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其对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命题与论断，究竟是否存在文化的全球化，怎样界定和理 解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对现实国际关系产生着哪些影响，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本 文拟对上述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文化全球化的概念辨析
1.文化全球化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命题。
不言而喻，文化的全球化是从全球化派生而来的。在全球化的众多理解与界定中，有两点 特别突出，其一，强调全球化的超国家性和整体性，把全球化视为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 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进程与趋势。显 而易见，这是一种最高层次的抽象，它舍去了对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地域、 制度、意识形态等等视角的特殊限定。其二，在不同程度上隐含着对人类社会生活趋同化的 认同。比如谈到全球化，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承认经济一体化，而一体化当然是一个认同共性 的概念。上述两点，既能够成为赞同文化全球化的理由，又可以成为反对文化全球化的依据 。赞同者认为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因此，必然包含着文化的全球化。如果只承认经济全球化 而排斥文化全球化，那么就违背了基本逻辑，因为经济、政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反对者 则认为：“‘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前提之上的。为此，‘文化 全球化’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根本不能成立。”（注：参见《新世纪中国文化前景五人谈》，《光明日报》1999年12月30日。
）其实，何止是中国学者中有人持这种见解 ，凡持文化相对论或片面强调文化多元主义的人都难以认同文化的全球化。这里的关键在于 ，文化全球化的反对者把文化全球化完全等同于文化的同质化，而文化的同质化则有悖于文 化的基本内涵。在骨子里，这些人所认同的全球化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至多在有限的意义 上承认政治的全球化。
我们认为，如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样，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也是一个毋庸置 疑的客观现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是基础，政治与文化则是上层建筑。经济 基础的变化，或早或迟，必然要导致政治与文化上层建筑的相应调整与变革（对这一观点的 认同，早已超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许多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也时常运用该观点认识 、分析社会问题）。今天，既然人们开始目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普遍感受到其震撼 力，那么，怎么可能无视已经产生和即将产生的政治与文化全球化的冲击波呢？只要不限定 于文化只能是异质文化，只要不简单绝对地把文化的全球化仅仅理解为同质化，只要不夹杂 意 识形态的恐惧和政治的忧虑，从理论本质和逻辑的规定性上讲，有经济的全球化，势必有相 应的文化的全球化。换言之，文化的全球化这一理论命题与论断是完全成立的。
虽然文化的全球化在逻辑上足以立论，但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还需要层次化，否则难以解 释现实。不仅如此，今天学术界关于文化全球化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该概念的粗糙化有 关。下面，我们就尝试从三个层面来界定文化的全球化。
2.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同质化。
毋庸讳言，文化全球化的内涵是文化的同质化或趋同化。众所周知，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 分，由于文化的全球化是对应于经济、政治的全球化而言的，所以，它只能是狭义的，主要 指价值、观念、精神、伦理的全球化。这涉及到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即是否承认人类 文化的共性。坚持文化异质论和个性论的人当然不承认人类文化的共性，文化全球化的反对 者大都属于此列。诚然，文化的异质性和多样性是活生生的现实，几千个民族和近两百个国 家的存在就是明证，但这并不等于文化就只能是植根于不同社群，尤其是植根于不同民族和 国 家的异质文化。从更宏观的历史时段和文明类型来看，是存在人类共同文化的。
人类文化的同质性指涉两个方面。首先，文化的主体是人类整体。也就是说，当人们习惯 于把文化的主体定位于社群、民族、国家时，他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异 质文化。但是，如果人们改变一下这种思维定势，尝试着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文化现 象，自然就难以否认文化的共同性。比如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资源、人口、毒品、 艾滋病等等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载体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国家，而是整个人类，解决 这些问题，靠各国孤军奋战根本无济于事，它关系到人类的共同利益，从而要求整体的认同 与行动。于是，全球意识、全球观念应运而生，这种新观念和新意识无疑体现出文化的同质 性。同样道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凸显出来，所以生态文化才得以 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当代人类的又一文化共识。由此可见，文化主体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文化的性质。换言之，有什么样的文化主体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内容、文化形式、文化覆 盖面。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主要记载的是各国、各民族、各个社群在不同的地域、空间繁 衍生存的历史。虽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独自封闭生存的状态逐渐被打破，各民族、各国 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但人类整体性意识十分淡漠，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与 认同主要局限于民族文化、国家文化，简言之是文化的异质性认同。今天，由于全球化的推 动和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人类整体性以前所未有的鲜明性和尖锐性昭然于世。这意味着，文 化主体已拉开了划时代转换序幕，即开始迈出超越国家、民族主体，走向人类主体的第一步 。
其次，文化的内容及其认同表现出一致性。文化主体的转换固然对文化同质性的确认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但这种转换仍然离不开文化的内容。只有在出现共同文化内容并对这一内容 产生共识时，文化主体的转换才可能变为现实。也就是说，一致的文化内容及其认同对于文 化同质性有更根本的意义。因为，一旦出现同样的文化内容，并且不同的文化主体均予以认 可、接纳，那么，即便新的、更高层次的文化主体尚未产生，不同文化主体也会在某些领域 、问题、现象上达成共识，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化趋同，而这种共识文化、趋同文化恰恰是 文 化的全球化。诸如全球意识、全球伦理、网络文化、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观、消费文化、 大众文化、现代化理念等等都是现实存在着的文化观念。这些观念或者植根于全球化、网 络化浪潮，或者产生于全球性问题的客观推动，或者本身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总之， 这些问题、现象是全球性的，引起各民族、国家的关注与共鸣，从而表现出文化的同质性。 这里应当注意，文化的同质化本身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与过程，其合理性是有条件的。全球意 识、可持续发展观、网络文化与生态文化，这些代表着人类文化的未来。现代化理念曾经是 而且至今也是绝大多数国家与民族追求的理念，但今天正在受到批判性审视。至于消费文化 虽有其合理性一面，并且是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之一，但其负面影响已是不争的事 实，且越来越令人忧虑。
3.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殖民化。
文化的全球化不仅表现为文化的同质化，而且表现为文化的殖民化。相对而言，前者的表 现是隐性的、非强制的，后者的表现则是显性的、强制的。文化的殖民化主要是指某些西方 发达国家，凭借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 文化制品和价值观念，以便在文化和思想上影响、同化他国的文化现象。由于推行文化殖民 主义的国家大都是原殖民体系中的宗主国，而被动接受强势文化的国家往往是原来的殖民地 和半殖民地国家（即当代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以就在形式上有着殖民之嫌。这种概括虽然不 够准确，但就殖民主义具有强国主宰弱国，并试图将弱国融入强国实现大一统而言，文化殖 民主义的称谓还是贴切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殖民主义又往往被等同于文化帝国主 义。即便是汤林森，在他特别强调话语决定概念的特定意涵，并从四种角度和语境剖析文化 帝国主义时，也明确指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定指涉就在于：“当它是殖民态度与行为 过程的一种延续类型，或当它是全球资本主义之内，现在仍在持续运转的经济关系之体系所 造成的种种作为与后果。”（注：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9页。）
显而易见，文化的殖民化过程也就是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只是这种文化全球化以强势文化 压制、排斥、甚至最终吞噬弱势文化为特征。而推行文化殖民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个是 获取既得利益，即国家现实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另一个则是确立价值、伦理、观念的文 化主导权，以便按自己的意愿和生活准则塑造世界。文化殖民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是文化主 体间极不平等的文化交往，是国际旧秩序的表现之一。因此，这种文化全球化是必须予以反 对的。
4.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高度互动化、相关化。
文化全球化的另一层涵义是不同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展现、碰撞。它的基点既不是自然进行 的同质化，也不是强制推行的殖民化，而是强调文化表现领域的全球性，不同文化碰撞的全 球性。用罗兰·罗伯森的话讲就是，当代文化的生成、发展与演变是在“全球场”中进行的 。不同社群、民族、国家的文化再也不是封闭的，它们在全球场中展现。不同文化的这种全 球性互动和高度相关，是新科技革命的产物，也是信息、网络时代的基本特征，显然，这是 史无前例的。
如果说文化全球化的前两层涵义都标示着文化的同一性（不管是自然的还是强制的），那么 文化的全球性互动与相关则要求我们关注不同文化在全球场中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也可能 导致同一，即本民族的文化为他民族所认同、接纳，但更多的是相互区别的文化的自我张扬 与认同，换言之，这种影响的目的是追求文化的独特性。在这里，文化的全球化是指“对特 殊的东西、对表面上越来越精致的认同展示方式的寻求具有全球普遍性”
（注：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 页 。）。
由此可见，文化的全球化是一种兼具同质化和异质化的过程与现象，而同质化又区分为自 然 发生的同质化和自觉推动的同质化。在审视和探究文化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影响时，我们 务必注意上述区别。
二、文化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根据对文化全球化的上述理解与界定，我们分别考察它们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1.文化的同质化有助于国际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并为处理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着新的 理念与准则。
文化的同质化是对社会现象及其意义的普遍认同，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这 种认同导致新的规范、价值、观念的产生及其作用，从而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那么，从国 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文化同质化过程中被当代人类所逐渐认同的主要规范、价值、观念有哪 些？并且又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变化与发展的呢？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类共同利益观与全球意识的确立。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是在相互隔绝的 地理环境中，以氏族、部落、民族、国家的群体形式生活。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虽然科学技 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的扩张，把人类引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但伴随近代工业化 、现代化进程的无疑是民族国家本位观念的牢固确立。这一观念的核心在于人们对国家利益 及 其权威的认同、归依，尤其在对外关系方面，国家利益的追求与捍卫更是毋庸置疑的铁律， 至于人类共同利益和整体要求，或者根本未曾考虑，或者明确地予以排斥。这样，国家间的 关系就只能是冲突与对抗。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的相互依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都明显加强。这种 相互依存一方面表现为利益的共存共享，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问题的相伴相生。面对日益严峻 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地球是一个整体，人类是一个整体。 生 活于民族国家中的人们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人类整体角度审视生存与 发展问题，追求和捍卫人类的共同利益。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人类的整体利益已有了更重 要的地位，它们不仅关系到人类整体的生存，而且制约着国家利益的实现。正是这种新的观 念与意识，规范和指导着20世纪末的国际关系。
其次是共处、对话、合作理念的确立。由于传统的国际关系在内容上被限定于国家利益的 较量，突出军事与政治安全，因此，其主导性倾向是冲突、对抗，从而导致国际社会的动荡 。尤其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都以消灭瓦解对手为目标。
随着冷战的终结和相互依存的加深，世界各国都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一种人类文明进程的大 趋势，这就是由于利益和问题的高度相关性，对抗、冲突已成为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大忌。即 便从国家利益的获取来讲，一味地对抗也是下策。换言之，对抗性政治思维和战略选择已难 以维护国家的正当利益，更成为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障碍。无论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意识 形态、历史传统有何差异，坚持求同存异，对话合作，才是理智的选择。显然，从对抗政治 转向合作政治，从“零和博弈”转向“猎鹿博弈”，从惟我独尊、惟我至上转向相互尊重、 共处共存，这一切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性变迁提供了新的政治理念。虽然这些新理念还有 其脆弱性一面，往往受到现实国际关系中冲突、对抗的冲击，但作为一种大势很难阻挡，它 必将伴随全球化的深入而发挥更大作用。
再次是法理主义与制度主义观念的确立。法理主义主张将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建立在法制 基础之上，制度主义则强调国际制度、规则对国际关系的规范与协调作用。它们的共同指向 就在于反对国家关系中的霸权，特别是大国霸权，提升国际社会共同体及其所制定的原则、 规章、规范的权威，以达至国际关系的有序与协调。这种观念虽可在20世纪初的理想主义流 派中找到其渊源，但由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的影响，特别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冷 战与对峙，所以长期处于非主流甚至被冷落的境地。今天，由于国际关系大环境的改善，霸 权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民主的呼声更为强烈，所以，国际关系的法制化与制度化就不仅有 了客观的需要，而且有了现实的可能。此外，全球意识、共处合作理念的张扬，也促使法理 主义和制度主义的扩张。于是，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我们愈来愈多地感受到国际组织、国际 规则的重要。人们评判一种国际行为（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国际共同体的），愈来愈强调法规和 制度的依据，并自觉建构着更多的组织、法规、机制。
2.文化的殖民化反映着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从而毒化国际关系并阻碍新 的国际秩序的建立。
在国际交往和人类文明进程中，文化的同一性若是自然产生并为各国、各民族自愿认同， 那么一般来讲，这种共同文化必定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从而有助于社会进步。反之，文化的 同一性若以某国的主观意志和预谋为基础，凭借强制（军事暴力或经济、政治、文化优势）确 立，则必定导致国际关系的紧张与对抗。文化的殖民化就属于后者。
文化的殖民化无疑在特定意义上延续着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殖民主义 是以殖民者的侵略、掠夺、压榨为鲜明特征的。随着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陆续成为独 立的主权国家，以赤裸裸的军事入侵和政治控制为特征的老殖民主义已被送进历史博物馆。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大都为历史上的宗主国）并未放弃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价值取向去建构、 统摄世界的企图。于是，凭借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与经济优势，通过市场化和文化的主 导与传播，推行文化霸权与文化殖民，就成为一种战略选择。这样一来，历史上的军事、政 治、经济的殖民化，就演变为文化的殖民化。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凸显了发达国家与不 发达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对此，不少 学者都作出了颇有见地的论述。如斯塔夫里亚诺思教授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存在着“思想上 的帝国主义，或者说思想殖民化”问题
（注：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中文版序言，第5页。）；萨义德教授也通过对“东方主义”的剖析，批判 了西方的文化霸权。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存在的这种文化殖民化，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在市场化和文化交 流过程中，大力推销西方的文化制品，宣扬自身信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物 质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膨胀，社会公德和义务观念的淡漠，以及西方的人权、民主 、自由思想的传播等等，都是当今文化殖民化的必然后果。而这种后果不仅冲击原有的民族 文 化认同，还可能威胁国家的政治权威和社会稳定，从而理所当然地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 制与抗争，构成当代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与内容。
反对文化殖民化的斗争首先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民族文化，反对西方文化渗透的民 族运动。这里既有各国政治家对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尖锐抨击，也有来自民间的广大民 众对西方文化的抵制，还有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宣战。其次，反对文 化殖民化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未停留于双边关系之内，而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从70年代 国 际社会呼吁建立更加公正、有效的世界情报和交流新秩序，到90年代围绕网络化、信息化的 对话与斗争，表明整个国际社会对文化问题的关切。文化交流的平等，文化模式及价值追求 的多元，文化发展的自由选择与非政治化，是国际关系领域反对文化霸权与文化殖民化的目 标。显然，这个领域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国际关系的走势与 进程。
虽然文化的殖民化主要用来指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特殊关系，但如果将其绝对 化，认为它只适用于这种关系，则未免有些简单、片面。事实上文化的殖民化就其所内含的 霸道、霸权、支配、控制等意义而言，同样适用于发达国家之间，由此可见，文化的殖民化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3.文化的高度相关化既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碰撞，又展示了多元文化的绚丽多姿，从 而增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在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趋同化与殖民化以不同的方式标志着文化的一体化，从而 很容易导致一种误解，即认为文化的全球化只追求、展现同一性，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性 将在这一进程中消失，事实绝非如此。当代国际社会的现实恰恰表明，弘扬民族文化的独特 性，捍卫文化的多元性，成为与文化的趋同化并存的另一个潮流。冷战后民族主义的崛起， 原教旨主义的扩展，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的深入发展，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从国 内到国际的种种社团、社区、地方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都从不同角度、层面反映出人们对 独特文化认同的强烈渴望以及捍卫文化特殊性的不懈努力。而这一切，又是在全球化的大背 景、大框架中进行的。
当然，不同文化的并存与碰撞并非始自今日，但毋庸置疑的是，只是在20世纪末文化的多 样性才展现得如此广泛，不同文化的碰撞才会如此频繁与激烈。不同文化的这种空前相关、 互动，势必对国际关系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比如生态文化影响下的环保运动和生态纠纷成 为国际关系的新热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包括移民文化）的矛盾往往导致国家间的对抗， 凡此种种，都使得当代国际关系更加复杂，从而要求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国际事务时更为审慎 。
三、应对文化全球化的若干思考
如前所述，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一个客观事实。面对这一事实，当代人 类应以理性的态度积极应对，趋利避害，为自身构建更好的发展环境。
首先，人们应克服种种意识形态偏见与认识上的片面性，从理论上弄清全球化的内涵，真 正认同文化全球化的客观性。
全球化研究与认同中的最大片面性之一就是仅仅承认经济全球化。对此，很多学者进行了 批判，表述了不同意见。美国学者罗伯森指出，全球化被不幸地从工商研究角度加以理解， “全球化讨论在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了我打算称为经济主义的形态”
（注：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中文版序言，第2页。）。而他本人则关注全球 化的文化维度。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的内容无论如何也 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注：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40页。）。德国学者贝克更是专门关注全球化的政 治 维度，提出了伴随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急迫的重建民主和加强全球政治管理等尖锐问题
（注：参见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里斯本小组在其提供的《竞争的极限》的报告中同样表示：“全球化涉及的是众多国家与社 会之间多种多样的纵向横向联系。”
（注：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页。）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则在论述全球化时开门见山指出： “全球化话题是个实践—政治话题，也是个社会—经济话题，此外，它还是一个思想话题。 ” （注：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西方学者虽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结论却符合经济决定政治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导致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论断的原因恐怕有如下三点。其一，经济全球化不仅在终极意义 上是全球化的基础，而且是迄今为止的现实生活中最为人感知的现象和事实，鉴于此，人们 习惯采取简略方法来概括和理解全球化。其二，把全球化视为趋同化、同质化（或至少特别 看重这一点）。于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压力，能够认同经济全球化，而出于对主权的 维护和民族文化的弘扬，则排斥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其三，用经济全球化来模糊甚至有意 掩盖政治控制和文化霸权，以实现按西方的制度、价值、模式、生活方式统一和支配世界的 目的。显然，在上述三个原因中，既有认识上的片面性，又有政治上的担忧，还有意识形态 的作祟。尽管这些原因不能相提并论，但却共同造成了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的错误论断，影 响了人们对全球化的全面认识，无助于人们积极而有效地应对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甚 至会在全球化的政治与文化后果面前手足无措。
其次，理直气壮地认同并推动文化的趋同化，努力构建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机制 。
无论出于政治上的担忧还是文化上的守成，文化的趋同或同质，似乎都令人不快并对此抱 有戒心。这种现象虽可理解，但却有悖于理性和科学。文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文化的时代 性与民族性、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些不同的表述都在揭示着文化的双重性，表明文化 从来就有同异之分。因此，承认文化的趋同化、同质化乃理所应当，不承认甚至批判文化的 同一性倒让人费解、担心。不要忘记我们在人权、民主、市场经济等等问题上的教训，认同 人权、民主、市场经济的普遍价值，并未影响我们同时指出人权、民主、市场经济在不同国 家、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同理，认同文化的同一性，当然也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文化的差 异性。
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就不难发现，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新文明转 型的历史转折关头，信息化、全球化、可持续发展正在从根基上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这种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社会大变迁中，新的文化观念、价值追求 、思维方式的问世具有历史必然性。因此，今天讲文化的趋同化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说 服力，也更易于为人们所感知。恐怕也正基于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遭致了广泛的批评， 因为他虽然敏锐地指出了冷战后文明与文化冲突的现实，但却未能看到全球化所导致的不同 文 化融合的大趋势。
新的文明与新的时代要求有新的文化与价值，前文所论及的全球意识、法理主义、制度主 义、对话与合作观念等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几种。毫无疑问，这些新观念与新价值已对当代 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国际对话的日益广泛，国际法与国际规则的完善与约束 力的增强，诸多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不断问世并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国际社会对影响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问题的关注与共识，这一切无不打上新观念、新价值的烙印。就此而 言，当代国际关系正逐渐纳入更理性、更制度化的轨道。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新的价值与观念还远未成熟并站稳脚跟，它不仅受到霸权主义的破 坏，而且遭致传统思维的抵制。换言之，这些新观念与新价值的认同度还有限，从而无论是 新国际机制的形成还是实施都困难重重，反复多变，势必影响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国际关系的 自觉发展。因此，进一步强化对文化全球化中所显现的新价值与新观念的认同，仍然是非常 重要的工作。
再次，坚决反对文化殖民与文化霸权，提高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自觉性与有效性。
文化的全球化在给国际关系带来正面效应的同时，也增加了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与控制 的可能性。于是，文化帝国主义就成为影响当代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对此，必须 有足够的认识与应有的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可区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非常自觉地服从国 家对外战略和政治目的的文化渗透与扩张，公开标榜西方的价值与生活方式的先进性，并竭 尽全力予以传播和推广。这种形式容易为人们所识别，必然遭致反对与抵制。另一种是非自 觉的文化优越感和客观的文化优势的显现。如启蒙思想和现代性理念源于西方，而今天这些 文化成果正为进行现代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需要，于是，西方发达国家就会不自觉地要求 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些文化成果。英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在网络化中的绝对 领先地位，则从另一方面推动着西方文化的传播。这后一种形式就是话语的霸权、文化环境 与成果的霸权，它具有客观的强制性，从而容易使人就范。
显然，无论对于公开的赤裸裸的文化渗透，还是隐含在客观强制性之中的文化影响，都应 进行积极的防范与斗争。对于前者要敢于进行面对面的较量，对于后者则需要更理性的思考 与更有效的应对，既要在一定限度内承认西方文化优势的合理性，积极吸取其中的精华，又 要据理力争，不断创造新的可能与规则，以逐步改变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劣势。这场建立文化 与信息新秩序的斗争，是文化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世界各国都应超越各自的束缚与局限，为 建立文化与信息新秩序而作出贡献。
最后，应以包容的心态和宽容的精神对待异质文化，营造多元文化共处共存的理性、平和 的环境。
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就是不同文化碰撞的过程。碰撞可能导致融合，但更多的是矛盾，是自 我张扬与保留。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的异质性和特殊性就是文化的宿命，就如同自然界存 在万事万物是其本性一样。真正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会以广阔的胸怀包容种种不同于本土 文化的异质文化，就会宽容地对待异质文化的价值、理念、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尊重它 们的选择与追求。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矛盾甚至文化冲突都难以避免，关键在于平等地对话 、沟通，理智地协调，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文化矛盾与冲突的政治化、非理性化。当代国 际关系中文化因素之所以格外受到关切，除了文明转型造成的强大冲击外，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缺乏宽容和理性精神，往往受情绪的左右，从而导致失控并易于被政治利用。因此，正如 施密特所说：“在全球化时代，迫切需要树立一种对其他文明和宗教的有关学说持尊重和宽 容态度的普遍意愿。”
（注：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第69页。
）换言之，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拓展，呼唤理性与宽容，倡导对话与相 互尊重，明确每个国家、民族，以及每个个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与义务，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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