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解体教训”一些流行观点的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训论文,观点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解体已经十余年，但围绕“苏联解体原因、教训”的争论在国内外学界至今仍未停息，甚至存在截然对立的观点。这个问题的讨论仍不失现实意义，特别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后果仍在当今世界产生影响的时候。只有找到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才能真正汲取其教训，否则或者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或者是“缘木求鱼”。
一、如何评价苏联解体的后果
目前学界对苏联解体的后果存在两种评价：一种看法认为苏联解体造成悲剧性后果；另一种观点正相反，高度评价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改革“具有的历史性地位”。不同评价导致不同结论：如果是前者，应当总结苏联解体教训，后者则应总结其经验和成功之处。
各个阶级、政党、社会集团出于各自利益，对同一问题始终会有不同结论。列宁说：“在拉丁语中有‘对谁有利？’这样一句话。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注：《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到底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引用一个最新的说法：2004年9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的“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国际会议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弗·鲍罗季奇具体描述了俄罗斯悲剧性变化的情况：“与1990年相比，20世纪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仅下降22％），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急剧贬值消费价格上涨1.7百万倍。”（注：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2004年9月，第491页。）
大多数俄罗斯人是否从苏联解体得到了好处？
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数0.5—0.7倍。人均寿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人降到58岁以下。1999、2000、2001年俄罗斯几次民意调查证明，认为苏联解体造成悲剧性后果的人分别占被调查者的77.1％，73.5％和72.0％。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从1993至2001年的几年间，共7次向俄罗斯居民进行调查（其中1998年4月、8月分别调查2次），认为由于这些年的“改革”而获得好处的人，每年分别占被调查者25.1％、13.9％、7.5％、7.6％、6.5％、9.3％、15.9％；认为由于这些年的“改革”而遭到损失的人，每年分别占被调查者57.4％、86.1％、64.8％、65.6％、72.4％、63.7％、51.3％。（注：Т·И扎斯拉夫斯卡娅主编：《俄罗斯问题》，莫斯科2003年版，第114页。）可见大多数俄罗斯人对十余年来俄罗斯社会的发展状况是不满意的。
所以，如果不带偏见，任谁也不会否认苏联解体的悲剧性后果。正如2004年2月普京总统指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其间“大多数公民一无所获”。2005年5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普京总统再次说道：“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悲剧。”
二、认为“苏联解体造成俄罗斯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性的，现在还不能就苏联解体这一事件做出结论和评价”
这是目前学界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虽然也不否认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社会发展造成的损失，但认为：苏联解体才十余年，只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间，目前作结论尚早；尽管俄罗斯当前存在危机，但困难只是暂时性的；由于建立了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转轨必然付出的代价。因此从这个角度否认苏联解体具有“悲剧性后果”，甚至赞赏苏联的变革。怎样理解这种说法？
第一，对“苏联解体”这一事件能否作出阶段性结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一般来说，年代愈久，认识愈深刻。但这不排除人们对事物发展一定阶段上的认识可以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而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对苏联解体十余年的历史，是可以做出阶段性判断的。正如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生活、工作、学习……的每一时期是可以而且也必须作出阶段性判断一样。
实际上现在俄罗斯民众和学界、政界等多数人对苏联解体原因、后果等问题已经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在本文已经引用或将要引用的俄罗斯各种全民公投或者民意调查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出于当事人的“切肤之痛”，俄罗斯人对自己国家解体原因的分析更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有利于我们从苏联解体这一震动世界的大事件中汲取真正的教训。
第二，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不会永久陷入停滞状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同意说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发展困难是“暂时性的”。俄罗斯社会经济终将会有发展的一天，何况普京总统执政以来已经有较大改善。但时至今日，广大俄罗斯民众对经济状况仍然不满意：2004年12月20日俄罗斯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罗米尔”以“87％的俄罗斯人对俄当前经济状况评价不高”为标题报道了他们的这个调查结果，而只有11％的人比较满意自己的生活状况。
至于说苏联解体、丧国之痛，绝非可以用“暂时困难”解释。俄罗斯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科学院院士尤里·波利雅科夫说道：“苏联的解体对俄罗斯不是局部的、暂时的、一时的危机，而是深刻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危机。它中断了几个世纪来俄罗斯民族发展命脉和潜力”，他可以预见的将来看不到国家恢复的前景。（注：尤里·波利雅科夫：《俄罗斯在20世纪》，莫斯科2002年版，第17页。）
再联系到当前俄罗斯周边国家，俄罗斯竭力拉拢的独联体国家一个个发生的“颜色革命”的形势，实际上挤压着俄罗斯生存空间，并酝酿着“肢解”俄罗斯的阴谋，恐怕更不能说俄罗斯目前的困难是“暂时性”的。
第三，目前俄罗斯出现的种种困难是不是转轨必然付出的代价？或者说需要付出国家解体、民族分裂这样大的代价？这一点甚至连戈尔巴乔夫也不同意。他承认：自己在改革问题上犯了错误；“本来可以用另一种速度改革党和国家联盟，应强调社会计划，强调社会福利问题，解决人们关心的问题。”他说，“失去了人们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注：李兴耕等：《前车之鉴》，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9页。）
更大问题在于：即便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俄罗斯老百姓对于建立的所谓“民主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也颇为不满。2002年6月12日（俄罗斯国庆日），俄罗斯科学院独立研究所就“俄罗斯是否建立了民主体制国家”进行民意调查，结果高达56.6％的人否认现行俄罗斯政体是“民主体制”，只有30.4％的人同意这个看法。他们认为，民主体制的重要标志是自由选举，而调查表明，有高达70.1％的人否认俄罗斯实行的是真正的自由选举。至于是否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恐怕更没有几个人同意这个看法，俄罗斯人称其为“流氓资本主义”。正如著名的尤科斯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其所谓“悔过书”写道：“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的经济改革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第一，它忽视了俄罗斯发展最重要的民主——历史特点；第二，它忽视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切身利益”。正是基于原有经济改革失败的现实，普京总统才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
三、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苏联解体应当承担的法理责任
国内外学界围绕“谁应当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这个问题进行了多年的争论，至今仍存在严重分歧。
一般来说，都肯定苏联解体是由综合性的因素造成：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因素；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等方面因素。主要分歧焦点在于：是历史原因（即70年的斯大林模式），或者是现实原因（戈尔巴乔夫等人所起作用）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
否认戈尔巴乔夫等人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一个理由是：认为这是强调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唯心史观，提出造成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性”的因素，认为戈尔巴乔夫接手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已经丧失了发展前景，任谁也挽救不了这个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社会体制是否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可救药了？这个当年戈尔巴乔夫等人为了阐述其“改革”理由，而对当时苏联社会状况加之的“罪名”，现在多数俄罗斯人都是否认的。俄罗斯科学院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涅什科教授指出，那时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苏联和美国一样，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方面很多居于世界前列，属于经济最强大国家之一，它保证了居民稳定的生活水平及教育、文化、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注：斯·弗·涅什科：《苏联的解体》，莫斯科1996年版。）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1999、2000、2001年曾作了几次调查，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是可以防止的，并不赞同当时苏联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的观点，而赞同“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的人仅仅占20.3％、25.4％和30.0％。
历史唯物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时，从来也没有否认个人在重大历史发展关头的影响。列宁说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注：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马克思在这方面也有论述。他说，在历史发展中，“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393页。）
可以从多个方面阐述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党政工作等方面的失误造成了苏联解体，这里仅仅从法理上指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对苏联解体应当承担的责任。
1990年3月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对苏联的总统职责作了如下规定：苏联总统的职责是：（1）对维护苏联公民权利和自由、维护苏联宪法和法律起保障作用；（2）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实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原则。（注：[俄]《消息报》1990年3月16日。）
《宪法》对总统在维护国家《宪法》、“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承担的职责规定十分清楚，而戈尔巴乔夫在担任总统一职时，既没有“保障”苏联《宪法》不被破坏，也没有维护国家的完整，难道他还能把此责任推给其他人，包括他的前任？
广大俄罗斯民众也把苏联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的民意调查表明：有64％的被调查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
2004年10月20日，土库曼总统尼亚佐夫（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土库曼党中央第一书记）访华时在北京说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前者解散了苏共，使苏联解体，后者则割断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相互联系，使经济瘫痪。”这番话点明了戈尔巴乔夫由于放弃苏共领导导致国家解体的原因，同时意味着，无论是俄罗斯人、抑或非俄罗斯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负责。
四、对当前社会上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几种流行观点的检讨
1.苏联解体与“苏共严重脱离群众”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苏共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在苏联国旗降下之时群众也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这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但不能简单说“苏联解体是因为苏共脱离群众”。这里没有时间的概念，容易全盘否定苏共70年历史。
首先，多数俄罗斯民众现在已经为当时他们对国家解体“无动于衷”的行为表示了忏悔。据俄罗斯最近若干次的民意调查表明，高达70％以上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2001年12月10日，俄罗斯“祖国”党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甚至成立了公共审判庭，欲审判导致苏联解体的罪犯，表明相当部分俄罗斯民众对导致国家解体的人的愤怒。2004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说中指出：“我们的人民犯了错误：在国家解体的时候没有起来捍卫自己的国家。”历史不能设想，但如果时间真能倒流，按照今天俄罗斯民众的说法，他们还会无动于衷吗？
其次，笼统说“苏共脱离群众”不够准确。什么时期的苏共脱离群众？列宁时期，如果“苏共脱离群众”，能够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恰恰利用“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赢得了最广大群众，相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则失去了群众的支持（1917年7月莫斯科杜马选举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得票率达到70％，但在9月的选举中下降到18％）（注：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祖国史》，莫斯科1994年版，第281页）。当然也不会是斯大林时期，那时没有苏共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够取得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当时苏共在执政为民方面确有不少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群关系，但从总体上看，苏共奉行的政策和苏联人民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
苏共真正丧失群众支持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苏共一系列的错误路线，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民丧失对苏共的信任。首先是大批苏共党员退党。如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在1989年还有9072个党员，到1991年1月，只剩1646个党员，其中还有300个人不交党费。（注：《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6期。）戈尔巴乔夫在19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后，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苏共党员由19487822人降至16516100人，足足减少了290万人，（注：[俄]《党的工作者手册》1989年版，第589页。）更不用说发展新党员（全国每年吸收的新党员人数都在下降。如在切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0年81人，1991年仅有4人）。到1990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5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或解散、或停止了活动。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其次，由于戈尔巴乔夫修改宪法，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1990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苏共已经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也先后落到反对派手里。据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表明：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苏共确实已经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最后造成国家的解体。
所以苏联解体的确是“苏共脱离了群众”，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最为明显。当然，更应当进一步探讨这一时期苏共脱离群众的原因。
2.“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理论创新”
这也是目前社会上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同样不能说这种观点不对，但似乎仅仅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苏共70年的思想领域内，既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也有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往往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有时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至于什么时期什么倾向占上风，则要具体分析，绝非用“教条主义”一种表现就可以概括苏共全部思想特征，更不能把它说成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列宁正是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动的有关具体论断，成功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一大发展。30—50年代，苏联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成了以“斯大林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管后人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但在当时它至少解决了横亘在苏联前进道路上的两个最主要问题：一是生存，二是发展。它面临资本主义的包围、特别是法西斯的侵略，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它除工业指标外，所有社会发展指标处于欧洲最落后国家地位，要解决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事实证明：苏联不仅完全战胜了法西斯，也较好地推进了国家现代化进程。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副院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将俄罗斯推向现代化和完成现代化，他提出了这个任务，也找到了这条道路。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就是具体证明。俄罗斯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融进了世界现代化总进程”。俄罗斯著名学者、农业集体化研究的权威弗·丹尼洛夫在最近的文章中也承认苏联社会现代化成就，他说：“俄国革命前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是注重经济的增长。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与之不一样，在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体制。国家保证了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实行了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会保障。”（注：弗·丹尼洛夫：“俄罗斯究竟向何处去？”（В·П·данилов，так куда же прищла Россия？），载Т·И·扎斯拉夫斯卡娅主编：《俄罗斯向何处去？》，莫斯科2003年版，第317页。）
必须指出，在此期间苏共指导思想中确实存在甚至是严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和教条主义倾向，如斯大林对停止新经济政策、对重工业优先等政策的解释等。但关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赶超发展战略”等理论，也体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俄国实际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如果说这一时期苏共指导思想中是教条主义占上风，仅仅表现为“教条主义”单一特征，恐怕无法解释究竟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取得这样的巨大成就。
甚至在20世纪50—80年代，苏共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各种思潮交织。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一面，戈尔巴乔夫等人就自称是“苏共20大的产儿”。我们曾经把其思想特征概括为“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当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能否仅仅用“教条主义”概括当时的主要思想方式，还值得商榷。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指导思想的最明显特征是背叛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28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最明显的证明。这一时期当然也有“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当然要吸收全人类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成果。但如果不假思索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顶礼膜拜，甚至把其糟粕当成精华，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
当然，我们绝不应当低估教条主义在阻碍苏共思想创新方面的危害。由于不能始终贯彻把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论上的僵化问题始终没能有大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一步发展。但同样更应当清楚苏共垮台的真正思想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3.“苏联社会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影响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导致苏联解体”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70年的苏联社会一个典型特征。随着社会进步、新技术革命浪潮到来，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这就是今天必须对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深刻改革的理由。但如果说由于存在这些弊端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尚缺乏说服力。这个观点的不完整性是只注意到这个体制的“弊端”，没有注意到这个体制还有存在的“合理”的因素。苏联解体多年后，俄罗斯学者痛定思痛，才认识到当时苏联的这个体制既有需要改革的“专断”、“集权”的一面（俄文“тоталитаризм”），也有任何国家体制运行都必须的“权威”、“集中”的一面（俄文称авторитаризм”）。这两种成分交织在一起。“集权”中含有必要的“权威、集中”的成分；而“集中”走到极端又成了“专断”，必须辩证分析这个体制。显然，仅仅用“专制”等单一特点概括整个体制的实质是不准确的。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错误在于全盘否定这个体制，鼓吹“无限制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结果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真正要总结出苏联这个体制的弊端难点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或经济体制，应当“民主”到什么程度、“集中”到什么程度，这个“度”或者“界限”在哪里。
4.“苏共干部队伍腐败，党内出现一个特权阶层，激起人民的不满……”这是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又一观点
首先应当肯定这个观点有正确和值得重视的一面。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
但这个特权阶层怎么和苏联解体联系起来？有些问题还应当进一步搞清楚：
第一，什么是特权，哪些人属于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有多大？现在学界一般认为苏联特权阶层人数约为50—60万（有的还认为应当加上其家属，这样大约为300万人，这个“特权阶层”阵容就相当庞大。但恐怕不应株连家属）。俄语“特权阶层”这个词（номенклатур）原意是“名称汇录”，有的译成“官阶名录”，有的干脆意译为“特权阶层”。但由什么人组成？享有什么样的“特权”？尚未有人对此做出准确论述。
1998年笔者在访问俄罗斯国家现代档案馆时，副馆长萨哈罗夫曾亲自给笔者展示了这本所谓“特权阶层”的名单，里面大体包含了一定级别的国家机关官员、大工厂负责人、著名集体农庄主席、大学校长、名教授等等。说他们有特权，是这些人工资和一般群众拉开了一定档次，甚至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如著名的“小白桦”内部商品供应。萨哈罗夫馆长还给笔者看了从列宁、斯大林……直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的党证，这在从前是绝密的，因为涉及他们的工资数额。当时苏共领导人，从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月工资是800卢布，而全国普通职工月平均工资约200卢布。尽管差距不大，这些领导人享有其他待遇则非用货币可以衡量，如收受的礼品、各地的别墅等等。也必须看到这些特权对损害苏共形象的严重影响。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些是不合理的特权，哪些是必要的差别？把差别说成“特权”，可能不够准确。所以不能把凡是上了“名录”的人都算成“特权阶层”。
真正的“特权阶层”，是指那些利用职权“以权谋私”的人。他们有多少人？占所谓“特权阶层”50—60万人的比例多大？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这方面材料。当然，不能低估这些人在败坏苏共威信、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的作用。但也不能仅仅用“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来阐明其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如果我们连“特权阶层”有多少人都不清楚，又怎么估计他们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第二，实际上，在苏联社会的分配体制中，一方面确有分配不公问题，如“特权阶层”，但更主要的弊端是“大锅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区别不大，甚至脑体倒挂。1985年，工业部门中工人和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之比为100：110；农业为100：135；建筑业则倒过来，为100：98。具体说来：运输部门月均工资220.3卢布，邮电部门为159.5卢布，教育部门为150.0卢布，科研部门为202.4卢布，国家管理部门为166.2卢布。（注：陆南泉等：《苏联国民经济70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445页。）而整个国家行政、经济部门的职工平均月工资是190.1卢布。可以看出的确全国各个工种之间、在各种领域工作的人之间工资差别不大。
所以，对这个命题的正确解读应当是：首先一定要看到苏共党内的腐败、乃至特权阶层产生这个弊端的严重性，它激起群众的严重不满，对苏联解体有着深层次影响；同时，这个特权阶层到底有多少人？苏共党内的腐败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要区分分配体制中必要的“差别”与“特权”之间的界限，不能把合理的工资、待遇等差别当作特权。
除此之外，苏联社会还存在种种严重弊端，诸如苏美争霸、苏美军备竞赛对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苏联的生产结构不合理，畸形的重工业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等等。的确，其中每一种弊端的存在和发展对苏联社会都是致命的。所以一些观点把这些弊端直接与苏联解体联系起来。
任何事物从产生之日起，按照对立统一规律，自身一直存在肯定和否定两面。苏共在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自身某些弊端的积累（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教条主义、特权阶层、脱离群众……）也日益严重，其中每一种弊端的发展都足以致命、否定自己。但如果说“这些弊端是导致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则略嫌简单。因为同时苏共自身还存在“肯定”的一面。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联仍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并不是某个社会在某个时期存在弊端就一定灭亡，人有重病一定会死。前俄罗斯联邦部长、现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家行政学院教研室主任米哈伊诺夫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当时的社会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这里的关键，是看其领导人在制定大政方针时如何发扬成绩、纠正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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