光绪年间，归绥城建立了汉文庙和满文庙。据“重修文昌祠碑记”记载，乾隆十六年建汉文昌庙时，“绥市尚无(汉)文庙，乃合祀孔子于祠”[9]266－267。至光绪十一年，“就(归化)城内杨家巷旧义学一所，添买隙地，改修文庙。……仍留义学在内”[10]第4册卷4学校。光绪年间，绥远将军贻谷在八旗书院中设立了满文庙[11]84。总的来看，归绥城文庙实行庙学合一制度，其庙、学的设立分为因庙设学和因学设庙两种情况，蒙文庙属于前者，而汉文庙和满文庙属于后者。
归绥地区在清代经历了历史时期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变革阶段。由于以归绥城为中心的土默特平原“地处漠南，秦晋直倚为藩篱，库、乌、科视为堂奥。大青山、狼山以后，广袤万余里，平沙无垠”③。对内它是中原地区的门户，对外它是清朝西北路陆上贸易必经之地。《归绥县志》也称，土默特平原东控北平，西连甘肃，南为山西之门户，北扼蒙古之咽喉，“四冲要域也”④。因此，这一带在历史上一直是北部边疆的民族交错带，民族争端、农牧演替此消彼长。清朝统治该地区后，渐次推行了一系列内地化的政策。边疆内地化包括推广中原的统治制度和传播以中原传统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12]133[13]158。推广中原的统治制度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清雍、乾年间在归绥地区设立道、厅管理制度，而汉文化的传播则主要是推广国家正统信仰。国家意识形态为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的理论基础，也是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种工具。国家正统信仰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以正统信仰填充、控制官员与民众的精神空间，从而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14]106。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是其核心，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框架。文庙与儒家文化的关系很密切。因此，在漠南蒙古的中心城市——归绥城中建文庙，可以扩大儒学的涵盖地域，濡染以蒙古族为主的众多北方少数民族，从而达到以国家正统信仰之一的庙学来规范文化多元的蒙古社会的文化认同。作为儒家文化的聚合场，3座不同民族的文庙将与归绥城地区的三套管理体制⑤对应的官员和文人学士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聚合在一起；作为儒家文化的辐射源，文庙为官方向各族民众传达国家意志和主流话语提供了平台；作为正统儒学的最高殿堂，文庙传授着正统的儒学，为各民族培养了具有儒学素养的人才。《土默特旗志》称：归化城最早的文庙——蒙文庙“乃土默特作育人材之始基也”⑥卷6，祀典。光绪八年，张之洞称：口外七厅“目前民人读书者甚众，归化厅旧有文庙，近年兼有书院义学”[10]卷，职官。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自建文庙设义学以来，则渐习汉文矣。文教涵濡”。到光绪后期，土默特蒙古学童与汉籍文童一体应试，已出现“土默特学生亦应童子试于五原、萨拉齐厅之间”的情况。土默特蒙古学童巴文峒、奎杰被录为乙巳科文生⑦，更加速了蒙古族研习儒经、汲取汉文化的进程。正是由于庙学对于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才使归化城土默特地方的居民“气息风声久同内地”[15]25680－25683。可见，在清代边疆内地化的背景下，清廷实质上放松了对蒙古封禁的政策。
随着蒙、汉、满文庙的建立，儒家文化得到了较快传播。儒家文化的传播无形中推动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蒙、汉、满三族之间的文化进一步交融，对于归绥地区多元一体地域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清朝在边疆内地化背景下在归绥城建立的3座不同民族的文庙，既是清朝对儒家文化传入蒙古地区的认可，更是儒家文化与以蒙古族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二、文庙的建筑规模、格局
若论文庙的建筑规模，归绥城内的3座文庙首推蒙文庙[3]第2集，415。民国档案称：“本旗(归化城土默特旗)所属有至圣先师孔子文庙一处，系清初建筑，坐落本市南文庙街。向为绥远城将军、归化城副都统春秋祭丁之所，规模宏敞，殿宇崔嵬，为塞北文庙之冠。”⑧蒙文庙于雍正二年初建时，“正殿三间，东西庑各三间，后殿三间。后殿东为井亭，西为祭器库。正殿前泮宫门三间，东西两小角门。角门东名宦祠三间，西乡贤祠三间。门外有桥一，下为泮池，东西斋房各一间，棂星门三间。东西两小角门外东西两辕门，与南照壁相道。正殿祀至圣先师孔子暨四配十哲。东西庑祀先贤先儒。后殿为崇圣祠”[6]第12册，84。蒙文庙初建成时并未达到规制要求，后来逐渐改修才符合规制。据雍正十三年乙卯孟秋立的“归化城文庙官学碑记”记载，雍正二年，将丹津生祠改为蒙文庙时，“其殿宇垣墉虽未尽合宜，而其重道尊儒之念，育材教士之诚，有可观焉。雍正甲寅冬，兵部尚书通讳智奉命来整斯土，经营一载，政通人和，于明年乙卯春奏请皇上动用帑金，并诸公捐赀，凡庙内不合式者移改之，缺略者增补之，由殿宇而门庑、桥池，巍峨壮兴，美奂美轮。方嶫峵于始建，肯涂肯艧，彩藻绘于特新”[16]40。从“文庙官学碑记”所载内容可看出，归化城蒙文庙经过雍正十三年的大规模改修，才比较符合文庙规制。所以，(光绪)《土默特旗志》称，蒙文庙“规制祀典如他郡县”⑥。
雍正初年建蒙文庙时，也设置了蒙古左右翼学[17]卷28，宦绩篇，开创了清代在蒙古地区设立官学的先河。蒙文庙院的西半部分是土默特官学的院子。“在孔庙正殿的西墙有一道上方挂着匾额的小门，通过它可以一直走进官学堂的院子”。[18]第2卷，117,118蒙文庙与归化城土默特官学各有所属的专门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它们又比邻而居，相互联系。因此，可以将它们合称为“庙学”。雍正十三年，改修蒙文庙时，还在其西边增造了数间学房和一围箭道[16]40，蒙文庙和归化城土默特官学相连的格局形成。据档案记载，土默特官学的院落，即文庙西院，东西十三丈，南北二十二丈，房屋二十间⑨。
土默特庙学的建立推动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蒙古族的汉化趋势。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一份题为《报送文庙所立汉官学施工计划》的档案表明，乾隆年间土默特两翼旗在土默特官学中增设了汉官学⑨。尽管汉官学的规模并不大，但其意义非凡。汉文教学已经正式成为土默特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光绪三年，归化城杨家巷义学改建为汉文庙时，该文庙有正殿三楹，供奉先师孔子，四配十哲神位。东西庑各三楹，设先贤先儒神位。还有一座戟门。“规模陋隘，毫无隙地，所有崇圣祠、明伦堂、学署、尊经阁无地可建”[10]第4册卷4，学校。地方官员也称，“杨家巷文庙系在陋巷之中，原系义学改建，文庙正殿两庑均只小屋三楹，又无崇圣祠、棂星门等一切。文庙制度现在不能不因陋就简，设将来口外文风稍有起色，似不能不另择宽敞文明之地移建文庙，以肃观瞻”[10]第4册卷4，学校。笔者遍查相关文献，并不见有另择吉地移建汉文庙的记录。满文庙附设在八旗书院中，没有自己独立的建筑，规模也不大。
图：土默特文庙(源于《归化城厅志》卷首附图二)
综上可见，归绥城的3座文庙作为文庙建筑，其空间布局必然会受到文庙建筑规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具有和内地文庙共性的东西。其中，以历经多次改修完善的蒙文庙的空间布局还比较符合制度化的文庙建筑要求。但是，由于归绥地处北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不但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而且儒家文化影响力有限，所以汉文庙和满文庙的建筑往往比较简单，达不到文庙本应有的规制。
三、文庙的分布
古人修建文庙，不仅为了尊孔，也为了祈求文运。因此，文庙一般选址在风水和谐的吉地——城市东南。东南方是城市中日照时间最长的方位，寓意文风兴盛、文运昌盛，适合建文化建筑。从归绥城3座文庙的具体位置看，均不在城“东南文明之地”。蒙文庙位于归化城南门外二里许费公祠的正南方。这与蒙文庙的初建情况有关。前述蒙文庙的基址最初是拟建丹津生祠，后来才改为文庙。那么，蒙文庙位于费公祠的南邻就不难理解了。汉文庙因陋就简设于归化城西距离西河不太远的杨家巷义学[10]第4册卷4，学校。满文庙附设在绥远城南街的八旗书院中。可见，归绥城文庙在择址上并不刻意追求与城市礼制传统的符合，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由随意、便宜从事的倾向。这与塞外地方多民族交错杂居、文风欠佳不无关系。归绥地方官员就曾称，“设将来口外文风稍有起色，似不能不另择宽敞文明之地移建(汉)文庙，以肃观瞻”[10]第4册卷4，学校。
而归绥城文庙在择址上并不追求城市礼制的意象，除了上述具体而微的原因之外，还有文庙的修建目的方面的原因。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政治教化、庙学合一和劝学三个方面。由于文庙是封建国家的御用工具，所以在这三个方面中，政治教化功能处于主要地位，其他两个功能处于从属的地位，是服务于政治教化功能的[19]127－132。因此，文庙作为一种城市景观，更多地承载了彰显儒家精神、礼制秩序的教化功能。前文所述，归绥城文庙三足鼎立的分布状况表明，它们的修建更多地是为了贯彻清廷在蒙古地区的文化政策和维护某些社会文化价值，而非完全基于理性的城市建设。归绥地方官员在清雍正初年至光绪年间修建文庙时，自觉地延续着它们在整合城市文化、教化民众上的功能。在这种基于教化需求而非理性城市建设观念指导下修建的文庙，其分布自然与其信众的居住区相对应。蒙古族和汉族居民主要居住在归化城，其文庙设在归化城，便于他们就近膜拜。满族居住在绥远城，其文庙自然设在绥远城。
归绥城3座文庙的分布状况，除了可以表明蒙、汉、满三个主要民族的聚居格局之外，还可以表明归绥城以归化城为核心的建成区形成过程。明隆庆六年，俺答汗始建归化城。清乾隆二年，清廷始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地方建绥远城。归、绥二城的建立前后相距160多年。蒙、汉民族的文庙均位于归化城，恰好表明归化城是归绥城的核心建成区。
四、文庙对周围人文环境的塑造
蒙、汉、满3座文庙是归绥城空间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介于神圣与凡俗之间的双重文化空间，它们对周围的人文环境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3座文庙对于归绥城人文环境的塑造首先表现为对城市功能分区的塑造。归绥城的3座文庙，祭拜孔子等先贤是文庙最基本的空间功能。而其凡俗空间功能以公共活动空间、文教空间等方式表现出来。在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日，归绥城的3处文庙成为文人学士聚会交流之所④。其公共活动空间的功能不言而喻。清代，归绥城的3座文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设有官学，即“蒙学”、“汉学”和“满学”[5]上卷，教育志，764，从而使3座文庙成为各具特点的庙学。这种庙学合一制度，就使3座文庙不仅是祭祀孔子等先贤的场所，而且是传播汉、蒙、满族文化的学。文庙与学校连在一起，不但进一步增强了其公共性，而且凸显了其教育功能。
在民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环境下，归绥城的各类寺宇都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其城市用地形式因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民国时期，归绥城城市用地的趋向是宗教信仰场所日益减少。建筑完整，规模较大，且地理位置优越的寺宇，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往往会被改作他用。民国十八年，教育、内政、财政三部公布的保管孔庙财产办法第五条要求：“孔庙地址应充分利用，以办理学校或图书馆、民众学校等”④。因此，民国时期，文庙多被改为学校和教育机构办公地。这也是民国时期的学校、教育机关的选址特点。学校对于寺宇的利用，正是基于它们大多处在社区中心部位和作为市民共享空间的特点[20]283。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归化城蒙文庙的蒙官学被改为蒙小学堂[15]25680－25683。民国年间，随着祭孔活动的废止，把蒙文庙划归庙西面的土默特学校。至今仍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学校的校址。汉文庙里先后设过归绥县教育局、教育会，还办过学校和文化馆，一直充作文教机关。今玉泉区杨家巷小学即为汉文庙旧址[16]第2集，416。满文庙的庙址在清同光年间先后是长白书院、启秀书院的所在地。光绪三十年，启秀书院改为绥远中学堂，1901年，绥远将军信恪将“绥远武备学堂”由新城东街迁往此院。民国四年，直隶人张志谭任道尹时，把新城文庙作为道署。民国十六年，改其为“五族学院”，后又改称“中山学院”。1936年，中山学院改为绥远省工科学校。解放初，“绥远省行政干部学校”在此办学，后内蒙古歌舞团曾占用该处，现成为内蒙古党校等单位的家属大院[21]55－56。综上可见，归绥城的文庙及其周围成为学校或教育机关集聚的地方，形成了文教区，这对于归绥城市功能分区自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塑造。
建筑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量上、面积上具有绝对的控制性，是决定城市面貌的关键因素之一。归化城中除了寺宇、衙署之外，大量的建筑是街巷建筑。它们的高度决定着归绥城的天际线。城市天际线，是指从远方第一眼所看到的城市的外边形状。蒙文庙对归绥城的天际线具有一定的塑造。与归化城商业的繁荣相比，其城市建设严重滞后。主要表现为其建筑非常简陋。早在康熙五十八年，范昭逵就看到归化城“惟土房龌龊不堪耳”[22]。光绪年间来归化城的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称：“这是一个聚集着不少巨贾富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做着百万巨额的生意……这一切可能会使读者以为呼和浩特有很阔气的铺子和陈设得很好的商店，等等。然而，这完全是错误的。……在归化城开设的店铺只做些零售小买卖，并且不管是在主要街道上还是在次要街道上，这些店铺看起来相当寒伧。”[18]第2卷，103－104蒙文庙院落的地面比归化城街道“约高出四分之三俄尺，并砌成基座的形状。它的总面积据说是由东到西有八俄丈二英尺宽，由北到南有三十俄丈五英尺长”[18]第2卷，115。文庙以其高大的体量，凸显于归化城街巷中大量简陋而寒碜的建筑之中，突破了原来较为平直的天际线，呈现高低起伏的状态，塑造出较前优美的城市天际线。
此外，归绥城3座文庙对其周围人文环境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城市地名的塑造上，如蒙文庙南边的街道被命名为文庙街。满文庙所在的八旗书院近旁的街道被命名为书院街[23]25.39。
五、结语
边疆内地化包括推广中原的统治制度和传播以中原传统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清代，在归化城土默特等蒙古地区实行道厅制度，使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统治由之变得更为深入、具体，加速了蒙古地区统治方式的内地化趋势，为蒙古地区和内地的一体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清廷在归绥城修建3座不同民族的文庙，不但从意识形态的层面达到对蒙古地方各族官民的统治，而且促进了道厅制在蒙古地区的推广，可以说，为蒙古地区的内地化提供了思想文化方面的保障。因此，归绥城文庙的修建，既是清代边疆内地化的产物，又为边疆内地化提供了文化支持。归绥城文庙的出现，也表明了清廷对蒙封禁政策的松动。但是，由于归绥地处北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众多、文化多元，清廷修建文庙更多的是基于教化需求而非理性城市建设，加之各民族对文庙的重视程度不同，所以归绥城的文庙不论在择址上，还是在规模与空间布局方面，多不合文庙应有的规制，尤其是汉文庙的建筑非常简单，根本达不到文庙本应有的规制。相比较而言，归绥城的3座文庙中以蒙文庙在格局上具有和内地文庙较多共性的东西。蒙、汉、满3座文庙作为归绥城空间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归绥城的文教区、城市天际线以及街道名称等人文环境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
［收稿日期］2012-05-11
注释：
①有的文献写作丹晋。
②《归绥识略》、《归绥道志》、《绥远旗志》、《土默特旗志》、《绥远通志稿》及《绥乘》。
③宫中－朱批－军务，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绥远城将军贻榖奏为添购新式步枪并需用各项仍拟自筹等事，档号：04-01-03-0189-001，缩微号：04-01-03-007-1305。
④民国《归绥县志·舆地志》，1935年铅印本。
⑤旗制、道厅制和绥远城将军。
⑥(清)高赓恩．土默特旗志：卷4，法守，内蒙古图书馆1961年据旅大市图书馆藏刊本传抄。
⑦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目录号－件号：79-1-37。
⑧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目录号－件号：79-1-376。
⑨内蒙古土左旗档案馆藏土默特清代档案，文教类00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