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神迹》与年鉴学派
张绪山
随着马克·布洛赫各著作译本的陆续问世，这位大史学家的名字已为我国读者所熟悉，其学术声望也越来越高。布洛赫是一位性情、经历与著作都独具特色、极富魅力的史学大家。除了他作为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历史地位，布洛赫在二战期间以53岁的年龄毅然加入抵抗运动的浩然气节，以及被德国盖世太保杀害的悲剧结局，更使其杰出史学家的声誉增添了一份异乎寻常的悲壮，提高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精神感召力。
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合作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从此，一个与传统史学不同的新流派在他与费弗尔的指导下逐渐形成，势力不断壮大，发展成为影响20世纪世界史学潮流的重要学派。年鉴学派史学家以新方法与新思路的开放性著称，其研究活动呈现出实践领先理论反思的特点，他们似乎无意总结出一套历史理论或历史哲学，但无可否认的是，其研究活动具有很强的理论预设。1924年问世的《国王神迹》便是年鉴学派理论预设与新方法在实践中的一次成功运用。
年鉴学派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的反抗。传统实证主义史学在历史研究上表现出的重大特点是：以政治-军事史为中心；重视事件构成的历史，强调对事件的描述而不是分析；以档案材料为中心，认为从档案材料可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历史研究传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面临强烈挑战，陷于危机。与传统实证主义史学局限于狭隘的研究范围不同，年鉴学派从一开始就强调并坚持扩大历史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的活动；主张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全部活动—“整体史”成为年鉴学派的核心理念之一。在研究方法上，年鉴学派主张推倒各学科之间的壁垒，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手段与方法来推进历史研究。《国王神迹》是布洛赫运用整体史理念、运用跨学科手段进行历史研究的尝试。
《国王神迹》全书的研究对象，是中世纪11世纪到18世纪期间，广泛流行于英法两国的一种现象，即国王以手触摸为瘰疬病患者治病，以及人们相信国王的触摸能够治愈这种疾病的普遍心态。瘰疬病是近代以前世界各国常见的一种疾病，即淋巴结结核、慢性淋巴结炎等炎症。中国古代民间俗称“老鼠疮”或“疬子颈”，以颈部为最常见，多发于颈部、耳后，有的缠绕颈项，延及锁骨上窝、胸部和腋下。瘰疬病发病缓慢，先是有肿块如黄豆，皮色没有变化，无疼痛感。然后肿块逐渐增大，数目增多，并伴有化脓，此时皮色转为暗红，溃烂后出现清稀脓水，夹有败絮状物，长期不愈。这种疾病如其他任何病一样都不是国王可以治愈的，但在11—18世纪的英法两国，却形成了国王以手触摸治疗这种疾病的习俗，而且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成为普遍的信仰。国王为人治病这种习俗，与人们相信国王能为人治病这种心态，犹如一对连体婴儿，是这一时期英法两国盛行的历史现象。长期以来，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研究从未将它纳入历史视野，更未纳入研究范畴，而多以迷信视之。布洛赫认为，这种现象长期存在，是真实历史的组成部分，应该置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整体背景中加以研究。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观在这里得到体现。
正如布洛赫所说，王权的历史主导了欧洲历史的发展过程，各国的政治发展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各大王朝的变迁史。因此，布洛赫写作《国王神迹》的目的，是通过一个长期存在而不被人重视的现象，研究广义的欧洲政治史。但布洛赫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去研究王权制度下行政、司法与经济体系的运作，而是研究长期存在的国王为人治病习俗，普通民众怀有的“国王具有神奇医治力量”的信仰，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通过研究一种存在长达八个世纪之久的“神圣化”的王权治病仪式，以及与这种仪式密切关联的一种集体心态或信仰体系，展现前现代王权对民众思想与精神实施控制的运作机制。布洛赫认为这一动态过程的演变，反映了自古以来人们相信“王权”神秘力量的“集体意识”、一种意识趋向。布洛赫的这一研究取向将宏观史与微观史勾连为连续性很强的统一体，因为权力系统总是依赖社会规则及其集体幻觉，而“社会规则又能借助仪式行为嵌入身体，社会权力关系也随着这些嵌入过程被内化”。布洛赫所描述的这种治病仪式包含了这一基本预设。很显然，从这个视角进行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是以往的传统史学研究不曾有过的。
严格说来，《国王神迹》对史学研究的贡献远不止以上三点。
再次，扩展了历史学研究资料的范围。布洛赫明确提出：“历史证据几乎具有无限的多样性。人的一切言论和著作、一切制作、一切接触过的事物，都可以也能够揭示他的情况。有趣的是，很多不了解我们工作的人对史料多样性的范围的判断十分狭隘。这是因为他们仍然固守关于历史学的陈旧观念，这个观念属于几乎只知道阅读有意识留下的史料的时代。”这是后来写下的文字，但它无疑代表了布洛赫从早年就坚持的思想。《国王神迹》打破了兰克实证主义传统对历史档案的过分依赖，大大扩展了史料的利用范围。如波斯坦所说，布洛赫所具有的卓越本领之一，是用他的“强大粉碎机”将形形色色的历史事实融为一体。在《国王神迹》中，肖像材料（包括绘画作品）的利用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以肖像揭示社会无意识行为是著作中最令人振奋的内容之一。布洛赫树立了以肖像学材料进行历史研究的榜样。另外，宫廷账簿、公文资料、叙事文学、政治学理论著作、小册子、教堂人口登记簿、医学与神学论文、圣经、宗教祈祷文、诗文、法律诉讼文件、信件、钱币、遗嘱等，甚至连游戏纸牌、酒肆小店中村夫野老的对话，都成为了历史研究的材料。将历史研究利用的资料扩展到如此广泛的范围，这是传统史学研究做不到的，也是不可能想象的。
权力合法性来源是政治史研究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有三：一是对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认同，形成对权力当局有效的、道义上的信任；二是对表现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的信仰，形成对当政者的信仰；三是对当政者个人品质的赞同，使人们对当局者产生有效的独立的信心。《国王神迹》所研究的触摸仪式涉及到了权力合法性的这三种来源。布洛赫明确论述了仪式、王权与合法性之间的关联性：在日耳曼入侵过程中兴起的国家，由于将王权引入合法的基督教仪式，王权的合法性和合法的基督教仪式紧密联系起来。对基督教意识形态、既定的教会组织结构以及神圣性国王的信仰，构成普通民众的共同情感。这种情感把神异世界与生活世界、个体追求与社会需要、历史记忆与公共秩序等连接起来，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一部分，触摸仪式正是情感外显的一部分，它使得国王获得了道义的信任、信仰上的支持与个体品质形象的提升。《国王神迹》不仅系统论述了三种基本类型的合法性，而且深刻论述了这些情感背后的实际利益与公共秩序的关联和互动。因此，从《国王神迹》对权力合法性来源研究的独特贡献来看，则会进一步体会到它在政治史研究上的独特地位与开创性贡献。
首先，它开创了新政治史的先河，树立了新政治史学研究的实践榜样。正如布洛赫在导言中所说，他的研究意在为真正的欧洲政治史研究贡献力量，但他没有蹈袭旧的研究套路，而是独辟蹊径，别开生面，从一个从未有人尝试的角度进入政治史研究的核心领域，以实际研究开辟了政治史研究的新维度。《国王神迹》的一大贡献，是向人们证明了在历史研究中，“迄今为止仅被视为趣闻的东西可以转变为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雅克·勒高夫认为《国王神迹》革新了政治史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创造了历史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范例。美国历史学家H.S.休斯认为，布洛赫的历史观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我们从那种缩小了目标的历史学研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他的启发下，我们认识到，只要我们稍微转动一下常规的历史观的透镜，就会立即看见整个可能的世界。”休斯的评价针对布洛赫的全部著述，但《国王神迹》尤其符合这一评价。
长期以来，破除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观与编纂模式，进行民众生活史的研究，已成为现代史学研究者的共识，但问题是，普通民众属于“沉默”群体，记载这个群体的文献少之又少，如何展开研究？《国王神迹》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正是英法“沉默”群体所怀信仰的心理研究。在布洛赫的民众心理史研究中，人们看到了他对“了解之同情”原则的娴熟运用。“了解之同情”另一种表述就是“感同身受”。卡罗·金兹堡在谈到自己从《国王神迹》所获得的教益时说：“揭露性的成分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同情的成分，这是就‘一同受苦’的词源学意义来说的：这是一种试图理解人们为何具有他们所怀有的那些信仰的移情行为。这是我阅读布洛赫《国王神迹》时学会了要进行的区分。一方面，布洛赫很乐意揭露阴谋，并表明在英国和法国国王治疗瘰疬病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有意识的政治策略。但是，另一方面，布洛赫也力图理解为什么那些穷人、乞丐和妇女要经历那么漫长的朝圣历程以求治愈自己的病症。”布洛赫将“了解之同情”治史观念应用于对中世纪英法两国民众情感与信仰的研究，让人们看到了一种与以往机械的政治、经济决定论生硬模式大不相同的解释模式，展示了新的历史解释方法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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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看，“长时段”研究的实践是由布罗代尔发扬光大并完成充分理论阐释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最初的范例是由布洛赫所开创；宗教心理学及心态史为年鉴学派其他史学家继承与发扬，20世纪60年代以来，乔治·杜比、罗伯特·芒德鲁、雅克·勒高夫及其他许多人所做的心态史，大大得益于费弗尔与布洛赫提供的典范；“比较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日益赢得学者关注而获得很大发展，但作为比较研究方法的先驱，布洛赫的大力提倡具有开创意义，而他的成功实践则具有示范作用。
英国著名史学家彼特·伯克指出，该著作的卓越之处有三：一是它不限于像中世纪那样的传统历史阶段，而是选择了与问题相适应的时段，他将八个世纪国王触摸的兴衰作为考察对象，意味着“长时段”研究方法的运用；二是对“宗教心理学”的贡献。《国王神迹》关注的是“一种奇迹的历史”，布洛赫从“集体幻觉”现象解释人们对国王奇迹的信仰，认为对奇迹的信仰产生于对奇迹的期盼。这样的解释跨越了心理学、社会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学科界限。三是它对英法王权触摸行为的比较研究，为“比较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其次，开辟了民众史研究的新境域。通常说来，宗教包含两个基本范畴，一为信仰；一为仪式。就信仰而言，往往涉及人们对世界认识的两个基本领域，一为神圣事物；一为凡俗事物。就仪式而言，其首要作用是凝聚个体，加深个体之间的关系，使个体之间彼此更加亲密，因此，仪式反映一定的集体生活，一定的集体状态，乃是一种集体表象。这种集体表象包括了民众的心理与行为。《国王神迹》虽然研究王权政治神学，但同样重视研究民众信仰，尤其是民众的信仰接受心理，民众如何将神圣事物和凡俗事物联系起来，王权如何利用这种联系性来维系政治合法性。因此，所谓“神迹”实际上是国王与民众互动的集体表象。这样的研究与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政治史”是迥然不同的。年鉴学派最初强调的“从阁楼到地窖”的研究原则，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并被恰如其分地付诸研究实践。
“闲时莫论人之非”，这句中国古语对陷入“麦克风门”的外国政要们同样适用。不过，偶尔恰当的“幽默”点到为止，即使被泄露也无伤大雅。
该区域位于苏北地区，处在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湿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4.4℃，平均年降水量1 000 mm，且区域内有洪泽湖、高邮湖等，水资源充沛，自然条件优越。另外，该区域农田水利设施水平较高，有效灌溉率远高于流域的平均水平，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强，是流域内农业干旱脆弱性最轻的地区，也是农业生产条件最优越的地区，是流域内水稻的主产区，并且其粮食单产水平也远高于其他地区。
复次，历史人类学的创立。对民俗学的重视，是布洛赫研究的一大特色，他说：“在多种意义上，民俗会比任何理论学说告诉我们更多知识。”民俗学走向历史人类学有一个长期过程。很长时期内，民俗学只被视为与历史学不搭边的寻奇探胜的边缘学科。在《国王神迹》中，布洛赫清楚而有力地证明：王权的超自然性是与一系列仪式相联系的，其中最重要的有涂油礼、圣餐礼、戒指圣化礼等，这些仪式本身具有神秘感与神圣性；与这些仪式之间的固定联系，赋予国王触摸治疗活动以神圣性与神秘感。正是在与这些合法的神圣仪式的联系中，王权的神圣性建立起来，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随之建立起来。其情形正如同巫师的权威通过神秘仪式而确立。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是政治制度史与法律史的重要内容。民俗学、人类学与法律学领域的学者对《国王神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原因在此。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布洛赫受弗雷泽与列维-布留尔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将中世纪民众对“国王神迹”的信仰视为一种“原始心理体系”，将所谓高等、符合逻辑的西方精神与被视为幼稚的原始心态和神话对立起来，反映了当时他所依赖的心态工具是一种不成熟与固守欧洲中心论的人类学。这个偏颇为后来的人类学研究所纠正。
年鉴学派史学研究独具特色的贡献是：问题导向、比较史、历史心理学、地理学、长时段、系列史、历史人类学。这些独特贡献的雏形大多可以在《国王神迹》中找到。当今历史学正在经历重大变革，研究理念与手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与历史上许多风靡一时的史学著作最终归于寂寞形成对照的是，《国王神迹》在经历漫长岁月的冲击与洗刷后，越发焕发出光彩与魅力，受到各领域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1999年，彼特·伯克被人问及“在你看来，哪些书是你要向未来的历史学家推荐的必读书目”时，他说：“我不喜欢必读书这样的说法，因为它会妨碍人们的创造力。……我是一个史学多元论者。然而，我确实有些东西很想推荐给别人。比方说，布洛赫的《国王神迹》，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尽管篇幅浩大，还有……布克哈特、赫伊津加，史景迁的中国研究，纳米尔关于18世纪英国的充满洞见的论文。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好好消化，尽管并不必定要当作是自己工作的验方（换个比喻来说）。”各代学者对《国王神迹》的高度评价是连续性的。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这部著作内在的魅力与学术价值呢？
对3种不同粗糙度的铝材料进行BRDF对比测试，所选粗糙度Ra分别为2.5，5，8 μm。入射角度θi分别为0°和30°，实验测量的BRDF，如图7所示。
《国王神迹》所采取的历史研究观念及设定的纲领与方法，对后世的年鉴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公认为年鉴学派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人类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国王神迹》的学术价值更显突出。可以说，未来的研究者，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心态史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可能对《国王神迹》的某些结论有所修正，但作为一本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它将不断地给人以灵感与启示。《国王神迹》是当代为数不多的常读常新的历史著作之一。
通过对主成分分析结果的解读，并结合软件开发过程中的实践，如表6所示，主成分分析得出的七个主成分完全可以映射到本文第3章所提出的假设2和假设3中所包含的开源软件开发过程的四个维度，结果与第一次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马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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