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形”问题论争与20世纪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的命运——纪念《资本论》第三卷发表1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论论文,经济学论文,三卷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4)06-0030-13 今年是《资本论》第三卷发表120周年。百余年来，围绕《资本论》第三卷的主要理论展开的论争，特别是关于“转形”问题的论争，成为20世纪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的集中体现。甚至可以说，“转形”问题论争的起伏跌宕，更是20世纪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命运多舛的最为贴近的写照。① 一、“转形”问题论争的出现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补充” 西方学者所谓的“转形”问题(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指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论述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问题。“转形”问题论争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出版和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这一时期。②20世纪初，“转形”问题论争开始以对《资本论》第三卷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理论“补充”的形式出现。 冯·博特凯维兹在1906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体系中价值计算和价格计算问题》和1907年发表的《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基本理论结构的修正》这两篇文章中指出③，除了明确加以说明的情况之外，马克思提到的价值实际上是交换关系的指数，“这是价值概念的本质，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根据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在量上加以决定”④；而生产价格同价值一样，“也是交换关系的指数”，这时，“价值计算意味着按照价值规律决定商品交换关系，(生产)价格计算意味着按照利润率均等规律决定同样的交换关系”。⑤他指出：“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马克思使用的涉及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的程序是错误的，因为这种程序没有严格地区分价值和(生产)价格计算的两个原理”。⑥在博特凯维兹看来，马克思对“转形”过程的论述，只涉及投入用价值量计算、产出用生产价格量计算的情况，没有探讨投入也按照生产价格计算的“转形”过程。博特凯维兹认为，马克思注意到这一难题，如《资本论》第三卷曾提到，从“总计”上看，“这一切总是归结为这样的情形：加入某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多多少，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就少多少，因此，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互相抵消。”马克思信守的方法论原则就是：“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数来发生作用。”⑦博特凯维兹误把马克思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难题当作马克思不能解决的难题，据此试图用一组联立方程解决投入的成本价格在按生产价格计算时的“转形”过程和关系。博特凯维兹对“转形”问题的探索，基本上是在马克思已有论述基础上的“补充”或完善意义上的“修正”。 博特凯维兹的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经由保罗·斯威齐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中的提示，⑧这两篇文章才受到关注。但是，如曼德尔所认为的，博特凯维兹的这两篇文章还是构成“转形”问题论争的“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⑨。斯威齐对博特凯维兹文章的得失作了评价，并提出一个新的联立方程组，同样希望对马克思“转形”问题作出“补充”性的“修正”。 在斯威齐对“转形”问题提示和评价的影响下，20世纪40代末到50年代末，时有关于“转形”问题探索的新文献发表。如E.曼德尔所指出的，“一系列作者通过研究社会总产品在劳动分工的不同部门的分配，在各种各样的假定下，设计出不同的计算(生产)价格和价值的方法，得到了或多或少不同于马克思的结论”⑩。这“一系列作者”及其著述，主要有J.温特尼茨在1948年发表的《价值和价格：所谓“转形”问题的解决》、M.多布1955年发表的《关于价值问题的探讨》、L.米克1956年出版的《劳动价值学说史的研究》和同年发表的《关于“转形”的若干问题的探讨》，以及F.塞顿1957年发表的《关于“转形问题”》等。这一时期，对“转形”问题的新的探讨，主要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圈内，还是以“补充”马克思经济学既有理论为基本出发点，有着显著的“完善”或“修正”马克思经济学的取向。 温特尼茨认为，“‘转形’问题和一个被广泛争论的问题相关，这就是，在产业资本主义和完全竞争背景下，产品价格结构能否按李嘉图和马克思假定的那样，从由劳动所决定的价值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11)。在他看来，马克思以价值为基础的投入资本来计算平均利润率确实存在问题，“如果我们以等价交换为基础，并认为在(生产)价格发生变化时始终保持利润率平均化，那么，马克思的‘转形’方法就是正确的”，然而，“这种计算平均利润率的简单方法与资本主义的事实不相符合，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一经确立，(生产)价格不再是由价值相等的交换条件决定，而是由利润率的平均实现来决定。”这样，“在产业资本主义一般情况下，要坚持资本家的投入必须以生产价格为前提来计算利润率的这一假设。”(12)据此，温特尼茨试图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不需要特殊设定的、直截了当的代数分析方法”(13)。他的结论就是：“将这种‘转形’方法应用于简单再生产的方程式，就会发现它不仅对于这种特殊的‘转形’是不变的，而且对于每个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投入和产出的‘转形’也都是不变的。除此之外，这种‘转形’还能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得到，因为上述等式仅仅设定了不同部门之间积累率的函数关系，在‘转形’过程中，其关系也会发生相应变化。”(14)米克对温特尼茨的解决方法作了肯定性的评价，认为温特尼茨“清除了博特凯维兹解决方法中的冗余内容和不必要的假定”，而且“对那些持有将投入和产出的要素都考虑在内时价值就不能转化为价格的观点的人来说，温特尼茨的解决方法是一个有效的回击”。(15) 与温特尼茨的论文发表相隔大约10年，塞顿在《关于“转形问题”》一文中，以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为基本框架，将“转形”问题的分析建立在n部门经济中，并假设所有的n种产品可以作为投入用于所有的n个部门中。塞顿的研究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霍华德和金认为：“塞顿的文章在‘转形’问题的现代讨论中是一个界标，他提供了在许多部门经济中(生产)价格可以由劳动价值决定的证明，后来研究该问题的大多数的数量经济学家采纳了他的公式，所作的只是一些微小的变动。”(16) 塞顿在他论文结束处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告诫”，对后来“转形”问题在西方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他提出：“马克思的‘转形’过程概念的内在连续性和确定性，以及他由此概念引出的推论，经过本文的分析已完全证明是正确的。但是，构建其学说的理论基础却未经推敲，如果没有这些基本理论，整个‘转形’理论将失去其本质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据我所知，所有部门的剥削率都相等的假设就从未得到证实，而生产资本品的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比例一定会比其他部门高的假设也无法确认其真伪。最重要的是，整个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基石，即对于除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的否定，实质上是一种断言而不是一种真正的认识。对于未来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考察这些对理论构建有基础性意义的先入之见上，而不需再研究已经在本文中得到充分证明的逻辑结构。”(17)这一“重要的告诫”，成为后来“转形”问题论争的重点，关于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逻辑的探索转向了对劳动价值论这一“基础理论”本身的论争，关于“转形”问题论争的范围也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圈子”延伸到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解读”成为“转形”问题论争的新取向。 二、“转形”问题论争的延伸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现代“解读” 1960年，P.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出版，使得“转形”问题论争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斯拉法构建了投入—产出方程体系，对新古典边际主义理论作出批判。在斯拉法模型中，价格和物质量之间的关系完全独立于价值，从而使得“转形”问题论争，“开始从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构建的技术性批判，转向对经济分析上劳动价值论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应当被抛弃的证明”。(18)对传统的“转形”问题论争，出现了认为价值体系是一种“多余的”解决方法的观点，尽管这里所讲的“多余的”不等于是“错误的”。如伊藤诚所评价的，这时，“参与论争的学者的数量及其多样性以及所考察的理论问题涉及的范围，都使得这次论争成为经济理论历史上最为显著的漫长的论争之一”。(19) P.A.萨缪尔逊在1971年发表的《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间所谓转化问题概述》一文提出，沿着博特凯维兹—斯威齐的线路形成的成本价格转化为以生产价格计算的“转形”程序，只在一种特殊的情形下，即在所有资本都具有“相同的内部资本构成”的情形下，才是有效的；因而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完全缺乏一般性，其结果与直接从用物质术语表示的投入—产出技术数据构建的价格方程体系得到的结果完全一样。他由此以调侃的口吻断言，“转形”问题的计算方法，不过是对“两个互不协调的理论体系的思考，写下一个，然后拿橡皮擦把它擦掉，填下另外一个。瞧！你已经完成了你的‘转形’计算了”(20)。他的结论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劳动价值论似乎是一种迂回，对于理解竞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是不必要的。而剩余价值理论对于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这两个重要问题的分析，也几乎或完全没有帮助。”(21) 萨缪尔森是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1971年提出“橡皮擦算法”的观点自然引起更多的关注。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自庞巴维克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致认定的马克思价值理论是“错误的”成见，因而受到完全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抨击。A.勒纳认为，萨缪尔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出了“不合理的让步”(illegal concessions)，(22)因为这一“让步”暴露了庞巴维克观点是如此的失败，劳动价值论似乎变得是可以接受了，至少在逻辑上是可以接受的。从对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指责转变为是“多余的”指责，不能为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容忍。G.索斯沃斯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萨缪尔森的论述是对马克思的曲解，这一曲解无非是要极力说明马克思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后李嘉图主义者”，因而马克思“不仅可以被忽视，而且应该被忽视”。萨缪尔森“打哈哈”式的用语，实际上是为了实现抵制当时对马克思经济学兴趣日益增加的政治目的。索斯沃斯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不是“像教给大多数学生相信的那样是一种简单而纯粹的政治辩护。尽管它需要发展，但它提供的是一种理解现实的更好的工具”(23)。 1973年，森岛通夫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一书中认为，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概念只有在产业是“线性相关”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在实际工资水平和剥削率都存在的条件下，马克思的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并非互不相容。“如果加以修正和附加某些限制条件的话，马克思的很多命题是正确的，不过这些条件是相当严格的，因而人们会认为马克思在解决‘转形’问题上是不成功的……但是马克思的‘转形’问题并不是想要确立价值和价格之间的比例，相反，他是想证明个别的剥削与个别的利润不成比例。”(24)冯·魏茨泽克在《森岛通夫论马克思》一文中认为，森岛通夫对马克思的理论充满同情，这使他避免了像萨缪尔森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在解释马克思理论时所犯的错误，“在把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数理经济学进行比较时，森岛通夫似乎基本认同了马克思的结论。在我看来，这远远好于我们的经济学家对待马克思的态度，他们根本就没有试图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严肃的思考，而只是随大流去批评马克思的观点。”(25) 1974年，W.J.鲍莫尔在《价值转形：马克思的“真实”含义》一文中认为，自博特凯维兹以来，对“转形”问题的量上的解决方法的论争，在马克思看来其实是无关紧要的问题；马克思“转形”问题的“真实意图”，是用数学模型说明通过竞争实现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之间进行收入分配的问题，“转形”问题的关键在于剩余价值是如何转化为不同资本所有权收益的，如转化为利润、利息等等。对马克思的这一“真实意图”来说，鲍莫尔强调，价值以及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是“必不可少的”前提。(26) 在新李嘉图主义学派中，伊恩·斯蒂德曼1977年在《按照斯拉法研究马克思》一书中，依据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提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附和了萨缪尔森的观点，认为斯拉法体系是马克思体系的替代物。他认为，生产条件和支付给工人的实际工资这两者，均由商品的物质数量决定，进而决定利润率及商品的生产价格；各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数量本身也完全由生产条件所决定，因此，劳动价值不再能决定利润率或生产价格；在一个竞争性资本主义中，利润率不等于S/(C+V)，不存在从剩余价值到利润，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因为利润和生产价格可以无需考虑任何价值量而被决定；不需要价值度量也能决定社会劳动的配置。(27)因此，他认为，“转形”问题完全不必求助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与其让劳动价值论绕着脖子阻碍思考，不如干脆将它丢在一边而集中精力发展出一种内部连贯一致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28) 斯蒂德曼这种所谓“按照斯拉法”对马克思“转形”问题研究的结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激烈论争。伊藤诚在《联合生产：斯蒂德曼遗留的问题》一文中认为，斯蒂德曼把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要点狭隘地归结为均衡价格的确定，并指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自相矛盾的，这是由于斯蒂德曼忽视了价值形式理论，片面地从技术方面去理解价值概念。对于马克思来说，伊藤诚认为，“价值理论完全不是仅仅确定均衡价格的手段。它首先是一种用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规定性的理论”(29)，其本质在于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它的特殊形式和机制。 谢赫在1977年发表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转形”问题》中指出，从博特凯维兹最初的“转形程序”论述，到后来塞顿“变体”的研究，“所有这些‘解法’都存在着同样的基本缺陷，他们在证明‘从价值推导出价格的形式上的可能性’的同时，明显地割断了马克思在他自己的‘转形程序’中特别强调的(生产)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重要联系”。(30)谢赫强调，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简单继承，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新学说。他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牛顿力学的关系为例指出：“在爱因斯坦和牛顿之间有着广泛的差别，有着导源于不同的方法论、不同的分析目标等等上的区别，一直延伸到概念和计算上的区别。换句话说，在这两种分析方式上，有一个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突破’(paradigm break)”。(31)在谢赫看来，“把‘转形’问题简化为仅仅是计算问题，简直就是把马克思经济学转变为新古典经济学……如果这样的话，马克思也就只能被看作是‘多余的’了”。(32)谢赫的主要结论就是：“‘转形’不是‘从价值到价格’的‘转形’，而不过是从价值的一种形式(直接价格)向另一种形式(生产价格)的转化”；这里的“转形”，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变化，“从直接价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不涉及整个体系的任何实质性的变化”；“马克思在这种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推导出的规律，不能从以生产价格为起点的理论推导出来”。(33)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这种“多余性”观点，受到了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批判，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像其他类型的理论，并不只是为了决定均衡价格，更重要的是为了阐明资本和工人在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关系。因此，“如果在古典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认为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价格背后的以人类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本质，那么劳动价值论不仅远远不是多余的，反而是必不可少的”。(34)但是，也必须看到，萨缪尔森和斯蒂德曼的观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的严重挑战。如伊藤诚所认为的，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转形”问题的新论争，“把由博特凯维兹定义的‘转形’问题和庞巴维克传统中对劳动价值论的广泛质疑结合在了一起”；由此而产生的诸如“多余性”这样的观点，“在年轻的西方学者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学者现在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新古典和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一样，可能值得进行数学分析。与此同时，他们被斯拉法沿着相同的思路进行的批判所感染”。(35) 三、“转形”问题论争的拓展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多维“重塑”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转形”问题论争呈现新的样式，进一步演变为新古典主义、新李嘉图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对抗的论争态势，伊藤诚将其评价为“转形”论争“三足鼎立”格局的出现。(36)对“转形”问题论争从补充性的“修正”到“多余性”和“重新构造”的论证，再到“多维塑造”的变化，成为理解20世纪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演进的主要线索，也成为理解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命运的基本视角。 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发表是新李嘉图主义这一经济思想流派产生的标识。新李嘉图主义尽管对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边际主义要素作了批判，但是它同新古典主义理论一样，坚持的还是均衡分析方法。因此，它必然同新古典主义理论一样，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相互联系的特征，不可能提供一种完全的和有效的分析工具。斯蒂德曼“按照斯拉法”对“转形”问题的探讨，受到多方面的质疑。R.D.沃尔夫、A.卡拉瑞和B.罗伯茨认为，包括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在内的诸多经济学流派，草率地将马克思和李嘉图的理论都归于“古典经济学”框架之下，并将马克思理论仅仅看做是李嘉图学术观点的发展，而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区别。作为古典经济学家的李嘉图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独特的生产体系，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坚持并试图加以证明的根本的社会理论观点；古典经济学把所思考的社会和经济现象当成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秩序，而马克思则把对资本主义与对其他经济社会形态的研究完全区分开来。“为了这个目的，马克思不仅把劳动力看作一种商品，而且对他从古典理论中继承的价值概念进行了‘转形’。”(37)这一基本认识，在“转形”问题的新探索中，诸如“新解决方法”、沿着质的一面阐述问题、概率近似方法和“跨期一元体系”等中得到集中体现。 一是“新解决方法”或“新解释”问题。这是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转形”问题的新的论述。“新解释”的一些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D.K.弗利、G.杜梅尼尔和A.利皮兹等的相关著述中。(38)弗利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劳动价值论堪比伽利略和牛顿在物理领域进行的哲学的和理论的创新。”(39)弗利按照自己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试图消弭他所认为的“转形”问题论争中的混乱和迷惘。与弗利相比，杜梅尼尔对劳动价值论理解的视角相对狭窄，把劳动价值论仅仅看作是一种剥削的社会学。他认为：“‘转形’问题不是一个从价值引出生产价格的理论”，而“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完全独立于利润率平均化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劳动价值论与分析资本主义无关。相反，对剥削理论而言，它是核心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占有剩余劳动基础之上的阶级社会的一个新变种……从而价值概念是资本主义剥削理论的一个必要部分，也是马克思《资本论》分析中的一个首要目标”(40)。法因对此多有质疑，他指出：“对于围绕价值形式展开的价值理论、劳动力价值、货币价值和结构及资本主义动态等关键问题，‘新解释’一个都没有解决。更有甚者，‘新解释’把劳动价值论搁在一边，并把它狭隘化为一种(静态)的剥削理论。”(41) 利皮兹对“转形”问题作出新的数学证明，提出“马克思‘转形’定理”的三点结论：“第一，对于每一个产出结构而言，存在着一种且仅仅存在一种可使利润平均化的资本主义价值再分配；第二，如果选择这样的计量单位，能使得以价值表示的价值增殖额等于纯产品的价格总值，那么利润总额就等于剩余价值总额；第三，平均利润率是剥削率、每个部门的生产技术函数以及社会劳动在部门间分配的函数，因而也是产出结构的函数。”(42)利皮兹沿用的尽管是“转形”问题论争中传统的数学方法，但他还是力求赋予这一论证多维“重塑”。 二是有关质的方面阐述问题的理论发展。这一理论强调价值分析的质的方面是理解“转形”问题的焦点。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联系是抽象层次不同的范畴之间的转化，是一种抽象的不同层次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一种纯粹的逻辑上的数学程序。B.法因和A.菲力欧对“转形”问题的质的解决方法作了积极探索。 法因和菲力欧指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无法在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不像那些寻找数学方法来解决问题的人认为的那样。(43)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价值是作为社会关系的结果而存在的，因此不是要在价值或价格体系之间作出选择，而是要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上的认知和分析层面上的解释。质的解释当然也遇到了量的分析的支持者的批判，认为质的阐述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避难所”。显然，这种质的解释不可能终结有关“转形”问题的论争，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就高度重视价值理论量的方面的问题，马克思本人也非常关注价值和价格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在马克思看来，对“转形”问题单纯地从量的方面或孤立地从质的方面的研究都是偏颇的，而且在“转形”问题上量的分析和质的研究也是难以分割的。 三是对“转形”问题的概率方法(probabilistic approach)的分析。这一分析较为直接地回应了斯蒂德曼在《按照斯拉法研究马克思》中提出的观点。E.法杰恩和M.马考维在对这一统计方法的阐发中，提出了解决“转形”问题的新观点。(44)在他们看来，有关这个问题的根本性的、同时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假定，就是平均利润率的假定。他们批判有关利润率假定中的决定论，提出了一种非决定论的模型。在这种模型中，利润率只能在概率的基础上决定。传统方法认为所有部门的利润率是相等的，是因为所有理论家都认为，通过竞争形成的利润率的均等化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经验。事实上，利润率总是不同的，这一点从经验上和市场分析中看都是如此。 概率方法的分析认为，市场上的交换关系通过自由市场过程按照生产价格调整。商品的价格可以在买卖双方之间进行自由协商，但是价格的可变性受到一个未知参数的限制。这种方法与斯拉法方法不同的是，它认为生产价格不是研究的对象，存在的只是价值体系(生产的单个价值)和市场价格(在市场上形成的可观察得到的交换关系)。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交换关系受经济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的支配。这就意味着，即使市场价格是“开放的”，价值规律仍然支配和调节它们。价值和价格之间的联系可以模型化为一种概率计算，而这其中不存在绝对的均衡趋势。 四是对“转形”问题的“跨期一元体系解释”(Temporal Single System Interpretation，TSSI)。这一解释较多地利用数学工具，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存在“内在不一致”及“多余的”观点作了反驳。在TSSI看来，先前关于“转形”问题的讨论，包括博特凯维兹、斯威齐、塞顿、森岛通夫和斯蒂德曼等的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以“同期”(simultaneous)为基础的“转形”模型上的，因此，都无法解释价值向价格转化的内涵。弗里曼、克莱曼和威尔斯等认为，建立在“同期”解释基础上的“转形”问题论争，把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看作是同时决定的，造成了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分离，把“转形”问题转变为一个“虚假问题”(spurious problem)。(45)从这种“同期”视角出发，得出的只能是价值体系的“多余性”和放弃马克思经济学的结论。 TSSI认为，“转形”是在时间顺序中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先要有一个由经济的技术条件决定的价值体系，以此为源头推导出价格体系，而后两个体系之间出现“跨期”联系。从总体上看，“跨期一元体系”与传统的“转形”问题的区别在于：在传统的“转形”问题中，价格与价值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二元体系”；且当期的价值“转形”与下期的“转形”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是一种“单期的体系”。在TSSI中，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在时间维度中得到统一，每一期通过“转形”后得到的价格被看做是其后一期还未“转形”的价值，因而将原有的独立的、分裂的单期“二元体系”，综合为跨期的“一元体系”。之所以称之为“跨期”，是因为使用了非均衡的和动态的方法，强调建立在历期成本基础之上的价值和价格的相继决定，与建立在当期价值和价格基础上的同时计算相对应；之所以称之为“一元体系”，是因为价值和价格被决定时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 克莱曼认为，“同期主义同物质主义交织在一起，难以分离”。(46)TSSI认为的“物质主义”，是对斯蒂德曼所说的“以物质为基础的分析(physically based analysis)”和“物质数量方法(the physical quantities approach)”的简称。物质主义认为，“物质数量”或者更精确地说技术和工人的实际工资，是价值、剩余价值、生产价格、平均利润以及利润率的唯一的直接决定因素。这里的技术指的是物质投入和物质产出之间的关系，实际工资指的是用物质度量的工资。当给定数量的投入与以前相比有了更大的产出时，技术进步就发生了。如果一个工人与以前相比能够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其实际工资就在上升，无论这种情况是发生在其货币工资增加还是商品和服务变得更加便宜条件下，都是如此。在克莱曼看来，所有的同期主义解释和理论都隶属于物质主义，揭示物质主义的理论失误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对“转形”问题论争中存在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内部不一致”的观点几乎毫无例外都可以归结到这一点上，“同期主义和价值规律根本无法兼容，当把马克思的理论构建为一种同期主义理论时，毫无疑问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就变得存在内部的不一致了”。(47)如果表明马克思自己事实上是一个同期主义者，或者他犯下的错误必须通过同期主义的方法来修正，那么他的价值理论注定会存在内部不一致。TSSI认为，自从博特凯维兹以来，整个“转形”问题论争完全被物质主义的错误解释所支配。 TSSI被认为是一种严格的和“一般性马克思价值理论形式——一种用来分析马克思框架下的经济学的不同的范式”(48)。TSSI模型被认为维护了马克思理论的内部一致性，并且证明了“在一种完全地一般的形式上马克思那些经常被批评为错误的命题”(49)，这些评价使得TSSI与“新解释”相比成为一种“明显的值得推荐的更好的解释方法”(50)。维尼奇亚尼认为，在跨期一元方法下，“马克思的命题得到了维护：(1)所有马克思的总价值—总价格相等是成立的；(2)价值不可能为负；(3)利润不能是正的，除非剩余价值是正的；(4)价值生产不再和价格与利润决定无关；(5)利润率不随利润的分配而变化；(6)奢侈部门的生产影响一般利润率；(7)节约劳动的技术的变化会引起利润率的下降。”(51) TSSI对先前关于马克思“转形”问题所有解释的全盘否定，也招致多方面的激烈批判。TSSI的批判者认为，TSSI是对“拯救马克思”的进一步的“溃退”。G.蒙乔维认为，TSSI真正缺乏的是对斯拉法之后还需要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作出清晰的解释。(52)围绕TSSI的观点展开的论争，成为21世纪以来马克思价值理论和“转形”问题论争的焦点。莱伯曼把TSSI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新正统”。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新正统，超越了只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作为继续发展批判性的和革命性社会科学的富有成效的基础。新正统马克思主义宣称，马克思的表述无论是价值理论还是对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他留给我们的体系在所有要素上都是完整的，马克思远远超越他的时代，但却在倒霉的20世纪被完全误解了”。(53)弗利在对《马克思和非均衡经济学》进行评论时认为：“一元体系解释完全认可了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处理”。他的结论是：“该书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阅读的贡献是巨大而坚实的。”但他们“在跨期一元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的替代性例子、模型和方法等尝试，应该被认为是试探性的，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评判和修正”。(54) 四、“转形”问题视界中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命运的思考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发展紧密相连的成果。一方面，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转化形式，对其形成机制和形成过程的理解，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不理解价值实体、价值实现及其转化机制，就不可能搞清抽象层次上的价值向具体层次上的生产价格转化的逻辑过程；另一方面，生产价格中的平均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前提的，不理解剩余价值的本质、来源和基本形式等基本问题，就不可能搞清剩余价值到利润、利润到平均利润的内在转化关系。因此，“转形”问题的论争，在根本上就是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内涵及其经济学意义的论争。 有关“转形”问题的论争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是20世纪西方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论争的焦点问题之一，但也是一个至今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说“转形”问题百年论争有所共识的话，那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意义上的“转形”问题确实是存在的。正是在对“转形”问题长期的热烈论争中，正是在参与论争各方在展示各自的理念、视角、方法、过程和结论中，才有可能发现马克思经济思想百年探究的轨迹，才有可能真正体会到马克思经济学历久弥新的理论价值和学术魅力所在。这不免使人想起20世纪中叶西方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顽固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反对者)约瑟夫·熊彼特，在感慨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伟大”时所说的一番话。他谈到：“大多数智力或想象力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出现，它们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份而出现，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能看到的、摸到的自己的瘢痕而重现。这些创作，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这个把伟大与生命力联结一起的称谓不会不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这伟大一词适合于马克思的理论。”(55)确实，马克思经济学正是在其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其“伟大的”理论上和学术上的感召力。 “转形”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论争的时落时起，与马克思经济学自身的“隐没”和“复兴”有着直接关系。西方主流经济学关注“转形”问题较多时，不只是学术兴趣上或新方法运用上的动力，更多的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复兴”的一种本能反应。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初，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转形”问题的异常关注，不只是因为斯拉法主义的出现或新李嘉图主义的兴起，更多的是因为当时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K.屈内在出版于1972年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曾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复兴”的原因和状况作过阐释。他认为，“有三个不同的理由可以说明我们谈论‘马克思复兴’是适当的：第一，在当前，由朋友和敌人围绕马克思展开的一般性辩论更加活跃；第二，‘学术’经济学开始吸收由马克思发展起来的某些思想，特别是有关增长理论的思想；第三，现代经济学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非正统的经济学流派开始积极倡导‘更高阶段’(在黑格尔或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且马克思经济思想对当时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正产生着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马克思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创建了基础”；二是“马克思不只是经济学研究中许多理论的先驱者，而且为继续发展这些理论奠定了基础”；三是“尽管马克思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上保持沉默，但是马克思至少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远至自动化时代的社会制度变革进行了概略的叙述”。(56)屈内看到，西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对马克思的批判的考察表明，拒绝马克思的理论通常不是因为这些理论的经济内容，而是因为这些理论的社会和政治含义”(57)。“转形”问题百年论争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西方的某些主流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中诸如价值问题、剩余价值问题、“转形”问题等的“解决”，在根本上是要“终结”马克思经济学本身。 百余年来，“转形”问题以各种方式的解决和再解决，以及各种经济思想流派之间的交锋和再交锋，体现的正是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曲折发展的世纪历程。德赛认为，这一时期，“如果说，一直存在对‘转形’问题的兴趣，那不是因为在技术上这个问题难以解决，而是因为不同的人希望从它的解决中或解决方法缺乏的内容中得出不同的东西”。(58)比如，对早先的庞巴维克来说，“转形”问题无法解决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利润源自剥削的观点是错误的；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把‘转形’问题作为一个类似分析技术练习的问题加以解决，可能是希望证明这个问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可以在不丧失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消去这个问题”(59)。而对于众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如果这个问题在不提供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端和历史暂时性的本质的无可辩驳证据的情况下得以解决了，那将是非常令人遗憾和痛惜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反对‘转形’问题可以被简化为一个数学的、数量的问题，并坚持提出和解决了‘转形’问题中存在的错误的问题”(60)。当然，也有一些还想借助马克思经济学声誉、却打算放弃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人，他们“认为原来的转形问题像挂在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脖子上的磨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中充满了错误的和教条式的利润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如果利润率能够被证明不只是源自对劳动的剥削，那么就能够和非劳动要素形成联盟并能更好的赢取政治权力”(61)。显然，放弃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马克思经济学，将失去它的灵魂和基石，也将失去它的当代功能和科学价值。如莫斯利所认为的：“为了让马克思的颠覆性的剥削理论站不住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必要去表明马克思的理论无效之处，从而动摇其理论”。(62) “转形”问题的百年论争表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问题的论争，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的经济学分析工具的新运用和方法的新突破的意义，不能模糊其中体现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与纷争，但同时也不能忽视“回到马克思”、“重读”和“再重读”马克思经济学文本的重要意义。在对“转形”问题中“马克思的理论并不存在逻辑不一致之处”的辩护中，莫斯利认为，马克思在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投入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上并没有失败，而且他的两个总量等式总是能同时成立的。“争论中所谓的逻辑不一致性源于对马克思的理论的逻辑结构的误读，尤其是来自于对于不变和可变资本投入的决定方法的误读”。如果一个人能够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的逻辑结构，那么，他就能认识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出的生产价格理论不仅是完整的而且具有一致性。莫斯利的判断是：“不存在‘转形’问题，至少在马克思尚未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上是不存在的”。(63)在莫斯利看来，马克思已经解决了自己的“转形”问题，很多人提出的“转形”问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马克思经济学也包括马克思整个理论的这一命运，或许是缺乏对马克思基本文本的把握和理解的结果。 回望20世纪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的命运，我们应该承认，“转形”问题(也包括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样的争论，大概只有在西方经济学境遇中才可能出现。在这种境遇下，对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的质疑、反对乃至攻击才可能完全地暴露出来。这种境遇在这一时期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学界难以存在，当马克思经济学受到过多的非学术性的“保护”时，就难以在直面各种理论及其流派的交流、交融和交锋中推进自身的发展。例如，当马克思经济学缺乏现代分析手段时，就难以在理论经济学质态研究向量化分析转变中体现自身的时代性，也难以在同样的现代分析手段的学术平台上彰显马克思经济学自身的现代性。以西方经济学界的这种境遇为背景，展示“转形”问题论争的思想史过程，能够弥合这一时期我们对马克思经济学历史发展的隔膜，也能够开放我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新视域。 ①本文所用的部分资料选自《百年论争——20世纪西方学者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述要》(顾海良主编、常庆欣副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②参见顾海良：《恩格斯与“转形”问题的早期论争》，载《当代经济研究》2014年第8期。 ③L.von Bortkiewicz,"Value and Price in the Marxian System",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No.2,1952,pp.5～60; "On the Correction of Marx's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In:Paul M.Sweezy ed.,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New York:Augustus M.Kelley,1949,pp.197～221. ④L.von Bortkiewicz,"Value and Price in the Marxian System",In:Roberto Marchionatti ed.,Karl Marx:Critical Responses,Vol.3,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8,p.239. ⑤L.von Bortkiewicz,"Value and Price in the Marxian System",In:Roberto Marchionatti ed.,Karl Marx:Critical Responses,Vol.3,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8,p.239. ⑥L.von Bortkiewicz,"Value and Price in the Marxian System",In:Roberto Marchionatti ed.,Karl Marx:Critical Responses,Vol.3,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8,p.241.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181页。 ⑧P.M.Sweezy,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0; first published 1942,pp.112～125. ⑨Ernest Mandel,"Introduction",In:Ernest Mandel and Alan Freeman eds.,Ricardo,Marx,Sraffa:The Langston Memorial Volume,Schocken Books,1985,p.ix. ⑩Ernest Mandel,"Introduction",In:Ernest Mandel and Alan Freeman eds.,Ricardo,Marx,Sraffa:The Langston Memorial Volume,Schocken Books,1985,p.ix. (11)J.Winternitz,"Values and Prices:A Solution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The Economic Journal,Vol.58,No.230,Jun.,1948,p.276. (12)J.Winternitz,"Values and Prices:A Solution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The Economic Journal,Vol.58,No.230,Jun.,1948,p.278. (13)J.Winternitz,"Values and Prices:A Solution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The Economic Journal,Vol.58,No.230,Jun.,1948,p.278. (14)J.Winternitz,"Values and Prices:A Solution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The Economic Journal,Vol.58,No.230,Jun.,1948,p.280. (15)Ronald L.Meek,"Some Not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The Economic Journal,Vol.66,No.261,Mar.,1956,pp.102～103. (16)[英]M.C.霍华德、[美]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顾海良、张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 (17)F.Seton,"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24,No.3,Jun.,1957,p.160. (18)Ernest Mandel,"Introduction",In:Ernest Mandel and Alan Freeman eds.,Ricardo,Marx,Sraffa:The Langston Memorial Volume,Schocken Books,1985,p.xi. (19)Makoto Itoh,"The Value Controversy Reconsidered",In:Bruce Roberts and Susan Feiner eds.,Radical Economic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2,p.53. (20)Paul A.Samuelson,"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9,No.2,Jun.,1971,p.400. (21)Paul A.Samuelson,"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9,No.2,Jun.,1971,p.408. (22)A.Lerner,"A Note 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otion of Exploit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10,No.1,1972,pp.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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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Anwar Shaikh,"Marx's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In:Jesse Schwartz ed.,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Santa Monica: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1977,p.107. (32)Anwar Shaikh,"Marx's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In:Jesse Schwartz ed.,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Santa Monica: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1977,pp.109～110. (33)Anwar Shaikh,"Marx's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In:Jesse Schwartz ed.,The Subtle Anatomy of Capitalism,Santa Monica:Goodyear Publishing Company,1977,p.134. (34)Makoto Itoh,"The Value Controversy Reconsidered",In:Radical Economics,Bruce Roberts and Susan Feiner ed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2,pp.59～60. (35)Makoto Itoh,"The Value Controversy Reconsidered",In:Radical Economics,Bruce Roberts and Susan Feiner ed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2,p.59. (36)Makoto Itoh,"The Value Controversy Reconsidered",In:Radical Economics,Bruce Roberts and Susan Feiner ed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2,p.53. (37)R.D.Wolff,A.Callari and B.Roberts,"A Marxian Alternative to the Traditional 'Transformation Proble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16,No.2/3,Summer/Fall 1984.pp.115～135.Also in:Karl Marx's Economics:Critical Assessments,Edited by Cunningham Wood,Vol.V,pp.451～475,p.116. (38)D.K.Foley,"The Value of Money,the Value of Labor Power and the Marxian Transformation Proble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14,No.2,1982,pp.37～47;G.Duménil,"Beyond the Transformation Riddle:A Labor Theory of Value",Science and Society,1983～1984,Vol.XLVII,No.4,pp.427～450; A.Lipietz,"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sited",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Vol.26,No.1,1982,pp.59～88. (39)Ducan Foley,"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32,No.1,2000,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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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Andrew Kliman,Reclaiming Marx's "Capital":A Refutation of the Myth of Inconsistency,Lexington Books,2007,p.36. (48)A.Freeman and G.Carchedi eds.,Marx and Non-equilibrium Economics,Edward Elgar,1996,p.xiii. (49)A.Freeman and G.Carchedi eds.,Marx and Non-equilibrium Economics,Edward Elgar,1996,p.xviii. (50)A.Kliman and T.McGlone,"A Temporal Single-system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Value Theory",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11,1999,p.35. (51)Roberto Veneziani,"The Temporal Single-System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Economics:A Critical Evaluation",Metroeconomica,Vol.55,No.1,2004,p.97. (52)G.Mongiovi,"Vulgar Economy in Marxian Garb:A Critique of Temporal Single System Marxism",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34,No.4,2002,pp.393～416. (53)David Laibman,"Rhetoric and Substance in Value Theory:An Appraisal of the New Orthodox Marxism",Science & Society,Vol.64,No.3,Fall 2000,p.312. (54)Duncan K.Foley,"Review of Marx and Non-equilibrium Economics by A.Freeman and G.Carchedi(eds.)",Eastern Economic Journal,Vol.23,No.4,1997,p.496. (55)[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3页。 (56)Karl Kühne,Economics and Marxism,Vol.1,English Translation Edition,translated by Robert Shaw,Macmillan Press Ltd.,1979,p.3,p.5. (57)Karl Kühne,Economics and Marxism,Vol.1,English Translation Edition,translated by Robert Shaw,Macmillan Press Ltd.,1979,p.42. (58)Meghnad Desai,"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Vol.2,No.4,1988,p.297. (59)Meghnad Desai,"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Vol.2,No.4,1988,p.297. (60)Meghnad Desai,"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Vol.2,No.4,1988,p.297. (61)Meghnad Desai,"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Vol.2,No.4,1988,p.297. (62)Fred Moseley,"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Rethinking Marxism,Vol.23,No.2,April 2011,p.186. (63)Fred Moseley,"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Rethinking Marxism,Vol.23,No.2,April 2011,p.187.标签：资本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劳动价值论论文; 价值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